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節（下） 清代的河防
二、靳輔比潘季馴如何？
靳輔是清代治河最有名的一個，世人常潘、靳並稱，靳輔究竟比潘季馴如何，這不可不作專題來討論。
滾水壩相傳是潘季馴的創造，他自己也稱它作減水壩，最近所築溢洪堰就屬於性質相近的建設。靳輔治河，是不主張關閉減水壩的，單就他的治河方法而論，最受攻擊的就是這件事。他曾於南岸碭山毛城鋪建減水壩、閘各一，銅山王家山天然減水閘一，十八里屯減水閘二，睢寧豐山附近減水閘四，都減水入睢河；歸仁堤五堡減水壩一，減入洪澤湖。又於北岸銅山之西石林、黃村二口建減水壩各一，減入微山湖；大谷山減水壩一，蘇家山減水閘一，都減由荊山河入運河；又駱馬湖尾減水壩橋六，叫做六塘，減湖、黃之水入石項湖。
康熙二十六年，湯斌面奏稱：「今雲梯關與前不同，若塞高家堰之壩，則淮水盡入黃河，黃水無倒入淮河之理。從前河堤單弱，不築減水壩則黃河必致潰決；今堤既高堅，若塞堤壩，使水歸一路，則沙不停壅，河身漸深。今靳輔唯恐黃河潰決，於南岸毛城鋪等處築減水壩，令黃河之水入洪澤湖，洪澤湖不能容，又於高家堰築減水壩令入運河，運河不能容，又於高郵州等處築減冰壩令入七州縣。」逐層詰駁，頗為尖銳。又後來陳世倌的批評，首引康熙十六年七月，靳輔自己的奏疏：「黃河南岸一決，必由邸家、白鹿等湖以入洪澤，助其滔天之勢，撼擊高家堰一帶堤工，各堤即堅固如鐵，亦必從頂漫過，下淹高、寶等七州縣田畝，淮流仍舊旁洩，仍不能助淮刷沙，清口以下，仍必淤墊。」但相隔不多時，輔又於康熙二十一年在南岸之毛城鋪、王家山、峰山，北岸之大谷山、蘇家山，各建減水壩閘。陳世倌根據這兩種事件，認為輔言行不符，無非因為「徐家灣、蕭家渡之決，議以革職賠補，故於兩岸分建閘壩，以分水而保堤」，也屬以矛攻盾。然而二十五年六月，湯斌面奏，固自承不知河道情形，因見減水壩「舊時止有四處，今增至三十餘所，目前若竟行堵塞，恐黃河沖決，堤岸民田仍受其害。若不行堵塞，恐水勢分散，河流緩弱，則河底漸高，運道有礙。臣愚欲將減水壩稍築加高，若水大仍可分洩，水小俱使歸道，則河底日逐刷深，水無氾濫之患，減水壩亦漸可堵塞」，仍不敢堅持立即堵閉。若陳世倌認為輔純是因為避免賠補，其實並不盡然。徐家灣、蕭家渡兩處之決，在二十一年（未嘗不與北岸楊家莊完全堵塞有關），毛城鋪、石林、黃村、大谷山四處的減水壩，則早建於十八年。而且據《東華錄》七所載，二十一年冬，九卿等會議蕭家渡決口一案，原擬令靳輔賠修；奉上諭，責令賠修，恐致貽誤，仍準動用錢糧，賠修的事似乎沒有實行。我認為當日不得不應用減水，原有兩個理由：
（一）《河防雜說》稱：徐州「河身寬不過六七十丈，束水至急，若不於上流稍留宣洩之地，則一逢異漲，勢必灌淹州城。……今於碭山縣南岸毛城鋪地方建三十丈寬減水石壩一座，又於徐州北岸大谷山地方建三十丈寬減水石壩一座；……其所滅之水，先貯碭山縣南岸之小神湖內，逐漸流入濉河。」又稱：「從前雖百計堤防，而堤高水亦高，常被漫潰，一經漫潰，則水盡旁洩，正河淤墊……不得不建減水壩以洩其非常之勢。」按黃河自滎澤以下，寬十餘里至二三十里不等。下達徐州，兩岸群山夾峙，「其至寬者莫能過百丈」，下口猝被緊縮，則來水難以制消。既過徐、睢，則又像怒馬脫韁，奔騰激盪，一遇伏秋大漲，徐州上下均極易出險，止靠守堤，並不是穩健的方法。
換句話說，減水就是靳輔當年抵抗潰決的最後一件法寶。清帝：「河務甚要，若另補一人，必塞減水壩，減水壩一塞，則河堤萬不能保，爾等可有兩全之良法否？」可算明瞭其中為難的情形。又三十三年正月，清帝親詢於成龍減水壩可塞與否？成龍面覆：「於今觀之，實不可塞。」隨諭以「爾排陷他人則易，身任總河則難。」治河是一件很困難複雜的工作，未曾設身處境，就容易陷於隨意批評的態度。當二十六年正月，輔入京備詢的時候，他的答辯無疑露出左支右絀的窘態，然而他止允將高堰閘壩堵塞一年，清帝即依議辦理，那就因消水尚無良法，如果立時斷定永遠閉塞，又恐怕河堤再發生亂子，倒不如暫維現狀了。
（二）減水因為河身不能容，假使黃、淮同時並漲，淮又能夠容納嗎？徐州以下，黃、淮大致是平行的，入淮的黃水流至清口所需的時間，跟黃水由正道流至清口所需的時間，不會差得很久，那麼，到清口黃、淮會合以後，水量減去仍不多，誰又敢保證清口以東不鬧潰決呢？還有一層，黃水減入淮，則淮身自不免停蓄黃泥而墊高（陳世倌說，小神、侍丘、白鹿、林子、孟山等湖早已淤平），結果總是妨礙著保堤蓄清的整個計畫。陳潢曾說：「低田一經黃水所淤，水退而土即墊一高，次年必獲倍收，損益亦正相等耳。要之，設減壩則遙堤可保無虞，保遙堤則全河可冀永定，減壩與堤防又相為維持者也。」靳輔減水入七州縣的民田，多半根據這個道理。
二十八年三月，清帝南巡時，對河督王新命說：「黃河險工，靳輔修減水壩令水勢回緩，甚善。」又嘉慶二十年，黎世序疏稱：「歷代河渠諸書及前時明潘季馴經略兩河各疏，無不以多建減水閘壩為防險保堤之計。康熙年間，前河臣靳輔在徐城以上建設……徐城以下又建設……盛漲之時，相機啟放，水落即行堵閉，是於束水攻沙之中，並用防險保堤之法，權宜變通，並無偏倚，實為全河最要機宜。奈近年河道情形，日久更變，毛城鋪以下之洪濉河，太谷山、蘇家山以下之水線河，均已淤成平陸，黃河亦漸淤高，閘壩口門，有建翎掣溜之虞，減洩之水，無循序分洩之路。……僅存天然、峰山兩處閘座，洩水無多，以致大泛水長，□積不消，黃河兩岸，節節生險……其病皆由於有堤防而無減洩，不能保守異漲也。」才算是客觀的平心批評。可惜減洩之法，用於臨近危急的地方，不用於上游豫省，所見未免不遠，輔之可議，卻在此而不在彼。
前人批評靳輔之治河，往往誤以為他謹守潘季馴的遺法（如晏斯盛說：「墨守潘法」，又李協說，「其治導原理亦一本諸潘氏……無非以潘氏為師」），但細從事實來看，靳跟潘最少有兩點不同的地方：
潘治河四次，除修太行堤外，沒有施工到中游的山東、河南，所以他離任後不久，便決單縣。靳輔呢，他於二十四年九月請築考城、儀封等縣堤長七千九百八十九丈，又封丘縣荊隆口大月堤三百三十丈，這是第一點不同。
潘說：「未至海口，乾地猶可施工，其將入海之地，潮汐往來……海無可浚之理。」靳之《治河第一疏》便稱：「治水者必先從下流治起，下流疏通，則上流自不飽漲，故臣又切切以雲梯關外為重，而力請一例築堤以絕後患。」築堤即就當地的河心來取土，把浚口、築堤兩事做成統一的工作，這是第二點不同。
《四庫全書總目》七五稱：「明潘季馴《河防一覽》詳於堤壩之說而不言引河，（崔）維雅獨申引河之說，蓋當河流悍激之地，不得不浚此以殺其勢耳。」維雅當順治、康熙間身歷河工二十餘年，寫成《河防芻議》一書，不能說他沒有經驗，他指斥靳輔的減水壩為不可用，也非毫無理由。減水如果沒有現成的去路或貯積的低地，確不如引河。
總之，拿潘、靳兩人來比較，潘在督河任內，泗州的積水無法消洩；靳承河務最壞之後，連任十年，除去視事未久的楊家莊決口之外，徐家灣、蕭家渡兩處決後不久即塞，再沒有出過什麼險工，那正像清帝所說：「數年以來，河道未嘗沖決，漕運亦未至有誤，若謂靳輔治河全無裨益，微獨靳輔不服，朕亦不愜於心。」單從這一點，已見靳之治河，比潘勝得多。
二、靳輔比潘季馴如何？
靳輔是清代治河最有名的一個，世人常潘、靳並稱，靳輔究竟比潘季馴如何，這不可不作專題來討論。
滾水壩相傳是潘季馴的創造，他自己也稱它作減水壩，最近所築溢洪堰就屬於性質相近的建設。靳輔治河，是不主張關閉減水壩的，單就他的治河方法而論，最受攻擊的就是這件事。他曾於南岸碭山毛城鋪建減水壩、閘各一，銅山王家山天然減水閘一，十八里屯減水閘二，睢寧豐山附近減水閘四，都減水入睢河；歸仁堤五堡減水壩一，減入洪澤湖。又於北岸銅山之西石林、黃村二口建減水壩各一，減入微山湖；大谷山減水壩一，蘇家山減水閘一，都減由荊山河入運河；又駱馬湖尾減水壩橋六，叫做六塘，減湖、黃之水入石項湖。
康熙二十六年，湯斌面奏稱：「今雲梯關與前不同，若塞高家堰之壩，則淮水盡入黃河，黃水無倒入淮河之理。從前河堤單弱，不築減水壩則黃河必致潰決；今堤既高堅，若塞堤壩，使水歸一路，則沙不停壅，河身漸深。今靳輔唯恐黃河潰決，於南岸毛城鋪等處築減水壩，令黃河之水入洪澤湖，洪澤湖不能容，又於高家堰築減水壩令入運河，運河不能容，又於高郵州等處築減冰壩令入七州縣。」逐層詰駁，頗為尖銳。又後來陳世倌的批評，首引康熙十六年七月，靳輔自己的奏疏：「黃河南岸一決，必由邸家、白鹿等湖以入洪澤，助其滔天之勢，撼擊高家堰一帶堤工，各堤即堅固如鐵，亦必從頂漫過，下淹高、寶等七州縣田畝，淮流仍舊旁洩，仍不能助淮刷沙，清口以下，仍必淤墊。」但相隔不多時，輔又於康熙二十一年在南岸之毛城鋪、王家山、峰山，北岸之大谷山、蘇家山，各建減水壩閘。陳世倌根據這兩種事件，認為輔言行不符，無非因為「徐家灣、蕭家渡之決，議以革職賠補，故於兩岸分建閘壩，以分水而保堤」，也屬以矛攻盾。然而二十五年六月，湯斌面奏，固自承不知河道情形，因見減水壩「舊時止有四處，今增至三十餘所，目前若竟行堵塞，恐黃河沖決，堤岸民田仍受其害。若不行堵塞，恐水勢分散，河流緩弱，則河底漸高，運道有礙。臣愚欲將減水壩稍築加高，若水大仍可分洩，水小俱使歸道，則河底日逐刷深，水無氾濫之患，減水壩亦漸可堵塞」，仍不敢堅持立即堵閉。若陳世倌認為輔純是因為避免賠補，其實並不盡然。徐家灣、蕭家渡兩處之決，在二十一年（未嘗不與北岸楊家莊完全堵塞有關），毛城鋪、石林、黃村、大谷山四處的減水壩，則早建於十八年。而且據《東華錄》七所載，二十一年冬，九卿等會議蕭家渡決口一案，原擬令靳輔賠修；奉上諭，責令賠修，恐致貽誤，仍準動用錢糧，賠修的事似乎沒有實行。我認為當日不得不應用減水，原有兩個理由：
（一）《河防雜說》稱：徐州「河身寬不過六七十丈，束水至急，若不於上流稍留宣洩之地，則一逢異漲，勢必灌淹州城。……今於碭山縣南岸毛城鋪地方建三十丈寬減水石壩一座，又於徐州北岸大谷山地方建三十丈寬減水石壩一座；……其所滅之水，先貯碭山縣南岸之小神湖內，逐漸流入濉河。」又稱：「從前雖百計堤防，而堤高水亦高，常被漫潰，一經漫潰，則水盡旁洩，正河淤墊……不得不建減水壩以洩其非常之勢。」按黃河自滎澤以下，寬十餘里至二三十里不等。下達徐州，兩岸群山夾峙，「其至寬者莫能過百丈」，下口猝被緊縮，則來水難以制消。既過徐、睢，則又像怒馬脫韁，奔騰激盪，一遇伏秋大漲，徐州上下均極易出險，止靠守堤，並不是穩健的方法。
換句話說，減水就是靳輔當年抵抗潰決的最後一件法寶。清帝：「河務甚要，若另補一人，必塞減水壩，減水壩一塞，則河堤萬不能保，爾等可有兩全之良法否？」可算明瞭其中為難的情形。又三十三年正月，清帝親詢於成龍減水壩可塞與否？成龍面覆：「於今觀之，實不可塞。」隨諭以「爾排陷他人則易，身任總河則難。」治河是一件很困難複雜的工作，未曾設身處境，就容易陷於隨意批評的態度。當二十六年正月，輔入京備詢的時候，他的答辯無疑露出左支右絀的窘態，然而他止允將高堰閘壩堵塞一年，清帝即依議辦理，那就因消水尚無良法，如果立時斷定永遠閉塞，又恐怕河堤再發生亂子，倒不如暫維現狀了。
（二）減水因為河身不能容，假使黃、淮同時並漲，淮又能夠容納嗎？徐州以下，黃、淮大致是平行的，入淮的黃水流至清口所需的時間，跟黃水由正道流至清口所需的時間，不會差得很久，那麼，到清口黃、淮會合以後，水量減去仍不多，誰又敢保證清口以東不鬧潰決呢？還有一層，黃水減入淮，則淮身自不免停蓄黃泥而墊高（陳世倌說，小神、侍丘、白鹿、林子、孟山等湖早已淤平），結果總是妨礙著保堤蓄清的整個計畫。陳潢曾說：「低田一經黃水所淤，水退而土即墊一高，次年必獲倍收，損益亦正相等耳。要之，設減壩則遙堤可保無虞，保遙堤則全河可冀永定，減壩與堤防又相為維持者也。」靳輔減水入七州縣的民田，多半根據這個道理。
二十八年三月，清帝南巡時，對河督王新命說：「黃河險工，靳輔修減水壩令水勢回緩，甚善。」又嘉慶二十年，黎世序疏稱：「歷代河渠諸書及前時明潘季馴經略兩河各疏，無不以多建減水閘壩為防險保堤之計。康熙年間，前河臣靳輔在徐城以上建設……徐城以下又建設……盛漲之時，相機啟放，水落即行堵閉，是於束水攻沙之中，並用防險保堤之法，權宜變通，並無偏倚，實為全河最要機宜。奈近年河道情形，日久更變，毛城鋪以下之洪濉河，太谷山、蘇家山以下之水線河，均已淤成平陸，黃河亦漸淤高，閘壩口門，有建翎掣溜之虞，減洩之水，無循序分洩之路。……僅存天然、峰山兩處閘座，洩水無多，以致大泛水長，□積不消，黃河兩岸，節節生險……其病皆由於有堤防而無減洩，不能保守異漲也。」才算是客觀的平心批評。可惜減洩之法，用於臨近危急的地方，不用於上游豫省，所見未免不遠，輔之可議，卻在此而不在彼。
前人批評靳輔之治河，往往誤以為他謹守潘季馴的遺法（如晏斯盛說：「墨守潘法」，又李協說，「其治導原理亦一本諸潘氏……無非以潘氏為師」），但細從事實來看，靳跟潘最少有兩點不同的地方：
潘治河四次，除修太行堤外，沒有施工到中游的山東、河南，所以他離任後不久，便決單縣。靳輔呢，他於二十四年九月請築考城、儀封等縣堤長七千九百八十九丈，又封丘縣荊隆口大月堤三百三十丈，這是第一點不同。
潘說：「未至海口，乾地猶可施工，其將入海之地，潮汐往來……海無可浚之理。」靳之《治河第一疏》便稱：「治水者必先從下流治起，下流疏通，則上流自不飽漲，故臣又切切以雲梯關外為重，而力請一例築堤以絕後患。」築堤即就當地的河心來取土，把浚口、築堤兩事做成統一的工作，這是第二點不同。
《四庫全書總目》七五稱：「明潘季馴《河防一覽》詳於堤壩之說而不言引河，（崔）維雅獨申引河之說，蓋當河流悍激之地，不得不浚此以殺其勢耳。」維雅當順治、康熙間身歷河工二十餘年，寫成《河防芻議》一書，不能說他沒有經驗，他指斥靳輔的減水壩為不可用，也非毫無理由。減水如果沒有現成的去路或貯積的低地，確不如引河。
總之，拿潘、靳兩人來比較，潘在督河任內，泗州的積水無法消洩；靳承河務最壞之後，連任十年，除去視事未久的楊家莊決口之外，徐家灣、蕭家渡兩處決後不久即塞，再沒有出過什麼險工，那正像清帝所說：「數年以來，河道未嘗沖決，漕運亦未至有誤，若謂靳輔治河全無裨益，微獨靳輔不服，朕亦不愜於心。」單從這一點，已見靳之治河，比潘勝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