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亞大陸長期間的組成部分及其新近結構
在歐亞大陸這片遼闊的土地上，從遠古到今天，以東西兩端空間為據點並予以結構化的兩組群體，彼此之間一向獨立發展，但從十六世紀便開始越來越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了。菲利普．佩利提耶曾定義過「超地中海世界」（monde méta-méditerranéen），即「所有以地中海為重心的國家，包括美索不達米亞、阿拉伯－穆斯林世界，其最大範圍從印度河到安達魯西亞，經過馬格里布或是中亞、希臘羅馬世界，然後是歐洲、拜占庭和土耳其。」（Ph. Pelletier, 2011, 42）。直到十九世紀工業革命發生以前，北歐、斯拉夫世界和俄羅斯不過只是邊陲附屬。至於歐亞大陸東端，「漢化世界」（即「由中國、朝鮮、日本、越南、泰國、緬甸、西藏和蒙古組成的整體」）則是另一個完全獨立進化的天地，直到十九世紀，多少都在中國文化的軌道上演進。它們不是自始至終就是在不同時期，或全部或部分採用相同的行政管理、「前現代」的文字、哲學、地理、科學與技術（Ph. Pelletier, 2011, 36）。位在上述兩組群體邊緣的印度世界也自成一格。它的創造力不及前兩者，而且更加自我本位。「相較於它們（漢化世界和超地中海世界），印度世界至少在兩個面向上是比較難定義的：其一是地緣政治，因為印度很少會在政治上團結起來，其二是大規模的伊斯蘭化（時間雖然較晚）將其與廣義的超地中海世界聯繫起來。」（Ph. Pelletier, 2011, 47）
隨時間的推移，現今以及曾經在歐亞大陸及其沿海地區生活之大量民族，其存續情況有著或多或少的彈性。有些民族的活動範圍從未擴及本地之外，只占據了一個地區或國家的空間。其他一些民族則征服或占領整片歐亞大陸，或者至少涵蓋歐亞空間的很大部分。他們根據己身獨有的領土邏輯，在多少算長的時間內，於該空間的大部分地區發展陸上或海上的連結交流，從而提升了該地區的凝聚力。
我們從維達爾－拉布拉什（Vidal-Lablache）的地理學《地圖》（Atlas, 1909, 118-119）中可以看出，在二十世紀初，大帝國在歐亞大陸上的擴張已達到最高程度：俄羅斯、中國、鄂圖曼、奧匈、德意志、波斯、英國、日本、荷屬東印度、法屬印度支那等等。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它們紛紛縮小、分裂或者消失，並讓位給幅員較小的民族國家。西方和日本殖民帝國（一九四五－一九五四年）的終結和蘇聯（一九九一年）的崩解有利於與這些帝國接壤之某些區域分裂碎化，而這些區域長期以來一直是種族雜處的緩衝地帶。這些間隙或是過渡空間已成為衝突頻仍、不穩定以及非法販運的地區。新成立的民族國家常常依舊處於萌芽狀態，在面對身為先前帝國繼承者的強大鄰國的權勢及其破壞穩定的影響力時，必須努力維持自己的地位。它們是巴爾幹、高加索、中東、中亞（包括阿富汗）、喜馬拉雅山區、印度支那半島北部（即佐米域［Zomia］），而被一分為二的朝鮮半島多少也屬於這一類。
二十世紀初歐亞大陸的地圖呈現大國（常是帝國）並陳的局面，甚至歐洲亦復如此（德意志、奧匈、俄羅斯和鄂圖曼等帝國），但此後因西方民族國家模式的推廣，政治情勢變複雜了。然而，二十世紀末到二十一世紀初的經濟全球化卻有利於國家重組，尤其是從經濟角度出發的（例如歐盟、東盟、上海合作組織、歐亞經濟聯盟）。世界貿易和油氣輸送管的發展強化了整個歐亞大陸的貿易和經濟交流（即「新絲綢之路」）。由於日本以及隨後中國和印度經濟的進步，經濟發展的軸線、「廊帶」或通道正在東亞、東南亞甚至南亞建立並擴張，對整個經濟生態產生連鎖反應，並惠及整個亞洲空間。處於兩者之間的空間頻繁爆發的衝突導致移民（難民以及經濟移民）習慣性地流向歐盟、亞洲特大城市以及東亞經濟繁榮的地區（不過數量不及前述二類）。因此，儘管歐亞大陸的政治版圖日益複雜（乍看之下，這似乎會妨礙這片廣袤大陸上實現更進一步的協調），但其上各種性質的互動實則日益增加。
在《該不該換個方式思考世界歷史？》（Faut-il penser autrement l’histoire du monde ?, 2011）一書中，作者克里斯蒂安．格拉塔盧普（Christian Grataloup）開始將歐亞區域視為一個地球史的（géohistorique）實體。他探討「歐亞大陸從此端延伸至彼端的相互關聯體系」時指出：「此端彼端毫無疑問是互為因果的，從地中海到中國海，世界一半人口（甚至快要接近三分之二）住在其間，無論我們估計的對象是十五世紀還是二十世紀都一樣。人類聚落分布圖上的三大核心（中國、印度和歐洲－地中海）與伊朗或印尼等其他環節一起參與了這一社會鏈」（Ch. Grataloup, 2011, 192）。作者提起這些社會的一些共同的遺緒，這是因為社區毗鄰的關係而傳播開來的做法。十五世紀時，歐亞大陸上所有的這些社會都有不少相似之處：城市興起、書寫普及、貨幣兌換。「因此，兩千多年以來，從日本到地中海之間的地區在社會層面上存在一段共同的歷史。但是這段歷史尚未被充分挖掘與講述，然而它才是世界史的核心」。這些社會呈帶狀分布，沿著水平方向（緯度）而非垂直方向（經度）排列，賦予整體一種線性的主導樣貌。伊朗或是「肥沃月彎」等正好處於中間位置。後者也是「東方通路的北線（即絲綢之路）以及被稱為『香料之路』的南線的匯聚處」，並由沿著非洲東海岸的南北海路供水。「關鍵性的創新正發生在這條主軸的此一中心部分：首座村莊、首種農業形式、首個城鎮、文字、國家……」。位於軸線兩端的社會（西端的歐洲、東端的日本），是稍晚在六世紀以後才形成的。十三世紀沿著「絲綢之路」建構起來的龐大蒙古帝國後來分裂，這時，位於東西兩端的社會開始發展海路並採取積極的策略。「因此，面向大海之（舊）世界的盡頭只花幾世紀的時間即站上地理中心和領導者的位置」（歐洲比日本更早一些）。（Ch. Grataloup, 2011, 196）
歐亞大陸不僅是從大陸帝國（這些國家占據這片大陸多少算大的一部分［中國、俄羅斯及其後的蘇聯、鄂圖曼帝國或泛圖蘭主義］）出發構想出來的，而且從二十世紀初以來，它一直是英國和美國的地理學家或地緣政治家建構理論化的一個對象，其目標在於維持或延續英國、美國或更廣泛之西方對世界的帝國主義統治。
應用於歐亞大陸之「中心地帶」、「邊緣地帶」與地理樞紐的地緣政治概念
從二十世紀初開始，隨著地理發現和探索的結束，世界因之成為一個有範圍的整體，地緣政治的分析和概念化即開始應用於歐亞大陸上。哈爾福德．約翰．麥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 一八六一－一九四七年）率先分析一個或多個位於歐亞大陸核心可能對大英帝國（其領土和支撐點多半位於大陸沿岸以及海域）構成威脅內陸強國（俄羅斯、德國、中國）。他在一九○四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以及一九一九年出版的一本專書中都提出「地理樞紐」（pivot géographique）以及「中心地帶」（Heartland）的概念。他將這地帶定位在東歐、俄羅斯、西伯利亞和中亞。控制這個中央空間的勢力（特別透過當年正在興建的鐵路［西伯利亞鐵路、外裏海鐵路……］），就可以主宰「大陸島」（île continent），也就是說歐亞大陸以及其外的世界，讓他們以更普遍的方式質疑英國、美國或西方世界的領導地位。換句話說，主宰中心地帶的大陸強國（俄羅斯）不斷面臨控制外圍海域的海上強國（先是英國，後是美國）；兩者之間是片中間地帶，其上存在可偏向一邊或另一邊的各股中等勢力。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一九一九年，麥金德將中心地帶的概念擴及到高亞（西藏和蒙古）以及東歐和中歐。這片新的中心地帶對應於鼎盛時期的蘇聯帝國，再加上挪威、土耳其北部、伊朗和中國西部。這片歐亞大陸中部不包括中國、印度和西歐人口稠密的地區，反而是一個人口密度較低（有時甚至人煙稀少）的所在。究竟是什麼讓它變得如此重要，以至於成為戰略樞紐的？是其地底埋藏的豐富資源？蘇聯在二戰後之冷戰期間的實力表現部分證明了麥金德的理論，然而二十一世紀的世界卻大不相同。
另一位作者尼古拉斯．斯派克曼（Nicholas Spykman）在一九四四年提出另一個概念，即所謂的「邊緣地帶」，用它來表示圍繞中心地帶之沿海和外圍的空間（日本、東南亞、南亞、中東、西歐），而若能控制這地區即能主宰「世界島」，進而主宰世界。這是一個介於海洋強權和陸上強權間的緩衝區（T. Struye de Swielande, 2017）。
這些概念在冷戰期間及以後被美國政府普遍利用，並由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 1977）採納，直到今天此一情況都沒改變。其目標在於防止俄羅斯或中國等大陸中心大國支配某一邊緣地區集團，並為其宰制世界的野心鋪路，進而挑戰美國的霸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從杜魯門到柯林頓，美方勢力始終設法阻止蘇聯或中國對亞洲邊緣地帶的染指，而它所採取的圍堵政策已然受到該理論的啟發，例如推出有利於日本的政策、參加韓戰和越戰，支持台灣或納瑟（Nasser）之後的埃及。二○○一年九月十一日之後，由美國及其盟友發動的打擊伊斯蘭恐怖主義的戰爭在中亞（阿富汗及其鄰國巴基斯坦）和中東（主要是伊拉克、敘利亞）展開，也就是在歐亞大陸展開。習近平上台後中國的崛起難道不會改變局勢嗎？因為這股邊緣地帶的勢力已成為能與俄羅斯競爭之中心地帶的勢力，但是它也可以和俄羅斯合作，一起遏止美國和西方的力量。
自從哈爾福德．J．麥金德（1904, 1919）的分析發表以來，歐亞區域無論是在大陸層面還是在其周邊層面，始終都是美國人地緣戰略思想的核心。說來也不奇怪，因為僅這個大陸集團就集中了大約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五、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六十和能源資源的百分之七十五（Z. Brzezinski, 1997）。
歐亞空間長期以來是如何運作的？
從古代到二十世紀上半葉，歐亞都是靠接續的帝國主義建構起來的，而這些帝國主義各自遵循其人民和國家所特有的領土邏輯，征服大陸的一部分或是其南部海上邊界與東西兩端地中海的一部分？從二十世紀下半葉開始，經濟的增長和發展則成為歐亞空間出現和確立的主要推動力，而這是沿著貿易和交流軸線以及發展廊帶進行的，首先是日本領導下的東亞，接著很快由同時面向歐盟和俄羅斯以及面向太平洋的中國和印度接棒。而這個歐亞空間的存在，無論過去和現在都受到反覆發生的危機和衝突所威脅（巴爾幹、高加索、中東、中亞－阿富汗），各大帝國消失之後尤其明顯。
因此，我們首先將說明歐亞大陸的東西兩半部是如何分別地、連續地在波斯－伊朗、希臘－羅馬和阿拉伯帝國主義（西半部）以及中華帝國主義（東半部）的推動下相繼形成的。接著我們會解釋草原上的突厥和蒙古帝國與後繼的俄羅斯帝國是如何經由陸路促進歐洲和東亞之間的聯繫、交流和影響的。
從印度洋到地中海，阿拉伯航海家和商人自古以來就確保沿著「香料之路」的貿易和交流得以順利進行，這種對於印度洋、波斯灣和紅海的壟斷直到十五世紀末才告一段落。拜航海技術進步之賜，西歐人（最早是葡萄牙人，然後是荷蘭人和英國人）從十六世紀初開始實現的「地理大發現」得以打破了這種壟斷，並與印度和馬六甲海峽之外的香料或絲綢生產商直接建立聯繫。歐洲以及後來的日本的殖民帝國都以一種多少算是持久的方式組織了一個真正的歐亞空間，超越了以前大洋航線的二分法（印度和太平洋）。這條海陸航線通過東南亞，連接正在印度支那半島內建構的發展「廊帶」，也連接東南亞各群島。在大陸方面，交流經由中亞進行，這是中國、俄羅斯、伊朗和印度帝國之間的聯繫空間，而這空間最近已由幾個民族國家共同分享。今天，印度次大陸在很大程度上只能自行運作，並且由於普遍存在之長期的不穩定（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即具有這種特徵），它很難與由中國建立起來的主要陸上交通路線連接起來。
然後，我們將會說明，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轉捩點過後，帝國的崩解以及民族國家的發展和普及如何標誌歐亞大陸主要政治實體的終結，並導致某些地區反覆出現危機和衝突。在這些地區中，民族國家的模式難以根深柢固，而這些民族國家又常地處邊緣，並與舊帝國和至少部分取代這些帝國的強大民族國家接壤。歐亞空間往往依靠發展以及經濟增長重新建構，其所依循的橫跨軸線（經濟廊帶）是由十九世紀下半葉日本開始的現代化結果，然後遍及整個東亞和東南亞（尤其是中國）以及最近的印度。歐亞自由貿易協定的締結也是朝這個方向所邁出的一步。俄羅斯和土耳其之歐亞主義意識形態的出現或復振，加上一些經濟和政治性質之計畫的出現（例如弗拉迪米爾．普丁的歐亞經濟聯盟或者習近平的「絲綢之路」）在在都會強化這個現象。
在歐亞大陸這片遼闊的土地上，從遠古到今天，以東西兩端空間為據點並予以結構化的兩組群體，彼此之間一向獨立發展，但從十六世紀便開始越來越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了。菲利普．佩利提耶曾定義過「超地中海世界」（monde méta-méditerranéen），即「所有以地中海為重心的國家，包括美索不達米亞、阿拉伯－穆斯林世界，其最大範圍從印度河到安達魯西亞，經過馬格里布或是中亞、希臘羅馬世界，然後是歐洲、拜占庭和土耳其。」（Ph. Pelletier, 2011, 42）。直到十九世紀工業革命發生以前，北歐、斯拉夫世界和俄羅斯不過只是邊陲附屬。至於歐亞大陸東端，「漢化世界」（即「由中國、朝鮮、日本、越南、泰國、緬甸、西藏和蒙古組成的整體」）則是另一個完全獨立進化的天地，直到十九世紀，多少都在中國文化的軌道上演進。它們不是自始至終就是在不同時期，或全部或部分採用相同的行政管理、「前現代」的文字、哲學、地理、科學與技術（Ph. Pelletier, 2011, 36）。位在上述兩組群體邊緣的印度世界也自成一格。它的創造力不及前兩者，而且更加自我本位。「相較於它們（漢化世界和超地中海世界），印度世界至少在兩個面向上是比較難定義的：其一是地緣政治，因為印度很少會在政治上團結起來，其二是大規模的伊斯蘭化（時間雖然較晚）將其與廣義的超地中海世界聯繫起來。」（Ph. Pelletier, 2011, 47）
隨時間的推移，現今以及曾經在歐亞大陸及其沿海地區生活之大量民族，其存續情況有著或多或少的彈性。有些民族的活動範圍從未擴及本地之外，只占據了一個地區或國家的空間。其他一些民族則征服或占領整片歐亞大陸，或者至少涵蓋歐亞空間的很大部分。他們根據己身獨有的領土邏輯，在多少算長的時間內，於該空間的大部分地區發展陸上或海上的連結交流，從而提升了該地區的凝聚力。
我們從維達爾－拉布拉什（Vidal-Lablache）的地理學《地圖》（Atlas, 1909, 118-119）中可以看出，在二十世紀初，大帝國在歐亞大陸上的擴張已達到最高程度：俄羅斯、中國、鄂圖曼、奧匈、德意志、波斯、英國、日本、荷屬東印度、法屬印度支那等等。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它們紛紛縮小、分裂或者消失，並讓位給幅員較小的民族國家。西方和日本殖民帝國（一九四五－一九五四年）的終結和蘇聯（一九九一年）的崩解有利於與這些帝國接壤之某些區域分裂碎化，而這些區域長期以來一直是種族雜處的緩衝地帶。這些間隙或是過渡空間已成為衝突頻仍、不穩定以及非法販運的地區。新成立的民族國家常常依舊處於萌芽狀態，在面對身為先前帝國繼承者的強大鄰國的權勢及其破壞穩定的影響力時，必須努力維持自己的地位。它們是巴爾幹、高加索、中東、中亞（包括阿富汗）、喜馬拉雅山區、印度支那半島北部（即佐米域［Zomia］），而被一分為二的朝鮮半島多少也屬於這一類。
二十世紀初歐亞大陸的地圖呈現大國（常是帝國）並陳的局面，甚至歐洲亦復如此（德意志、奧匈、俄羅斯和鄂圖曼等帝國），但此後因西方民族國家模式的推廣，政治情勢變複雜了。然而，二十世紀末到二十一世紀初的經濟全球化卻有利於國家重組，尤其是從經濟角度出發的（例如歐盟、東盟、上海合作組織、歐亞經濟聯盟）。世界貿易和油氣輸送管的發展強化了整個歐亞大陸的貿易和經濟交流（即「新絲綢之路」）。由於日本以及隨後中國和印度經濟的進步，經濟發展的軸線、「廊帶」或通道正在東亞、東南亞甚至南亞建立並擴張，對整個經濟生態產生連鎖反應，並惠及整個亞洲空間。處於兩者之間的空間頻繁爆發的衝突導致移民（難民以及經濟移民）習慣性地流向歐盟、亞洲特大城市以及東亞經濟繁榮的地區（不過數量不及前述二類）。因此，儘管歐亞大陸的政治版圖日益複雜（乍看之下，這似乎會妨礙這片廣袤大陸上實現更進一步的協調），但其上各種性質的互動實則日益增加。
在《該不該換個方式思考世界歷史？》（Faut-il penser autrement l’histoire du monde ?, 2011）一書中，作者克里斯蒂安．格拉塔盧普（Christian Grataloup）開始將歐亞區域視為一個地球史的（géohistorique）實體。他探討「歐亞大陸從此端延伸至彼端的相互關聯體系」時指出：「此端彼端毫無疑問是互為因果的，從地中海到中國海，世界一半人口（甚至快要接近三分之二）住在其間，無論我們估計的對象是十五世紀還是二十世紀都一樣。人類聚落分布圖上的三大核心（中國、印度和歐洲－地中海）與伊朗或印尼等其他環節一起參與了這一社會鏈」（Ch. Grataloup, 2011, 192）。作者提起這些社會的一些共同的遺緒，這是因為社區毗鄰的關係而傳播開來的做法。十五世紀時，歐亞大陸上所有的這些社會都有不少相似之處：城市興起、書寫普及、貨幣兌換。「因此，兩千多年以來，從日本到地中海之間的地區在社會層面上存在一段共同的歷史。但是這段歷史尚未被充分挖掘與講述，然而它才是世界史的核心」。這些社會呈帶狀分布，沿著水平方向（緯度）而非垂直方向（經度）排列，賦予整體一種線性的主導樣貌。伊朗或是「肥沃月彎」等正好處於中間位置。後者也是「東方通路的北線（即絲綢之路）以及被稱為『香料之路』的南線的匯聚處」，並由沿著非洲東海岸的南北海路供水。「關鍵性的創新正發生在這條主軸的此一中心部分：首座村莊、首種農業形式、首個城鎮、文字、國家……」。位於軸線兩端的社會（西端的歐洲、東端的日本），是稍晚在六世紀以後才形成的。十三世紀沿著「絲綢之路」建構起來的龐大蒙古帝國後來分裂，這時，位於東西兩端的社會開始發展海路並採取積極的策略。「因此，面向大海之（舊）世界的盡頭只花幾世紀的時間即站上地理中心和領導者的位置」（歐洲比日本更早一些）。（Ch. Grataloup, 2011, 196）
歐亞大陸不僅是從大陸帝國（這些國家占據這片大陸多少算大的一部分［中國、俄羅斯及其後的蘇聯、鄂圖曼帝國或泛圖蘭主義］）出發構想出來的，而且從二十世紀初以來，它一直是英國和美國的地理學家或地緣政治家建構理論化的一個對象，其目標在於維持或延續英國、美國或更廣泛之西方對世界的帝國主義統治。
應用於歐亞大陸之「中心地帶」、「邊緣地帶」與地理樞紐的地緣政治概念
從二十世紀初開始，隨著地理發現和探索的結束，世界因之成為一個有範圍的整體，地緣政治的分析和概念化即開始應用於歐亞大陸上。哈爾福德．約翰．麥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 一八六一－一九四七年）率先分析一個或多個位於歐亞大陸核心可能對大英帝國（其領土和支撐點多半位於大陸沿岸以及海域）構成威脅內陸強國（俄羅斯、德國、中國）。他在一九○四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以及一九一九年出版的一本專書中都提出「地理樞紐」（pivot géographique）以及「中心地帶」（Heartland）的概念。他將這地帶定位在東歐、俄羅斯、西伯利亞和中亞。控制這個中央空間的勢力（特別透過當年正在興建的鐵路［西伯利亞鐵路、外裏海鐵路……］），就可以主宰「大陸島」（île continent），也就是說歐亞大陸以及其外的世界，讓他們以更普遍的方式質疑英國、美國或西方世界的領導地位。換句話說，主宰中心地帶的大陸強國（俄羅斯）不斷面臨控制外圍海域的海上強國（先是英國，後是美國）；兩者之間是片中間地帶，其上存在可偏向一邊或另一邊的各股中等勢力。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一九一九年，麥金德將中心地帶的概念擴及到高亞（西藏和蒙古）以及東歐和中歐。這片新的中心地帶對應於鼎盛時期的蘇聯帝國，再加上挪威、土耳其北部、伊朗和中國西部。這片歐亞大陸中部不包括中國、印度和西歐人口稠密的地區，反而是一個人口密度較低（有時甚至人煙稀少）的所在。究竟是什麼讓它變得如此重要，以至於成為戰略樞紐的？是其地底埋藏的豐富資源？蘇聯在二戰後之冷戰期間的實力表現部分證明了麥金德的理論，然而二十一世紀的世界卻大不相同。
另一位作者尼古拉斯．斯派克曼（Nicholas Spykman）在一九四四年提出另一個概念，即所謂的「邊緣地帶」，用它來表示圍繞中心地帶之沿海和外圍的空間（日本、東南亞、南亞、中東、西歐），而若能控制這地區即能主宰「世界島」，進而主宰世界。這是一個介於海洋強權和陸上強權間的緩衝區（T. Struye de Swielande, 2017）。
這些概念在冷戰期間及以後被美國政府普遍利用，並由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 1977）採納，直到今天此一情況都沒改變。其目標在於防止俄羅斯或中國等大陸中心大國支配某一邊緣地區集團，並為其宰制世界的野心鋪路，進而挑戰美國的霸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從杜魯門到柯林頓，美方勢力始終設法阻止蘇聯或中國對亞洲邊緣地帶的染指，而它所採取的圍堵政策已然受到該理論的啟發，例如推出有利於日本的政策、參加韓戰和越戰，支持台灣或納瑟（Nasser）之後的埃及。二○○一年九月十一日之後，由美國及其盟友發動的打擊伊斯蘭恐怖主義的戰爭在中亞（阿富汗及其鄰國巴基斯坦）和中東（主要是伊拉克、敘利亞）展開，也就是在歐亞大陸展開。習近平上台後中國的崛起難道不會改變局勢嗎？因為這股邊緣地帶的勢力已成為能與俄羅斯競爭之中心地帶的勢力，但是它也可以和俄羅斯合作，一起遏止美國和西方的力量。
自從哈爾福德．J．麥金德（1904, 1919）的分析發表以來，歐亞區域無論是在大陸層面還是在其周邊層面，始終都是美國人地緣戰略思想的核心。說來也不奇怪，因為僅這個大陸集團就集中了大約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五、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六十和能源資源的百分之七十五（Z. Brzezinski, 1997）。
歐亞空間長期以來是如何運作的？
從古代到二十世紀上半葉，歐亞都是靠接續的帝國主義建構起來的，而這些帝國主義各自遵循其人民和國家所特有的領土邏輯，征服大陸的一部分或是其南部海上邊界與東西兩端地中海的一部分？從二十世紀下半葉開始，經濟的增長和發展則成為歐亞空間出現和確立的主要推動力，而這是沿著貿易和交流軸線以及發展廊帶進行的，首先是日本領導下的東亞，接著很快由同時面向歐盟和俄羅斯以及面向太平洋的中國和印度接棒。而這個歐亞空間的存在，無論過去和現在都受到反覆發生的危機和衝突所威脅（巴爾幹、高加索、中東、中亞－阿富汗），各大帝國消失之後尤其明顯。
因此，我們首先將說明歐亞大陸的東西兩半部是如何分別地、連續地在波斯－伊朗、希臘－羅馬和阿拉伯帝國主義（西半部）以及中華帝國主義（東半部）的推動下相繼形成的。接著我們會解釋草原上的突厥和蒙古帝國與後繼的俄羅斯帝國是如何經由陸路促進歐洲和東亞之間的聯繫、交流和影響的。
從印度洋到地中海，阿拉伯航海家和商人自古以來就確保沿著「香料之路」的貿易和交流得以順利進行，這種對於印度洋、波斯灣和紅海的壟斷直到十五世紀末才告一段落。拜航海技術進步之賜，西歐人（最早是葡萄牙人，然後是荷蘭人和英國人）從十六世紀初開始實現的「地理大發現」得以打破了這種壟斷，並與印度和馬六甲海峽之外的香料或絲綢生產商直接建立聯繫。歐洲以及後來的日本的殖民帝國都以一種多少算是持久的方式組織了一個真正的歐亞空間，超越了以前大洋航線的二分法（印度和太平洋）。這條海陸航線通過東南亞，連接正在印度支那半島內建構的發展「廊帶」，也連接東南亞各群島。在大陸方面，交流經由中亞進行，這是中國、俄羅斯、伊朗和印度帝國之間的聯繫空間，而這空間最近已由幾個民族國家共同分享。今天，印度次大陸在很大程度上只能自行運作，並且由於普遍存在之長期的不穩定（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即具有這種特徵），它很難與由中國建立起來的主要陸上交通路線連接起來。
然後，我們將會說明，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轉捩點過後，帝國的崩解以及民族國家的發展和普及如何標誌歐亞大陸主要政治實體的終結，並導致某些地區反覆出現危機和衝突。在這些地區中，民族國家的模式難以根深柢固，而這些民族國家又常地處邊緣，並與舊帝國和至少部分取代這些帝國的強大民族國家接壤。歐亞空間往往依靠發展以及經濟增長重新建構，其所依循的橫跨軸線（經濟廊帶）是由十九世紀下半葉日本開始的現代化結果，然後遍及整個東亞和東南亞（尤其是中國）以及最近的印度。歐亞自由貿易協定的締結也是朝這個方向所邁出的一步。俄羅斯和土耳其之歐亞主義意識形態的出現或復振，加上一些經濟和政治性質之計畫的出現（例如弗拉迪米爾．普丁的歐亞經濟聯盟或者習近平的「絲綢之路」）在在都會強化這個現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