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廣達文集
總序
我衷心感謝政治大學出版社刊行我的文集四冊（繁體版）。在深表
感謝的同時，也想藉此機會，對我的學習經歷和文集內容略作說明。
我1953 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留校任教，但在1957 年教員資
格被取消。1970 年代末恢復教職後，我的教學和研究領域是隋唐五代
史、中亞中古史、敦煌吐魯番出土文書與文物、中外文化交流史。
種種際遇使我較早接觸了中亞史地和中外文化交流兩個領域，從
1950 到1970 年代，在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中，我和父親張錫彤先生
利用運動的間隙，一起翻譯俄國學者巴托爾德（V. V. Barthold，1869-
1930）的《蒙古入侵時期的突厥斯坦》。在當時情況下，這樣做，只是為
了使自己覺得似乎沒有曠日持久地荒廢光陰，稍獲唸書人的心靈安慰。
始料未及的是，在翻譯巴托爾德書的過程中，我時時被巴托爾德治學
的專注和敬業的虔誠所震撼。同時，由於翻譯巴托爾德，我進而知道西
方有專注於阿拉伯文獻的德．胡耶（M. J. de Goeje，1836-1909），卡
爾．布洛克曼（C. Brockelmann，1868-1956），專注於波斯文獻的布勞
恩（E. J. Browne，1862-1926）、約．馬迦特（J. Marquart [Markwart]，
1864-1930），專注於中亞出土文書的繆勒（F. W. K. Müller，1863-
1930）等大家。由此，得到啟蒙的我，開始注意（一）應盡自己的最大
努力搜求蘇聯於1960-1970 年代刊出的九卷本俄文版《巴托爾德著作
集》，藉以擴大自己的視野；（二）應參照西方學者研究文史的規模、
氣象及其與我國學者徐松（1781-1848）、王樹枬（1852-1936）、陶保廉
（1862-1938）、王國維（1877-1927）等治學路徑的同異，從他們身上尋
ii 文書、典籍與西域史地
求我的治學方向。1978 年重上講臺，並在上個世紀1980 年代參加了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編寫的多卷本《中亞文明史》的工作。在歐洲期間，我
理解了二戰期間與戰後的一些有關漢學的情況，例如白樂日（Étienne
Balazs，1905-1963）提出「宋史計畫」。更讓我有幸的是接觸到法國漢
學界的謝和耐（Jacques Gernet，1921-2018）等學者。
此次出版的文集可追溯自1978 年以來的一些文字的結集。首先，
2008 年在榮新江、朱玉麒、楊曉燕、朱麗雙、李丹婕等學侶的大力協
助下，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集結出版文集三冊。本次政治大學出版社
刊行文集四冊（繁體版）即以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刊行的文集三冊為基
礎，增補2007 以來的發表論文、書序、雜文等，由汪娟、周志煌、蔡
長廷教授編輯定稿，為第四冊。
在此，我衷心感謝蔡長廷、許正弘等諸多學侶，此次大力幫助釐定
文集四冊，使得每冊內容各有側重，取向略有不同：
張廣達文集1：文書、典籍與西域史地
張廣達文集2：文本、圖像與文化流傳
張廣達文集3：史家、史學與現代學術
張廣達文集4：中原、域外與歷史交流
今番再刊原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的本文集前三冊，非單純重印，而
有三大修訂：一、重新校對內文、註腳與書目，並適時增補相關圖表。
二、諸文引用的外文論著，有的已迻譯為中文，今次予以復原而將中
譯置於書末徵引書目，俾供參考。三、若干文後附有「後記」，由蔡長
廷、許正弘執筆而經我確認，分別題為「後記─廷按」（蔡長廷執筆）
和「後記─弘按」（許正弘執筆），在保留論文既有的學術軌跡上，或
匡謬正誤，或增補新說。
第一冊為《文書、典籍與西域史地》。多年以來，我一直感到，西
域研究和地中海世界研究一樣，具莫大魅力。每當學人解破一件西域出
張廣達文集總序iii
土的關鍵性文書，就會感到興奮莫名。與地中海世界相比，西域的綠洲
和沙磧似乎總是在默默地，但是持續不斷地提供更多有待人們揭破的
奧祕，舉世對內陸亞洲絲綢之路的研究盛而不衰就是明證。就文化內涵
的多樣而言，特別是就多元文化匯聚與交流方面的豐富性而言，西域值
得學人像法國年鑑學派或者說整體史學派費爾南．布勞代爾（Fernand
Braudel，1902-1985）處理地中海世界那樣，認真進行一番架構，進而
展開綜合性研究。收入本輯中的文字雖然全都局限於西域的一時、一
地、一事，但是筆者在寫作過程中，無時或忘各種史籍中有關多元文化
在西域的匯聚與融合的記載以及相關的出土文書文物。筆者力圖通過對
西域時空框架中的一時、一地、一事的敘述與分析，說明文化匯聚的情
景和較長時段的歷史發展面貌，借以提示西域史地和中西文化交流有諸
多棱面可供研究。
收入本輯中的一些文章發表較早，此次結集，除了對錯字、標點進
行潤色外，也盡可能在一些文章後，增補「補充說明」，以反映後來陸
續解讀的西域古文獻、相關的學術研究成果與後來的學術進展面貌，以
就教於學界先進。
第二冊為《文本、圖像與文化流傳》。自1900-1901 年起，在我國
大西北地區的敦煌障塞故址和塔里木盆地邊緣上的綠洲廢墟，次第發現
了漢晉以來的簡牘、胡語文書和帶有圖像的文物。簡牘、胡語文書和圖
像文物發現之初，人們並沒有意識到這些發現將會為學術研究帶來怎樣
的轉折。為時不久，人們在考釋簡牘內容和檢閱傳世文獻的過程中越來
越明確地認識到，簡牘的詞句雖然簡略，但是經過和文獻記載互勘、
互證、互補，可以闡發簡牘和文獻記載的豐富內涵和某些若明若暗的細
節。不僅如此，作為一種出土史料，簡牘顯然比書本記載反映更多歷史
情狀，古代生活中的不少情節端賴出土簡牘而再度呈現。至於胡語文書
和圖像文物的作用更是如此，許多歷史時空中已經失落的文明篇章或湮
沒不彰的情節借此而得重顯於世。從此，人們研究漢晉以來歷史，只要
有簡牘、胡語文書、圖像文物等新史料可資參證，人們便會逸出文本記
iv 文書、典籍與西域史地
載的範圍，不再讓自己局限於傳世文獻。套用近年西方流行的「語言的
轉折」（linguistic turn）一語，我們無妨說，在研究中外文化關係史上出
現了一個「文獻的轉折」（documentary turn）。學術研究從此受到文本、
胡語文書、圖像文物等大量新材料的推動，氣象日新月異。
筆者側重研究唐代的中外文化的交流，每當在美國看到長途汽車公
司之一以灰狗（greyhound）為商標，在法國看到郵局用獵豹（cheetah）
的生動圖像為特快郵遞件（chronopost）做廣告，我的思路就不禁回
到唐代貴族陵墓壁畫上的文豹或獵豹的圖像上來，也不禁想到克羅齊
（Benedetto Croce，1886-1952）的名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許多唐
代出土文本和圖像史料，如果把它們放在亞洲的範圍，進而放在世界的
範圍內考察，那麼，隋唐時期呈現的中國文化面貌，顯而易見，是多種
文化融合的結果，對之進行考察的視閾既不能限於長安、洛陽，也不能
限於以安西四鎮為重點的西域。在某種意義上說，文化的多元，而非思
想的一統，成就了唐代的輝煌。淵源於西亞北非的摩尼教文本殘片和來
自西亞的祅教性質的圖像等大量新材料的出土，正是對這種開放性和多
元化文明的細節表述。本輯所收文章是一些個案研究，用意在於探討中
古中國與外部世界在物質生活和思想觀念等不同層次上的交互影嚮。
第三冊為《史家、史學與現代學術》。此卷收錄了出於不同起因和
不同情況而寫的一些文章，因為多少都與學術史有關而匯輯在這裡。
百年來，中、日、英、法、德、俄、美、荷、意、匈等國的漢學和東方
學的發展情況是我感興趣並至為關心的課題。我看到，不同國家的學術
生態和具體語境不同，導致各國漢學家和東方學家的知識結構不同，然
而在諸多不同中，又存在著一些可資互相參照的共同點。為了使論述不
流於空泛，我選擇幾位在漢學領域做出突出貢獻的歷史學家作為研究個
案，分析他們的治史風格，同時也探索個人風格得以形成的社會環境，
考察他們在學術轉型中的不同作用。王國維、內藤湖南（Naitō Konan，
1866-1934）、沙畹（Emmanuel-Édouard Chavannes，1865-1918）及其門
生、巴托爾德（V. V. Barthold）、恆寧（W. B. Henning，1906-1967）等
張廣達文集總序v
人一直是我心目中崇敬的對象，在本卷中，恆寧等還沒有涉及，其他幾
位宗師的業績雖然被選作研究課題，但是既沒有寫完，更沒有寫好。留
意他國的漢學和東方學使我深受教益，本卷中，我對中古史研究的許多
觀點和思考，就來自比較不同國家的治學路徑所受到的啟發。
此外，李約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與卜德（Derk Bodde，
1909-2004）關於中國有沒有現代科學的激辯，也是我始終關注的課
題，我一直盼望能夠就這一課題做些工作。
第四冊為《中原、域外與歷史交流》。本人於2007 年9 月初從法國
來臺北參加政治大學「基調與變奏 七至二十世紀的中國」國際學術會
議，發表〈從「安史之亂」到「澶淵之盟」─唐宋變革之際的中原與
北方〉，翌年收入黃寬重教授主編《基調與變奏 七至二十世紀的中國》
的第三冊論文集。令我感到相當榮幸的是2009 年政治大學聘請我到歷
史系任教。此後我參加由周惠民教授主持政大「人文研究中心」的專題
計劃，與校內外老師、中研院史語所等學術機構的學者定期聚會，除聽
取各位專家學者報告各自研究的課題進展與研究成果外，常常就中國歷
代的中原體制與邊陲的諸多胡漢族群如何在互動中促進中華意識形成、
改朝換代時期一些名流面對民族認同（ethnic identity）如何表態、個人
的社會地位又如何隨之產生名分等問題進行議論。受益於這些討論，我
陸續發表相關文章，收錄於政大「人文研究中心」、政大出版社刊行的
許倬雲院士主編《唐宋時期的名分秩序》、藍美華教授主編《漢人在邊
疆》、《邊民在內地》等專著。承蒙汪娟教授、周志煌教授費心盡力，將
上述論文編入第四冊。第一部分「唐宋變革」收入2007-2024 年間發表
的四篇論文，聚焦於唐宋變革期多元族群及其建立政權之互動，其中第
三篇、第四篇是以東吳大學陶晉生講座第一、二講為基礎，在許正弘、
蔡長廷兩位青年學者的協助下，讓我得以延續此課題的考察。第三篇是
探討唐宋變革期多元族群及其建立政權的互動。第四篇是從此課題的
學術史討論為切入點，以魏復古（Karl A. Wittfogel，1896-1988）、賴德
懋（Owen Lattimore，1900-1989）、艾伯華（Wolfram Eberhard，1909-
vi 文書、典籍與西域史地
1989）的中古、近古史觀點進行比較、分析，對十世紀以來的中國中原
與北方草原諸政權間的互動複雜性有更多理解。第二部分「邊民互動」
收入2013-2018 年間發表的兩篇論文，聚焦於邊疆官員與人民在新舊時
代交替中的抉擇。第三部分「書序」是2008-2013 年間為學侶專著所作
之序言。第四部分「外文」是1994-2008 年間用法、英文撰寫的三篇文
章，主題分別是吐魯番文書解讀、中亞文明以及全球社會與反身性現代
化，並附上中文摘要。第五部分是「附錄」，收錄本人論著目錄與祝壽
論文集篇目等。
第四冊《中原、域外與歷史交流》，2024 年5 月由政大出版社發行
初版。此次增訂版主要增收「唐宋變革」論文一篇：以陶晉生講座第二
講為基礎改寫的〈征服者與統治者—十世紀以降中國中原與北方草原諸
政權間的抗爭和互動之複雜性〉，以及添加〈總序〉及〈徵引書目〉，以
與前三冊編輯體例趨於一致；並刪除初版書末的三篇訪談。
此外，在四冊〈總序〉中理應明確指出拙作的重大闕失，即收入本
文集的論文中並沒有觸及近年來海內外研究歷史上族群互動的重要著
作。
時至今日，國別史仍然重要，但是地域史和全球史顯然越來越引發
世界各國史學家和廣大讀者的關注和重視。大家開始從諸多新視野、新
論據出發，研究和探討許多新時代所關注的歷史課題，族群互動如何進
一步取向與革新。
舉例言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趙竹成教授的大作《俄國斯民族國
家建構中蒙古金帳汗國的影響》，就簡明扼要地闡明了過去歷史上的東
歐諸國和通過歐亞內陸大草原西來的金帳汗國，怎麼經過若干世紀的族
群互動而形塑出來今天的俄羅斯聯盟中的俄國。再舉，日本的大學者岡
田英弘（1931-2017）撰述的《世界史的誕生：蒙古帝國與東西洋史觀
的終結》一書，也以蒙古帝國為例論述了前近代的族群對立過程。岡田
通十四種語言，得以根據多種語言文獻研究和探討歷史上歐亞草原地
帶的族群互動，展現族群互動的複雜性。三舉，目前在巴黎南泰爾大學
張廣達文集總序vii
（Paris Nanterre University）任教的法國歷史學家瑪麗．法維羅．杜門茹
（Marie Favereau Doumenjou），專門研究蒙古帝國和伊斯蘭歷史。她也
曾任教於牛津大學歷史系。2021 年4 月，美國麻省的哈佛大學的出版
社The Belknap Press 為她出版了《汗帳：蒙古人怎樣改變了世界》（The
Horde: How the Mongols Changed the World）一書，此書得到了學界的
高度評價和讀者大眾的讚賞。
最後再舉一例。面臨蘇聯解體前的氛圍，昔日叱吒風雲、如今政經
文化仍然發達的韃靼族群，在1990 年8 月30 日通過主體宣言，更改
國名為韃靼斯坦共和國，並加入俄羅斯聯邦。韃靼斯坦共和國科學院以
Sh. Marjani 命名的歷史研究所於2002-2014 年間在首府喀山刊出了《自
遠古以來的韃靼通史》俄文版七鉅冊，整理如下：
《自遠古以來的韃靼通史》叢書構成表：
出版年冊數標題
2002 第一冊古代歐亞草原諸族群
2006 第二冊伏爾加流域的不里阿耳人和大草原
2009 第三冊十三－十五世紀中葉 朮赤兀魯斯（金帳汗國）
2014 第四冊十五－十八世紀 韃靼人諸國
2014 第五冊十六世紀下半－十八世紀 俄國斯國轄境內的韃靼人
2013 第六冊十九－二十世紀初 韃靼民族的形成
2013 第七冊二十－二十一世紀初的韃靼人和韃靼斯坦
說明： 第一冊由茹希雅姆出版社；第二冊由RyhIL 出版社；第三至七冊由韃靼共和國科學
院以Sh. Marjani 命名的歷史研究所出版。
值得注意的是，在2016 年，韃靼斯坦共和國科學院歷史所（研
究金帳和韃靼汗國的） 烏斯曼諾夫研究中心（Usmanov Center for
Research on the Golden Horde and Tatar Khanates） 更進一步與英國牛
津大學進行合作，邀請了全世界知名的有關學者（包括趙竹成教授在
內），合作刊出書名為《世界史中的金帳汗國史》，本書的〈前言〉即由
拉斐爾．哈基莫夫和上文提及的瑪麗．法維羅．杜門茹兩位總編輯執筆
分寫，合為一篇。
viii 文書、典籍與西域史地
總而言之，當今世界的史學家越來越關注從時、空二元觀（或曰
時、空二維）來考察和體驗中外歷史上生活在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不
同族群或種族的相互接觸與互動；尤其是從事遊牧生活的族群在長、
中、短的不同時間階段內的移徙和相互對抗，及其與農耕地區政權體制
下的編戶齊民的接觸、衝突與互動。僅就世界近代史而言，現在人們認
識到，在西方，民族國家（nation-states）的形成和資本主義的興起，
實際上乃是由西方的宗教改革與啟蒙運動所促發、帶動的；但是此前歐
亞草原遊牧族群之間的互動，及其帶給定居地域的諸多政治體制、生計
型態、宗教信仰、社會習俗、文化教養等多方面的傳統和影響，同樣起
了促發和形塑作用。總之，世界各國的史學界刊出這方面的重要著述和
期刊論文，其數量之多，殆已不能備舉；其品質之高，也不可能擇要縷
述，我個人在這方面期待著讀者惠予教誨和啟示。
出國近四十年，我有三點體會日益深刻。（一）現代性的特徵之一
是注重反思，特別是注重自反性的或反身性的批判思考（reflexivity）。
我感到，歷史學不僅要注重對個別的史料、史實、史事批判性分析，
而且也需要對整體的史學思想傳承和史學發展脈絡進行批判性反思。
（二）如果我們想要或多或少賦予自己研究的課題以歷史學意義，那
麼，在具體的研究之中取得歷史知識學（historical epistemology）層次
或譜系的一些認識─哪怕是一些膚淺的認識─便至關重要。現代化
階段的史學研究，顯然不能再局限於傳統的有限的、封閉的思考架構中
就事論事，因而我們應當充分重視深入細緻地比較一些相近的個案，以
小見大，得出具有普遍參照意義的認識。（三）積極地將歷史學的訓練
與批判性思考用來考慮當今世界局勢的發展，以及自身如何與世界進行
有益且深度連結。為有效地考慮此課題，或能從世界史或全球史的視角
切入，首先觀察現代世界的形成的重要因素，其次借鑒多學科領域的前
沿研究，理解當今世界所面臨的重大議題，例如烏爾里希 貝克（Ulrich
Beck，1944-2015）提出的《風險社會》，由此延伸到安東尼 紀登斯
（Anothny Giddens，1938-）、斯科特 拉什（Scott Lash，1945-）提出反
張廣達文集總序ix
思性現代化（reflective modernization），重塑個人與世界的連結。
上世紀80 年代末至今，我四處遊學，有失有得。幸賴中外同行的
熱忱支持，間有基金會的資助，我參加了一些高校的教學和研究機構
的科研活動。作為參與者（actor），我得有機會近距離觀察中國大陸
之外的學術環境，體驗多種不同的學術氛圍。參照塞爾多（Michel de
Certeau，1925-1986）論證的「他者」（the other）說，我時時檢視並修
正過去身在國內形成的單向思路。另一方面，實地考察歐美、日本、臺
灣在社會與人文學科領域的重要成果，有助於我調整自身的知識結構，
中國歷史的一些問題在距離拉開之後凸現出來，促使我作進一步的思
考。只要精力允許，我將繼續這些工作，整理分析已經搜集的有關中外
文化交流和中、日、美、英、法、德、俄等國漢學家的資料，完成我手
頭的幾件「半成品」，庶不辜負師友多年來對我的深切關懷愛護。
總體而言，在四冊文集的出版過程中，汪娟、周志煌、蔡長廷、張
倫等學侶承擔了大量的實際工作，林讌伃、林宏哲、黃子晏、邱奕安、
林相妘等諸多學侶協助校對工作，讓我不勝感激。令我特別感激的是，
政治大學出版社廖棟樑總編輯與林淑禎助教為此而費心盡力，做了種種
安排，在此我深致道不盡的謝意。
張廣達
2025 年9 月25 日於臺北
總序
我衷心感謝政治大學出版社刊行我的文集四冊（繁體版）。在深表
感謝的同時，也想藉此機會，對我的學習經歷和文集內容略作說明。
我1953 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留校任教，但在1957 年教員資
格被取消。1970 年代末恢復教職後，我的教學和研究領域是隋唐五代
史、中亞中古史、敦煌吐魯番出土文書與文物、中外文化交流史。
種種際遇使我較早接觸了中亞史地和中外文化交流兩個領域，從
1950 到1970 年代，在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中，我和父親張錫彤先生
利用運動的間隙，一起翻譯俄國學者巴托爾德（V. V. Barthold，1869-
1930）的《蒙古入侵時期的突厥斯坦》。在當時情況下，這樣做，只是為
了使自己覺得似乎沒有曠日持久地荒廢光陰，稍獲唸書人的心靈安慰。
始料未及的是，在翻譯巴托爾德書的過程中，我時時被巴托爾德治學
的專注和敬業的虔誠所震撼。同時，由於翻譯巴托爾德，我進而知道西
方有專注於阿拉伯文獻的德．胡耶（M. J. de Goeje，1836-1909），卡
爾．布洛克曼（C. Brockelmann，1868-1956），專注於波斯文獻的布勞
恩（E. J. Browne，1862-1926）、約．馬迦特（J. Marquart [Markwart]，
1864-1930），專注於中亞出土文書的繆勒（F. W. K. Müller，1863-
1930）等大家。由此，得到啟蒙的我，開始注意（一）應盡自己的最大
努力搜求蘇聯於1960-1970 年代刊出的九卷本俄文版《巴托爾德著作
集》，藉以擴大自己的視野；（二）應參照西方學者研究文史的規模、
氣象及其與我國學者徐松（1781-1848）、王樹枬（1852-1936）、陶保廉
（1862-1938）、王國維（1877-1927）等治學路徑的同異，從他們身上尋
ii 文書、典籍與西域史地
求我的治學方向。1978 年重上講臺，並在上個世紀1980 年代參加了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編寫的多卷本《中亞文明史》的工作。在歐洲期間，我
理解了二戰期間與戰後的一些有關漢學的情況，例如白樂日（Étienne
Balazs，1905-1963）提出「宋史計畫」。更讓我有幸的是接觸到法國漢
學界的謝和耐（Jacques Gernet，1921-2018）等學者。
此次出版的文集可追溯自1978 年以來的一些文字的結集。首先，
2008 年在榮新江、朱玉麒、楊曉燕、朱麗雙、李丹婕等學侶的大力協
助下，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集結出版文集三冊。本次政治大學出版社
刊行文集四冊（繁體版）即以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刊行的文集三冊為基
礎，增補2007 以來的發表論文、書序、雜文等，由汪娟、周志煌、蔡
長廷教授編輯定稿，為第四冊。
在此，我衷心感謝蔡長廷、許正弘等諸多學侶，此次大力幫助釐定
文集四冊，使得每冊內容各有側重，取向略有不同：
張廣達文集1：文書、典籍與西域史地
張廣達文集2：文本、圖像與文化流傳
張廣達文集3：史家、史學與現代學術
張廣達文集4：中原、域外與歷史交流
今番再刊原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的本文集前三冊，非單純重印，而
有三大修訂：一、重新校對內文、註腳與書目，並適時增補相關圖表。
二、諸文引用的外文論著，有的已迻譯為中文，今次予以復原而將中
譯置於書末徵引書目，俾供參考。三、若干文後附有「後記」，由蔡長
廷、許正弘執筆而經我確認，分別題為「後記─廷按」（蔡長廷執筆）
和「後記─弘按」（許正弘執筆），在保留論文既有的學術軌跡上，或
匡謬正誤，或增補新說。
第一冊為《文書、典籍與西域史地》。多年以來，我一直感到，西
域研究和地中海世界研究一樣，具莫大魅力。每當學人解破一件西域出
張廣達文集總序iii
土的關鍵性文書，就會感到興奮莫名。與地中海世界相比，西域的綠洲
和沙磧似乎總是在默默地，但是持續不斷地提供更多有待人們揭破的
奧祕，舉世對內陸亞洲絲綢之路的研究盛而不衰就是明證。就文化內涵
的多樣而言，特別是就多元文化匯聚與交流方面的豐富性而言，西域值
得學人像法國年鑑學派或者說整體史學派費爾南．布勞代爾（Fernand
Braudel，1902-1985）處理地中海世界那樣，認真進行一番架構，進而
展開綜合性研究。收入本輯中的文字雖然全都局限於西域的一時、一
地、一事，但是筆者在寫作過程中，無時或忘各種史籍中有關多元文化
在西域的匯聚與融合的記載以及相關的出土文書文物。筆者力圖通過對
西域時空框架中的一時、一地、一事的敘述與分析，說明文化匯聚的情
景和較長時段的歷史發展面貌，借以提示西域史地和中西文化交流有諸
多棱面可供研究。
收入本輯中的一些文章發表較早，此次結集，除了對錯字、標點進
行潤色外，也盡可能在一些文章後，增補「補充說明」，以反映後來陸
續解讀的西域古文獻、相關的學術研究成果與後來的學術進展面貌，以
就教於學界先進。
第二冊為《文本、圖像與文化流傳》。自1900-1901 年起，在我國
大西北地區的敦煌障塞故址和塔里木盆地邊緣上的綠洲廢墟，次第發現
了漢晉以來的簡牘、胡語文書和帶有圖像的文物。簡牘、胡語文書和圖
像文物發現之初，人們並沒有意識到這些發現將會為學術研究帶來怎樣
的轉折。為時不久，人們在考釋簡牘內容和檢閱傳世文獻的過程中越來
越明確地認識到，簡牘的詞句雖然簡略，但是經過和文獻記載互勘、
互證、互補，可以闡發簡牘和文獻記載的豐富內涵和某些若明若暗的細
節。不僅如此，作為一種出土史料，簡牘顯然比書本記載反映更多歷史
情狀，古代生活中的不少情節端賴出土簡牘而再度呈現。至於胡語文書
和圖像文物的作用更是如此，許多歷史時空中已經失落的文明篇章或湮
沒不彰的情節借此而得重顯於世。從此，人們研究漢晉以來歷史，只要
有簡牘、胡語文書、圖像文物等新史料可資參證，人們便會逸出文本記
iv 文書、典籍與西域史地
載的範圍，不再讓自己局限於傳世文獻。套用近年西方流行的「語言的
轉折」（linguistic turn）一語，我們無妨說，在研究中外文化關係史上出
現了一個「文獻的轉折」（documentary turn）。學術研究從此受到文本、
胡語文書、圖像文物等大量新材料的推動，氣象日新月異。
筆者側重研究唐代的中外文化的交流，每當在美國看到長途汽車公
司之一以灰狗（greyhound）為商標，在法國看到郵局用獵豹（cheetah）
的生動圖像為特快郵遞件（chronopost）做廣告，我的思路就不禁回
到唐代貴族陵墓壁畫上的文豹或獵豹的圖像上來，也不禁想到克羅齊
（Benedetto Croce，1886-1952）的名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許多唐
代出土文本和圖像史料，如果把它們放在亞洲的範圍，進而放在世界的
範圍內考察，那麼，隋唐時期呈現的中國文化面貌，顯而易見，是多種
文化融合的結果，對之進行考察的視閾既不能限於長安、洛陽，也不能
限於以安西四鎮為重點的西域。在某種意義上說，文化的多元，而非思
想的一統，成就了唐代的輝煌。淵源於西亞北非的摩尼教文本殘片和來
自西亞的祅教性質的圖像等大量新材料的出土，正是對這種開放性和多
元化文明的細節表述。本輯所收文章是一些個案研究，用意在於探討中
古中國與外部世界在物質生活和思想觀念等不同層次上的交互影嚮。
第三冊為《史家、史學與現代學術》。此卷收錄了出於不同起因和
不同情況而寫的一些文章，因為多少都與學術史有關而匯輯在這裡。
百年來，中、日、英、法、德、俄、美、荷、意、匈等國的漢學和東方
學的發展情況是我感興趣並至為關心的課題。我看到，不同國家的學術
生態和具體語境不同，導致各國漢學家和東方學家的知識結構不同，然
而在諸多不同中，又存在著一些可資互相參照的共同點。為了使論述不
流於空泛，我選擇幾位在漢學領域做出突出貢獻的歷史學家作為研究個
案，分析他們的治史風格，同時也探索個人風格得以形成的社會環境，
考察他們在學術轉型中的不同作用。王國維、內藤湖南（Naitō Konan，
1866-1934）、沙畹（Emmanuel-Édouard Chavannes，1865-1918）及其門
生、巴托爾德（V. V. Barthold）、恆寧（W. B. Henning，1906-1967）等
張廣達文集總序v
人一直是我心目中崇敬的對象，在本卷中，恆寧等還沒有涉及，其他幾
位宗師的業績雖然被選作研究課題，但是既沒有寫完，更沒有寫好。留
意他國的漢學和東方學使我深受教益，本卷中，我對中古史研究的許多
觀點和思考，就來自比較不同國家的治學路徑所受到的啟發。
此外，李約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與卜德（Derk Bodde，
1909-2004）關於中國有沒有現代科學的激辯，也是我始終關注的課
題，我一直盼望能夠就這一課題做些工作。
第四冊為《中原、域外與歷史交流》。本人於2007 年9 月初從法國
來臺北參加政治大學「基調與變奏 七至二十世紀的中國」國際學術會
議，發表〈從「安史之亂」到「澶淵之盟」─唐宋變革之際的中原與
北方〉，翌年收入黃寬重教授主編《基調與變奏 七至二十世紀的中國》
的第三冊論文集。令我感到相當榮幸的是2009 年政治大學聘請我到歷
史系任教。此後我參加由周惠民教授主持政大「人文研究中心」的專題
計劃，與校內外老師、中研院史語所等學術機構的學者定期聚會，除聽
取各位專家學者報告各自研究的課題進展與研究成果外，常常就中國歷
代的中原體制與邊陲的諸多胡漢族群如何在互動中促進中華意識形成、
改朝換代時期一些名流面對民族認同（ethnic identity）如何表態、個人
的社會地位又如何隨之產生名分等問題進行議論。受益於這些討論，我
陸續發表相關文章，收錄於政大「人文研究中心」、政大出版社刊行的
許倬雲院士主編《唐宋時期的名分秩序》、藍美華教授主編《漢人在邊
疆》、《邊民在內地》等專著。承蒙汪娟教授、周志煌教授費心盡力，將
上述論文編入第四冊。第一部分「唐宋變革」收入2007-2024 年間發表
的四篇論文，聚焦於唐宋變革期多元族群及其建立政權之互動，其中第
三篇、第四篇是以東吳大學陶晉生講座第一、二講為基礎，在許正弘、
蔡長廷兩位青年學者的協助下，讓我得以延續此課題的考察。第三篇是
探討唐宋變革期多元族群及其建立政權的互動。第四篇是從此課題的
學術史討論為切入點，以魏復古（Karl A. Wittfogel，1896-1988）、賴德
懋（Owen Lattimore，1900-1989）、艾伯華（Wolfram Eberhard，1909-
vi 文書、典籍與西域史地
1989）的中古、近古史觀點進行比較、分析，對十世紀以來的中國中原
與北方草原諸政權間的互動複雜性有更多理解。第二部分「邊民互動」
收入2013-2018 年間發表的兩篇論文，聚焦於邊疆官員與人民在新舊時
代交替中的抉擇。第三部分「書序」是2008-2013 年間為學侶專著所作
之序言。第四部分「外文」是1994-2008 年間用法、英文撰寫的三篇文
章，主題分別是吐魯番文書解讀、中亞文明以及全球社會與反身性現代
化，並附上中文摘要。第五部分是「附錄」，收錄本人論著目錄與祝壽
論文集篇目等。
第四冊《中原、域外與歷史交流》，2024 年5 月由政大出版社發行
初版。此次增訂版主要增收「唐宋變革」論文一篇：以陶晉生講座第二
講為基礎改寫的〈征服者與統治者—十世紀以降中國中原與北方草原諸
政權間的抗爭和互動之複雜性〉，以及添加〈總序〉及〈徵引書目〉，以
與前三冊編輯體例趨於一致；並刪除初版書末的三篇訪談。
此外，在四冊〈總序〉中理應明確指出拙作的重大闕失，即收入本
文集的論文中並沒有觸及近年來海內外研究歷史上族群互動的重要著
作。
時至今日，國別史仍然重要，但是地域史和全球史顯然越來越引發
世界各國史學家和廣大讀者的關注和重視。大家開始從諸多新視野、新
論據出發，研究和探討許多新時代所關注的歷史課題，族群互動如何進
一步取向與革新。
舉例言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趙竹成教授的大作《俄國斯民族國
家建構中蒙古金帳汗國的影響》，就簡明扼要地闡明了過去歷史上的東
歐諸國和通過歐亞內陸大草原西來的金帳汗國，怎麼經過若干世紀的族
群互動而形塑出來今天的俄羅斯聯盟中的俄國。再舉，日本的大學者岡
田英弘（1931-2017）撰述的《世界史的誕生：蒙古帝國與東西洋史觀
的終結》一書，也以蒙古帝國為例論述了前近代的族群對立過程。岡田
通十四種語言，得以根據多種語言文獻研究和探討歷史上歐亞草原地
帶的族群互動，展現族群互動的複雜性。三舉，目前在巴黎南泰爾大學
張廣達文集總序vii
（Paris Nanterre University）任教的法國歷史學家瑪麗．法維羅．杜門茹
（Marie Favereau Doumenjou），專門研究蒙古帝國和伊斯蘭歷史。她也
曾任教於牛津大學歷史系。2021 年4 月，美國麻省的哈佛大學的出版
社The Belknap Press 為她出版了《汗帳：蒙古人怎樣改變了世界》（The
Horde: How the Mongols Changed the World）一書，此書得到了學界的
高度評價和讀者大眾的讚賞。
最後再舉一例。面臨蘇聯解體前的氛圍，昔日叱吒風雲、如今政經
文化仍然發達的韃靼族群，在1990 年8 月30 日通過主體宣言，更改
國名為韃靼斯坦共和國，並加入俄羅斯聯邦。韃靼斯坦共和國科學院以
Sh. Marjani 命名的歷史研究所於2002-2014 年間在首府喀山刊出了《自
遠古以來的韃靼通史》俄文版七鉅冊，整理如下：
《自遠古以來的韃靼通史》叢書構成表：
出版年冊數標題
2002 第一冊古代歐亞草原諸族群
2006 第二冊伏爾加流域的不里阿耳人和大草原
2009 第三冊十三－十五世紀中葉 朮赤兀魯斯（金帳汗國）
2014 第四冊十五－十八世紀 韃靼人諸國
2014 第五冊十六世紀下半－十八世紀 俄國斯國轄境內的韃靼人
2013 第六冊十九－二十世紀初 韃靼民族的形成
2013 第七冊二十－二十一世紀初的韃靼人和韃靼斯坦
說明： 第一冊由茹希雅姆出版社；第二冊由RyhIL 出版社；第三至七冊由韃靼共和國科學
院以Sh. Marjani 命名的歷史研究所出版。
值得注意的是，在2016 年，韃靼斯坦共和國科學院歷史所（研
究金帳和韃靼汗國的） 烏斯曼諾夫研究中心（Usmanov Center for
Research on the Golden Horde and Tatar Khanates） 更進一步與英國牛
津大學進行合作，邀請了全世界知名的有關學者（包括趙竹成教授在
內），合作刊出書名為《世界史中的金帳汗國史》，本書的〈前言〉即由
拉斐爾．哈基莫夫和上文提及的瑪麗．法維羅．杜門茹兩位總編輯執筆
分寫，合為一篇。
viii 文書、典籍與西域史地
總而言之，當今世界的史學家越來越關注從時、空二元觀（或曰
時、空二維）來考察和體驗中外歷史上生活在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不
同族群或種族的相互接觸與互動；尤其是從事遊牧生活的族群在長、
中、短的不同時間階段內的移徙和相互對抗，及其與農耕地區政權體制
下的編戶齊民的接觸、衝突與互動。僅就世界近代史而言，現在人們認
識到，在西方，民族國家（nation-states）的形成和資本主義的興起，
實際上乃是由西方的宗教改革與啟蒙運動所促發、帶動的；但是此前歐
亞草原遊牧族群之間的互動，及其帶給定居地域的諸多政治體制、生計
型態、宗教信仰、社會習俗、文化教養等多方面的傳統和影響，同樣起
了促發和形塑作用。總之，世界各國的史學界刊出這方面的重要著述和
期刊論文，其數量之多，殆已不能備舉；其品質之高，也不可能擇要縷
述，我個人在這方面期待著讀者惠予教誨和啟示。
出國近四十年，我有三點體會日益深刻。（一）現代性的特徵之一
是注重反思，特別是注重自反性的或反身性的批判思考（reflexivity）。
我感到，歷史學不僅要注重對個別的史料、史實、史事批判性分析，
而且也需要對整體的史學思想傳承和史學發展脈絡進行批判性反思。
（二）如果我們想要或多或少賦予自己研究的課題以歷史學意義，那
麼，在具體的研究之中取得歷史知識學（historical epistemology）層次
或譜系的一些認識─哪怕是一些膚淺的認識─便至關重要。現代化
階段的史學研究，顯然不能再局限於傳統的有限的、封閉的思考架構中
就事論事，因而我們應當充分重視深入細緻地比較一些相近的個案，以
小見大，得出具有普遍參照意義的認識。（三）積極地將歷史學的訓練
與批判性思考用來考慮當今世界局勢的發展，以及自身如何與世界進行
有益且深度連結。為有效地考慮此課題，或能從世界史或全球史的視角
切入，首先觀察現代世界的形成的重要因素，其次借鑒多學科領域的前
沿研究，理解當今世界所面臨的重大議題，例如烏爾里希 貝克（Ulrich
Beck，1944-2015）提出的《風險社會》，由此延伸到安東尼 紀登斯
（Anothny Giddens，1938-）、斯科特 拉什（Scott Lash，1945-）提出反
張廣達文集總序ix
思性現代化（reflective modernization），重塑個人與世界的連結。
上世紀80 年代末至今，我四處遊學，有失有得。幸賴中外同行的
熱忱支持，間有基金會的資助，我參加了一些高校的教學和研究機構
的科研活動。作為參與者（actor），我得有機會近距離觀察中國大陸
之外的學術環境，體驗多種不同的學術氛圍。參照塞爾多（Michel de
Certeau，1925-1986）論證的「他者」（the other）說，我時時檢視並修
正過去身在國內形成的單向思路。另一方面，實地考察歐美、日本、臺
灣在社會與人文學科領域的重要成果，有助於我調整自身的知識結構，
中國歷史的一些問題在距離拉開之後凸現出來，促使我作進一步的思
考。只要精力允許，我將繼續這些工作，整理分析已經搜集的有關中外
文化交流和中、日、美、英、法、德、俄等國漢學家的資料，完成我手
頭的幾件「半成品」，庶不辜負師友多年來對我的深切關懷愛護。
總體而言，在四冊文集的出版過程中，汪娟、周志煌、蔡長廷、張
倫等學侶承擔了大量的實際工作，林讌伃、林宏哲、黃子晏、邱奕安、
林相妘等諸多學侶協助校對工作，讓我不勝感激。令我特別感激的是，
政治大學出版社廖棟樑總編輯與林淑禎助教為此而費心盡力，做了種種
安排，在此我深致道不盡的謝意。
張廣達
2025 年9 月25 日於臺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