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推行損害自身利益的政策（節錄）
縱觀人類歷史，一個顯著的現象不分古今中外：政府經常會推行損害自身利益的政策。與人類其他的活動相比較，政府施政的表現似乎相對不佳。在這個領域，智慧──不妨定義為基於經驗、常識、現有資訊來做出判斷──往往無法充分發揮、遭遇重重阻礙。為什麼位高權重者的行事經常會違背理性思維的指引、自身正當利益的提醒？為什麼心智的運作經常會窒礙難行？
話說從頭，為什麼特洛伊（Troy）的統治者要將那具行跡可疑的木馬拖進城內，儘管所有的理由都顯示那是希臘人的詭計？為什麼英國國王喬治三世（George III）的歷屆政府對美洲殖民地堅持脅迫政策而非安撫，儘管眾多大臣指出這種政策有弊無利？為什麼瑞典國王卡爾十二世（Charles XII）、拿破崙（Napoleon）與後來的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都要入侵俄國（蘇聯），儘管一道又一道前車之鑑慘不忍睹？為什麼阿茲特克帝國（Aztec Empire）統治者蒙特祖馬（Montezuma）統領驍勇剽悍的軍隊與三十萬人口的都城，卻還是屈膝於一群只有數百人的西班牙侵略者，儘管對方早已暴露他們只是凡人、並非天神？為什麼蔣介石一直拒絕聽從改革建言、體察國家警訊，直到有朝一日驚覺自身的統治大勢已去？為什麼石油進口國家只知爭奪既有的油源，明明協同一致抗衡石油出口國家可以讓它們掌控局面？為什麼近代英國的工會行事如此乖張，動輒讓整個國家癱瘓，彷彿自己並不是國家的一分子？為什麼美國企業一味追求「成長」，不惜耗竭地球生命的三大基本要素──土地、水與潔淨的空氣？（工會與企業嚴格而言並非政治意義的「政府」，但仍然顯現了人類治理的狀態。）……
一九四一年一月，日本開始籌劃一項膽大包天的作戰行動：在珍珠港殲滅美國海軍太平洋艦隊。但最終決策一直舉棋不定，政府與軍方鉤心鬥角持續一整年。支持日本先發制人的人士有點心虛地承諾，作戰成功之後，美國從此絕無可能干預日本的事務，同時也有可能不會再與日本為敵。質疑者則反問：如果美國持續與日本為敵，該怎麼辦？他們強調日本如果與美國長期作戰，並無勝算可言。在整個討論過程中，警告的聲音一直此起彼落。首相近衛文麿辭職，高級將領內鬨，顧問游移不決，天皇悶悶不樂。天皇曾問海軍大將、軍令部總長永野修身：偷襲珍珠港有無可能像日俄戰爭時期偷襲旅順港一樣大獲全勝？永野表示日本連能不能獲勝都沒有把握。（永野可能是因為與天皇對話，習慣性地表現出東方人的自我貶抑；只不過在一個非常嚴肅的時刻，他似乎沒有必要這麼做。）
既然當時人心疑惑，為何還會放行一個風險極大的計畫？部分原因在於日本先前的恫嚇伎倆並未奏效，挫折感催生出一種孤注一擲的心態。另一個原因則如同德國總理馮．貝特曼－霍爾維格，文人面對軍方只能無助地退讓。此外也要考慮當時法西斯強權氣焰高漲，深信自家的軍事征服行動無往不利。日本動員出一股力量可怕的軍事意志，締造極為卓越的勝利，包括攻占新加坡與偷襲珍珠港，後者幾乎讓美國陷入驚慌。日本甘冒巨大風險，根本原因在於它如果不能繼續前進，就必須安於現狀；但是沒有人願意建議保持現狀，政治人物這麼做只會斷送前途。過去一個世代，日本陸軍在中國橫行霸道，與國內的黨羽聯手施加壓力，迫使日本追求建立一個不可能存在的帝國，如今已不能後退。野心過度膨脹成為一座牢籠，日本讓自己淪為囚徒。
日本另一個可行的策略是繼續進軍荷屬東印度，同時避免招惹美國。這種做法雖然會在日本背後留下一個未知數，但未知數總比確定的敵人容易對付，尤其是敵人的實力遠遠超過日本的時候。
日本在此處做出奇特的錯誤盤算。當時，至少半數美國民眾堅定支持孤立主義，日本的作為卻讓美國民眾團結一致、全國上下投入戰爭。珍珠港事變之前，美國社會嚴重分歧，以至於國會表決一項徵兵服役一年的法案時，只以一票之差通過，就只多一票。事實就是，日本奪取荷屬東印度並不會導致美國對它開戰。荷蘭、英國或法國殖民地遭到的攻擊再怎麼嚴重，美國也不會因此參戰。然而攻擊美國領土必定會讓美國投入戰局，那是美國參戰的唯一前提。日本似乎完全沒有考慮到，攻擊珍珠港無法擊潰美國民眾的士氣，反而會讓全國上下團結禦敵。這種奇特的理解匱乏來自所謂的「文化無知」（cultural ignorance），也是愚政之中的常見要素。（美日都對彼此懷有文化無知，但對日本而言，這一點尤為關鍵。）日本根據自身的狀況來判斷美國，認定美國政府就像日本政府一樣，可以隨時隨地帶領國家投入戰爭。無論原因是出於無知、誤判抑或純然的鹵莽滅裂，日本向對手揮出一記重拳，使其知道自己為何而戰，從此決心參戰。
雖然當時日本的情況是它發動了一場戰爭，不是已經深陷於戰爭之中，但它與一九一六年至一七年的德國仍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兩國的統治階層都拿國家存亡與人民生命當賭注，而且許多人心知肚明：長遠來看，這場賭局幾乎必輸無疑。但他們還是衝動行事，因為霸權太過誘人，因為好大喜功，因為貪婪。
從上述案例可以得出一個原則：愚政是權力的產兒。我們都聽過艾克頓勳爵（Lord Acton）那句膾炙人口的名言，知道權力會使人腐化。但我們比較不易察覺，權力也會使人做出愚行；指揮掌控的權力往往會戕害思考；當權力逐漸擴大，責任感反而降低。整體而言，權力的責任在於盡可能秉持理性來治理國家，追求國家及其人民的利益。伴隨而來的義務則是保持消息暢通；關注各方資訊；心靈與判斷保持開放；抗拒剛愎自用的魔咒。若有開放的心靈足以看出某項政策只會損害而非增進自身利益，有自信足以承認眼前現實，並有智慧足以扭轉這項政策，如此政府治理的藝術可謂登峰造極。（未完）
縱觀人類歷史，一個顯著的現象不分古今中外：政府經常會推行損害自身利益的政策。與人類其他的活動相比較，政府施政的表現似乎相對不佳。在這個領域，智慧──不妨定義為基於經驗、常識、現有資訊來做出判斷──往往無法充分發揮、遭遇重重阻礙。為什麼位高權重者的行事經常會違背理性思維的指引、自身正當利益的提醒？為什麼心智的運作經常會窒礙難行？
話說從頭，為什麼特洛伊（Troy）的統治者要將那具行跡可疑的木馬拖進城內，儘管所有的理由都顯示那是希臘人的詭計？為什麼英國國王喬治三世（George III）的歷屆政府對美洲殖民地堅持脅迫政策而非安撫，儘管眾多大臣指出這種政策有弊無利？為什麼瑞典國王卡爾十二世（Charles XII）、拿破崙（Napoleon）與後來的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都要入侵俄國（蘇聯），儘管一道又一道前車之鑑慘不忍睹？為什麼阿茲特克帝國（Aztec Empire）統治者蒙特祖馬（Montezuma）統領驍勇剽悍的軍隊與三十萬人口的都城，卻還是屈膝於一群只有數百人的西班牙侵略者，儘管對方早已暴露他們只是凡人、並非天神？為什麼蔣介石一直拒絕聽從改革建言、體察國家警訊，直到有朝一日驚覺自身的統治大勢已去？為什麼石油進口國家只知爭奪既有的油源，明明協同一致抗衡石油出口國家可以讓它們掌控局面？為什麼近代英國的工會行事如此乖張，動輒讓整個國家癱瘓，彷彿自己並不是國家的一分子？為什麼美國企業一味追求「成長」，不惜耗竭地球生命的三大基本要素──土地、水與潔淨的空氣？（工會與企業嚴格而言並非政治意義的「政府」，但仍然顯現了人類治理的狀態。）……
一九四一年一月，日本開始籌劃一項膽大包天的作戰行動：在珍珠港殲滅美國海軍太平洋艦隊。但最終決策一直舉棋不定，政府與軍方鉤心鬥角持續一整年。支持日本先發制人的人士有點心虛地承諾，作戰成功之後，美國從此絕無可能干預日本的事務，同時也有可能不會再與日本為敵。質疑者則反問：如果美國持續與日本為敵，該怎麼辦？他們強調日本如果與美國長期作戰，並無勝算可言。在整個討論過程中，警告的聲音一直此起彼落。首相近衛文麿辭職，高級將領內鬨，顧問游移不決，天皇悶悶不樂。天皇曾問海軍大將、軍令部總長永野修身：偷襲珍珠港有無可能像日俄戰爭時期偷襲旅順港一樣大獲全勝？永野表示日本連能不能獲勝都沒有把握。（永野可能是因為與天皇對話，習慣性地表現出東方人的自我貶抑；只不過在一個非常嚴肅的時刻，他似乎沒有必要這麼做。）
既然當時人心疑惑，為何還會放行一個風險極大的計畫？部分原因在於日本先前的恫嚇伎倆並未奏效，挫折感催生出一種孤注一擲的心態。另一個原因則如同德國總理馮．貝特曼－霍爾維格，文人面對軍方只能無助地退讓。此外也要考慮當時法西斯強權氣焰高漲，深信自家的軍事征服行動無往不利。日本動員出一股力量可怕的軍事意志，締造極為卓越的勝利，包括攻占新加坡與偷襲珍珠港，後者幾乎讓美國陷入驚慌。日本甘冒巨大風險，根本原因在於它如果不能繼續前進，就必須安於現狀；但是沒有人願意建議保持現狀，政治人物這麼做只會斷送前途。過去一個世代，日本陸軍在中國橫行霸道，與國內的黨羽聯手施加壓力，迫使日本追求建立一個不可能存在的帝國，如今已不能後退。野心過度膨脹成為一座牢籠，日本讓自己淪為囚徒。
日本另一個可行的策略是繼續進軍荷屬東印度，同時避免招惹美國。這種做法雖然會在日本背後留下一個未知數，但未知數總比確定的敵人容易對付，尤其是敵人的實力遠遠超過日本的時候。
日本在此處做出奇特的錯誤盤算。當時，至少半數美國民眾堅定支持孤立主義，日本的作為卻讓美國民眾團結一致、全國上下投入戰爭。珍珠港事變之前，美國社會嚴重分歧，以至於國會表決一項徵兵服役一年的法案時，只以一票之差通過，就只多一票。事實就是，日本奪取荷屬東印度並不會導致美國對它開戰。荷蘭、英國或法國殖民地遭到的攻擊再怎麼嚴重，美國也不會因此參戰。然而攻擊美國領土必定會讓美國投入戰局，那是美國參戰的唯一前提。日本似乎完全沒有考慮到，攻擊珍珠港無法擊潰美國民眾的士氣，反而會讓全國上下團結禦敵。這種奇特的理解匱乏來自所謂的「文化無知」（cultural ignorance），也是愚政之中的常見要素。（美日都對彼此懷有文化無知，但對日本而言，這一點尤為關鍵。）日本根據自身的狀況來判斷美國，認定美國政府就像日本政府一樣，可以隨時隨地帶領國家投入戰爭。無論原因是出於無知、誤判抑或純然的鹵莽滅裂，日本向對手揮出一記重拳，使其知道自己為何而戰，從此決心參戰。
雖然當時日本的情況是它發動了一場戰爭，不是已經深陷於戰爭之中，但它與一九一六年至一七年的德國仍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兩國的統治階層都拿國家存亡與人民生命當賭注，而且許多人心知肚明：長遠來看，這場賭局幾乎必輸無疑。但他們還是衝動行事，因為霸權太過誘人，因為好大喜功，因為貪婪。
從上述案例可以得出一個原則：愚政是權力的產兒。我們都聽過艾克頓勳爵（Lord Acton）那句膾炙人口的名言，知道權力會使人腐化。但我們比較不易察覺，權力也會使人做出愚行；指揮掌控的權力往往會戕害思考；當權力逐漸擴大，責任感反而降低。整體而言，權力的責任在於盡可能秉持理性來治理國家，追求國家及其人民的利益。伴隨而來的義務則是保持消息暢通；關注各方資訊；心靈與判斷保持開放；抗拒剛愎自用的魔咒。若有開放的心靈足以看出某項政策只會損害而非增進自身利益，有自信足以承認眼前現實，並有智慧足以扭轉這項政策，如此政府治理的藝術可謂登峰造極。（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