攘夷浪潮的極致

攘夷派不僅砍殺居住在日本境內的外國人，相同的手段也用在本國人身上，對待後者習慣上稱為「天誅」，意為執行上天旨意誅除圖謀對日本不利的賊人。最初天誅的對象限於協助幕府逮捕「安政大獄」受害者的公卿家來或一般庶民，幾次得手後，擴大到與外國人往來的對象（商人買辦或會說外國語言的人）、朝廷中支持公武一合的公卿、幕府中力主開國開港論者，甚至連研究外國學問的蘭學者也在天誅的範圍。
文久二年七月廿日夜裡出現最早的天誅，被害者是前關白九條尚忠家來島田左近。他在安政大獄期間充當幕府在京都的眼線，不少武士、庶民因為他的密報被捕遇害，只要同情安政大獄者，無不痛恨島田左近。當他的首級梟首在四條河原旁，首級旁還附上天誅緣由的「斬奸狀」，京都民眾無不拍手叫好。
原本被攘夷派視為攘夷希望的島津久光，上洛後無意推動攘夷，反而下令鎮壓盤據在寺田屋的藩內攘夷勢力，對久光失望的攘夷派遂一哄而散。
五月下旬島津久光率領當初上洛的藩兵護衛敕使離開京都、東下江戶後，散去的攘夷派又聚集京都，島田的天誅正好發生在久光離開京都後、攘夷派捲土重來並坐穩京都的期間。
由於京都充斥攘夷派，加上島田左近本身聲名狼藉，他的死訊一傳出，幾乎無人咎責下手者，等同變相鼓勵類似天誅事件的再發生。
接下來幾個月天誅事件層出不窮，先前力主和宮降嫁的公卿岩倉具視嚇得主動辭官到洛外岩倉村隱居。好不容易到了（文久二年）年底終於有所沉寂，隨著來年將軍上洛日期的迫近，再掀起一波天誅高峰。
當時岩倉雖已辭官，但朝廷中仍有主張公武一合的殘餘勢力，與岩倉並稱「四奸二嬪」的公卿千種有文，其家來賀川肇遭到天誅後，首級被丟進比將軍先行於文久三年一月上洛的將軍後見職一橋慶喜下榻的佛寺裡，警告意味相當濃厚。
進入二月，發生一起震驚京都的天誅事件，不過雖說是天誅卻沒有受害者，因為這次天誅的對象是置於洛北等持院（京都市北區等持院北町）足利尊氏．義詮．義滿三代將軍的木像。雖然對象是木像，但因附上斬奸狀故而視為天誅事件；將足利將軍木像斬首，頗有指桑罵槐之意。
新成立甫上任的京都守護職松平容保下令緝捕毀損足利三代將軍木像的「兇手」，結果逮捕了十餘人，盡是豪商、農民、脫藩浪士、醫者或神官，反而沒幾人是真正的武士。
天誅熱潮隨著隨著文久三年八一八政變，攘夷派為主張公武一合的朝廷、幕府與諸藩聯合起來，將其逐出京都後才逐漸平息下來。（詳見後篇〈攘夷的挫敗〉）

【幕末小知識．天誅的流程】
天誅的流程是在島田遺體的現場定型：將屍體的一部分（未必是首級，但首級是最能表明身分的大體）置於公開場合，在公開的屍體附近附上敘述被害者姓名、罪狀及天誅理由的「斬奸狀」。

之後的影響
攘夷盛行期間（約安政末期到文久年間，一八五九年至一八六三年），由於仇視打開日本國門的列強，無力擊敗列強的攘夷派只能以砍殺居住在日本境內的外國人來發洩內心的不滿。
攘夷派視外國人如讎寇，見人就殺，每次殺死或砍傷外國人都招致列強的抗議，最後大多算在幕府頭上，由幕府賠款了事（也有由列強直接找上肇事的薩摩、長州開啟戰端）。
文久三年八一八政變雖然暫時遏止攘夷派的過激行為，並將其逐出京都，但殺死或砍傷外國人的行為並未就此根絕，慶應四年一、二月間接連發生的「神戶事件」、「堺事件」、「巴夏禮襲擊未遂事件」雖無斬奸狀，但與攘夷派的天誅並無二致。
王政復古後，成立以薩、長、土、肥等倒幕派勢力為核心的太政官，攘夷行為不僅依舊存在，還因為太政官推動殖產興業、文明開化等西化措施而加劇，明治廿四年（一八九一）大津事件、明治廿八年李鴻章狙擊事件可視為幕末攘夷的延續，使日本與周遭國家的局勢一度緊繃。
天誅雖在八一八政變後與攘夷派一同從京都消失，但之後幾年仍有佐久間象山暗殺事件，進入明治時代也還有橫井小楠、大村益次郎等暗殺事件（廣澤真臣暗殺事件動機不明，暫且排除在天誅性質之外）。而附上斬奸狀的暗殺行為在改朝換代後持續上演（如明治十一年大久保利通暗殺事件），直至昭和初期的昭和維新，對近代日本政治史的影響不可謂不大。
在文久二、三年之交，天誅事件此起彼落，為了來年將軍上洛的人身安全起見，幕府於江戶徵募浪士，篩選後派他們先行前往京都作為將軍上洛期間的護衛。到了京都後，形同浪士領袖的人卻說出他們真正的目的並非護衛將軍，而是要攘夷，約二百名浪士除了二十餘名留在京都外，其餘原封不動被帶回江戶。
留在京都的二十餘名浪士受京都守護職指揮、支配，賜名浪士組，經過一番權力鬥爭後由試衛館一派的近藤勇、土方歲三、山南敬助、沖田總司等人取得浪士組實權，由於他們以壬生寺（京都市中京區梛宮町）附近的八木邸為屯所，故又稱為「壬生浪士」，此即日後有名的新選組前身。
從成立的那一刻起，浪士組（包括壬生浪士、新選組）便註定會與攘夷派結下樑子，兩者的恩怨成為後人創作上源源不絕的題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