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印度學佛，在拉薩被「洗腦」
一想到分布在拉薩各處的「學習班」，一想到在學習班裡接受過「教育」以及還在接受「教育」的許多藏人，一想到他們被教育是因為年初(二○一二年)去印度菩提迦耶1參加了尊者主持的時輪金剛灌頂法會，我的眼前便會出現其中幾位藏人的形象。他們都是我在拉薩時見過的長輩，普普通通的退休人員或居民，一心向佛卻飽受政治壓力的信徒。
那位不算年邁的先生多年前就離開了待遇優渥的單位，只是為了實現睡夢裡總是夢見袞敦2的願望。我讀過他的日記，其中有描寫他朝拜了頗章布達拉3之後的感受：「監視器比窗戶還多，當兵的比喇嘛還多，老鼠比菩薩還多」。而他至今還被關在「學習班」裡不能回家。
另一位體弱多病的嬤啦4，起初大家都不相信她能從拉薩抵達菩提迦耶，迢迢路途上的顛簸之苦，各種水土間的不適之苦，都很擔心她的身體是否經受得住。但她最大的願望就是要去聆聽尊者的法音，即便在那一時刻死去也是圓滿解脫。法會結束後，她精神煥發地回到拉薩，卻很快被關進了學習班，又很快被送進了醫院。聽說躺在病床上的嬤啦對家人說：「在『學習班』我甚至這麼哀求，我們都是快要死了的老人，就不必接受『洗腦』教育了吧。」說著淚如雨下。
「學習班」是一種具有專制特色的恐怖產物，與其相類似的，如「洗腦班」甚至「集中營」，正如維基百科所定義的「通常人們很難清楚界定集中營的各種形式，但是它們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其中被關押者的人權都被忽視、被損害。」而當局給數千去印度朝聖的藏人開設的學習班，名義上是學習法制教育、愛國主義教育以及國家宗教政策等，卻如一位漢人律師所言：「都是沒有法律依據的拘押，是無法無天的行為。」
藏人都知道，藏地各地申請護照從來都很困難，二○○八年因為遍及全藏地的抗議5，當局甚至停辦護照。這兩年，如拉薩，當局對老人開恩，同意給六十歲以上申請護照的老人辦護照，所以這次去菩提迦耶參加法會的境內藏人以老人居多。可是當他們費盡辛苦才拿到護照，費盡辛苦才來到聖地，終於獲得了根本上師的加持，度過了幸福而短暫的光陰，卻沒想到會被「秋後算帳」。
學習班大概是於二月初開設，僅在拉薩就至少設了七八個點，分布在軍營、賓館或學校。在日喀則、澤當等地也設有學習班。被警察們陸陸續續地從家中關進學習班的，甚至有年過八旬的老人，也有中年人和年輕人。他們的身分各異，既有退休幹部，也有城鎮居民、城郊農民及商人。而學習時間分為兩個階段，在藏曆新年之後，凡六十五歲以上的非黨員可以結束學習，凡是黨員以及六十五歲以下的非黨員，還需要繼續學習。
實際上這麼多藏人去印度參加法會才是學習，是自覺自願、充滿精神喜悅的佛教學習。而回到藏地家裡就被關進學習班，名義上也是學習，卻是違背意願、遭受精神折磨的政治洗腦。幾位因為年邁、生病才得以離開學習班的老人心有餘悸地說，甚至讓他們觀看一九六○年代的宣傳片《農奴》，然後一個個彙報心得體會，必須「憶苦思甜」、「感謝黨恩」，才算「過關」。而那些還留在學習班的藏人們，最近正在被訓練唱紅歌、跳紅舞，為的是在三月二十八日，黨給西藏人民強加的「農奴解放紀念日」6這一天，向黨表態。
1. 菩提迦耶：釋迦牟尼悟道成佛之處，為信仰佛教者心中的聖域。歷史記載，釋迦牟尼接受牧羊女奉獻的乳糜後，來到菩提迦耶的菩提樹下靜思，終於在第七天領悟解脫之道。
2. 袞敦：藏語，尊前，是對達賴喇嘛等修行高僧的尊稱。
3. 頗章：藏語，意指宮殿。
4. 嬤啦：藏語，意指老太太。
5. 二○○八年全藏抗議：又稱三‧一四事件。為紀念一九五九年藏人起義四十九周年，二○○八年三月十日拉薩僧人走上街頭和平請願，呼喊擁有宗教自由、西藏獨立，遭大批武警驅離逮捕。三月十四日演變為數千人的大規模抗暴，最後擴大成全藏多地的抗議事件。
6. 百萬農奴解放日：中國當局於三‧一四事件後，於二○○九年訂定三月二十八日為「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官方宣稱此節日旨在紀念一九五九年，中共領導周恩來解散西藏噶廈政府，實施民主改革，自此西藏人民得以擺脫舊有封建，成為國家的主人。被置於護照困境的藏人
前些日子，南華早報的記者從香港打電話問我：「藏族作家白瑪娜珍在微博上說藏族的私人護照被全民沒收上交三年了，有這回事嗎？」
其實這是一個對我、對所有藏人來說，不成問題的問題。因為，事實即如此，現實即如此。可是，不單單外媒記者不瞭解，新浪微博上那些經常進藏旅遊的大V們1，也扮吃驚狀問：「有這事？」對於許多中國人，藏人得不到護照或者護照被沒收、扣押，都是聞所未聞的事情。
做為西藏作家協會副主席的白瑪娜珍，這次算是捅破了一層窗戶紙。她在體制內有一定地位的身分，顯然佐證了她的發言。二○一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她在新浪微博上寫道：
「我們藏族為什麼不能出國旅遊？我們的私人護照為什麼被全民沒收上交已有三年了，為什麼還不發還我們？西藏地方政府的這種行為是違反國家憲法的，執法機關為什麼不管？全中國人民都可以出國旅遊，藏族人民為什麼不可以？！請大家幫助我們呼籲！並祝新年快樂！扎西德勒（吉祥如意）！」
我告訴南華早報記者，首先，按中國行政區劃，藏區分布於五省區（即青海省、四川省、甘肅省、雲南省和西藏自治區），各藏區政策雖有所不同，但在申請辦理護照方面，藏人基本上都得不到。當然也有得到護照的藏人，卻是極少數，且用了很多辦法的。而這些辦法，對於申請護照就像網購一樣輕鬆的許多中國人而言，稱得上是匪夷所思的潛規則。
早在九年前，我寫過一篇文章：〈藏人為何捨命逃印度？〉。那年九月三十日，在緊挨珠穆朗瑪峰的囊帕拉山口，發生了中國邊防軍槍殺越境藏人的血腥事件。一片抗議聲中也有人不解，質問藏人何以非得冒險「偷渡」，而不是通過辦理護照的正常管道平安過境？
我理解這些人對於西藏真相的無知，耐心解釋說：「普通藏人要辦護照比登天還難。層層部門的關卡，繁瑣的手續，沒完沒了的盤查，甚至還要請客送禮。一年半載才給護照已經很走運，更有可能是不給護照。不管是在單位上班的藏人還是沒有單位的居民都不好辦，至於穿袈裟的僧尼更難辦。既然這麼困難，藏人們若想去朝聖、探親或學習，就只有冒著生命危險翻越喜馬拉雅雪山，不但要忍受一路的饑寒交迫，還要忍受各色人等的敲詐勒索，光是金錢就要損失數千上萬。更可怕的是不但半途可能被抓住，關進監獄，甚至還會付出流血捨命的代價。相信誰都明白，如果能夠像中國的其他國民那麼容易地辦護照，藏人又何必如此自討苦吃？說到底，在這個國家，藏人得不到大多數中國國民應該享有的基本權利。」
早在七年前，我還寫過一篇文章：〈護照製造的悲劇〉。當時，安多果洛東日寺的夏裡活佛因持假護照出境，在香港事發，被捕入獄，遭羈押兩月。海外媒體稱，他由於政治原因無法在青海取得護照，為了籌款給當地貧苦孩子興建學校以及維修寺院，只好採用偽造的護照。而所謂的政治原因，只是與他曾去印度拜見尊者達賴喇嘛有關。另有兩位拉薩居民，身患絕症的丈夫費盡辛苦才得到護照，為的是在臨終前去看望在印度為僧的兒子，妻子卻無論如何得不到護照。丈夫只有做出痛苦的選擇，要麼臨死見不到兒子，要麼從此與妻子永別。最終，他獨自去了印度。而留在拉薩的妻子天天去護照部門乞求，仍然毫無希望，數月後等來了丈夫病故的消息。
與護照相關的傷心故事很多，這些年更是數不勝數。白瑪娜珍在微博中提及的私人護照於三年前被沒收上交，實際上與二○一二年一月，尊者達賴喇嘛在印度舉辦時輪金剛灌頂法會有關，當時約有上萬境內藏人前去參加法會，雖然絕大多數是老人，卻也令中國當局非常惱怒。二○一二年四月，西藏自治區當局頒布新的護照審批辦法，審批程序之複雜、之嚴苛，幾乎無人能過關。
從RFA（自由亞洲電臺）二○一三年一月二○日披露的西藏自治區相關文件──《關於進一步加強我區護照受理審批簽發管理工作的意見》可知，申請護照的藏人要將申請遞交給居住地的地方政府官員，經過村、鄉（區）、縣的各級審核，最終送到西藏自治區公安局。即便通過了漫長的審核過程，申請人還被要求簽署一份文件，保證在出國之後不會從事任何「非法活動」和「危害國家」的行為。即使最終拿到護照並出國旅行，但必須在返回之後的七天內將護照送交有關當局，同時接受警方的詢問……等等。而原本擁有護照的藏人，哪怕沒有到期，還是要將護照上交，並且要接受調查和甄別。雖然當局保證會換發新的護照，但三年來並沒有這麼做，也因此西藏作協副主席白瑪娜珍會問：「為什麼還不發還我們？」
二○一二年去印度聽聞尊者法會的藏人，返回藏地後都被關進了名為「學習班」的集中營，上至八十多歲，下至年輕人，受盡精神折磨不說，護照都被沒收。沒有去印度聽聞法會的藏人也不能倖免。有的藏人不肯交出護照，以為拖延一段時間可以蒙混過去，但我所知道的就有藏人，或者在北京的國際機場，或者在昆明機場，打算過境去旅行或進貨，卻被當場沒收護照。有藏人獲得去美國讀書的獎學金，有藏人想出國讀博士，若有護照，這些好機會都能把握住，可是沒有護照，只得痛苦放棄，遺憾終生。
我在拉薩的一個畫家朋友，不願交出護照，他的單位天天打電話催促，他急了，說再讓我交護照，我就自焚。單位不再打電話，但是警察上門了。他跟我說，他想做個作品，去醫院開刀從身上取塊骨頭，在骨頭上刻下他的護照號碼，再放回身體，這樣到死都沒人能拿走。不過他後來還是交出了護照，而且也沒有開刀取骨頭。一位只想做點生意的藏人跟我說，中國天天講「中國夢」，我的「中國夢」就是護照。
白瑪娜珍的那條微博已經消失了。據說是被舉報，被扣帽子說「造謠」、「挑撥民族仇恨」，而且「遭中國人民眾志成城嚴正怒斥」了。而她本人，會不會因為揭露了關於藏人無緣護照這一公開的祕密，就被「喝茶」或者警告呢？聽說她只是出於想讓兒子出國留學才發聲的，且前提是懷著對中國的國家認同才要求公民權利的，應該沒有任何受到不合理對待的理由。
而我想補充的是，在中國，實際上被陷入護照困境的，除了藏人，還有維吾爾人。
1.大V：指活躍於微博並擁有粉絲眾多的公眾人物。
火焰中的「薩嘎達瓦」
「薩嘎達瓦」來臨之前，拉薩以及整個藏地的氣氛已比往日更緊張。事實上，無論是本土的、傳統的節日，還是外來的、強加的節日，用時下流行的話來說，一概都是敏感日。
除了敏感日，還有敏感月，比如三月就是敏感月，因為從一九五九年起，這幾十年來，總有許多大事發生在三月。當然，長達一個月的「薩嘎達瓦」（為紀念釋迦摩尼降生、成佛、圓寂，每到藏曆四月藏人會有一連串的宗教慶祝活動。）也屬於敏感月，成千上萬的藏人以信仰者的虔誠履行佛事，這是物質至上的無信仰者完全匱乏的精神，所以無信仰者並不樂意見到。
果然，西藏日報在「薩嘎達瓦」的第二天，就赫然登出了西藏自治區紀委監察廳的通知，並說明此通知於「日前發出」，顯然在「薩嘎達瓦」之前就已經公布。這份通知將「薩嘎達瓦」與「反分裂鬥爭」聯繫起來，要求「在反分裂鬥爭上絕不能有任何動搖」，「確保『薩嘎達瓦』宗教活動期間全區大事不出、中事不出、力爭小事也不出」，這種戰事話語使得原本具有宗教意義的節日立刻彌漫了火藥味。
看上去，通知是針對這些人的：黨員幹部、退休黨員幹部、共產黨員、國家公職人員、學生，以及共產黨員的家屬和周圍人員等等。實際上涉及的範圍是廣泛的，言辭則是充滿威脅的，短短一個通知，「不參加」或「不得參加」薩嘎達瓦等宗教活動」就出現了三次，甚至明確表明，「一經發現，將嚴肅處理本人並追究所在單位主要領導的責任。」
耐人尋味的是，通知幾次斥責被其警告的「黨員幹部」、「退休黨員幹部」、不但「追隨達賴」、「 甚至公開追隨達賴」、「 出境朝拜達賴」，表示要「依法嚴肅處理」。這可能是當局在其媒體上首次公開承認達賴喇嘛對於藏人的向心力，即便是體制內的、有官職的藏人，不但有「追隨」之心，還有「追隨」的行動，這其實意味著「反分裂鬥爭」人心盡失，以至於當局不管不顧地公然違背自己制定的一國之憲法，而在媒體上公開發出禁止宗教活動的指令。
這讓我重又回顧了三年前即二○○九年寫的一篇文章：〈今年「薩嘎達瓦」的真相〉。不回顧不會察覺我們生活其中的現實是多麼荒謬，而被剝奪者的反抗又是多麼勇敢，當時儘管媒體上沒有公開發出禁令，但通過開會傳達等方式，「禁令囊括各階層，雖是老調重彈，然而其中包含的恫嚇和恐懼，惟有藏人自己明瞭。」然而就在藏曆四月十五日那天，以康巴為主的兩百多名藏人朝著布達拉宮發出「拉嘉洛（神必勝）」的呼喊，其中有些藏人因此身陷囹圄。
而在今年（二○一二年）「薩嘎達瓦」的第六天，在神聖的大昭寺與負有鎮壓職能的八廓街派出所之間，在即是轉經道也是商業街還是旅遊景點，因此荷槍實彈的軍警高度密布的帕廓，兩位年輕的、在拉薩打工的安多藏人浴火自焚，一人犧牲，一人受傷而不明，這實際上是對今日圖伯特的真實狀況付出生命代價的揭露，令有良心的人們哀痛不已，也令作惡者瘋狂報復。
緊接著，「薩嘎達瓦」的第七天，傳來了三個孩子的母親日玖在安多壤塘自焚犧牲的慘痛消息……然而，數日後，發自官方媒體的新聞報導再一次如是炮製：〈西藏薩嘎達瓦節迎最高峰 上萬信眾轉經禮佛〉，就仿佛，一切都未發生，藏人「幸福感最強」。西藏影像裡的香港明天
在三月十日這個西藏歷史上最重要的紀念日，在香港，舉辦了第一屆香港西藏紀錄片節。據蘋果日報當天報導：「由內地關注西藏問題的『目刻工作室』主辦，香港多個關注團體協辦；將由今日起至四月中，在港放映七套西藏紀錄片。這七套片全部在內地禁播。」其目的是「呼籲港人關注西藏人權問題」，因為「西藏的今天，是香港的明天」。
由此我想起很多相關的故事。比如二○一二年我在拉薩住了三個多月，有一天，我穿過老城的某個小巷，偶然遇見一位大姐，她認出了我。當我們輕聲交談時，她突然哭了，原來她的丈夫因觀看尊者達賴喇嘛講授佛法的視頻，被判刑三年。又比如，連在手機裡保存一些被當局禁止的「反動歌曲」，通常都是思念尊者達賴喇嘛的歌曲或宣導民族意識的歌曲，也會導致危險。二○○八年的年底，當局在拉薩就抓了五十九名「從網上非法下載反動歌曲」的年輕藏人。而這幾年，從安多和康傳出的歌中，隱喻已經越來越彰顯，尊者的法名、圖伯特的旗幟、獄中喇嘛的名字甚至流亡西藏領導人的名字，不加掩飾地出現在歌曲裡，為此近幾年被捕的歌手眾多。
其實觀看這七套西藏紀錄片的任何一部，我指的是在拉薩或者在其他藏地觀看，都是要冒很大風險的。說出來都可能沒人會相信，在拉薩常常盛傳因為看了一部被當局認為是「反動」的電影，輕者被傳喚，重者被拘留甚至被判刑。這樣的傳說流行甚廣，卻還是撲不滅渴望看到真相的強烈願望，於是相應就有了各種令人哭笑不得的對策，比如在放映電影時，不但要拔掉有線電視線，還要用絕緣的黑膠布將有線電視線的線頭纏了又繞，據說這樣才會保證在放映「反動電影」時，不會通過有線電視線傳到鄰居的電視上。由此可見恐懼是多麼普遍，但不肯妥協也很普遍。
我看過這七套西藏紀錄片的其中幾部，基本都是在北京的家裡觀看的。有意思的是，雖然北京與拉薩的當權者都是同一個，但這兩地的自由度卻有顯著不同。我的意思是，在北京呼吸到的自由空氣遠遠多於拉薩，這當然是隱喻，因為誰都知道北京的空氣汙染已經到了傷害人體的程度，而藍天白雲的拉薩雖也有汙染，但還是比北京更適宜人的居住。
所以幾年前，曾有一段時間，常有年輕的藏人們，從就讀的大學校園或暫住的旅舍來到我家。我們在一起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觀看與西藏有關的電影。但我仍然不敢放太大聲，總是不由自主地擔心這些講述西藏真實的電影，會被隔牆的耳朵聽見，給他們惹來麻煩。而在觀看這些電影的時候，我總是會注意到，當畫面上出現了尊者的音容笑貌時，年輕的藏人們會雙手合十，表示敬意；當畫面上出現了充滿苦難的歷史或現狀時，年輕的藏人們會難以自禁地落淚……
其實，我絮絮叨叨地說了這麼多，只是想要表明，在香港這樣的擁有較多自由的地方，可以看到這麼多講述真相、見證歷史的西藏紀錄片，是多麼地幸運。甚至，與生活在高壓下的藏人相比，這樣的幸運是難以企及的幸福。換句話說，擁有自由就是幸福。雖然我們不知道，這樣的幸福是否會長久。
我還想說的是，這七套西藏紀錄片中的一部，即境內藏人當知項欠和僧人果洛久美拍攝的《不再恐懼》，不但是禁片，當知項欠因此被判刑六年，至今在獄中受苦，果洛久美多次被捕，二○一二年九月底被失蹤甚至被當局通緝，至今生死不知。
（二○一四年，果洛久美已成功抵達自由之地──印度的達蘭薩拉)
一想到分布在拉薩各處的「學習班」，一想到在學習班裡接受過「教育」以及還在接受「教育」的許多藏人，一想到他們被教育是因為年初(二○一二年)去印度菩提迦耶1參加了尊者主持的時輪金剛灌頂法會，我的眼前便會出現其中幾位藏人的形象。他們都是我在拉薩時見過的長輩，普普通通的退休人員或居民，一心向佛卻飽受政治壓力的信徒。
那位不算年邁的先生多年前就離開了待遇優渥的單位，只是為了實現睡夢裡總是夢見袞敦2的願望。我讀過他的日記，其中有描寫他朝拜了頗章布達拉3之後的感受：「監視器比窗戶還多，當兵的比喇嘛還多，老鼠比菩薩還多」。而他至今還被關在「學習班」裡不能回家。
另一位體弱多病的嬤啦4，起初大家都不相信她能從拉薩抵達菩提迦耶，迢迢路途上的顛簸之苦，各種水土間的不適之苦，都很擔心她的身體是否經受得住。但她最大的願望就是要去聆聽尊者的法音，即便在那一時刻死去也是圓滿解脫。法會結束後，她精神煥發地回到拉薩，卻很快被關進了學習班，又很快被送進了醫院。聽說躺在病床上的嬤啦對家人說：「在『學習班』我甚至這麼哀求，我們都是快要死了的老人，就不必接受『洗腦』教育了吧。」說著淚如雨下。
「學習班」是一種具有專制特色的恐怖產物，與其相類似的，如「洗腦班」甚至「集中營」，正如維基百科所定義的「通常人們很難清楚界定集中營的各種形式，但是它們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其中被關押者的人權都被忽視、被損害。」而當局給數千去印度朝聖的藏人開設的學習班，名義上是學習法制教育、愛國主義教育以及國家宗教政策等，卻如一位漢人律師所言：「都是沒有法律依據的拘押，是無法無天的行為。」
藏人都知道，藏地各地申請護照從來都很困難，二○○八年因為遍及全藏地的抗議5，當局甚至停辦護照。這兩年，如拉薩，當局對老人開恩，同意給六十歲以上申請護照的老人辦護照，所以這次去菩提迦耶參加法會的境內藏人以老人居多。可是當他們費盡辛苦才拿到護照，費盡辛苦才來到聖地，終於獲得了根本上師的加持，度過了幸福而短暫的光陰，卻沒想到會被「秋後算帳」。
學習班大概是於二月初開設，僅在拉薩就至少設了七八個點，分布在軍營、賓館或學校。在日喀則、澤當等地也設有學習班。被警察們陸陸續續地從家中關進學習班的，甚至有年過八旬的老人，也有中年人和年輕人。他們的身分各異，既有退休幹部，也有城鎮居民、城郊農民及商人。而學習時間分為兩個階段，在藏曆新年之後，凡六十五歲以上的非黨員可以結束學習，凡是黨員以及六十五歲以下的非黨員，還需要繼續學習。
實際上這麼多藏人去印度參加法會才是學習，是自覺自願、充滿精神喜悅的佛教學習。而回到藏地家裡就被關進學習班，名義上也是學習，卻是違背意願、遭受精神折磨的政治洗腦。幾位因為年邁、生病才得以離開學習班的老人心有餘悸地說，甚至讓他們觀看一九六○年代的宣傳片《農奴》，然後一個個彙報心得體會，必須「憶苦思甜」、「感謝黨恩」，才算「過關」。而那些還留在學習班的藏人們，最近正在被訓練唱紅歌、跳紅舞，為的是在三月二十八日，黨給西藏人民強加的「農奴解放紀念日」6這一天，向黨表態。
1. 菩提迦耶：釋迦牟尼悟道成佛之處，為信仰佛教者心中的聖域。歷史記載，釋迦牟尼接受牧羊女奉獻的乳糜後，來到菩提迦耶的菩提樹下靜思，終於在第七天領悟解脫之道。
2. 袞敦：藏語，尊前，是對達賴喇嘛等修行高僧的尊稱。
3. 頗章：藏語，意指宮殿。
4. 嬤啦：藏語，意指老太太。
5. 二○○八年全藏抗議：又稱三‧一四事件。為紀念一九五九年藏人起義四十九周年，二○○八年三月十日拉薩僧人走上街頭和平請願，呼喊擁有宗教自由、西藏獨立，遭大批武警驅離逮捕。三月十四日演變為數千人的大規模抗暴，最後擴大成全藏多地的抗議事件。
6. 百萬農奴解放日：中國當局於三‧一四事件後，於二○○九年訂定三月二十八日為「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官方宣稱此節日旨在紀念一九五九年，中共領導周恩來解散西藏噶廈政府，實施民主改革，自此西藏人民得以擺脫舊有封建，成為國家的主人。被置於護照困境的藏人
前些日子，南華早報的記者從香港打電話問我：「藏族作家白瑪娜珍在微博上說藏族的私人護照被全民沒收上交三年了，有這回事嗎？」
其實這是一個對我、對所有藏人來說，不成問題的問題。因為，事實即如此，現實即如此。可是，不單單外媒記者不瞭解，新浪微博上那些經常進藏旅遊的大V們1，也扮吃驚狀問：「有這事？」對於許多中國人，藏人得不到護照或者護照被沒收、扣押，都是聞所未聞的事情。
做為西藏作家協會副主席的白瑪娜珍，這次算是捅破了一層窗戶紙。她在體制內有一定地位的身分，顯然佐證了她的發言。二○一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她在新浪微博上寫道：
「我們藏族為什麼不能出國旅遊？我們的私人護照為什麼被全民沒收上交已有三年了，為什麼還不發還我們？西藏地方政府的這種行為是違反國家憲法的，執法機關為什麼不管？全中國人民都可以出國旅遊，藏族人民為什麼不可以？！請大家幫助我們呼籲！並祝新年快樂！扎西德勒（吉祥如意）！」
我告訴南華早報記者，首先，按中國行政區劃，藏區分布於五省區（即青海省、四川省、甘肅省、雲南省和西藏自治區），各藏區政策雖有所不同，但在申請辦理護照方面，藏人基本上都得不到。當然也有得到護照的藏人，卻是極少數，且用了很多辦法的。而這些辦法，對於申請護照就像網購一樣輕鬆的許多中國人而言，稱得上是匪夷所思的潛規則。
早在九年前，我寫過一篇文章：〈藏人為何捨命逃印度？〉。那年九月三十日，在緊挨珠穆朗瑪峰的囊帕拉山口，發生了中國邊防軍槍殺越境藏人的血腥事件。一片抗議聲中也有人不解，質問藏人何以非得冒險「偷渡」，而不是通過辦理護照的正常管道平安過境？
我理解這些人對於西藏真相的無知，耐心解釋說：「普通藏人要辦護照比登天還難。層層部門的關卡，繁瑣的手續，沒完沒了的盤查，甚至還要請客送禮。一年半載才給護照已經很走運，更有可能是不給護照。不管是在單位上班的藏人還是沒有單位的居民都不好辦，至於穿袈裟的僧尼更難辦。既然這麼困難，藏人們若想去朝聖、探親或學習，就只有冒著生命危險翻越喜馬拉雅雪山，不但要忍受一路的饑寒交迫，還要忍受各色人等的敲詐勒索，光是金錢就要損失數千上萬。更可怕的是不但半途可能被抓住，關進監獄，甚至還會付出流血捨命的代價。相信誰都明白，如果能夠像中國的其他國民那麼容易地辦護照，藏人又何必如此自討苦吃？說到底，在這個國家，藏人得不到大多數中國國民應該享有的基本權利。」
早在七年前，我還寫過一篇文章：〈護照製造的悲劇〉。當時，安多果洛東日寺的夏裡活佛因持假護照出境，在香港事發，被捕入獄，遭羈押兩月。海外媒體稱，他由於政治原因無法在青海取得護照，為了籌款給當地貧苦孩子興建學校以及維修寺院，只好採用偽造的護照。而所謂的政治原因，只是與他曾去印度拜見尊者達賴喇嘛有關。另有兩位拉薩居民，身患絕症的丈夫費盡辛苦才得到護照，為的是在臨終前去看望在印度為僧的兒子，妻子卻無論如何得不到護照。丈夫只有做出痛苦的選擇，要麼臨死見不到兒子，要麼從此與妻子永別。最終，他獨自去了印度。而留在拉薩的妻子天天去護照部門乞求，仍然毫無希望，數月後等來了丈夫病故的消息。
與護照相關的傷心故事很多，這些年更是數不勝數。白瑪娜珍在微博中提及的私人護照於三年前被沒收上交，實際上與二○一二年一月，尊者達賴喇嘛在印度舉辦時輪金剛灌頂法會有關，當時約有上萬境內藏人前去參加法會，雖然絕大多數是老人，卻也令中國當局非常惱怒。二○一二年四月，西藏自治區當局頒布新的護照審批辦法，審批程序之複雜、之嚴苛，幾乎無人能過關。
從RFA（自由亞洲電臺）二○一三年一月二○日披露的西藏自治區相關文件──《關於進一步加強我區護照受理審批簽發管理工作的意見》可知，申請護照的藏人要將申請遞交給居住地的地方政府官員，經過村、鄉（區）、縣的各級審核，最終送到西藏自治區公安局。即便通過了漫長的審核過程，申請人還被要求簽署一份文件，保證在出國之後不會從事任何「非法活動」和「危害國家」的行為。即使最終拿到護照並出國旅行，但必須在返回之後的七天內將護照送交有關當局，同時接受警方的詢問……等等。而原本擁有護照的藏人，哪怕沒有到期，還是要將護照上交，並且要接受調查和甄別。雖然當局保證會換發新的護照，但三年來並沒有這麼做，也因此西藏作協副主席白瑪娜珍會問：「為什麼還不發還我們？」
二○一二年去印度聽聞尊者法會的藏人，返回藏地後都被關進了名為「學習班」的集中營，上至八十多歲，下至年輕人，受盡精神折磨不說，護照都被沒收。沒有去印度聽聞法會的藏人也不能倖免。有的藏人不肯交出護照，以為拖延一段時間可以蒙混過去，但我所知道的就有藏人，或者在北京的國際機場，或者在昆明機場，打算過境去旅行或進貨，卻被當場沒收護照。有藏人獲得去美國讀書的獎學金，有藏人想出國讀博士，若有護照，這些好機會都能把握住，可是沒有護照，只得痛苦放棄，遺憾終生。
我在拉薩的一個畫家朋友，不願交出護照，他的單位天天打電話催促，他急了，說再讓我交護照，我就自焚。單位不再打電話，但是警察上門了。他跟我說，他想做個作品，去醫院開刀從身上取塊骨頭，在骨頭上刻下他的護照號碼，再放回身體，這樣到死都沒人能拿走。不過他後來還是交出了護照，而且也沒有開刀取骨頭。一位只想做點生意的藏人跟我說，中國天天講「中國夢」，我的「中國夢」就是護照。
白瑪娜珍的那條微博已經消失了。據說是被舉報，被扣帽子說「造謠」、「挑撥民族仇恨」，而且「遭中國人民眾志成城嚴正怒斥」了。而她本人，會不會因為揭露了關於藏人無緣護照這一公開的祕密，就被「喝茶」或者警告呢？聽說她只是出於想讓兒子出國留學才發聲的，且前提是懷著對中國的國家認同才要求公民權利的，應該沒有任何受到不合理對待的理由。
而我想補充的是，在中國，實際上被陷入護照困境的，除了藏人，還有維吾爾人。
1.大V：指活躍於微博並擁有粉絲眾多的公眾人物。
火焰中的「薩嘎達瓦」
「薩嘎達瓦」來臨之前，拉薩以及整個藏地的氣氛已比往日更緊張。事實上，無論是本土的、傳統的節日，還是外來的、強加的節日，用時下流行的話來說，一概都是敏感日。
除了敏感日，還有敏感月，比如三月就是敏感月，因為從一九五九年起，這幾十年來，總有許多大事發生在三月。當然，長達一個月的「薩嘎達瓦」（為紀念釋迦摩尼降生、成佛、圓寂，每到藏曆四月藏人會有一連串的宗教慶祝活動。）也屬於敏感月，成千上萬的藏人以信仰者的虔誠履行佛事，這是物質至上的無信仰者完全匱乏的精神，所以無信仰者並不樂意見到。
果然，西藏日報在「薩嘎達瓦」的第二天，就赫然登出了西藏自治區紀委監察廳的通知，並說明此通知於「日前發出」，顯然在「薩嘎達瓦」之前就已經公布。這份通知將「薩嘎達瓦」與「反分裂鬥爭」聯繫起來，要求「在反分裂鬥爭上絕不能有任何動搖」，「確保『薩嘎達瓦』宗教活動期間全區大事不出、中事不出、力爭小事也不出」，這種戰事話語使得原本具有宗教意義的節日立刻彌漫了火藥味。
看上去，通知是針對這些人的：黨員幹部、退休黨員幹部、共產黨員、國家公職人員、學生，以及共產黨員的家屬和周圍人員等等。實際上涉及的範圍是廣泛的，言辭則是充滿威脅的，短短一個通知，「不參加」或「不得參加」薩嘎達瓦等宗教活動」就出現了三次，甚至明確表明，「一經發現，將嚴肅處理本人並追究所在單位主要領導的責任。」
耐人尋味的是，通知幾次斥責被其警告的「黨員幹部」、「退休黨員幹部」、不但「追隨達賴」、「 甚至公開追隨達賴」、「 出境朝拜達賴」，表示要「依法嚴肅處理」。這可能是當局在其媒體上首次公開承認達賴喇嘛對於藏人的向心力，即便是體制內的、有官職的藏人，不但有「追隨」之心，還有「追隨」的行動，這其實意味著「反分裂鬥爭」人心盡失，以至於當局不管不顧地公然違背自己制定的一國之憲法，而在媒體上公開發出禁止宗教活動的指令。
這讓我重又回顧了三年前即二○○九年寫的一篇文章：〈今年「薩嘎達瓦」的真相〉。不回顧不會察覺我們生活其中的現實是多麼荒謬，而被剝奪者的反抗又是多麼勇敢，當時儘管媒體上沒有公開發出禁令，但通過開會傳達等方式，「禁令囊括各階層，雖是老調重彈，然而其中包含的恫嚇和恐懼，惟有藏人自己明瞭。」然而就在藏曆四月十五日那天，以康巴為主的兩百多名藏人朝著布達拉宮發出「拉嘉洛（神必勝）」的呼喊，其中有些藏人因此身陷囹圄。
而在今年（二○一二年）「薩嘎達瓦」的第六天，在神聖的大昭寺與負有鎮壓職能的八廓街派出所之間，在即是轉經道也是商業街還是旅遊景點，因此荷槍實彈的軍警高度密布的帕廓，兩位年輕的、在拉薩打工的安多藏人浴火自焚，一人犧牲，一人受傷而不明，這實際上是對今日圖伯特的真實狀況付出生命代價的揭露，令有良心的人們哀痛不已，也令作惡者瘋狂報復。
緊接著，「薩嘎達瓦」的第七天，傳來了三個孩子的母親日玖在安多壤塘自焚犧牲的慘痛消息……然而，數日後，發自官方媒體的新聞報導再一次如是炮製：〈西藏薩嘎達瓦節迎最高峰 上萬信眾轉經禮佛〉，就仿佛，一切都未發生，藏人「幸福感最強」。西藏影像裡的香港明天
在三月十日這個西藏歷史上最重要的紀念日，在香港，舉辦了第一屆香港西藏紀錄片節。據蘋果日報當天報導：「由內地關注西藏問題的『目刻工作室』主辦，香港多個關注團體協辦；將由今日起至四月中，在港放映七套西藏紀錄片。這七套片全部在內地禁播。」其目的是「呼籲港人關注西藏人權問題」，因為「西藏的今天，是香港的明天」。
由此我想起很多相關的故事。比如二○一二年我在拉薩住了三個多月，有一天，我穿過老城的某個小巷，偶然遇見一位大姐，她認出了我。當我們輕聲交談時，她突然哭了，原來她的丈夫因觀看尊者達賴喇嘛講授佛法的視頻，被判刑三年。又比如，連在手機裡保存一些被當局禁止的「反動歌曲」，通常都是思念尊者達賴喇嘛的歌曲或宣導民族意識的歌曲，也會導致危險。二○○八年的年底，當局在拉薩就抓了五十九名「從網上非法下載反動歌曲」的年輕藏人。而這幾年，從安多和康傳出的歌中，隱喻已經越來越彰顯，尊者的法名、圖伯特的旗幟、獄中喇嘛的名字甚至流亡西藏領導人的名字，不加掩飾地出現在歌曲裡，為此近幾年被捕的歌手眾多。
其實觀看這七套西藏紀錄片的任何一部，我指的是在拉薩或者在其他藏地觀看，都是要冒很大風險的。說出來都可能沒人會相信，在拉薩常常盛傳因為看了一部被當局認為是「反動」的電影，輕者被傳喚，重者被拘留甚至被判刑。這樣的傳說流行甚廣，卻還是撲不滅渴望看到真相的強烈願望，於是相應就有了各種令人哭笑不得的對策，比如在放映電影時，不但要拔掉有線電視線，還要用絕緣的黑膠布將有線電視線的線頭纏了又繞，據說這樣才會保證在放映「反動電影」時，不會通過有線電視線傳到鄰居的電視上。由此可見恐懼是多麼普遍，但不肯妥協也很普遍。
我看過這七套西藏紀錄片的其中幾部，基本都是在北京的家裡觀看的。有意思的是，雖然北京與拉薩的當權者都是同一個，但這兩地的自由度卻有顯著不同。我的意思是，在北京呼吸到的自由空氣遠遠多於拉薩，這當然是隱喻，因為誰都知道北京的空氣汙染已經到了傷害人體的程度，而藍天白雲的拉薩雖也有汙染，但還是比北京更適宜人的居住。
所以幾年前，曾有一段時間，常有年輕的藏人們，從就讀的大學校園或暫住的旅舍來到我家。我們在一起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觀看與西藏有關的電影。但我仍然不敢放太大聲，總是不由自主地擔心這些講述西藏真實的電影，會被隔牆的耳朵聽見，給他們惹來麻煩。而在觀看這些電影的時候，我總是會注意到，當畫面上出現了尊者的音容笑貌時，年輕的藏人們會雙手合十，表示敬意；當畫面上出現了充滿苦難的歷史或現狀時，年輕的藏人們會難以自禁地落淚……
其實，我絮絮叨叨地說了這麼多，只是想要表明，在香港這樣的擁有較多自由的地方，可以看到這麼多講述真相、見證歷史的西藏紀錄片，是多麼地幸運。甚至，與生活在高壓下的藏人相比，這樣的幸運是難以企及的幸福。換句話說，擁有自由就是幸福。雖然我們不知道，這樣的幸福是否會長久。
我還想說的是，這七套西藏紀錄片中的一部，即境內藏人當知項欠和僧人果洛久美拍攝的《不再恐懼》，不但是禁片，當知項欠因此被判刑六年，至今在獄中受苦，果洛久美多次被捕，二○一二年九月底被失蹤甚至被當局通緝，至今生死不知。
（二○一四年，果洛久美已成功抵達自由之地──印度的達蘭薩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