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盛世」的善後
社會不安
十八世紀下半的乾隆時代，的確是處於「盛世」的黃金時代。清朝到達鼎盛時期，文化輝煌燦爛。但所謂的黃金時代，往往是苦悶與衰退的前奏曲。在繁榮的背後，非同尋常的事態正悄然醞釀。
乾隆年間能出現黃金時代，需歸功於上一代的累積與當代的經濟繁榮，更仰賴周邊環境的促成。所以我們會稱乾隆皇帝是個幸運兒，然而禍福相倚，災禍早已潛伏在幸運之中。於是進入十九世紀後，後代子孫就被迫得歸還乾隆皇帝賒欠的幸運。
繁榮的十八世紀，驟然變成危機的十九世紀。關鍵在於轉變的前提，就潛藏在繁榮之中。我們必須仔細觀察這個部分。
旁觀者清，我們可以藉助同時代外國人的觀察，因此容我再度搬出馬戛爾尼。清朝舉朝上下，將馬戛爾尼與他部下們視為「外夷」，當成野蠻人對待。但馬戛爾尼一行人無視於此，他們目睹清朝的繁榮，孜孜不倦地展開實地考察。這也是他們千里迢迢從英國來到中國的一項重要任務。
馬戛爾尼詳細觀察的結果，沒有忽略被當時清朝繁榮至極的景象所掩蓋的危機徵兆。他被清朝當成野蠻人對待，但他斷定清朝的人們，「與現代歐洲各國的人民相比，已淪落為半野蠻人」。他還更進一步描述了清朝的具體現狀與未來。
「在遙遠的地方頻繁發生暴動，反映出民眾的真實情感，天命昭然若揭。」
「祕密結社擁有獨立不羈的傳統，雖受到嚴密監視，卻依然健在。」
「微不足道的衝突所迸出的火花，也許會引燃叛亂之火，延燒整個中國。」
「在我有生之年，要是清朝瓦解，也不會令人感到驚訝。」
這幾句話摘錄自馬戛爾尼的報告。馬戛爾尼逝世於一八○六年，此時清朝雖尚未「瓦解」，但卻燃起了「叛亂」的火苗，已經開始出現異樣，因此他的觀察可說相當透澈。
此處引用的句子雖然零散，但彼此之間並非毫無關係。首先我想請大家注意到的是，十八世紀當時，人口過度急速增加一事。有些漢人知識分子，也對此事會造成的影響感到憂慮，發出了警告。
譬如，洪亮吉（一七四六－一八○九）就指出，在十八世紀末，耕地增加的速度，追不上人口增加的速度，整個社會將陷入貧困，可能會導致治安惡化。他也因此被稱作「中國的馬爾薩斯」。 還有日後，著名的學者與詩人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則主張應該讓剩餘人口遷入新疆開墾，以為眾人尋求出路。
漢人社會歷經人口爆發性增長後，變得巨大、多元，且具有流動性。遭到既成社會排擠的剩餘人口，他們無須向龔自珍請益，早已開始到處遷徙開墾，為自己謀求生存。
誠如所見，移民的生活相當嚴苛。他們也算是一種亡命之徒，他們尋求的靠山是所謂的「祕密結社」。這些團體脫離既存秩序，與擁護既成社會的勢力和權力對立，因此演變成帶有反政府色彩的地下組織，武裝起來，對抗官府的鎮壓。
也就是因為人口增加，所以移民增加；由於移民增加，「祕密結社」滋生，因此「頻繁發生暴動」。馬戛爾尼正確看透了，社會不安的情勢可能導致「引燃叛亂之火延燒」與「清朝瓦解」。
白蓮教之亂與鎮壓白蓮教徒
有許多移民聚集在湖北、湖南、廣西和四川等地的山岳地帶。那些地方也出現許多秘密結社，而且相當活躍，尤其是集中在四川、湖北和陝西三省的邊界地區。由於是邊界，因此往往是權力鞭長莫及之處；許多遷徙到當地開墾的移民主要來自湖北和湖南，該地普遍信仰白蓮教，還有許多以白蓮教為紐帶而組成的結社與宗教團體。
白蓮教的教義，是宣揚末日即將來臨，鼓吹人們只要信仰無生老母，即能獲得救贖。歷代王朝政權的體制教育傳授的是儒教，將白蓮教視為邪教，君臨漢人的清朝自然也不例外。
除此之外，移居者原本就容易與原住民產生摩擦，只要原住民與既有權力合作，信仰白蓮教、加入教會的人們，必然會遭到迫害和鎮壓。走投無路的白蓮教信徒們，終於在一七九六年，群起反抗當局。這即是白蓮教之亂。
這場叛亂並不怎麼有組織，也沒有明確目的，比如他們甚至未曾想過要推翻政權。儘管如此，清朝政府當局依然苦惱不已，必須耗費將近十年的時間，才能平定這場叛亂。總之是因為在軍事方面，常備軍未能有效發揮作用。
清朝的軍隊原本有兩個系統，分別是八旗和綠營。八旗是努爾哈赤創業以來就設立的軍事組織，他以狩獵組織為基礎，將所有滿洲人分成八個群體，分別隸屬於不同的旗籍。隸屬八旗的人們稱作旗人。清朝也將入關以前統治的蒙古人和漢人，同樣編組成八旗，他們與滿洲人共同肩負起軍事任務。八旗成為清朝的中堅部隊，並且占據權力中樞，成為統治階級與特權階級。
清朝入主北京以後，將明朝舊有的漢人軍隊重新編組成綠營；光就人數而言，綠營遠勝過八旗。八旗集中駐守在首都以及幾個要地，是真正的軍隊；相對地，綠營則散布在許多地點，各地人數都不多，看來比較像是執行警察的任務。所以當時的漢人社會中，除了這些常備軍與反抗政權的祕密結社之外，並沒有太多武裝集團。
然而一旦發生叛亂，駐紮在各地的綠營與被派去平亂的八旗軍，看來都派不上用場，不但缺乏戰鬥意志而且無能。百年下來，他們已習慣和平，失去了常備軍該有的樣貌。
譬如，他們經常實行的作戰策略中，有一項稱作「堅壁清野」的戰術，是將居民完全收容在城牆之內，深掘壕溝，堅守城內，將城外的土地燒得一乾二淨，斷絕叛軍的補給。字面上看來似乎是個有模有樣的戰術，但簡而言之，也意味著常備軍並未認真應戰。
儘管如此，還是得執行軍事作戰，作戰時間拖得越長，軍費就越高。既然個別的部隊無能，至少也必須動員相當的人數，於是投入的軍費就愈來愈龐大。清朝政府為了鎮壓這場白蓮教之亂，不得已只好從財政上支出數千萬兩，北京國庫裡原有的積蓄幾乎為之一空，此事人盡皆知。
但是光靠綠營和八旗，還是無法平定叛軍。在平亂過程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的，是所謂的「團練」。
發生叛亂的地區，當然並非所有人都參與叛亂。多數的居民並不想成為亡命之徒，所以他們試圖改善並守護既有的社會秩序。移民、邪教、叛亂，對他們而言，既是麻煩也是威脅，因此他們的戰鬥意志和士氣也都比常備軍更加高昂。於是便讓當地居民持有武器，訓練他們能夠以自己的力量，對抗、擊退少數的叛軍。這就是「團練」，也就是組成某種自衛隊與義勇軍。
據說，面臨戰鬥之際，是由「團練」打頭陣，綠營隨後，殿後的八旗則是督戰。總之無疑這種對策確實奏效，清朝政府終於在一八○四年，接獲叛亂結束的報告。
連鎖反應
但白蓮教之亂依然是發生在，距離北京甚遠之處。所以在中央政府裡，真正對叛亂發展趨勢感到焦慮的人，也許只有天子嘉慶皇帝。當時清朝位居要職者的危機感就是如此薄弱。
然而就像馬戛爾尼所預言的，當時的情勢，即使「整個中國」都爆發那類叛亂，也不足為怪。果然，與白蓮教之亂相同時期，和越南勾結的海賊在南方的海上橫行無阻，甚至向北擴張至臺灣海峽。
越南方面很快就收手，不過海賊依然猖獗不已。雖稱之為海賊，但沿海居民只要與他們進行買賣，就能確保航行安全，因此倒不如說他們是武裝商人，是從前的鄭成功和倭寇捲土重來，也許更正確。這被稱作「艇盜之亂」。
艇盜之亂亦發生在遙遠的南方，而且還是在海上，所以說不定中央政府更不感到有任何迫切性，因而地方當局也遲遲未著手處理，直到一八一○年才開始試圖加以鎮壓。儘管如此，沿海治安惡化的情況，此後也未曾好轉。不久，連英國都捲入其中，導致鴉片走私日漸盛行。
而且，這種趨勢也已經不只出現在遠方，終於連首都附近也發生非同小可的事件，即是嘉慶十八年（一八一三）的天理教之亂。此處的天理教，當然與日本的天理教 毫無關聯，是前面提到的白蓮教的別支。當時全副武裝的天理教教徒，在華北的河南、直隸和山東的交界地區，群起叛亂。
倘若僅是如此也許還好，但有一位響應叛亂的人物名為林清，他聚集黨徒，在擔任內應的宦官帶路下，於九月十五日，攻入北京的紫禁城內。當時嘉慶皇帝正好前往內蒙古的熱河避暑，不在宮中。日後即位成為道光皇帝的二皇子，親自開槍應戰，守住宮廷。
天理教已在宮內安排通風報信的內應，因此他們的起事與南方的白蓮教徒不同，是有計畫性的，而且帶有鮮明的反政府色彩。因為這場叛亂發生在北京及其附近，所以本身並未持續太長時間。不過他們既已侵犯紫禁城，事情就非常嚴重。
因此，九月十七日，在事件發生的兩日後，嘉慶皇帝尚未回到北京，就先下詔罪己。他在詔書中說，這次的事件，「總緣德涼愆積」，「以致釀成漢唐宋明未有之事」。
雍正皇帝在《大義覺迷錄》中，同樣對漢人闡述了漢、唐、宋、明「未有之事」；當時他指的是「華夷一家」的和平與光榮。相距近百年後，而今發生的史上未曾有之「事」，卻是皇城遭到侵犯的事件與屈辱。兩者正好完全相反。從雍正皇帝，經過乾隆皇帝，再到嘉慶皇帝，不僅時代轉變了，清朝也變得截然不同。
嘉慶與道光
當時不光是爆發這類重大事件而已，在這前後發生的小規模暴動和叛亂，簡直不勝枚舉。從太平的十八世紀進入險惡的十九世紀後，時代確實變了。以漢語來說，即是從「盛世」轉入「衰世」之際。
兩者的對比相當鮮明。於是倘若稱「康乾」為「盛世」，那麼乾隆皇帝無論如何都是一位明君，那倒也無妨。話雖如此，但若將歷經「衰世」的嘉慶皇帝和道光皇帝父子兩人，都視為昏君的話，就不正確了。
要是將乾隆皇帝稱為明君，那麼不論就個人或身為帝王而言，嘉慶皇帝與道光皇帝也都稱得上是毫不遜色的明君。誠如前述，清朝由於其政權體質，為了延續政權，就必須施行善政。在那方面，無庸置疑的，兩位皇帝都天資聰穎而且能秉公行事，皆是勵精圖治、施行善政的君主。倘若談到認真誠懇，這點他們大概遠遠勝過乾隆皇帝。
如同乾隆皇帝對父親雍正皇帝很冷淡，嘉慶皇帝對父親乾隆皇帝在位期間的作為，也多有不以為然之處；乾隆皇帝駕崩不久，他立即處置乾隆皇帝寵信的大臣和珅，從此事也可明白這點。他面臨重大事件之際會下詔罪己，展現誠實以對的態度，這也與一心一意追求虛榮的父親有所不同。
總之，嘉慶皇帝在位的二十年間，天天忙著為「盛世」收拾善後，當局勢總算穩定下來時，就輪到繼位的道光皇帝接棒了。
道光皇帝也當然不是無能之輩。在天理教徒侵犯紫禁城的事件中，就已證明他的資質。父親嘉慶皇帝曾命他設法平息當前的險惡局勢，他即位之後為了挽回情勢，便依照各地的實際情況推動改革。
因此在道光年間，賢能的大官輩出。陶澍在江南，也就是漢人地區的心臟地帶，斷然堅持改革鹽業專賣制度，便是極佳的例子。日後因為鴉片戰爭而聞名的林則徐，也可算是其中一人。如果嘉慶皇帝與道光皇帝處於不同時代，父子兩人理當都被視為明君和賢君，並獲得極高的評價。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無論他們是何等明君，施行何種善政，但治績卻難以稱得上突出。想來大概還是因為時代的緣故。至少在漢人居住的中國，已進入與上一個時代截然不同的階段。始於白蓮教之亂的一連串事態，顯示出從前在繁榮之下累積的社會矛盾逐漸浮現，而且，以往維持治安的機制已無法應付現況。
情況已發展到，以往的制度、組織與方法，皆束手無策的地步。重點不在於皇帝的個性和資質，以及能力和作為，更重要的是整體制度的問題。然而，統治機構的規模和功能不僅依然如故，而且由於已習慣繁華與安逸，行政品質更是大幅下滑。
譬如，儘管急遽通貨膨脹，但稅收與俸祿的金額還是維持不變；上自宰相，下至小官，即使不奢侈揮霍，也很難維持生計。雍正皇帝在百年前，增加津貼、肅正綱紀，諸如此類的改革業已前功盡棄。
漢人社會變得巨大，變得多元；相形之下，政府權力不僅相對地、也絕對地縮小，而且變得軟弱無力。漢人社會的規模，已遠遠超出政府權力所能承載的範圍。儘管底下的統治機構似乎已出現制度疲勞的現象，但嘉慶皇帝與道光皇帝還是將上一代的「盛世」賒欠的帳款，清理到某種程度，總算不至於破產。因此我們應該來看看他們父子兩人的本領。
社會不安
十八世紀下半的乾隆時代，的確是處於「盛世」的黃金時代。清朝到達鼎盛時期，文化輝煌燦爛。但所謂的黃金時代，往往是苦悶與衰退的前奏曲。在繁榮的背後，非同尋常的事態正悄然醞釀。
乾隆年間能出現黃金時代，需歸功於上一代的累積與當代的經濟繁榮，更仰賴周邊環境的促成。所以我們會稱乾隆皇帝是個幸運兒，然而禍福相倚，災禍早已潛伏在幸運之中。於是進入十九世紀後，後代子孫就被迫得歸還乾隆皇帝賒欠的幸運。
繁榮的十八世紀，驟然變成危機的十九世紀。關鍵在於轉變的前提，就潛藏在繁榮之中。我們必須仔細觀察這個部分。
旁觀者清，我們可以藉助同時代外國人的觀察，因此容我再度搬出馬戛爾尼。清朝舉朝上下，將馬戛爾尼與他部下們視為「外夷」，當成野蠻人對待。但馬戛爾尼一行人無視於此，他們目睹清朝的繁榮，孜孜不倦地展開實地考察。這也是他們千里迢迢從英國來到中國的一項重要任務。
馬戛爾尼詳細觀察的結果，沒有忽略被當時清朝繁榮至極的景象所掩蓋的危機徵兆。他被清朝當成野蠻人對待，但他斷定清朝的人們，「與現代歐洲各國的人民相比，已淪落為半野蠻人」。他還更進一步描述了清朝的具體現狀與未來。
「在遙遠的地方頻繁發生暴動，反映出民眾的真實情感，天命昭然若揭。」
「祕密結社擁有獨立不羈的傳統，雖受到嚴密監視，卻依然健在。」
「微不足道的衝突所迸出的火花，也許會引燃叛亂之火，延燒整個中國。」
「在我有生之年，要是清朝瓦解，也不會令人感到驚訝。」
這幾句話摘錄自馬戛爾尼的報告。馬戛爾尼逝世於一八○六年，此時清朝雖尚未「瓦解」，但卻燃起了「叛亂」的火苗，已經開始出現異樣，因此他的觀察可說相當透澈。
此處引用的句子雖然零散，但彼此之間並非毫無關係。首先我想請大家注意到的是，十八世紀當時，人口過度急速增加一事。有些漢人知識分子，也對此事會造成的影響感到憂慮，發出了警告。
譬如，洪亮吉（一七四六－一八○九）就指出，在十八世紀末，耕地增加的速度，追不上人口增加的速度，整個社會將陷入貧困，可能會導致治安惡化。他也因此被稱作「中國的馬爾薩斯」。 還有日後，著名的學者與詩人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則主張應該讓剩餘人口遷入新疆開墾，以為眾人尋求出路。
漢人社會歷經人口爆發性增長後，變得巨大、多元，且具有流動性。遭到既成社會排擠的剩餘人口，他們無須向龔自珍請益，早已開始到處遷徙開墾，為自己謀求生存。
誠如所見，移民的生活相當嚴苛。他們也算是一種亡命之徒，他們尋求的靠山是所謂的「祕密結社」。這些團體脫離既存秩序，與擁護既成社會的勢力和權力對立，因此演變成帶有反政府色彩的地下組織，武裝起來，對抗官府的鎮壓。
也就是因為人口增加，所以移民增加；由於移民增加，「祕密結社」滋生，因此「頻繁發生暴動」。馬戛爾尼正確看透了，社會不安的情勢可能導致「引燃叛亂之火延燒」與「清朝瓦解」。
白蓮教之亂與鎮壓白蓮教徒
有許多移民聚集在湖北、湖南、廣西和四川等地的山岳地帶。那些地方也出現許多秘密結社，而且相當活躍，尤其是集中在四川、湖北和陝西三省的邊界地區。由於是邊界，因此往往是權力鞭長莫及之處；許多遷徙到當地開墾的移民主要來自湖北和湖南，該地普遍信仰白蓮教，還有許多以白蓮教為紐帶而組成的結社與宗教團體。
白蓮教的教義，是宣揚末日即將來臨，鼓吹人們只要信仰無生老母，即能獲得救贖。歷代王朝政權的體制教育傳授的是儒教，將白蓮教視為邪教，君臨漢人的清朝自然也不例外。
除此之外，移居者原本就容易與原住民產生摩擦，只要原住民與既有權力合作，信仰白蓮教、加入教會的人們，必然會遭到迫害和鎮壓。走投無路的白蓮教信徒們，終於在一七九六年，群起反抗當局。這即是白蓮教之亂。
這場叛亂並不怎麼有組織，也沒有明確目的，比如他們甚至未曾想過要推翻政權。儘管如此，清朝政府當局依然苦惱不已，必須耗費將近十年的時間，才能平定這場叛亂。總之是因為在軍事方面，常備軍未能有效發揮作用。
清朝的軍隊原本有兩個系統，分別是八旗和綠營。八旗是努爾哈赤創業以來就設立的軍事組織，他以狩獵組織為基礎，將所有滿洲人分成八個群體，分別隸屬於不同的旗籍。隸屬八旗的人們稱作旗人。清朝也將入關以前統治的蒙古人和漢人，同樣編組成八旗，他們與滿洲人共同肩負起軍事任務。八旗成為清朝的中堅部隊，並且占據權力中樞，成為統治階級與特權階級。
清朝入主北京以後，將明朝舊有的漢人軍隊重新編組成綠營；光就人數而言，綠營遠勝過八旗。八旗集中駐守在首都以及幾個要地，是真正的軍隊；相對地，綠營則散布在許多地點，各地人數都不多，看來比較像是執行警察的任務。所以當時的漢人社會中，除了這些常備軍與反抗政權的祕密結社之外，並沒有太多武裝集團。
然而一旦發生叛亂，駐紮在各地的綠營與被派去平亂的八旗軍，看來都派不上用場，不但缺乏戰鬥意志而且無能。百年下來，他們已習慣和平，失去了常備軍該有的樣貌。
譬如，他們經常實行的作戰策略中，有一項稱作「堅壁清野」的戰術，是將居民完全收容在城牆之內，深掘壕溝，堅守城內，將城外的土地燒得一乾二淨，斷絕叛軍的補給。字面上看來似乎是個有模有樣的戰術，但簡而言之，也意味著常備軍並未認真應戰。
儘管如此，還是得執行軍事作戰，作戰時間拖得越長，軍費就越高。既然個別的部隊無能，至少也必須動員相當的人數，於是投入的軍費就愈來愈龐大。清朝政府為了鎮壓這場白蓮教之亂，不得已只好從財政上支出數千萬兩，北京國庫裡原有的積蓄幾乎為之一空，此事人盡皆知。
但是光靠綠營和八旗，還是無法平定叛軍。在平亂過程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的，是所謂的「團練」。
發生叛亂的地區，當然並非所有人都參與叛亂。多數的居民並不想成為亡命之徒，所以他們試圖改善並守護既有的社會秩序。移民、邪教、叛亂，對他們而言，既是麻煩也是威脅，因此他們的戰鬥意志和士氣也都比常備軍更加高昂。於是便讓當地居民持有武器，訓練他們能夠以自己的力量，對抗、擊退少數的叛軍。這就是「團練」，也就是組成某種自衛隊與義勇軍。
據說，面臨戰鬥之際，是由「團練」打頭陣，綠營隨後，殿後的八旗則是督戰。總之無疑這種對策確實奏效，清朝政府終於在一八○四年，接獲叛亂結束的報告。
連鎖反應
但白蓮教之亂依然是發生在，距離北京甚遠之處。所以在中央政府裡，真正對叛亂發展趨勢感到焦慮的人，也許只有天子嘉慶皇帝。當時清朝位居要職者的危機感就是如此薄弱。
然而就像馬戛爾尼所預言的，當時的情勢，即使「整個中國」都爆發那類叛亂，也不足為怪。果然，與白蓮教之亂相同時期，和越南勾結的海賊在南方的海上橫行無阻，甚至向北擴張至臺灣海峽。
越南方面很快就收手，不過海賊依然猖獗不已。雖稱之為海賊，但沿海居民只要與他們進行買賣，就能確保航行安全，因此倒不如說他們是武裝商人，是從前的鄭成功和倭寇捲土重來，也許更正確。這被稱作「艇盜之亂」。
艇盜之亂亦發生在遙遠的南方，而且還是在海上，所以說不定中央政府更不感到有任何迫切性，因而地方當局也遲遲未著手處理，直到一八一○年才開始試圖加以鎮壓。儘管如此，沿海治安惡化的情況，此後也未曾好轉。不久，連英國都捲入其中，導致鴉片走私日漸盛行。
而且，這種趨勢也已經不只出現在遠方，終於連首都附近也發生非同小可的事件，即是嘉慶十八年（一八一三）的天理教之亂。此處的天理教，當然與日本的天理教 毫無關聯，是前面提到的白蓮教的別支。當時全副武裝的天理教教徒，在華北的河南、直隸和山東的交界地區，群起叛亂。
倘若僅是如此也許還好，但有一位響應叛亂的人物名為林清，他聚集黨徒，在擔任內應的宦官帶路下，於九月十五日，攻入北京的紫禁城內。當時嘉慶皇帝正好前往內蒙古的熱河避暑，不在宮中。日後即位成為道光皇帝的二皇子，親自開槍應戰，守住宮廷。
天理教已在宮內安排通風報信的內應，因此他們的起事與南方的白蓮教徒不同，是有計畫性的，而且帶有鮮明的反政府色彩。因為這場叛亂發生在北京及其附近，所以本身並未持續太長時間。不過他們既已侵犯紫禁城，事情就非常嚴重。
因此，九月十七日，在事件發生的兩日後，嘉慶皇帝尚未回到北京，就先下詔罪己。他在詔書中說，這次的事件，「總緣德涼愆積」，「以致釀成漢唐宋明未有之事」。
雍正皇帝在《大義覺迷錄》中，同樣對漢人闡述了漢、唐、宋、明「未有之事」；當時他指的是「華夷一家」的和平與光榮。相距近百年後，而今發生的史上未曾有之「事」，卻是皇城遭到侵犯的事件與屈辱。兩者正好完全相反。從雍正皇帝，經過乾隆皇帝，再到嘉慶皇帝，不僅時代轉變了，清朝也變得截然不同。
嘉慶與道光
當時不光是爆發這類重大事件而已，在這前後發生的小規模暴動和叛亂，簡直不勝枚舉。從太平的十八世紀進入險惡的十九世紀後，時代確實變了。以漢語來說，即是從「盛世」轉入「衰世」之際。
兩者的對比相當鮮明。於是倘若稱「康乾」為「盛世」，那麼乾隆皇帝無論如何都是一位明君，那倒也無妨。話雖如此，但若將歷經「衰世」的嘉慶皇帝和道光皇帝父子兩人，都視為昏君的話，就不正確了。
要是將乾隆皇帝稱為明君，那麼不論就個人或身為帝王而言，嘉慶皇帝與道光皇帝也都稱得上是毫不遜色的明君。誠如前述，清朝由於其政權體質，為了延續政權，就必須施行善政。在那方面，無庸置疑的，兩位皇帝都天資聰穎而且能秉公行事，皆是勵精圖治、施行善政的君主。倘若談到認真誠懇，這點他們大概遠遠勝過乾隆皇帝。
如同乾隆皇帝對父親雍正皇帝很冷淡，嘉慶皇帝對父親乾隆皇帝在位期間的作為，也多有不以為然之處；乾隆皇帝駕崩不久，他立即處置乾隆皇帝寵信的大臣和珅，從此事也可明白這點。他面臨重大事件之際會下詔罪己，展現誠實以對的態度，這也與一心一意追求虛榮的父親有所不同。
總之，嘉慶皇帝在位的二十年間，天天忙著為「盛世」收拾善後，當局勢總算穩定下來時，就輪到繼位的道光皇帝接棒了。
道光皇帝也當然不是無能之輩。在天理教徒侵犯紫禁城的事件中，就已證明他的資質。父親嘉慶皇帝曾命他設法平息當前的險惡局勢，他即位之後為了挽回情勢，便依照各地的實際情況推動改革。
因此在道光年間，賢能的大官輩出。陶澍在江南，也就是漢人地區的心臟地帶，斷然堅持改革鹽業專賣制度，便是極佳的例子。日後因為鴉片戰爭而聞名的林則徐，也可算是其中一人。如果嘉慶皇帝與道光皇帝處於不同時代，父子兩人理當都被視為明君和賢君，並獲得極高的評價。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無論他們是何等明君，施行何種善政，但治績卻難以稱得上突出。想來大概還是因為時代的緣故。至少在漢人居住的中國，已進入與上一個時代截然不同的階段。始於白蓮教之亂的一連串事態，顯示出從前在繁榮之下累積的社會矛盾逐漸浮現，而且，以往維持治安的機制已無法應付現況。
情況已發展到，以往的制度、組織與方法，皆束手無策的地步。重點不在於皇帝的個性和資質，以及能力和作為，更重要的是整體制度的問題。然而，統治機構的規模和功能不僅依然如故，而且由於已習慣繁華與安逸，行政品質更是大幅下滑。
譬如，儘管急遽通貨膨脹，但稅收與俸祿的金額還是維持不變；上自宰相，下至小官，即使不奢侈揮霍，也很難維持生計。雍正皇帝在百年前，增加津貼、肅正綱紀，諸如此類的改革業已前功盡棄。
漢人社會變得巨大，變得多元；相形之下，政府權力不僅相對地、也絕對地縮小，而且變得軟弱無力。漢人社會的規模，已遠遠超出政府權力所能承載的範圍。儘管底下的統治機構似乎已出現制度疲勞的現象，但嘉慶皇帝與道光皇帝還是將上一代的「盛世」賒欠的帳款，清理到某種程度，總算不至於破產。因此我們應該來看看他們父子兩人的本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