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戰後國際體制的形成與日本的戰敗
一、總力戰體制與戰敗
佔領改革的前提條件
一九四五年（昭和二十年）八月十四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八月十五日，日本國民通過「玉音放送」得知了日本戰敗的消息。之後九月二日日本與同盟國在美國軍艦密蘇里號上正式簽署了投降書（全權代表重光葵外相、梅津美治郎參謀總長），成為了戰敗國。正如「前言」中所提到的，我們將從佔領與改革的前提，即戰前、戰時的總力戰體制時代開始，來探討當時的情況。
在總力戰體制之前的一九二○年代，日本社會是甚麼樣子呢？這是一個明顯存在著貧富差距與不平等的社會，因為在農村是地主 — 佃農之間嚴苛的關係，在城市是工人的無權利狀態，舊家族制度下女性處於受壓迫的地位，城市與農村生活水平大不相同等等。讓我們與德國做一個比較：
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之後，雖然沒有被佔領，但在政治、經濟、軍事上都實現了民主化與現代化。而日本在一戰時，總力戰體制還非常微弱，且由於是戰勝國，並沒有經歷德國那樣徹底變革的考驗。
不過農村與城市之間、性別之間等各種各樣的差距和不平等，都被保留到了一九三○年代以後。特別是在始於一九二九年的世界經濟危機之中，這種差距與不平等突出成為必需解決的緊要問題。其解決有三個方法：第一是通過社會運動解決，第二是通過實現統治階層中的進步勢力與社會中間階層及其以下階層的聯合來解決，第三就是通過參與總力戰體制，實現平等化與現代化進而來解決問題。
第一種方法，由於當時治安維持法等對社會運動的鎮壓，政治參與非常有限，因此不具備實現可能性。
至於第二種方法，實現統治階層中進步勢力與社會中間階層以下的聯合，在西班牙取得了成功。這是國外反殖民地運動與國內軍部、進步派的同盟促成民主化帶來的。在日本，雖然曾經存在民政黨與無產階級政黨聯合的可能性，但日中戰爭的爆發使這條道路走不通了。（雨宮昭一《戰時戰後體制論》第一章）可是，社會中的貧富差距與不平等依舊存在，甚至到一九三○年代後期愈演愈烈。由於第一種、第二種道路都行不通，因此只能靠第三種方法，大部分人參與到總力戰體制，通過平等化、近現代化來解決問題。
從結論上來說，日本是通過國家總動員體制（即總力戰體制）來實現的社會變革。一九三○年代後期到一九四○年代前期的總力戰體制，推動了社會關係的平等化、近代化與現代化。關於這個情況，正如丸山真男所分析的，日本從上到下的法西斯主義的背景，是由於日本資本主義結構中真正的無產階級過少且工業化程度太低。（《現代政治的思想與行動》）而事實上，也正是日本的總力戰體制，造就了廣大的無產階級，實現了社會關係的平等化和近、現代化。
支撐總力戰體制的四個政治潮流
下面我們來看一看這個總動員體制是由甚麼樣的旗手推動的。既然我們需要從主體的角度來思考，那麼就應該考察在戰敗之前就已經開始的社會變革，其在佔領期由甚麼人、怎樣繼承並推動著的。而且我們也需要弄清楚，是何種政治潮流在引導國家總動員體制，而不是把它的建立、社會關係的近現代化看作是戰爭中一個單純、被動的過程。
這種政治潮流共有四個，他們持續存在於戰爭時期、總力戰體制時期，以及佔領以後的時代。
第一個潮流是以東條英機等陸軍統制派、岸信介、賀屋興宣等商工省官員為中心的革新官僚、新興財閥為主的一批人。他們想要建立從上到下的國防國家、從上到下地強制實現軍需工業化。將日本軍需工業化意味著也必須將社會關係進行平均化與同一化。通過這種努力，之前的那些前近代的或者說是多樣的差距，都在某種程度上被強制地平等化、平均化、同一化了，同時這樣的工業化也迫使社會福利、勞動福利問題得到了一定的改善。比如戰後擔任社會黨政策審議會會長的和田博雄，在這個時候還是企劃院官員，也屬於國防國家派，他們這些人在戰後成為了不帶有軍事因素的國防國家派。第二個是被稱為社會國民主義派的潮流，主要是第一次近衛文麿內閣成立時（一九三七年六月）聚集在近衛周邊的智囊人物、多為昭和研究會相關的人。包括風見章、有馬賴寧等以農村產業組合運動為基礎的政治人物，麻生久、龜井貫一郎等工人運動與農民運動的領導人，千石興太郎等在一九二○年代制定了勞動工會法、小作權法的官員。他們與第一個潮流不同，認為應該以從下到上的、包括進行社會運動的方式實現社會的平均化、近現代化，並最終以對外主張東亞共同體、對內主張社會國民主義的形式集結在一起。
他們要求的是工人、農民、中小企業經營者、女性等的平等化、要求參加現實政治和經濟過程。因此雖然追求的方向與國防國家派相同，都是社會的平均化、同一化、平等化、現代化，但國防國家派整體上是包括軍需官員在內的官僚組織為中心的派別，而社會國民主義派則是持有社會運動想法的人物居多。
第三個潮流是自由主義派，主要是一九二○年代的財界主流人士和以其為基礎的既存政黨勢力、官員的主流。代表性人物比如一九二○年代的田中義一、若槻禮次郎、濱口雄幸等，一九四○年代的鳩山一郎、吉田茂等。自由主義派由於在一九三○年、即經濟危機前夜的濱口—若槻內閣時期，採取了徹底的產業合理化、裁軍、精簡財政等過激的自由主義政策，受到了軍部與大眾的強烈抵制。他們認為日本經濟應該從國家保護的階段過渡為民間企業的自主經營（自由主義經濟）。針對一九四○年代的總力戰體制，他們主張反（或非）總力戰體制。這是由於總力戰體制否定利潤為本的原則，重視經營權而非所有權，要求對現實中的自由主義體系進行相當程度的限制和制約。因此自由主義派對總力戰體制是比較消極的。
最後，第四個潮流是反動派，他們包括真崎甚三郎等陸軍皇道派、末次信正等海軍艦隊派、三井甲之等觀念右翼以及大多數的地主。開始於大正民主期的工人運動、農民運動或裁軍運動，剝奪了他們很多的既得權益，而總力戰體制又進一步剝奪了他們的權益，因此他們對於總力戰體制是非常反對的。
以上就是一九二○至一九三○年代舉國一致體制下所並存的四個政治潮流。
一、總力戰體制與戰敗
佔領改革的前提條件
一九四五年（昭和二十年）八月十四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八月十五日，日本國民通過「玉音放送」得知了日本戰敗的消息。之後九月二日日本與同盟國在美國軍艦密蘇里號上正式簽署了投降書（全權代表重光葵外相、梅津美治郎參謀總長），成為了戰敗國。正如「前言」中所提到的，我們將從佔領與改革的前提，即戰前、戰時的總力戰體制時代開始，來探討當時的情況。
在總力戰體制之前的一九二○年代，日本社會是甚麼樣子呢？這是一個明顯存在著貧富差距與不平等的社會，因為在農村是地主 — 佃農之間嚴苛的關係，在城市是工人的無權利狀態，舊家族制度下女性處於受壓迫的地位，城市與農村生活水平大不相同等等。讓我們與德國做一個比較：
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之後，雖然沒有被佔領，但在政治、經濟、軍事上都實現了民主化與現代化。而日本在一戰時，總力戰體制還非常微弱，且由於是戰勝國，並沒有經歷德國那樣徹底變革的考驗。
不過農村與城市之間、性別之間等各種各樣的差距和不平等，都被保留到了一九三○年代以後。特別是在始於一九二九年的世界經濟危機之中，這種差距與不平等突出成為必需解決的緊要問題。其解決有三個方法：第一是通過社會運動解決，第二是通過實現統治階層中的進步勢力與社會中間階層及其以下階層的聯合來解決，第三就是通過參與總力戰體制，實現平等化與現代化進而來解決問題。
第一種方法，由於當時治安維持法等對社會運動的鎮壓，政治參與非常有限，因此不具備實現可能性。
至於第二種方法，實現統治階層中進步勢力與社會中間階層以下的聯合，在西班牙取得了成功。這是國外反殖民地運動與國內軍部、進步派的同盟促成民主化帶來的。在日本，雖然曾經存在民政黨與無產階級政黨聯合的可能性，但日中戰爭的爆發使這條道路走不通了。（雨宮昭一《戰時戰後體制論》第一章）可是，社會中的貧富差距與不平等依舊存在，甚至到一九三○年代後期愈演愈烈。由於第一種、第二種道路都行不通，因此只能靠第三種方法，大部分人參與到總力戰體制，通過平等化、近現代化來解決問題。
從結論上來說，日本是通過國家總動員體制（即總力戰體制）來實現的社會變革。一九三○年代後期到一九四○年代前期的總力戰體制，推動了社會關係的平等化、近代化與現代化。關於這個情況，正如丸山真男所分析的，日本從上到下的法西斯主義的背景，是由於日本資本主義結構中真正的無產階級過少且工業化程度太低。（《現代政治的思想與行動》）而事實上，也正是日本的總力戰體制，造就了廣大的無產階級，實現了社會關係的平等化和近、現代化。
支撐總力戰體制的四個政治潮流
下面我們來看一看這個總動員體制是由甚麼樣的旗手推動的。既然我們需要從主體的角度來思考，那麼就應該考察在戰敗之前就已經開始的社會變革，其在佔領期由甚麼人、怎樣繼承並推動著的。而且我們也需要弄清楚，是何種政治潮流在引導國家總動員體制，而不是把它的建立、社會關係的近現代化看作是戰爭中一個單純、被動的過程。
這種政治潮流共有四個，他們持續存在於戰爭時期、總力戰體制時期，以及佔領以後的時代。
第一個潮流是以東條英機等陸軍統制派、岸信介、賀屋興宣等商工省官員為中心的革新官僚、新興財閥為主的一批人。他們想要建立從上到下的國防國家、從上到下地強制實現軍需工業化。將日本軍需工業化意味著也必須將社會關係進行平均化與同一化。通過這種努力，之前的那些前近代的或者說是多樣的差距，都在某種程度上被強制地平等化、平均化、同一化了，同時這樣的工業化也迫使社會福利、勞動福利問題得到了一定的改善。比如戰後擔任社會黨政策審議會會長的和田博雄，在這個時候還是企劃院官員，也屬於國防國家派，他們這些人在戰後成為了不帶有軍事因素的國防國家派。第二個是被稱為社會國民主義派的潮流，主要是第一次近衛文麿內閣成立時（一九三七年六月）聚集在近衛周邊的智囊人物、多為昭和研究會相關的人。包括風見章、有馬賴寧等以農村產業組合運動為基礎的政治人物，麻生久、龜井貫一郎等工人運動與農民運動的領導人，千石興太郎等在一九二○年代制定了勞動工會法、小作權法的官員。他們與第一個潮流不同，認為應該以從下到上的、包括進行社會運動的方式實現社會的平均化、近現代化，並最終以對外主張東亞共同體、對內主張社會國民主義的形式集結在一起。
他們要求的是工人、農民、中小企業經營者、女性等的平等化、要求參加現實政治和經濟過程。因此雖然追求的方向與國防國家派相同，都是社會的平均化、同一化、平等化、現代化，但國防國家派整體上是包括軍需官員在內的官僚組織為中心的派別，而社會國民主義派則是持有社會運動想法的人物居多。
第三個潮流是自由主義派，主要是一九二○年代的財界主流人士和以其為基礎的既存政黨勢力、官員的主流。代表性人物比如一九二○年代的田中義一、若槻禮次郎、濱口雄幸等，一九四○年代的鳩山一郎、吉田茂等。自由主義派由於在一九三○年、即經濟危機前夜的濱口—若槻內閣時期，採取了徹底的產業合理化、裁軍、精簡財政等過激的自由主義政策，受到了軍部與大眾的強烈抵制。他們認為日本經濟應該從國家保護的階段過渡為民間企業的自主經營（自由主義經濟）。針對一九四○年代的總力戰體制，他們主張反（或非）總力戰體制。這是由於總力戰體制否定利潤為本的原則，重視經營權而非所有權，要求對現實中的自由主義體系進行相當程度的限制和制約。因此自由主義派對總力戰體制是比較消極的。
最後，第四個潮流是反動派，他們包括真崎甚三郎等陸軍皇道派、末次信正等海軍艦隊派、三井甲之等觀念右翼以及大多數的地主。開始於大正民主期的工人運動、農民運動或裁軍運動，剝奪了他們很多的既得權益，而總力戰體制又進一步剝奪了他們的權益，因此他們對於總力戰體制是非常反對的。
以上就是一九二○至一九三○年代舉國一致體制下所並存的四個政治潮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