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日據時代

身世

父親莊垂勝，字遂性，號負人，一號徒然居士，日本據台後第三年（一八九七）生於鹿港。

先祖父莊士哲，是前清秀才，一九○二年任鹿港區區長。據台灣總督府編《台灣列紳傳》，其家產約八千圓，對其治績有如下評語：「鹿港原是一大商埠，近時海口淤塞，舟楫不通，不能見舊時繁華也。君既是以為憂，通鐵軌於彰化，以便交通，邑人積咸稱其功。其他修溝洫興水利，或建學校而盛風化，大小事業，凡裨補地方公益者，莫不出於君胸算，上下信賴，聲譽遠聞……志操高潔亦可識矣。」（錄自鍾美芳，〈日據時代櫟社之研究〉，《台北文獻》直字第七十九期）。祖父有六個男孩子，父親排行第四。大伯、二伯畢業於當時的「中等學校」。祖父是中上級的公務人員，再無資力撫育其他小孩，三伯與父親均送進糖業講習所。

父親畢業該所後，得霧峰林家之資助去日本留學，回台後一九二八年跟母親結婚。

母親有坎坷的命運，一生下來，外祖母就逝世，再過三個月，外祖父林俊臣也逝世，真的變成天涯孤兒。幸好當時外曾祖父母還在，母親就在他們之撫育下長大。外曾祖父有三個男孩子，外祖父是長男，畢業於當時設立在彰化的「台中師範」（註一），甚受外曾祖父之器重，一切金錢由他管理。二叔公當時還未婚，精神不甚正常，大概因金錢上管束太嚴，大為不滿，一天竟一氣之下用槍把午睡中的外祖父打死，後來受良心譴責也自盡。外曾祖父的三個兒子，只剩下最小的一個林其賢，我叫他七叔公。外曾祖父在母親七歲時逝世，留下相當龐大的田產，大概有一萬租左右，大部分由七叔公和過房的十一叔公（林阿華）繼承。當時的社會女子沒有繼承權，不過母親究竟是外祖父唯一的親生女，因此也分到一點，差不多等於外曾祖父百分之三至四的租額。因外祖父這一房沒有丁男，父母親結婚時約定，將來生男即用母姓，生女即用父姓，這是我姓林的原因（註二）。

我是一九三○年出生。四、五歲的時候，全家搬到台中市，住在公園附近「鹽館」對面的二樓，那裡離「中央書局」很近，我想那次搬家一定是為了父親工作方便。記得那時候家裡有一個怪習慣，就是入寢之前，規定傭人要把兩個皮箱放在樓梯下。據說這是父親在東京大震災時獲得的大教訓。就是把重要的物件放置在小箱裡，緊急之事發生時，不必著慌，提著小箱子馬上就可以走開。這件事我記得相當清楚，原因是有一天晚上鄰家火警，我們一家確實按照父親平時的指示，不慌不亂拿著皮箱避難到附近榮鐘叔家了。說到東京大震災，這是父親在東京留學時發生的一大事件。對他來說，不但印象鮮明，對他以後的人生觀似乎發生相當深遠的影響。他常對我們說，從那次大震災以後，他對世事比較「看破」了些。他本來是一個非常儉樸的人，平常總是穿較舊、較壞的衣服，而把新的、好的收在皮箱內，結果震災那一天，他身上只穿古舊的衣服跑出來，好的衣服反而燒光了。「有福應該享受一下，不必太刻薄自己。」大概就是那時候領悟到的人生哲學吧。不過依我的觀察，他在這方面並沒有很大的改變。父親鹿港的竹馬之友施玉斗先生曾說過：「吃花生的時候，榮鐘是由大的、好的先吃；遂性是由小的、壞的先吃。」

父親的性格有目共睹。如果父親經過這次災難而有「看破」的地方，那就是他對生死有了較超越的看法。我五歲（一九三四）時，我們又搬了一次家；這一次搬家，不知是因上次火警，怕樓上的生活不安全，或是為我上學方便，父親選了柳川旁邊的初音町。記得我們搬進去的第二天，三弟正生出生了。我們定居在這裡一直到一九四三年（昭和十八年）遷移霧峰萬斗六為止。我七歲入台中師範學校的附屬公學校，八歲時七七事變發生。有一天下午父親要帶我們去公園玩，正要踏出門口的時候，來了一個日警，他對父親講了什麼話，我沒注意，只聽到他大聲叫：「不要強辯，跟我來警察局。」父親跟他去後，我們起初以為是警察故意要為難他，叫他去「說教」，後來聽到書局的張星建、施學禮先生也被傳喚，才知道事情有點不妙。

父親當天就被扣留，過兩三天，高等科（主管思想方面）的警察來「家宅索查」，把父親的文件書籍包成幾大包帶走了。後來不知道用什麼名義，判他四十九天的徒刑。葉榮鐘先生在〈一段暴風雨時期的生活記錄〉（註三）說：

七月蘆溝橋的槍聲一響，祖國開始八年的長期抗戰。八月上海事變發生，同月十五日，台灣軍宣佈台灣實施戰時體制，並由古莊軍司令官發表談話，其中一節說「島人（按：即台人）陽表忠順，而陰懷不逞，常有非國民之言論，若一旦聞知，即與剪除」云云。在古莊聲明以後，台灣各地的知識分子動輒得咎，被憲兵及特高警察干擾侮辱的事件，時時發生於各地。就中最聳動耳目的是台中的莊遂性，及台南歐清石兩先生，他們兩人可說是代表的犧牲者。莊先生是中部知識分子的領導者，平時頗有聲望，他於九月二日被台中警察署拘置四十餘天，所犯何罪，無人知道，連他本人在內。只有被捕數日後，台北的某報用兩欄的篇幅報導這件事說「民族意識濃厚，常作反抗言論的台中莊某，北支事變爆發後，對於南京播送的支那戰況，極表關心，這次當局發表對於收聽南京播送者將予嚴罰，莊某竟對此項處置，大鳴不平」云云。

父親進獄後，施維堯（註四）先生從台北趕來照顧我們，在這個時候他教我畫畫，這是我對繪畫發生興趣的開端。父親入獄之事，我相當懊惱。那時還不懂事，只知道壞人才會被警察抓去，所以覺得這是件很不名譽的事情，好在沒有同學來問我家裡發生什麼事。就在這個期間，我也做了一件很開心的事。我自幼小到小學二年級一直留著頭髮，這在現在看來是天經地義的行為，但在五十年前的台灣，所有小學生都是剃光頭，只有我一個留頭髮，常受同學的譏笑。我屢次要求父親讓我把頭髮剃掉，他都不答應。我趁他不在的機會，懇求母親准我剃光頭。媽媽到底較好商量，答應了。我馬上跑去常去的理髮廳，要求統統剃光。那位理髮師半信半疑問我：「真的？有沒有得到你爸爸的許可？」

我很高興地告訴他：「有，沒錯。」這樣我就跟多年來一直是我苦悶象徵的頭髮告別了。我還記得剃光頭回家時，母親一時認不得我，以為我是隔壁日本人的小孩子。對我來說，這次剃光頭不但使我面目一新，精神也鬆弛多了。少年時期我常埋怨父親只知道他自己的道理，而不了解我在學校的處境，時常迫我在父命與師命之間掙扎。留頭髮是我人生第一次的受難。

還有一次，是在中學一年級時（一九四三）發生的。那時「皇民化運動」正推行得如火如荼，學校當局規定在校中將使用日本名字。當時改姓名頗風行，台中一中是台灣人的學校，素來以富民族意識而聞名，不過還是抵不住時代的狂流，同學中，小林、大林（原姓林者）、宮下（原姓呂）之類的日本名字日日增加。學校當局鑑於中國名、日本名，參差不齊，那些家長頑固老不改名的人，至少在學校中可以換一換日本名字叫叫，以增加大家的「日本人意識」。因為這是學校內的叫名，與戶籍上之名字沒有關係，我想一定沒問題，回家後隨便告訴父親這件事的經過，同時問他能不能替我取一個日本名字。他不經思索，衝口而出：「Hayasi Takeo 」。我問他怎麼寫，他用台灣話回答我：「林莊生。」

我的天啊！他是要我改音不改字，是要把「林莊生」這三個漢字改用日式的讀法而已。

原來日本人唸漢字有兩種讀法：一種叫「音讀」，一種叫「訓讀」。一般地說，中國人名是用「音讀」（我的名字音讀是 Rin So-Sei），日本人的名字是用訓讀。日本人也有林姓，所以「Hayasi」是可以的，「Takeo」也是很普遍的名字，但都是寫「武雄」或「武夫」。

我沒看過日本人有「莊生」這個名字，而這兩個漢字可以唸成「Takeo」也是頭一次聽到。當時那種以「皇國民」教育為宗旨的學校，如果按照父親的說法報上去，一定被教官痛打一頓，因為日本人最痛恨口從心不從的人。我當時覺得父親的頑固與不近人情竟到這個地步，一面驚愕，一面抱怨他。我沒告訴他這樣做可能引起的後果，只說這種改法學校一定不准。他反駁說：「為什麼不准？林茂生先生不也是『Hayasi Sigeo』嘛！」林先生所以能用這種高等政策對付日人，除了靠祖先姓林（如果姓蔡、陳、張，就沒有可能）而得通用之便以外，他是台灣人數一數二的民族主義派的知識分子，日人對這種改音不改字的作法，說起來是啞巴吃黃連，有苦難言。

只是林先生之社會地位特殊，日人也無可奈何。日據時代如此改姓者恐怕只有他一人（其實這等於沒改，因為戶籍上之名字並不注音）。父親的意思好像也要我效法他。可是我只是中學一年級的學生啊！我知道跟他爭論也沒用，沒說下去，不過私下很埋怨他，覺得：「你要做不歸順的人（nonconformist）你去做好了，何必把我拉進去。」後來我還是瞞著父親，告訴老師說，我要用「林武雄」（用父親指定的音，不用他指定的字）。

這雖是一件小事，不過當時確實給我精神上很大的不安。後來過了好久，父親偶然在筆記簿上看到這個名字，問我：「誰給你這個名字？」我騙他說：「奧田先生以為這樣比較雄壯一點。」父親用輕蔑的口吻回答一句：「俗不可耐。」但沒再追問下去。我鬆了一口氣─就像小學時的理髮一樣。

說起學校內改姓名，我還有一次經驗。那是一九六一年到美國時，我發現從主任教授到系裡的同學，都對我的名字感到很難發音，他們的發音很像叫Johnson，因此我即告訴他們，以後就叫我 John 就好，免得彼此不方便。這次確實沒人要我「增加美國人意識」，我完全自動的，結果非常成功，在當時英文不十分通達的時候，我靠這個名字和洋同學親近了不少。此後我對國內、國外的通信均以 John Lin 自稱。我本來以為父親對此可能會閒言幾句，可是都沒有。他是唸過古書的人，大概知道「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罷！後來他逝世後，我整理他的來信，一律都是 Chuang-Sheng Lin，一字不改，真是頑固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