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馬克思：傑出理論的悲劇結果
馬克思生於一八一八年，是個難相處又急躁，對世界充滿憤怒的人。但他開創了一個理論，解釋有朝一日，世界如何可能臻至天堂之境。我們或可理解其憤怒，因為他的生命中充斥著悲劇與苦澀的諷刺。馬克思敬愛其早逝的父親而怨恨其母：她長壽得多，並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讓他無法獲得遺產。馬克思深愛的妻子（儘管馬克思曾對她不忠）死於癌症，孩子多數早夭。他成年歲月則屢受疼痛的疔瘡（細菌感染導致的膿腫）折磨。尤有甚者，他生活困窘，常被債主討索，直到其摯友和共同作者，富裕的資本家恩格斯為他設置了一份年金。
儘管其若干親戚是有錢的資產階級（bourgeois），包括一位兒子成立了大型電氣公司（現為電子公司）飛利浦（Philips）的荷蘭叔父，他們有些人也偶爾會提供財務資助，馬克思卻厭惡資本家和資產階級。在當時，這些人是中上階層的商人和政府公僕。他指謫這些人和其代表的資本主義體系，要為世界上的嚴苛苦難和無以處理的不平等現象負責。他認為，物質進步既然已進展到當時那樣的階段，這些糟糕的災難理應不復存在才對。
從家鄉德國移居巴黎後，他於一八四四年結識恩格斯。恩格斯的父親是一名富有的紡織業老闆，在英格蘭和德國都有工廠。歷史學家法蘭克‧曼努埃爾（Frank Manuel）指出，若沒有恩格斯提供的財務、情感和智識協助，馬克思很可能難以為繼，更別說寫出這麼多東西。相較於馬克思，恩格斯對其友所關注的一些關鍵課題，懂得其實更多，特別是科學與科技；但他拜倒在馬克思的魔力之下，成為最忠實的支持者。
馬克思的雙親都是猶太人，不過其父改宗路德教派（Lutheranism），以維持在普魯士文官體系中的職位。但馬克思一向被認為是猶太人，他自己痛惡此點，並撰寫一篇激烈的反猶太人議論，彷彿十九世紀中期遍見於德國和歐洲其他地方的反猶（anti-Semitic）批評。也就是說，馬克思指責猶太人為貪婪資本家的原型，認為其文化僅以愛財為繼。他在一八四三年（二十五歲時）的〈論猶太人問題〉（One the Jewish Question）一文中寫道：「錢是以色列人的妒忌之神，其他神祇在祂面前都得讓位……猶太人的上帝已世俗化，成為世界的神。」這時期復甦和快速茁壯的反猶主義，特別在工人階層之間，是立基於同樣的概念：關於無良資本家所支配之工業時代所見的分裂和不平等，猶太人應負最大責任。
馬克思先是嘗試挑起反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革命。他失敗了，其經驗不堪忍受。他無從得知後來的發展，也還不知道這件事會照亮其後來的餘生：他的觀念和大名，將鼓舞人類歷史上許多最重大的革命；革命在他死後（卒於一八八三年）僅一個世代便發端肇始，並發生在他本人並未瞄準針對的諸多國家。
換個方式說，這名憤怒、時常患病和無法滿足，對自己的家庭、時代和猶太身分多所憎惡的人，對二十世紀的影響，比十九世紀其他任何知識分子都大（可能除了達爾文以外）。其著述的力量和關於歷史命運的看法，開創了一場政治運動，即共產主義。共產主義曾一度統治三分之一的世界，並威脅掌控全世界。事實上，不僅共產主義，其他多種形式的社會主義（包括十九世紀晚期的若干政黨，它們是二十世紀世界各地大型社會主義政黨的先驅），也受馬克思啟發並自認為是其追隨者。即便今天歐洲的改良派（reformist）與溫和社會主義團體，也曾（並不太久以前）忠實地追隨其觀念。二十世紀中期，當歐洲位於非洲和亞洲的殖民帝國崩解之時，許多新獲獨立的國家也一度由各種版本的馬克思主義所引導（至少他們如此主張）。
馬克思主義在二十世紀晚期屢遭挫敗，但並未死去。它的各種版本導致數百萬人喪生，但不知怎地，仍持續激發關於更好世界的種種觀點。即使蘇聯共產主義垮台、馬克思主義者的「第三世界主義」（“Third Worldism”）遭貶抑、中國和越南也基本轉型為資本主義經濟（雖然還是獨裁且由共產黨支配），馬克思的思想和著述，及其各種各樣的追隨者，仍鼓舞著改革者、革命家、反資本主義與反全球化抗議者。也就是說，許多批評家時常將馬克思主義當作湮沒的死崇拜或失敗的經濟理論；相較於過去（如一九七○）當共產主義仍是一個不變現實，甚至持續增長的世界勢力時，這在今天確實更接近事情真相。簡言之，我們相信馬克思主義曾馳騁一時。但事實上，馬克思主義包含一組強而有力的觀念，它們深深地植入現代性本身，以致無法輕易抹除。馬克思主義可能永遠無法重獲那近似宗教的力量，但它不大可能會過期，也將再次成為重要政治運動的基礎。
要理解馬克思主義的力量並非易事。討論其觀念與創發者的著作不啻數千，但沒有什麼可謂絕對權威。造成此困難的部分原因是，在馬克思主義內部，有不計其數的支派，使人難以定義其本質。尤有甚者，極多馬克思的追隨者，把他變成像上帝一般的存在，或至少是得到神啟的先知，馬克思主義因而成為一個虛擬宗教（對某些人來說仍是如此），馬克思的著述則恍若福音書（Gospel）。和其他擁有忠實信徒的主要信仰一樣，它也催生自己的神學（theological）評注，包含對原始聖典的互斥詮釋。它也帶來更簡化和實踐取向的指引，和為初學者提供建議的陽春手冊。不同支派指控他者為異端，導致極其嚴肅甚至要命的競爭。在共產主義統治下（如基督教、伊斯蘭教或佛教掌權的狀況），政治菁英會將馬克思主義當作原料，對其進行加工以合法化自身政策，進而鼓動辯論，爭辯什麼版本的馬克思思想為「正確」、「異端」（“heterodox”）、或「偏差」（“deviant”）而必須禁抑。從列寧到毛澤東和其他許多人，那些偏離官方馬克思正統者時常遭到囚禁、處決或流放。
十九世紀的思想家中，沒有其他人是這種轉型和攸關生死的力量泉源。斯賓塞（Herbert Spencer）將達爾文的進化論改造為一種生物社會（biosocial）學說，一度有極大影響力；法國社會學家孔德（Auguste Comte）亦然，因為他，全球各地的知識分子廣泛採行其實證主義（positivism）。但到了二十世紀初，他們被諸如韋伯（Max Weber）和佛洛依德（Sigmund Freud）等人取代，並被視為歷史的一部分，儘管其推廣的若干觀念迄今仍持續迴響。相較於馬克思，更純粹分析性和均衡的人物，如約翰‧彌爾和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在其時代其實擁有更大的政治影響力且更為成功。但一九○○年以後，人們閱讀其著作，傾向視他們為社會和政治評論家，而非改變世界的體系創造者。這當然不是說馬克思全無競爭者。偉大的德國社會學家和經濟史家韋伯，便提供了與馬克思大相逕庭的社會解釋，且持續具有影響力。與此同時，瓦拉斯和其他十九世紀晚期的經濟學家（見第一章）也提出理論，奠定現代數理經濟學（mathematicalh economics）的基礎，他們多視馬克思的觀念為無涉宏旨的枝節。這些人的著述（出版於十九世紀最後幾十年）要比馬克思進步且平衡得多，但沒有引發什麼政治運動，更別說彷彿宗教性的崇拜。
確實，某些政治領袖、商業大亨、科學家、發明家和其他奮力轉動權力之輪的人，都在過去一百年對人類造成巨大衝擊。但馬克思之所以如此教人吃驚，是因為其影響導致了大規模的社會重構及無與倫比的結果，且全然是透過其著述與觀念所實現。他從未能像拿破崙（Napoleon克Bonaparte）或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那樣揮舞政治權杖，更不用說二十世紀門徒史達林（Joseph Stalin）和毛澤東手中的暴虐之錘。他沒有可以贈與公眾的財富，也沒有建立新的金融、教育或社會救助制度。他也沒像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或拉塞福（Ernest Rutherford）那樣，改變我們對物質宇宙的理解，或如愛迪生（Thomas Edison）和福特（Henry Ford）那般，為日常生活帶來物質上的革新，永久地改變現代社會的特質。馬克思所做的一切都見諸其著述，多數在他死時仍為零散片段，有賴恩格斯及其他人加以編輯。有些後來最廣受徵引的文本，甚至要到一九二○和三○年代才出版，距他離世已過半個世紀。
馬克思有一個非常宏大的觀念，將其所有著述緊密相連。這是個複雜的觀念，但可以濃縮為一個全面且極有吸引力的理論，並轉化成一個有內聚力的行動指南。透過此觀念，他能夠解釋過去並頗為準確地預測未來；對很多讀者來說，馬克思好像發現了一種永恆真理。在此意義上，他是十九世紀最偉大的先知。任何批評無論多麼確鑿或明晰，也無法讓最死忠的追隨者捨棄此信仰。
馬克思花了些時間想出此宏大觀念（它將其經濟和哲學思考，與對更公正和平等世界的追求連繫在一起），因為在年輕的時候，他一心一意在譴責、抱怨其時西歐工業化社會所有（他認為）的錯誤事物。他抨擊對個人主義的讚美，也貶低萌芽中的民主。他說，這些都只是資產階級的騙局，是要鞏固正在形成的資本家階級的權力。他也沒放過試圖遏制變遷的舊勢力，其中有些是從相反、反動觀點來攻擊民主和個人主義。馬克思不間斷地謾罵貴族、君主和所有形式的宗教，稱其為社會革命的障礙。馬克思相信，必得靠社會革命，才能將貧困大眾從非人道（inhuman）、被迫無止境和無回報的勞苦生活中解放出來；此種生活讓數百萬人異化（alienated），無法獲得滿足與意義，而這本應是所有人的權利。
在一八三○年代，當馬克思是一名大學生的時候，他喜好社交且熱情地參加哲學俱樂部。他翻譯許多拉丁文經典，撰寫情詩，甚至完成一本諷刺小說《蠍子和費里克斯》（Scorpion and Felix）。尤有甚者，在他寫給父親（他們相當親近）的家書中，我們看到一位年輕人熱切地想獻身於一個更崇高的目標，特別是他為自己所選定的。他在一八三五年的一封信（當時年僅十七歲，信是以拉丁文寫就）中說：「如果我們在生命中選定了一個位置，得以為全人類奮鬥，沒有什麼重擔能讓我們彎腰屈從，因為這是為全體利益所做的犧牲；我們也不會體驗到渺小、受限、自私的歡快；我們的幸福將是百萬人的幸福，我們的作為將靜靜留存但恆久發揮作用；高貴者的熱淚將滴灑在我們的灰燼上。」考慮到後來其作品充斥的憤怒，以及共產政權以他為名做出的滔天惡行，這個仍然天真、樂觀年輕人的心靈，讓我們思及改變他且形塑其野心的理想主義。
即使還只是一名少年，馬克思常被其時沉悶、反動且專橫的普魯士政府所激怒。他就讀的高中在特里爾（Trier），由自由派人文學者經營，曾遭警察突襲搜查，被迫開除多位職員和修改課程。取得博士學位後，他前往科隆（Cologne），為一份新的左翼報紙《萊茵日報》（Rheinische Zeitung，創於一八四二年）工作。他的寫作才能得到認可，同年後不久成為該報編輯，年僅二十四歲。知名的二十世紀英國自由主義哲學家以撒‧伯林（Isaiah Berlin）曾寫過馬克思首度涉足新聞業的事：「他精力充沛且不容異議地管理其報紙。他的獨裁本性很早便在此冒險中表現出來，其部下則樂得讓他開心地做所有的事……這份報紙從溫和的自由主義，迅速變得強烈激進……它出版長篇且謾罵性的文章，攻擊普魯士的審查制度、聯邦會議（Federal Diet），以至全體地主階級。」這份報紙有了更多讀者，馬克思也一度得以勝過審查員；伯林說，這些審查員是「智能有限的人」且不怎麼嚴格。但這一切也到了終點──馬克思抨擊更壓迫和反動的俄羅斯，俄國沙皇尼古拉一世（Tsar Nicholas I）則碰巧看到這篇文章。尼古拉遣至普魯士的使臣要求停止發行《萊茵日報》，普魯士政府也依從了。
到了一八四○年代，馬克思的思想已強烈朝向哲學與經濟學的混合，相信唯有分析創造人類物質存在的種種力量及其發展，才能理解他目睹的所有苦難及衍生之惡。馬克思慢慢構想出其宏大觀念，令他成為一位力量強大的理論家。
馬克思生於一八一八年，是個難相處又急躁，對世界充滿憤怒的人。但他開創了一個理論，解釋有朝一日，世界如何可能臻至天堂之境。我們或可理解其憤怒，因為他的生命中充斥著悲劇與苦澀的諷刺。馬克思敬愛其早逝的父親而怨恨其母：她長壽得多，並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讓他無法獲得遺產。馬克思深愛的妻子（儘管馬克思曾對她不忠）死於癌症，孩子多數早夭。他成年歲月則屢受疼痛的疔瘡（細菌感染導致的膿腫）折磨。尤有甚者，他生活困窘，常被債主討索，直到其摯友和共同作者，富裕的資本家恩格斯為他設置了一份年金。
儘管其若干親戚是有錢的資產階級（bourgeois），包括一位兒子成立了大型電氣公司（現為電子公司）飛利浦（Philips）的荷蘭叔父，他們有些人也偶爾會提供財務資助，馬克思卻厭惡資本家和資產階級。在當時，這些人是中上階層的商人和政府公僕。他指謫這些人和其代表的資本主義體系，要為世界上的嚴苛苦難和無以處理的不平等現象負責。他認為，物質進步既然已進展到當時那樣的階段，這些糟糕的災難理應不復存在才對。
從家鄉德國移居巴黎後，他於一八四四年結識恩格斯。恩格斯的父親是一名富有的紡織業老闆，在英格蘭和德國都有工廠。歷史學家法蘭克‧曼努埃爾（Frank Manuel）指出，若沒有恩格斯提供的財務、情感和智識協助，馬克思很可能難以為繼，更別說寫出這麼多東西。相較於馬克思，恩格斯對其友所關注的一些關鍵課題，懂得其實更多，特別是科學與科技；但他拜倒在馬克思的魔力之下，成為最忠實的支持者。
馬克思的雙親都是猶太人，不過其父改宗路德教派（Lutheranism），以維持在普魯士文官體系中的職位。但馬克思一向被認為是猶太人，他自己痛惡此點，並撰寫一篇激烈的反猶太人議論，彷彿十九世紀中期遍見於德國和歐洲其他地方的反猶（anti-Semitic）批評。也就是說，馬克思指責猶太人為貪婪資本家的原型，認為其文化僅以愛財為繼。他在一八四三年（二十五歲時）的〈論猶太人問題〉（One the Jewish Question）一文中寫道：「錢是以色列人的妒忌之神，其他神祇在祂面前都得讓位……猶太人的上帝已世俗化，成為世界的神。」這時期復甦和快速茁壯的反猶主義，特別在工人階層之間，是立基於同樣的概念：關於無良資本家所支配之工業時代所見的分裂和不平等，猶太人應負最大責任。
馬克思先是嘗試挑起反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革命。他失敗了，其經驗不堪忍受。他無從得知後來的發展，也還不知道這件事會照亮其後來的餘生：他的觀念和大名，將鼓舞人類歷史上許多最重大的革命；革命在他死後（卒於一八八三年）僅一個世代便發端肇始，並發生在他本人並未瞄準針對的諸多國家。
換個方式說，這名憤怒、時常患病和無法滿足，對自己的家庭、時代和猶太身分多所憎惡的人，對二十世紀的影響，比十九世紀其他任何知識分子都大（可能除了達爾文以外）。其著述的力量和關於歷史命運的看法，開創了一場政治運動，即共產主義。共產主義曾一度統治三分之一的世界，並威脅掌控全世界。事實上，不僅共產主義，其他多種形式的社會主義（包括十九世紀晚期的若干政黨，它們是二十世紀世界各地大型社會主義政黨的先驅），也受馬克思啟發並自認為是其追隨者。即便今天歐洲的改良派（reformist）與溫和社會主義團體，也曾（並不太久以前）忠實地追隨其觀念。二十世紀中期，當歐洲位於非洲和亞洲的殖民帝國崩解之時，許多新獲獨立的國家也一度由各種版本的馬克思主義所引導（至少他們如此主張）。
馬克思主義在二十世紀晚期屢遭挫敗，但並未死去。它的各種版本導致數百萬人喪生，但不知怎地，仍持續激發關於更好世界的種種觀點。即使蘇聯共產主義垮台、馬克思主義者的「第三世界主義」（“Third Worldism”）遭貶抑、中國和越南也基本轉型為資本主義經濟（雖然還是獨裁且由共產黨支配），馬克思的思想和著述，及其各種各樣的追隨者，仍鼓舞著改革者、革命家、反資本主義與反全球化抗議者。也就是說，許多批評家時常將馬克思主義當作湮沒的死崇拜或失敗的經濟理論；相較於過去（如一九七○）當共產主義仍是一個不變現實，甚至持續增長的世界勢力時，這在今天確實更接近事情真相。簡言之，我們相信馬克思主義曾馳騁一時。但事實上，馬克思主義包含一組強而有力的觀念，它們深深地植入現代性本身，以致無法輕易抹除。馬克思主義可能永遠無法重獲那近似宗教的力量，但它不大可能會過期，也將再次成為重要政治運動的基礎。
要理解馬克思主義的力量並非易事。討論其觀念與創發者的著作不啻數千，但沒有什麼可謂絕對權威。造成此困難的部分原因是，在馬克思主義內部，有不計其數的支派，使人難以定義其本質。尤有甚者，極多馬克思的追隨者，把他變成像上帝一般的存在，或至少是得到神啟的先知，馬克思主義因而成為一個虛擬宗教（對某些人來說仍是如此），馬克思的著述則恍若福音書（Gospel）。和其他擁有忠實信徒的主要信仰一樣，它也催生自己的神學（theological）評注，包含對原始聖典的互斥詮釋。它也帶來更簡化和實踐取向的指引，和為初學者提供建議的陽春手冊。不同支派指控他者為異端，導致極其嚴肅甚至要命的競爭。在共產主義統治下（如基督教、伊斯蘭教或佛教掌權的狀況），政治菁英會將馬克思主義當作原料，對其進行加工以合法化自身政策，進而鼓動辯論，爭辯什麼版本的馬克思思想為「正確」、「異端」（“heterodox”）、或「偏差」（“deviant”）而必須禁抑。從列寧到毛澤東和其他許多人，那些偏離官方馬克思正統者時常遭到囚禁、處決或流放。
十九世紀的思想家中，沒有其他人是這種轉型和攸關生死的力量泉源。斯賓塞（Herbert Spencer）將達爾文的進化論改造為一種生物社會（biosocial）學說，一度有極大影響力；法國社會學家孔德（Auguste Comte）亦然，因為他，全球各地的知識分子廣泛採行其實證主義（positivism）。但到了二十世紀初，他們被諸如韋伯（Max Weber）和佛洛依德（Sigmund Freud）等人取代，並被視為歷史的一部分，儘管其推廣的若干觀念迄今仍持續迴響。相較於馬克思，更純粹分析性和均衡的人物，如約翰‧彌爾和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在其時代其實擁有更大的政治影響力且更為成功。但一九○○年以後，人們閱讀其著作，傾向視他們為社會和政治評論家，而非改變世界的體系創造者。這當然不是說馬克思全無競爭者。偉大的德國社會學家和經濟史家韋伯，便提供了與馬克思大相逕庭的社會解釋，且持續具有影響力。與此同時，瓦拉斯和其他十九世紀晚期的經濟學家（見第一章）也提出理論，奠定現代數理經濟學（mathematicalh economics）的基礎，他們多視馬克思的觀念為無涉宏旨的枝節。這些人的著述（出版於十九世紀最後幾十年）要比馬克思進步且平衡得多，但沒有引發什麼政治運動，更別說彷彿宗教性的崇拜。
確實，某些政治領袖、商業大亨、科學家、發明家和其他奮力轉動權力之輪的人，都在過去一百年對人類造成巨大衝擊。但馬克思之所以如此教人吃驚，是因為其影響導致了大規模的社會重構及無與倫比的結果，且全然是透過其著述與觀念所實現。他從未能像拿破崙（Napoleon克Bonaparte）或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那樣揮舞政治權杖，更不用說二十世紀門徒史達林（Joseph Stalin）和毛澤東手中的暴虐之錘。他沒有可以贈與公眾的財富，也沒有建立新的金融、教育或社會救助制度。他也沒像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或拉塞福（Ernest Rutherford）那樣，改變我們對物質宇宙的理解，或如愛迪生（Thomas Edison）和福特（Henry Ford）那般，為日常生活帶來物質上的革新，永久地改變現代社會的特質。馬克思所做的一切都見諸其著述，多數在他死時仍為零散片段，有賴恩格斯及其他人加以編輯。有些後來最廣受徵引的文本，甚至要到一九二○和三○年代才出版，距他離世已過半個世紀。
馬克思有一個非常宏大的觀念，將其所有著述緊密相連。這是個複雜的觀念，但可以濃縮為一個全面且極有吸引力的理論，並轉化成一個有內聚力的行動指南。透過此觀念，他能夠解釋過去並頗為準確地預測未來；對很多讀者來說，馬克思好像發現了一種永恆真理。在此意義上，他是十九世紀最偉大的先知。任何批評無論多麼確鑿或明晰，也無法讓最死忠的追隨者捨棄此信仰。
馬克思花了些時間想出此宏大觀念（它將其經濟和哲學思考，與對更公正和平等世界的追求連繫在一起），因為在年輕的時候，他一心一意在譴責、抱怨其時西歐工業化社會所有（他認為）的錯誤事物。他抨擊對個人主義的讚美，也貶低萌芽中的民主。他說，這些都只是資產階級的騙局，是要鞏固正在形成的資本家階級的權力。他也沒放過試圖遏制變遷的舊勢力，其中有些是從相反、反動觀點來攻擊民主和個人主義。馬克思不間斷地謾罵貴族、君主和所有形式的宗教，稱其為社會革命的障礙。馬克思相信，必得靠社會革命，才能將貧困大眾從非人道（inhuman）、被迫無止境和無回報的勞苦生活中解放出來；此種生活讓數百萬人異化（alienated），無法獲得滿足與意義，而這本應是所有人的權利。
在一八三○年代，當馬克思是一名大學生的時候，他喜好社交且熱情地參加哲學俱樂部。他翻譯許多拉丁文經典，撰寫情詩，甚至完成一本諷刺小說《蠍子和費里克斯》（Scorpion and Felix）。尤有甚者，在他寫給父親（他們相當親近）的家書中，我們看到一位年輕人熱切地想獻身於一個更崇高的目標，特別是他為自己所選定的。他在一八三五年的一封信（當時年僅十七歲，信是以拉丁文寫就）中說：「如果我們在生命中選定了一個位置，得以為全人類奮鬥，沒有什麼重擔能讓我們彎腰屈從，因為這是為全體利益所做的犧牲；我們也不會體驗到渺小、受限、自私的歡快；我們的幸福將是百萬人的幸福，我們的作為將靜靜留存但恆久發揮作用；高貴者的熱淚將滴灑在我們的灰燼上。」考慮到後來其作品充斥的憤怒，以及共產政權以他為名做出的滔天惡行，這個仍然天真、樂觀年輕人的心靈，讓我們思及改變他且形塑其野心的理想主義。
即使還只是一名少年，馬克思常被其時沉悶、反動且專橫的普魯士政府所激怒。他就讀的高中在特里爾（Trier），由自由派人文學者經營，曾遭警察突襲搜查，被迫開除多位職員和修改課程。取得博士學位後，他前往科隆（Cologne），為一份新的左翼報紙《萊茵日報》（Rheinische Zeitung，創於一八四二年）工作。他的寫作才能得到認可，同年後不久成為該報編輯，年僅二十四歲。知名的二十世紀英國自由主義哲學家以撒‧伯林（Isaiah Berlin）曾寫過馬克思首度涉足新聞業的事：「他精力充沛且不容異議地管理其報紙。他的獨裁本性很早便在此冒險中表現出來，其部下則樂得讓他開心地做所有的事……這份報紙從溫和的自由主義，迅速變得強烈激進……它出版長篇且謾罵性的文章，攻擊普魯士的審查制度、聯邦會議（Federal Diet），以至全體地主階級。」這份報紙有了更多讀者，馬克思也一度得以勝過審查員；伯林說，這些審查員是「智能有限的人」且不怎麼嚴格。但這一切也到了終點──馬克思抨擊更壓迫和反動的俄羅斯，俄國沙皇尼古拉一世（Tsar Nicholas I）則碰巧看到這篇文章。尼古拉遣至普魯士的使臣要求停止發行《萊茵日報》，普魯士政府也依從了。
到了一八四○年代，馬克思的思想已強烈朝向哲學與經濟學的混合，相信唯有分析創造人類物質存在的種種力量及其發展，才能理解他目睹的所有苦難及衍生之惡。馬克思慢慢構想出其宏大觀念，令他成為一位力量強大的理論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