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
一生懸命
從那須搭往東京的新幹線，火車剛駛離月台邊，我就開始惆悵，夜色沉沉，思念綿綿，疾行的鐵道上乘載著感傷的心情。雖然旅行已近尾聲，但回憶卻不斷湧現，瑞宜和佐藤在剪票口駐足，向月台上的我揮手送別，宛如在腦海裡定格的影像，清晰如一幅恆久的畫作。
曾幾何時，離別的月台已成了我最深刻的日本記憶，無論是和好友的離別、重逢，或者是獨自旅行的過程，月台總是默默地見證我的人生離情。多年後，我在倉本聰的《來自北國》（富良野三部曲之一）看見熟悉的動人畫面，明瞭月台與生命的緊密關係，原來人生有數不清的悲歡離合在此上演，而我們卻始終不察，或者似有若無地感受過，只有隨著年歲漸長，才知道那是從小讀朱自清的〈背影〉就深藏其中的生命密碼。
瑞宜是我以前的報社同事，也是台中同鄉，她與在《下野新聞》任職的佐藤結婚，兩個人在?木縣過著神仙眷侶般的生活。佐藤從東京的慶應義塾大學畢業後，就立志在鄉下地方跑新聞，瑞宜因為我的推薦參加台灣記者協會，在一次代表記協出席國際會議的場合中，與天性樂觀的佐藤相識、相戀，進而共結連理，譜出了一段美好的台日聯姻。
某種程度來說，我算是瑞宜和佐藤的媒人，她遠嫁東洋之初，如多數異國婚姻，有一段辛苦的適應期。那時我正好在東京研修，特地跑去宇都宮看他們，聽一對新人聊起台灣和日本的生活習慣、文化差異，好不羨慕。但甜蜜的背後總有不為外人知的辛酸，譬如那時瑞宜要拿日本駕照，卻在報考過程中備受刁難，心情經常盪在谷底。從上山下海的地方記者變成凡事都得仰賴先生的家庭主婦，如果不是佐藤的溫柔陪伴，平撫生活中的挫折，堅強如瑞宜這樣的台灣女子，其實也會有脆弱的一面。
我認識一些日本朋友，他們的另一半都是台灣女性，有大學教授，也有在外務省工作，而他們對台灣的好感，除了愛屋及烏之外，也有部分原因是來自島嶼之間的親善感，以致於彼此吸引。但不盡然都是寶島女孩嫁日本人，台灣男娶櫻花妹的例子也所在多有，一位在政府部門任職的駐外朋友，他和日本老婆就是在留美期間結識，後來因為職務調動的緣故，他們也曾在台北、東京兩地跑。
異國婚姻不只需要勇氣，也需要更多的尊重、包容及體諒。因為在他們背後的家族、親友和人際網絡，甚至整個社會環境、生活習性、文化價值，無非都是一個衝突和融合的過程。我從周遭台日朋友的婚姻找到一些理解與領悟，那是屬於兩個島國之間千絲萬縷的糾結，像是見證了台灣與日本兩種海洋文化的交會，也接續了電影《海角七號》中那一段令人感動的愛情故事，從而催促我去回溯自己成長過程中的生命記憶，並且嘗試以媒體人的角度觀察、解讀乃至詮釋當代日本的政治發展、社會變遷及文化內涵。
我最初的日本記憶來自一把武士刀，那是世代務農的外公放在儲藏室裡的日據古物，旁邊還有一把用來練武防身的木刀。然而，隨著年代久遠，武士刀早已生鏽缺角，不堪使用，有如廢鐵般被棄置在農舍角落。在童年記憶中，每次回三合院的外婆家，總是偷偷拿出來把玩，想像自己是浪跡天涯、劍術高強的武士，模仿《暴坊將軍》、《水戶黃門》等時代劇中打擊貪腐特權的俠義角色。
那也是我和外公的記憶連結。日本殖民統治時代，外公在鄉公所任職，村裡頭貧困的農家，為了私藏一點剛收成的米糧，不想讓日本巡查發現，經常得躲躲藏藏，而他則是一個宅心仁厚的掩護者。戰後，國民政府大力推行「國語運動」，鄉下地方不僅多文盲而且台語、日語夾雜，知識水準相對較高的外公，因此成了村內寫信、看公文的請益對象，太陽下山後，村裡有專門為農民開設的夜間私塾，外公自然當起教「國語」的老師。至於武士刀、木刀，則是外公在曬穀場教人打拳頭的兵器之一，印象中還有農用的加長型鐮刀、柴刀、爪耙和雙節棍。
人生有一半是在殖民統治下的外公，其實很本土化，但不容諱言，他的語言、思想及價值觀，也深受日本文化的影響。夜不閉戶的社會治安，以及惜情好禮的待客之道，都是我兒時經常聽到「日本經驗」好的一面，那些坐在板凳上聆聽他講古，有如天寶年間的往事，即使在外公已經過世多年之後，依舊歷歷在目。我常想念外公，他寬厚樸實的為人，有來自這塊土地的哺育，也有跨越殖民和戰後的磨練。對於無從選擇的異族統治，外公讓我看見台灣人的真誠、包容與生命韌性。
外公帶我遙想他的「日本時代」，而我第一次的日本行卻是要等到出社會做記者之後。一九九五年九月，那時夏天已經接近尾聲，京都嵐山快要染紅前的楓葉，以及初次直闖居酒屋比手畫腳的畫面，都讓我留下深刻印象。與我同行的是宜蘭縣省議員劉守成，他為人豁達開朗，談吐幽默風趣，有這樣的朋友結伴自助旅行，其實是人生快意。我們從關西進、關東出，一路上都是隨意而行，每每在不經意的地方轉彎，有著一種「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驚奇感受。
在那回與日本的初次邂逅中，箱根溫泉是旅行
一生懸命
從那須搭往東京的新幹線，火車剛駛離月台邊，我就開始惆悵，夜色沉沉，思念綿綿，疾行的鐵道上乘載著感傷的心情。雖然旅行已近尾聲，但回憶卻不斷湧現，瑞宜和佐藤在剪票口駐足，向月台上的我揮手送別，宛如在腦海裡定格的影像，清晰如一幅恆久的畫作。
曾幾何時，離別的月台已成了我最深刻的日本記憶，無論是和好友的離別、重逢，或者是獨自旅行的過程，月台總是默默地見證我的人生離情。多年後，我在倉本聰的《來自北國》（富良野三部曲之一）看見熟悉的動人畫面，明瞭月台與生命的緊密關係，原來人生有數不清的悲歡離合在此上演，而我們卻始終不察，或者似有若無地感受過，只有隨著年歲漸長，才知道那是從小讀朱自清的〈背影〉就深藏其中的生命密碼。
瑞宜是我以前的報社同事，也是台中同鄉，她與在《下野新聞》任職的佐藤結婚，兩個人在?木縣過著神仙眷侶般的生活。佐藤從東京的慶應義塾大學畢業後，就立志在鄉下地方跑新聞，瑞宜因為我的推薦參加台灣記者協會，在一次代表記協出席國際會議的場合中，與天性樂觀的佐藤相識、相戀，進而共結連理，譜出了一段美好的台日聯姻。
某種程度來說，我算是瑞宜和佐藤的媒人，她遠嫁東洋之初，如多數異國婚姻，有一段辛苦的適應期。那時我正好在東京研修，特地跑去宇都宮看他們，聽一對新人聊起台灣和日本的生活習慣、文化差異，好不羨慕。但甜蜜的背後總有不為外人知的辛酸，譬如那時瑞宜要拿日本駕照，卻在報考過程中備受刁難，心情經常盪在谷底。從上山下海的地方記者變成凡事都得仰賴先生的家庭主婦，如果不是佐藤的溫柔陪伴，平撫生活中的挫折，堅強如瑞宜這樣的台灣女子，其實也會有脆弱的一面。
我認識一些日本朋友，他們的另一半都是台灣女性，有大學教授，也有在外務省工作，而他們對台灣的好感，除了愛屋及烏之外，也有部分原因是來自島嶼之間的親善感，以致於彼此吸引。但不盡然都是寶島女孩嫁日本人，台灣男娶櫻花妹的例子也所在多有，一位在政府部門任職的駐外朋友，他和日本老婆就是在留美期間結識，後來因為職務調動的緣故，他們也曾在台北、東京兩地跑。
異國婚姻不只需要勇氣，也需要更多的尊重、包容及體諒。因為在他們背後的家族、親友和人際網絡，甚至整個社會環境、生活習性、文化價值，無非都是一個衝突和融合的過程。我從周遭台日朋友的婚姻找到一些理解與領悟，那是屬於兩個島國之間千絲萬縷的糾結，像是見證了台灣與日本兩種海洋文化的交會，也接續了電影《海角七號》中那一段令人感動的愛情故事，從而催促我去回溯自己成長過程中的生命記憶，並且嘗試以媒體人的角度觀察、解讀乃至詮釋當代日本的政治發展、社會變遷及文化內涵。
我最初的日本記憶來自一把武士刀，那是世代務農的外公放在儲藏室裡的日據古物，旁邊還有一把用來練武防身的木刀。然而，隨著年代久遠，武士刀早已生鏽缺角，不堪使用，有如廢鐵般被棄置在農舍角落。在童年記憶中，每次回三合院的外婆家，總是偷偷拿出來把玩，想像自己是浪跡天涯、劍術高強的武士，模仿《暴坊將軍》、《水戶黃門》等時代劇中打擊貪腐特權的俠義角色。
那也是我和外公的記憶連結。日本殖民統治時代，外公在鄉公所任職，村裡頭貧困的農家，為了私藏一點剛收成的米糧，不想讓日本巡查發現，經常得躲躲藏藏，而他則是一個宅心仁厚的掩護者。戰後，國民政府大力推行「國語運動」，鄉下地方不僅多文盲而且台語、日語夾雜，知識水準相對較高的外公，因此成了村內寫信、看公文的請益對象，太陽下山後，村裡有專門為農民開設的夜間私塾，外公自然當起教「國語」的老師。至於武士刀、木刀，則是外公在曬穀場教人打拳頭的兵器之一，印象中還有農用的加長型鐮刀、柴刀、爪耙和雙節棍。
人生有一半是在殖民統治下的外公，其實很本土化，但不容諱言，他的語言、思想及價值觀，也深受日本文化的影響。夜不閉戶的社會治安，以及惜情好禮的待客之道，都是我兒時經常聽到「日本經驗」好的一面，那些坐在板凳上聆聽他講古，有如天寶年間的往事，即使在外公已經過世多年之後，依舊歷歷在目。我常想念外公，他寬厚樸實的為人，有來自這塊土地的哺育，也有跨越殖民和戰後的磨練。對於無從選擇的異族統治，外公讓我看見台灣人的真誠、包容與生命韌性。
外公帶我遙想他的「日本時代」，而我第一次的日本行卻是要等到出社會做記者之後。一九九五年九月，那時夏天已經接近尾聲，京都嵐山快要染紅前的楓葉，以及初次直闖居酒屋比手畫腳的畫面，都讓我留下深刻印象。與我同行的是宜蘭縣省議員劉守成，他為人豁達開朗，談吐幽默風趣，有這樣的朋友結伴自助旅行，其實是人生快意。我們從關西進、關東出，一路上都是隨意而行，每每在不經意的地方轉彎，有著一種「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驚奇感受。
在那回與日本的初次邂逅中，箱根溫泉是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