剪裁師朋友們
一九六八年春天，和平市場的剪裁師金開南（化名）認識了全泰壹。當時泰壹已離開韓美社，在另一家店工作。漫長的冬天結束，外面的世界迎來了明媚的新春，但他們卻在陰暗的和平市場二樓走廊相遇。
全泰壹留著短短的頭髮，身穿暗色工作服。金開南覺得這位新認識的平凡剪裁師朋友，臉上似乎籠罩著某種沉重的苦惱，給人陰鬱的印象。仔細一看，那表情像是陷入失神沉思的狀態。
由於工作地點相近，開南與泰壹後來經常碰面。開南每次見到泰壹總是腋下夾著厚厚的書，覺得他是個「特別的朋友」。周圍的評價說這位「特別的朋友」是「對女工很溫柔的人」。偶然相遇的次數逐漸增多，發展成了深厚的友誼。他們時常在午餐時間一起到附近的小吃店吃三十韓元的烏龍麵，也會並肩站在能俯瞰首爾大學音樂學院的和平市場二樓走廊窗邊交談。從關於各自家庭環境與成長背景的話題，漸漸擴展到每日艱辛勞動的點滴，以及對社會各種現象的討論，填滿了他們短暫的休閒時光。
在此過程中，開南發現泰壹對和平市場三萬勞動者共同面臨的工作環境與工時問題「異常地深感憂慮」，這正是讓他神情陰鬱沉重的原因。每當兩人談及勞動條件，平時沉默穩重的泰壹總會臉泛紅潮，以激動的語氣長篇大論。有次泰壹拿出《勞動基準法》條文給他看，憤慨地說道：「明明規定每週必須休息一天，不能讓孩子上夜班，夜班必須加給津貼──但你在和平市場什麼時候見過這些規定被遵守？」聽著這些話，開南自己也感到身體因憤怒而顫抖。原本只以盡快學好技術為目標、對勞動條件等問題不太關心的開南，在與泰壹反覆交流後，也逐漸開始關注這些問題，並以新的角度審視工作場所發生的一切。
一九六八年底，開南記得泰壹提議為改善勞動條件成立剪裁師聚會。他說：「我們勞動者若單打獨鬥，確實是手無寸鐵的弱小存在，但若能團結抗爭，就能凝聚巨大力量。改善勞動條件雖然不是簡單的事，但只要組織起幾名剪裁師，用盡一切方法努力，就算無法實現所有願望，至少能讓幾條《勞動基準法》條文真正被遵守。要是老闆們堅持不聽，和平市場三萬勞動者同時發動罷工或示威，他們哪有本事硬幹？」
聽著這番話，開南雖閃過「這目標是否太龐大」的不安，但「理念令人共鳴」的激動與「想嘗試看看」的渴望湧上心頭，便欣然贊同。
他們立刻聚在一起展開具體討論。先是商議組織性質，若一開始就標榜為勞工運動團體，會讓人畏懼退縮，不如先以聯誼會形式運作。招募人手方面，決定由兩人盡力召集認識的剪裁師，並以「組織聯誼會能在困難時互相扶持，特別是轉換職場時可交換資訊協助介紹」為由說服參與。
至於聚會場地，開南租的單人房過於狹窄，泰壹家則距和平市場太遠，加上他的父親威嚴令人生畏，最後只能忍痛負擔高昂茶資，在市場附近的茶館聚會。預計開銷自然不小，主要由泰壹與開南承擔──泰壹強調若讓新會員分攤費用，恐怕會影響組織發展。
約三、四天後，他們勉強湊到十人左右──泰壹找到六、七人，開南召集到三人。招募過程中發現，現職剪裁師因工作繁忙難以參與，成員多是正準備換工作而暫時待業的人，泰壹當時也正好處於轉職空檔。
第一次聚會在東華市場下方的銀河水茶館舉行。眾人擠在昏暗的茶館角落互相問候。由於多是初次見面，話題自然從「認識誰」展開，逐漸延伸到各工廠狀況、老闆為人、薪資水準等。既然是以聯誼名義聚集，大家順勢談起今後在職場上要互相照應。這些尋常對話進行時，泰壹與開南始終繃緊神經留意周圍，生怕其他茶客聽到他們交談的?容。
聚會進行約一小時將結束時，泰壹突然起身說道：「往後我們聯誼的同時，也要改善該改善的──不僅是我們自己，和平市場三萬工人都遭受著壓榨，必須糾正這些現象。下次有機會再深入討論。」眾人對此反應平淡，唯獨散會後有位剪裁師主動上前與泰壹握手：「說得好！我工作時也深有感受，改天再聊。」那天的茶資全由泰壹支付，此後聚會也多是他負擔，據說他不久前在九老洞某訂製服工作間領的薪水，幾乎都耗在這些茶錢上了。
第二次聚會於一週後在同一茶館舉行。雖全員到齊，但並未如泰壹所願熱烈討論改善勞動條件。他和開南都缺乏主持這類聚會的經驗，會議在散漫話題中草草結束。偶爾當泰壹激昂陳詞時，眾人只是沉默聆聽。
多數人終究是只顧著眼前生計過日子，對於那些日復一日經歷的非人勞動條件與生活苦痛，他們在聽聞泰壹激昂陳詞時，與其說被感動，更多是浮現「究竟該怎麼做」的茫然。
這些會員的消極態度雖略有改善，但直到傻瓜會解散前都未真正扭轉，令泰壹深感沮喪。他痛心於並非所有剪裁師都懷抱相同理想，更深刻體會到工人運動的艱難。
苦悶中泰壹萌生一個大膽念頭：若能籌集巨資，在和平市場內創建模範工廠，嚴格遵守《勞動基準法》、人道對待工人，同時證明這樣仍能盈利，或許能帶動其他廠商跟進。
每當從這華麗幻想回歸現實，意識到難以實現時，絕望中又會猛然竄出更可怕的念頭──「若真不行，是否獻出生命就能達成？或許非要我來犧牲才能推動改變……」
自剪裁師聚會啟動以來，泰壹與開南幾乎每天在市場二樓走廊相會，望著窗外的首爾大學音樂學院校園低聲商討。兩人常嘆息聚會進展不如預期，圍繞模範工廠的構想擬定各種計畫，但一觸及現實困境，便只能相視苦笑：「這根本就不是我們能辦成的事啊。」有時泰壹會凝重地說：「恐怕得犧牲一兩條性命，勞動條件才能真正改善。」這種發言總令開南不寒而慄。
在泰壹的熱情推動下，剪裁師聚會仍持續運作，於一九六九年六月底正式舉行成立大會。期間數次聚會中，泰壹逐條向會員講解《勞動基準法》，或許是條文帶來衝擊，眾人逐漸開始回應他的理念。到成立大會時，多數會員對勞動問題遠比普通工人敏感，也認同組織應朝向改善勞動條件的目標前進。關鍵在於許多會員仍懷疑：「憑我們的微薄之力真的能改變現狀嗎？」然而沒人能給出令人信服的解答。
成立大會為避人耳目，選在德壽中學附近破舊中餐館的包廂舉行。經泰壹提議，組織定名為「傻瓜會」。會後眾人轉往倉洞泰壹家徹夜討論後續行動計畫，直至天明。
一九六八年春天，和平市場的剪裁師金開南（化名）認識了全泰壹。當時泰壹已離開韓美社，在另一家店工作。漫長的冬天結束，外面的世界迎來了明媚的新春，但他們卻在陰暗的和平市場二樓走廊相遇。
全泰壹留著短短的頭髮，身穿暗色工作服。金開南覺得這位新認識的平凡剪裁師朋友，臉上似乎籠罩著某種沉重的苦惱，給人陰鬱的印象。仔細一看，那表情像是陷入失神沉思的狀態。
由於工作地點相近，開南與泰壹後來經常碰面。開南每次見到泰壹總是腋下夾著厚厚的書，覺得他是個「特別的朋友」。周圍的評價說這位「特別的朋友」是「對女工很溫柔的人」。偶然相遇的次數逐漸增多，發展成了深厚的友誼。他們時常在午餐時間一起到附近的小吃店吃三十韓元的烏龍麵，也會並肩站在能俯瞰首爾大學音樂學院的和平市場二樓走廊窗邊交談。從關於各自家庭環境與成長背景的話題，漸漸擴展到每日艱辛勞動的點滴，以及對社會各種現象的討論，填滿了他們短暫的休閒時光。
在此過程中，開南發現泰壹對和平市場三萬勞動者共同面臨的工作環境與工時問題「異常地深感憂慮」，這正是讓他神情陰鬱沉重的原因。每當兩人談及勞動條件，平時沉默穩重的泰壹總會臉泛紅潮，以激動的語氣長篇大論。有次泰壹拿出《勞動基準法》條文給他看，憤慨地說道：「明明規定每週必須休息一天，不能讓孩子上夜班，夜班必須加給津貼──但你在和平市場什麼時候見過這些規定被遵守？」聽著這些話，開南自己也感到身體因憤怒而顫抖。原本只以盡快學好技術為目標、對勞動條件等問題不太關心的開南，在與泰壹反覆交流後，也逐漸開始關注這些問題，並以新的角度審視工作場所發生的一切。
一九六八年底，開南記得泰壹提議為改善勞動條件成立剪裁師聚會。他說：「我們勞動者若單打獨鬥，確實是手無寸鐵的弱小存在，但若能團結抗爭，就能凝聚巨大力量。改善勞動條件雖然不是簡單的事，但只要組織起幾名剪裁師，用盡一切方法努力，就算無法實現所有願望，至少能讓幾條《勞動基準法》條文真正被遵守。要是老闆們堅持不聽，和平市場三萬勞動者同時發動罷工或示威，他們哪有本事硬幹？」
聽著這番話，開南雖閃過「這目標是否太龐大」的不安，但「理念令人共鳴」的激動與「想嘗試看看」的渴望湧上心頭，便欣然贊同。
他們立刻聚在一起展開具體討論。先是商議組織性質，若一開始就標榜為勞工運動團體，會讓人畏懼退縮，不如先以聯誼會形式運作。招募人手方面，決定由兩人盡力召集認識的剪裁師，並以「組織聯誼會能在困難時互相扶持，特別是轉換職場時可交換資訊協助介紹」為由說服參與。
至於聚會場地，開南租的單人房過於狹窄，泰壹家則距和平市場太遠，加上他的父親威嚴令人生畏，最後只能忍痛負擔高昂茶資，在市場附近的茶館聚會。預計開銷自然不小，主要由泰壹與開南承擔──泰壹強調若讓新會員分攤費用，恐怕會影響組織發展。
約三、四天後，他們勉強湊到十人左右──泰壹找到六、七人，開南召集到三人。招募過程中發現，現職剪裁師因工作繁忙難以參與，成員多是正準備換工作而暫時待業的人，泰壹當時也正好處於轉職空檔。
第一次聚會在東華市場下方的銀河水茶館舉行。眾人擠在昏暗的茶館角落互相問候。由於多是初次見面，話題自然從「認識誰」展開，逐漸延伸到各工廠狀況、老闆為人、薪資水準等。既然是以聯誼名義聚集，大家順勢談起今後在職場上要互相照應。這些尋常對話進行時，泰壹與開南始終繃緊神經留意周圍，生怕其他茶客聽到他們交談的?容。
聚會進行約一小時將結束時，泰壹突然起身說道：「往後我們聯誼的同時，也要改善該改善的──不僅是我們自己，和平市場三萬工人都遭受著壓榨，必須糾正這些現象。下次有機會再深入討論。」眾人對此反應平淡，唯獨散會後有位剪裁師主動上前與泰壹握手：「說得好！我工作時也深有感受，改天再聊。」那天的茶資全由泰壹支付，此後聚會也多是他負擔，據說他不久前在九老洞某訂製服工作間領的薪水，幾乎都耗在這些茶錢上了。
第二次聚會於一週後在同一茶館舉行。雖全員到齊，但並未如泰壹所願熱烈討論改善勞動條件。他和開南都缺乏主持這類聚會的經驗，會議在散漫話題中草草結束。偶爾當泰壹激昂陳詞時，眾人只是沉默聆聽。
多數人終究是只顧著眼前生計過日子，對於那些日復一日經歷的非人勞動條件與生活苦痛，他們在聽聞泰壹激昂陳詞時，與其說被感動，更多是浮現「究竟該怎麼做」的茫然。
這些會員的消極態度雖略有改善，但直到傻瓜會解散前都未真正扭轉，令泰壹深感沮喪。他痛心於並非所有剪裁師都懷抱相同理想，更深刻體會到工人運動的艱難。
苦悶中泰壹萌生一個大膽念頭：若能籌集巨資，在和平市場內創建模範工廠，嚴格遵守《勞動基準法》、人道對待工人，同時證明這樣仍能盈利，或許能帶動其他廠商跟進。
每當從這華麗幻想回歸現實，意識到難以實現時，絕望中又會猛然竄出更可怕的念頭──「若真不行，是否獻出生命就能達成？或許非要我來犧牲才能推動改變……」
自剪裁師聚會啟動以來，泰壹與開南幾乎每天在市場二樓走廊相會，望著窗外的首爾大學音樂學院校園低聲商討。兩人常嘆息聚會進展不如預期，圍繞模範工廠的構想擬定各種計畫，但一觸及現實困境，便只能相視苦笑：「這根本就不是我們能辦成的事啊。」有時泰壹會凝重地說：「恐怕得犧牲一兩條性命，勞動條件才能真正改善。」這種發言總令開南不寒而慄。
在泰壹的熱情推動下，剪裁師聚會仍持續運作，於一九六九年六月底正式舉行成立大會。期間數次聚會中，泰壹逐條向會員講解《勞動基準法》，或許是條文帶來衝擊，眾人逐漸開始回應他的理念。到成立大會時，多數會員對勞動問題遠比普通工人敏感，也認同組織應朝向改善勞動條件的目標前進。關鍵在於許多會員仍懷疑：「憑我們的微薄之力真的能改變現狀嗎？」然而沒人能給出令人信服的解答。
成立大會為避人耳目，選在德壽中學附近破舊中餐館的包廂舉行。經泰壹提議，組織定名為「傻瓜會」。會後眾人轉往倉洞泰壹家徹夜討論後續行動計畫，直至天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