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tering the Territory of Territory
第一章 進入領域的地盤
導言
事物失靈時，最能顯現出它原本應該如何運作。領域（territory）也不例外。就常理來說，領域經由清楚界定和描繪權力運作而取得確定性，並因此促進和平。就國際關係而言，位居邊界這邊的我們是「主權者」（sovereign），而他們是位於另一邊的主權者。從土地佔有權或財產權而論，我可以在籬笆的這一邊栽種穀物，你可以在另一邊牧牛。就隱私的脈絡而論，我可以關起門來玩我的芭比娃娃，全世界的人都得待在外頭。有了明確的界線，誤解不會輕易演變成爭端，爭端也不會逐步升級為戰鬥。眾所周知，好籬笆造就了好鄰居。
2003年晚冬早春之際，超過十萬名美軍和英軍（以及他們的槍枝、噴射機、補給品等相關裝備和記者），聚集在伊拉克─科威特（Iraq-Kuwait）邊界的科威特側，準備進軍伊拉克，此舉將推翻海珊（Saddam Hussein）的政權，並導致長期佔領伊拉克。同意或拒絕美國利用科威特、卡達（Qatar）和其他國族國家（nation-state）的領域空間，作為其發動入侵之地點的權力，本身即為主權國家的特權。事實上，原本的作戰計劃是同時從北方進擊伊拉克，但到了最後一刻，土耳其國會不允許美國為了進軍而使用其領土（Purdum et al., 2003）。沙烏地阿拉伯（Saudi Arabia）至少在形式上也不容許。領域完整性原則─意思是指領域不受侵犯─是最基本的國際法原則之一。但這也是眾所周知，並非總是能獲得尊重的原則之一。領域完整性有很多種方法可以有所妥協讓步，但最顯著且具毀滅性的方式，就是與現代戰爭有關的破壞手段。然而，隨著美國「令人震驚畏怯」的戰役形象播送全世界，無論我們對此有何感受，以及無論它在修辭上有何正當化，對於伊拉克的入侵和占領，正是一個說明領域（或者，某種特定領域）無法像個領域般運作的明確事例。
然而，有種合理說法或許會認為，入侵伊拉克只不過是12年前伊拉克軍隊入侵科威特的必然後果。美國在第一次波灣戰爭（Gulf War）擊退了入侵者。作為那次戰爭的部分協議，伊拉克政府被迫接受聯合國武器檢查員，他們擁有調查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是否存在的權限（Sifry and Cerf 2003）。「伊拉克」也承受了嚴厲的經濟制裁，意思是由伊拉克人民來承擔。這些制裁導致數萬人死亡，其中很多是兒童（Hiro 2001; Research Unit for Political Economy 2003）。第一次波灣戰爭的勝利者，還在該國北部與南部區域實施「禁航區」（non-fly zones），不時擊落違反這些領域禁令的伊拉克飛機。2003年戰爭初始，伊拉克簡直稱不上一個典型主權國家，而其領域完整性，充其量只具有理論意涵。
海珊指稱，英國人在廿世紀初發明了「伊拉克」和「科威特」，從而分隔了奧圖曼帝國的巴斯拉省（Basra），可謂非法行徑，藉此給了1991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在修辭上的正當理由（Dodge 2003; Finnie 1992）。相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強權地緣政治、帝國維繫，以及為了控制工業秩序下成為命脈的石油而迸發的敵對行為，領域發明的那些插曲只不過是餘興節目。在入侵科威特以前，伊拉克曾在美國支持下，與伊朗展開了慘烈戰爭。於是，2003年的入侵不僅是跨越了一條描繪於沙漠上的界線，還發生於一連串領域化和再領域化的歷史脈絡中，牽涉到控制石油，以及因為這種控制而產生的財富與權力。以更具歷史縱深的視角來檢視這些事件，但並非藉此予以正當化，可以闡明我們強調領域性（territoriality）是基於社會（及政治、經濟、文化）過程的目的，這個過程不僅在地方展開，還隨著時間而表露出來。這使得我們更容易將領域視為社會產物。並且，學習通過領域來觀看，就學習認識世界（整個世界，以及我們生存其間的各種世界）而言，可謂深具價值。
針對領域（至少是領域國家）的一種更常見解釋，認為領域能提供「圈內人」安全防護，免於「外界」的常存危險。毋庸置疑，領域確實經常滿足了這個目的。但是，當我們考量到最近三十年間，在世界上這個地方，由於領域完整性原則的主張，有數十萬人的生命殘暴地結束（這個數字包括1980-1988年兩伊戰爭期間的數十萬傷亡人數，以及伊拉克政府對於庫德族人的種族屠殺），加上其他基於類似正當理由而慘遭殺害的數百萬人的經驗，這些常見解釋就變得有些可疑了。如果這就是「安全」，我們或許大可質疑，不安全又是如何。廿世紀是領域國族國家作為唯一的「合法」政治制度、並達致全球霸權的時代，卻有超過一億人死於戰爭，其中許多人直接跟領域有關，或至少給了涉及領域的修辭性正當理由。
或者，讓我們考察另一個邊界的事件，也就是分隔美國和墨西哥主權領域的邊界。這條邊界與這些領域，也有十分複雜的歷史。現有邊界的大部分，是在1848年瓜德路普希達爾戈（Guadalupe Hidalgo）條約中，取得正式法律地位（Frazier 1998）。這項條約終止了美國人所稱的墨西哥戰爭。一如伊拉克入侵科威特，這場一百五十年前的戰爭，只不過是一個國族國家政府試圖兼併另一個國族國家領域的方法，此外沒有更好的理由。但是，跟近來的事件不同的是，在這個例子裡，遭入侵國（墨西哥）並未獲得全球超級強權支援，而侵略國（美國）佔了上風。美國的天命、無可置疑的至高地位，在戰場上獲得確認，主權國家的地圖隨之重繪。邊界往南移動了幾百英里，過去「位居」墨西哥的人事物，現在發現自己「地處」美國。新納進來的是數千名墨西哥公民。誠如當代的墨裔美人行動分子所言：「我們沒有跨越邊界，是邊界跨越了我們」（Acuña 1996: 109）。邊界變動也納入了十幾族原住民，像是阿帕契族（Apache）、霍皮族（Hopi）、納瓦伙族（Navajo），以及休休尼族（Shoshone）印地安人，由於他們相對於這條變動邊界的位置，他們非自願地（即使只是局部）從屬於美國主權國家的運作。此外，還納入了加州的黃金、木材和不動產。
針對這條當代邊界，還上演著許多人描述的，另一場或許更隱伏不顯的「入侵」。威廉．葛利哥斯（William Griggs）寫道：「美國軍隊在橫越亞洲的幅員遼闊戰場上，與恐怖份子巢穴的蓋達［al-Qaeda］組織交戰，我們的軍事領袖則籌備加演一場對抗伊拉克的波灣戰爭，但同時我們南方的「友人」與「鄰居」，正毫不留情地侵擾我們的家園」（2002: 21）。在他看來，「墨西哥政府、激進墨裔美人分離主義分子，還有布希政府，都同意一件事：應該將分隔美墨的邊界，視若不存」（2002: 21）。形式上禁止越界，卻以其他方式容忍或鼓勵的情勢下，每星期有成千上萬勞工從南向北穿越邊界。不過，他們必須暗中進行、旁敲側擊，或是在邊界底下挖隧道（Martinez 2001）。有好幾千人成功越界，找到工作，或是與家人團聚，同時也有許多人遭到逮捕，遣送回另一邊，但這只是讓他們一再嘗試、前仆後繼。許多男女和兒童因為口渴和曝曬而死於沙漠，或藏匿在卡車和火車裡偷渡而悶死（Egan 2004）。事實上，2002年至2003年間，墨西哥工人死於越境的人數，與宣佈伊拉克戰爭獲勝之前，遭殺害的美軍人數大致相同（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04）。宗教組織，像是人性邊界（Humane Borders），建置了一些方案，在墨西哥及中美洲旅居者能夠找到的地方，留下水源（www.humaneborders.org）。同時，農場救援（Ranch Rescue）這類組織則建立武裝保安隊，執行準軍事行動，巡邏邊界，以捍衛財產和主權（www.ranchrescue.com）。邊界不只是地圖上的一條線。邊界及其標誌且分隔的領域，乃是攸關生死的狀況。
當然，這些是相當極端的例子。雖然這個星球上總是有幾場戰爭和邊界爭議，但是美國在伊拉克戰爭這種大規模軍事入侵，相對非常罕見。同樣的，很少邊界地帶擁有美墨邊境特有的那種一觸即發的混雜特徵。不過，這些情境或許極端，但它們至少說明了，現代世界中領域的重要性不可小覷。它們也暗示了，這種重要性同時涉及了社會關係如何在全球尺度上組織起來，以及，無數個人的生命如何以某種方式深陷於現代領域性的動態。當然，每個人都捲入其中。
這兩個例子還只是觸及皮毛。各自都只與一種領域形式有關，也就是現代國族國家的政治制度。令這種領域得以理解的關鍵論述，包括了國際關係、國際法和地緣政治。但是，大約兩百個構成這個國際性國家體系的領域空間，並沒有窮盡現代世界中的領域形式。實際上，取決於我們的理論視角，以及分析的細緻程度，其實可能有數十億個大大小小的領域。有無可計數的領域構造和組合，塑造了人類的社會生活、關係和互動。在國家「內部」，有為數眾多的政治與行政分區、保留區、土地分區、行政區、管轄區、教區和地區。也有無數的房地產用地、公寓、房間、辦公室、囚房和營地。這份名單永無止盡。統括國族國家領域性的，是由條約或公約創造的超國家、多國和國際領域（如歐盟或北美自由貿易區）。領域可以展現於包含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會員國的空間，以及雜貨店前的拖吊區；公園、監獄和俱樂部會所；工作場所、幫派地盤，以及在多國商業組織中表達出來。就前述的每一種領域而論，你位於「圈內」或「圈外」事關重大。對大多數人來說，或許每日生活的微觀領域更為重要，至少是比全球政治的宏觀領域更顯而易見。
讓我們先考察一下小地方。從你的所在位置開始。檢視一下你佔據的社會空間，如何令你的生活具有特定形式。想想那些你能夠進入的房間，以及那些你被排除在外的房間─或是只有獲得允許，才可以進入的房間。在私有財產是根本特質的社會秩序中，日常經驗中的大部分世界，你無法進入。這個世界也順著公共和私人空間而有所領域化。想像一下，這種公∕私配置的轉變，會如何影響你的日常生活。譬如，試想有許多你展開每天生活所需通行的「公共」空間路徑，遭到了「私有化」，而你得以進入或排除在外的條件，取決於你的付費能力，或是取決於任何新「擁有者」用於限制你進入的條件。（為了充實這種思維實驗的細節，請試著想一下「傳統」小鎮大街與當代購物中心的差別。）你可以進一步想像，進入條件取決於你的樣貌：白人？女性？年輕？這就是領域性的作用。另一方面，想像你當作私人空間的地方─你的私人空間、你家、你的臥室─將開放而接受持續不斷的政府監督，以及電視播放的製作影像。這也會構成一種相當重要的領域修正。現在，同時想像這兩種情形，在某種社會秩序中，我們所熟知的「公共」與「私人」，都不再是領域化社會生活的基本方式。
或者，想一下這個例子。雷伊．奧立佛（Ray Oliver）擁有一座農場，鄰近肯塔基州（Kentucky）的詹姆斯城（Jamestown）。根據美國最高法院法官路易斯．鮑威爾（Lewis Powell）所言，「他依固定間距，張貼不准擅入的告示，並鎖上通往農場中心處的入口大門」（466 US. 170, 1983, 173）。有一天，兩名肯塔基州警察獲得情報，開車進入奧立佛的土地，經過他的房子，直抵上鎖的大門。他們漠視不准擅入的告示，也不理會某人在遠處叫嚷著「滾出去」的指令，走過了大門，進入奧立佛地產上的一處林地。距離奧立佛的房屋約一哩遠的地方，他們在一處周圍有樹木環繞的地點，發現了栽種的大麻。警察離去，回到鎮上，向法官取得搜索狀，然後返回奧立佛的土地，逮捕了他。就美國法律而言，警方不但非法侵入，還侵犯了憲法保障奧立佛的隱私權，至少這是他的律師在審判時提出的主張。美國憲法第四修正案，禁止政府代理人執行無搜索狀的搜查，至少表面上是如此。最高法院無數次聲明，非法取得的證據（也就是違反第四修正案所取得的犯罪證據），將被排除於罪案審判之外。這就叫做毒樹果實規則（the fruit of the poison tree doctrine）。審判法庭與奧立佛的律師意見一致。奧立佛「已經竭盡所能的主張，他對於遭搜索農場區域的隱私權」（p. 173），而警察的非法行為，包括一開始的搜索，以及在搜索成功後才弄到了搜索狀。這個案件被正式駁回。
然而，政府上訴，高等法院隨後推翻了判決。美國最高法院同意審理此案，並且裁定這棵樹一點也沒有毒。多數推斷是，第四修正案的保障僅適用於人們的住家，以及緊鄰住家周邊的區域（稱為宅第空間，curtilage）。多數決宣稱，只有「某種飛地可以免於任意的政府介入」（p. 178）。儘管上了鎖，並豎立告示，房地產的其他區域還是能接受任意的政府介入，搜查這些地方不需要搜索狀。這些區域稱為「開放場地」（open fields），即使根據鮑威爾法官解釋，「依照這兩個詞的尋常用法，一個開放場地，既無須『開放』，也不必是個『場地』」（p. 180）。再者，由於這個樹木環繞的隔離地區是個「開放場地」，它無法免於公眾觀看，房地產所有人在那裡也就不具有隱私權的合理期待。因此，犯罪證據不應遭到排除，案件也不該被駁回。
但是，其他最高法院法官並不這麼認為。在他們看來，奧立佛的空間（及其權利）遭到了政府侵犯，而且警察有非法入侵的過失。蘇顧德．馬歇爾法官（Justice Thurgood Marshall）引述鮑威爾法官在另一個案例的評論，寫道財產權的主要權利之一，就是排除其他人的權利……由於這項排除權，擁有……財產者……擁有合法的隱私權期待。不具搜索票的政府代理人─不是緊急狀況─跟其他人一樣被排除在外。標示和上鎖更加強化了這些權利和期待……。藉由警告公眾不可侵入的告示來標誌土地界線，所有權人驅除了任何己意的模糊之處（p. 195）。
對異議者和審判法官而言，不准進入就是不准進入的意思。但不幸的，對於奧立佛，以及現在因這項判例的權威，導致地產將蒙受無搜索狀搜查的其他無數人而言，馬歇爾法官所寫的是異議，而非多數意見。
我們在本章後面，還會回來談奧立佛的案例。現在則是要強調，領域和領域性，不僅涉及國際邊界和國際關係的議題。在奧立佛的故事裡，有許多種領域作用其間。從某個角度看，這個案例牽涉了公共和私人的（再）領域化。從另一個角度看，這個案例涉及美國財產權與憲政聯邦主義之間關係的（再）領域化。更仔細檢視，這個案例還關涉了「家」、「宅第」和「開放場地」之間領域關係的重新配置；或者，應該說是運用這些觀念，來重建領域、權力與經驗之間的關係。然而，無論我們如何切割，這些領域受到（所有權人、警察及法官）理解的方式，都有其後果。對奧立佛而言，這可能事關他是否要入獄。
讓我們考察另一個財產權案例。瓦列斯．梅森（Wallace Mason）在他的後院鴿籠裡養了傳信鴿。但是，有人闖入鴿籠，偷走他的鴿子。所以，在一個「漆黑的雨夜」，眼見院子有陰暗身影，他便朝入侵者開槍（159 So. 2d 700, 1964, 701）。他擊中了十四歲的麥可．麥克凱拉（Michael McKellar）跟他的朋友，十三歲的李歐．斯奈爾（Leo Schnell）。麥克凱拉被擊中背部，終生癱瘓。梅森並未依任何罪名遭逮捕或起訴，但麥克凱拉的父親控告梅森。審判庭駁回訴訟，麥克凱拉上訴路易斯安那州最高法院（Louisiana Supreme Court）。法院的多數決宣稱梅森射殺這兩名竊賊的行為，雖然並非全然有理，但可被寬恕……我們不認為他逾越了保護自家領土的權利。美國憲法和路易斯安那州賦予我們持有和攜帶武器的權利。由此合理推斷，持有和攜帶武器賦予我們依照武器製造目的來使用武器的權利。傳統上，一個男人的家就是他的堡壘，懷抱犯罪意圖進入其中的人，必須自己承擔後果（pp.703-4）。
梅森只不過是保護他的地產。而且，考慮到「他的地產先前遭侵入的歷史」（p. 703），他完全有正當理由槍擊入侵者。但是，正如奧立佛的案例，另一名法官見解不同，持反對意見。這名異議法官注意到該案件的其他事實。梅森是個經驗老到的獵人，證據顯示，他早已埋伏等待。最重要的是，「無疑地，這兩名男孩遭射擊時，曾嘗試脫逃。」兩個男孩都是背部遭槍擊。「梅森知道他們要走了，甚至是朝著遠離房屋的方向逃跑」，而斯奈爾「正在跨越籬笆，遭到〔梅森〕槍擊」（p. 706）。
正如奧立佛的案例，涉及「開放場地」和「宅第」這類法律觀念，使得領域可說是意義深遠，這個案例也有「堡壘原則」（亦即，捍衛個人「堡壘」時，使用武力具有正當性）和撤退義務（the duty to retreat）等法律觀念的支持。一個人公開受到暴力威脅時，在採取自衛的暴力反應之前，有撤退的義務。不過，當一個人在自己的地產上，城堡原則便凌駕了撤退義務。如果梅森在男孩攀爬他的籬笆之前就槍擊他們，他很有可能會被指控重傷害罪，或是更嚴重。但是，跨越界線，便改變了事件的法律意義。它因而改變了事件的實際意義：對孩子、對梅森，以及領域的權威詮釋者而言的意義。再次，這差異是由領域所造成的。跟我先前舉出的案例一樣，這相當戲劇化。但即使這類事件稀鬆平常，對我們大多數人而言，這並不是每天會發生的事。這裡的一般要點，也適用於更尋常的事件，像是普通的逐出和拘留，以及非逐出與非拘留。這兩個財產個案，都透露出領域如何在經驗世界運作的重要面向。
第一章 進入領域的地盤
導言
事物失靈時，最能顯現出它原本應該如何運作。領域（territory）也不例外。就常理來說，領域經由清楚界定和描繪權力運作而取得確定性，並因此促進和平。就國際關係而言，位居邊界這邊的我們是「主權者」（sovereign），而他們是位於另一邊的主權者。從土地佔有權或財產權而論，我可以在籬笆的這一邊栽種穀物，你可以在另一邊牧牛。就隱私的脈絡而論，我可以關起門來玩我的芭比娃娃，全世界的人都得待在外頭。有了明確的界線，誤解不會輕易演變成爭端，爭端也不會逐步升級為戰鬥。眾所周知，好籬笆造就了好鄰居。
2003年晚冬早春之際，超過十萬名美軍和英軍（以及他們的槍枝、噴射機、補給品等相關裝備和記者），聚集在伊拉克─科威特（Iraq-Kuwait）邊界的科威特側，準備進軍伊拉克，此舉將推翻海珊（Saddam Hussein）的政權，並導致長期佔領伊拉克。同意或拒絕美國利用科威特、卡達（Qatar）和其他國族國家（nation-state）的領域空間，作為其發動入侵之地點的權力，本身即為主權國家的特權。事實上，原本的作戰計劃是同時從北方進擊伊拉克，但到了最後一刻，土耳其國會不允許美國為了進軍而使用其領土（Purdum et al., 2003）。沙烏地阿拉伯（Saudi Arabia）至少在形式上也不容許。領域完整性原則─意思是指領域不受侵犯─是最基本的國際法原則之一。但這也是眾所周知，並非總是能獲得尊重的原則之一。領域完整性有很多種方法可以有所妥協讓步，但最顯著且具毀滅性的方式，就是與現代戰爭有關的破壞手段。然而，隨著美國「令人震驚畏怯」的戰役形象播送全世界，無論我們對此有何感受，以及無論它在修辭上有何正當化，對於伊拉克的入侵和占領，正是一個說明領域（或者，某種特定領域）無法像個領域般運作的明確事例。
然而，有種合理說法或許會認為，入侵伊拉克只不過是12年前伊拉克軍隊入侵科威特的必然後果。美國在第一次波灣戰爭（Gulf War）擊退了入侵者。作為那次戰爭的部分協議，伊拉克政府被迫接受聯合國武器檢查員，他們擁有調查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是否存在的權限（Sifry and Cerf 2003）。「伊拉克」也承受了嚴厲的經濟制裁，意思是由伊拉克人民來承擔。這些制裁導致數萬人死亡，其中很多是兒童（Hiro 2001; Research Unit for Political Economy 2003）。第一次波灣戰爭的勝利者，還在該國北部與南部區域實施「禁航區」（non-fly zones），不時擊落違反這些領域禁令的伊拉克飛機。2003年戰爭初始，伊拉克簡直稱不上一個典型主權國家，而其領域完整性，充其量只具有理論意涵。
海珊指稱，英國人在廿世紀初發明了「伊拉克」和「科威特」，從而分隔了奧圖曼帝國的巴斯拉省（Basra），可謂非法行徑，藉此給了1991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在修辭上的正當理由（Dodge 2003; Finnie 1992）。相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強權地緣政治、帝國維繫，以及為了控制工業秩序下成為命脈的石油而迸發的敵對行為，領域發明的那些插曲只不過是餘興節目。在入侵科威特以前，伊拉克曾在美國支持下，與伊朗展開了慘烈戰爭。於是，2003年的入侵不僅是跨越了一條描繪於沙漠上的界線，還發生於一連串領域化和再領域化的歷史脈絡中，牽涉到控制石油，以及因為這種控制而產生的財富與權力。以更具歷史縱深的視角來檢視這些事件，但並非藉此予以正當化，可以闡明我們強調領域性（territoriality）是基於社會（及政治、經濟、文化）過程的目的，這個過程不僅在地方展開，還隨著時間而表露出來。這使得我們更容易將領域視為社會產物。並且，學習通過領域來觀看，就學習認識世界（整個世界，以及我們生存其間的各種世界）而言，可謂深具價值。
針對領域（至少是領域國家）的一種更常見解釋，認為領域能提供「圈內人」安全防護，免於「外界」的常存危險。毋庸置疑，領域確實經常滿足了這個目的。但是，當我們考量到最近三十年間，在世界上這個地方，由於領域完整性原則的主張，有數十萬人的生命殘暴地結束（這個數字包括1980-1988年兩伊戰爭期間的數十萬傷亡人數，以及伊拉克政府對於庫德族人的種族屠殺），加上其他基於類似正當理由而慘遭殺害的數百萬人的經驗，這些常見解釋就變得有些可疑了。如果這就是「安全」，我們或許大可質疑，不安全又是如何。廿世紀是領域國族國家作為唯一的「合法」政治制度、並達致全球霸權的時代，卻有超過一億人死於戰爭，其中許多人直接跟領域有關，或至少給了涉及領域的修辭性正當理由。
或者，讓我們考察另一個邊界的事件，也就是分隔美國和墨西哥主權領域的邊界。這條邊界與這些領域，也有十分複雜的歷史。現有邊界的大部分，是在1848年瓜德路普希達爾戈（Guadalupe Hidalgo）條約中，取得正式法律地位（Frazier 1998）。這項條約終止了美國人所稱的墨西哥戰爭。一如伊拉克入侵科威特，這場一百五十年前的戰爭，只不過是一個國族國家政府試圖兼併另一個國族國家領域的方法，此外沒有更好的理由。但是，跟近來的事件不同的是，在這個例子裡，遭入侵國（墨西哥）並未獲得全球超級強權支援，而侵略國（美國）佔了上風。美國的天命、無可置疑的至高地位，在戰場上獲得確認，主權國家的地圖隨之重繪。邊界往南移動了幾百英里，過去「位居」墨西哥的人事物，現在發現自己「地處」美國。新納進來的是數千名墨西哥公民。誠如當代的墨裔美人行動分子所言：「我們沒有跨越邊界，是邊界跨越了我們」（Acuña 1996: 109）。邊界變動也納入了十幾族原住民，像是阿帕契族（Apache）、霍皮族（Hopi）、納瓦伙族（Navajo），以及休休尼族（Shoshone）印地安人，由於他們相對於這條變動邊界的位置，他們非自願地（即使只是局部）從屬於美國主權國家的運作。此外，還納入了加州的黃金、木材和不動產。
針對這條當代邊界，還上演著許多人描述的，另一場或許更隱伏不顯的「入侵」。威廉．葛利哥斯（William Griggs）寫道：「美國軍隊在橫越亞洲的幅員遼闊戰場上，與恐怖份子巢穴的蓋達［al-Qaeda］組織交戰，我們的軍事領袖則籌備加演一場對抗伊拉克的波灣戰爭，但同時我們南方的「友人」與「鄰居」，正毫不留情地侵擾我們的家園」（2002: 21）。在他看來，「墨西哥政府、激進墨裔美人分離主義分子，還有布希政府，都同意一件事：應該將分隔美墨的邊界，視若不存」（2002: 21）。形式上禁止越界，卻以其他方式容忍或鼓勵的情勢下，每星期有成千上萬勞工從南向北穿越邊界。不過，他們必須暗中進行、旁敲側擊，或是在邊界底下挖隧道（Martinez 2001）。有好幾千人成功越界，找到工作，或是與家人團聚，同時也有許多人遭到逮捕，遣送回另一邊，但這只是讓他們一再嘗試、前仆後繼。許多男女和兒童因為口渴和曝曬而死於沙漠，或藏匿在卡車和火車裡偷渡而悶死（Egan 2004）。事實上，2002年至2003年間，墨西哥工人死於越境的人數，與宣佈伊拉克戰爭獲勝之前，遭殺害的美軍人數大致相同（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04）。宗教組織，像是人性邊界（Humane Borders），建置了一些方案，在墨西哥及中美洲旅居者能夠找到的地方，留下水源（www.humaneborders.org）。同時，農場救援（Ranch Rescue）這類組織則建立武裝保安隊，執行準軍事行動，巡邏邊界，以捍衛財產和主權（www.ranchrescue.com）。邊界不只是地圖上的一條線。邊界及其標誌且分隔的領域，乃是攸關生死的狀況。
當然，這些是相當極端的例子。雖然這個星球上總是有幾場戰爭和邊界爭議，但是美國在伊拉克戰爭這種大規模軍事入侵，相對非常罕見。同樣的，很少邊界地帶擁有美墨邊境特有的那種一觸即發的混雜特徵。不過，這些情境或許極端，但它們至少說明了，現代世界中領域的重要性不可小覷。它們也暗示了，這種重要性同時涉及了社會關係如何在全球尺度上組織起來，以及，無數個人的生命如何以某種方式深陷於現代領域性的動態。當然，每個人都捲入其中。
這兩個例子還只是觸及皮毛。各自都只與一種領域形式有關，也就是現代國族國家的政治制度。令這種領域得以理解的關鍵論述，包括了國際關係、國際法和地緣政治。但是，大約兩百個構成這個國際性國家體系的領域空間，並沒有窮盡現代世界中的領域形式。實際上，取決於我們的理論視角，以及分析的細緻程度，其實可能有數十億個大大小小的領域。有無可計數的領域構造和組合，塑造了人類的社會生活、關係和互動。在國家「內部」，有為數眾多的政治與行政分區、保留區、土地分區、行政區、管轄區、教區和地區。也有無數的房地產用地、公寓、房間、辦公室、囚房和營地。這份名單永無止盡。統括國族國家領域性的，是由條約或公約創造的超國家、多國和國際領域（如歐盟或北美自由貿易區）。領域可以展現於包含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會員國的空間，以及雜貨店前的拖吊區；公園、監獄和俱樂部會所；工作場所、幫派地盤，以及在多國商業組織中表達出來。就前述的每一種領域而論，你位於「圈內」或「圈外」事關重大。對大多數人來說，或許每日生活的微觀領域更為重要，至少是比全球政治的宏觀領域更顯而易見。
讓我們先考察一下小地方。從你的所在位置開始。檢視一下你佔據的社會空間，如何令你的生活具有特定形式。想想那些你能夠進入的房間，以及那些你被排除在外的房間─或是只有獲得允許，才可以進入的房間。在私有財產是根本特質的社會秩序中，日常經驗中的大部分世界，你無法進入。這個世界也順著公共和私人空間而有所領域化。想像一下，這種公∕私配置的轉變，會如何影響你的日常生活。譬如，試想有許多你展開每天生活所需通行的「公共」空間路徑，遭到了「私有化」，而你得以進入或排除在外的條件，取決於你的付費能力，或是取決於任何新「擁有者」用於限制你進入的條件。（為了充實這種思維實驗的細節，請試著想一下「傳統」小鎮大街與當代購物中心的差別。）你可以進一步想像，進入條件取決於你的樣貌：白人？女性？年輕？這就是領域性的作用。另一方面，想像你當作私人空間的地方─你的私人空間、你家、你的臥室─將開放而接受持續不斷的政府監督，以及電視播放的製作影像。這也會構成一種相當重要的領域修正。現在，同時想像這兩種情形，在某種社會秩序中，我們所熟知的「公共」與「私人」，都不再是領域化社會生活的基本方式。
或者，想一下這個例子。雷伊．奧立佛（Ray Oliver）擁有一座農場，鄰近肯塔基州（Kentucky）的詹姆斯城（Jamestown）。根據美國最高法院法官路易斯．鮑威爾（Lewis Powell）所言，「他依固定間距，張貼不准擅入的告示，並鎖上通往農場中心處的入口大門」（466 US. 170, 1983, 173）。有一天，兩名肯塔基州警察獲得情報，開車進入奧立佛的土地，經過他的房子，直抵上鎖的大門。他們漠視不准擅入的告示，也不理會某人在遠處叫嚷著「滾出去」的指令，走過了大門，進入奧立佛地產上的一處林地。距離奧立佛的房屋約一哩遠的地方，他們在一處周圍有樹木環繞的地點，發現了栽種的大麻。警察離去，回到鎮上，向法官取得搜索狀，然後返回奧立佛的土地，逮捕了他。就美國法律而言，警方不但非法侵入，還侵犯了憲法保障奧立佛的隱私權，至少這是他的律師在審判時提出的主張。美國憲法第四修正案，禁止政府代理人執行無搜索狀的搜查，至少表面上是如此。最高法院無數次聲明，非法取得的證據（也就是違反第四修正案所取得的犯罪證據），將被排除於罪案審判之外。這就叫做毒樹果實規則（the fruit of the poison tree doctrine）。審判法庭與奧立佛的律師意見一致。奧立佛「已經竭盡所能的主張，他對於遭搜索農場區域的隱私權」（p. 173），而警察的非法行為，包括一開始的搜索，以及在搜索成功後才弄到了搜索狀。這個案件被正式駁回。
然而，政府上訴，高等法院隨後推翻了判決。美國最高法院同意審理此案，並且裁定這棵樹一點也沒有毒。多數推斷是，第四修正案的保障僅適用於人們的住家，以及緊鄰住家周邊的區域（稱為宅第空間，curtilage）。多數決宣稱，只有「某種飛地可以免於任意的政府介入」（p. 178）。儘管上了鎖，並豎立告示，房地產的其他區域還是能接受任意的政府介入，搜查這些地方不需要搜索狀。這些區域稱為「開放場地」（open fields），即使根據鮑威爾法官解釋，「依照這兩個詞的尋常用法，一個開放場地，既無須『開放』，也不必是個『場地』」（p. 180）。再者，由於這個樹木環繞的隔離地區是個「開放場地」，它無法免於公眾觀看，房地產所有人在那裡也就不具有隱私權的合理期待。因此，犯罪證據不應遭到排除，案件也不該被駁回。
但是，其他最高法院法官並不這麼認為。在他們看來，奧立佛的空間（及其權利）遭到了政府侵犯，而且警察有非法入侵的過失。蘇顧德．馬歇爾法官（Justice Thurgood Marshall）引述鮑威爾法官在另一個案例的評論，寫道財產權的主要權利之一，就是排除其他人的權利……由於這項排除權，擁有……財產者……擁有合法的隱私權期待。不具搜索票的政府代理人─不是緊急狀況─跟其他人一樣被排除在外。標示和上鎖更加強化了這些權利和期待……。藉由警告公眾不可侵入的告示來標誌土地界線，所有權人驅除了任何己意的模糊之處（p. 195）。
對異議者和審判法官而言，不准進入就是不准進入的意思。但不幸的，對於奧立佛，以及現在因這項判例的權威，導致地產將蒙受無搜索狀搜查的其他無數人而言，馬歇爾法官所寫的是異議，而非多數意見。
我們在本章後面，還會回來談奧立佛的案例。現在則是要強調，領域和領域性，不僅涉及國際邊界和國際關係的議題。在奧立佛的故事裡，有許多種領域作用其間。從某個角度看，這個案例牽涉了公共和私人的（再）領域化。從另一個角度看，這個案例涉及美國財產權與憲政聯邦主義之間關係的（再）領域化。更仔細檢視，這個案例還關涉了「家」、「宅第」和「開放場地」之間領域關係的重新配置；或者，應該說是運用這些觀念，來重建領域、權力與經驗之間的關係。然而，無論我們如何切割，這些領域受到（所有權人、警察及法官）理解的方式，都有其後果。對奧立佛而言，這可能事關他是否要入獄。
讓我們考察另一個財產權案例。瓦列斯．梅森（Wallace Mason）在他的後院鴿籠裡養了傳信鴿。但是，有人闖入鴿籠，偷走他的鴿子。所以，在一個「漆黑的雨夜」，眼見院子有陰暗身影，他便朝入侵者開槍（159 So. 2d 700, 1964, 701）。他擊中了十四歲的麥可．麥克凱拉（Michael McKellar）跟他的朋友，十三歲的李歐．斯奈爾（Leo Schnell）。麥克凱拉被擊中背部，終生癱瘓。梅森並未依任何罪名遭逮捕或起訴，但麥克凱拉的父親控告梅森。審判庭駁回訴訟，麥克凱拉上訴路易斯安那州最高法院（Louisiana Supreme Court）。法院的多數決宣稱梅森射殺這兩名竊賊的行為，雖然並非全然有理，但可被寬恕……我們不認為他逾越了保護自家領土的權利。美國憲法和路易斯安那州賦予我們持有和攜帶武器的權利。由此合理推斷，持有和攜帶武器賦予我們依照武器製造目的來使用武器的權利。傳統上，一個男人的家就是他的堡壘，懷抱犯罪意圖進入其中的人，必須自己承擔後果（pp.703-4）。
梅森只不過是保護他的地產。而且，考慮到「他的地產先前遭侵入的歷史」（p. 703），他完全有正當理由槍擊入侵者。但是，正如奧立佛的案例，另一名法官見解不同，持反對意見。這名異議法官注意到該案件的其他事實。梅森是個經驗老到的獵人，證據顯示，他早已埋伏等待。最重要的是，「無疑地，這兩名男孩遭射擊時，曾嘗試脫逃。」兩個男孩都是背部遭槍擊。「梅森知道他們要走了，甚至是朝著遠離房屋的方向逃跑」，而斯奈爾「正在跨越籬笆，遭到〔梅森〕槍擊」（p. 706）。
正如奧立佛的案例，涉及「開放場地」和「宅第」這類法律觀念，使得領域可說是意義深遠，這個案例也有「堡壘原則」（亦即，捍衛個人「堡壘」時，使用武力具有正當性）和撤退義務（the duty to retreat）等法律觀念的支持。一個人公開受到暴力威脅時，在採取自衛的暴力反應之前，有撤退的義務。不過，當一個人在自己的地產上，城堡原則便凌駕了撤退義務。如果梅森在男孩攀爬他的籬笆之前就槍擊他們，他很有可能會被指控重傷害罪，或是更嚴重。但是，跨越界線，便改變了事件的法律意義。它因而改變了事件的實際意義：對孩子、對梅森，以及領域的權威詮釋者而言的意義。再次，這差異是由領域所造成的。跟我先前舉出的案例一樣，這相當戲劇化。但即使這類事件稀鬆平常，對我們大多數人而言，這並不是每天會發生的事。這裡的一般要點，也適用於更尋常的事件，像是普通的逐出和拘留，以及非逐出與非拘留。這兩個財產個案，都透露出領域如何在經驗世界運作的重要面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