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都
江戶、大阪與京都
如果活在德川時代，身為「江戶人」會是件光榮的事吧。
一六○○年，德川家康在關原之戰中擊敗了對手，從此大權在握。三年之後，他選擇江戶做為執政的地點，在此地建立了幕府。儘管天皇還居住在京都，但所有重要的政策由幕府決定，江戶也成為實質上的政治首都。住在江戶，等於就是首善之都的居民。
不過，根據德川時代的說法，只有雙親都是出身江戶之人，才有資格稱得上是「江戶之子」。如果父母是從外地來的，就只能被稱之為「田舍子」；假如雙親只有一方是江戶人，則被稱之為「斑」。而真正的江戶之子，實際上只佔了人口的十分之一，反而是田舍子的人數高達了六成。但或許正因為人數稀少，江戶之子的身分才更加顯得稀罕。
江戶就是今天的東京。一八六八年日本經歷明治維新，天皇從京都遷居到此地，江戶才改名為東京。但早在德川時代，江戶就已經是日本的第一大都市，德川時代也因此經常被稱為江戶時代。
德川幕府上臺之後，日本經歷了一段天下太平的日子，沒有戰亂騷擾，經濟蓬勃發展，人口也隨之增加。到了十八世紀，江戶人口數估計已經超過了一百萬，和同一時間的北京不相上下，名列世界上數一數二的巨大都市。同一時間的倫敦，人口大約只有六十萬，而巴黎只有五十萬。
當然，那個時代並沒有人口普查的機制，這些數字都是歷史學者推算出來的，並不見得精準，學者間也存在不同意見。但是江戶人口眾多這件事，倒是無庸置疑。因為人口爆炸，德川時代的江戶人已經感受到生活空間的狹小──跟今天東京人的煩惱一樣。
不過，德川家康上臺時，江戶不過是關東地區的一個小漁村。從十七世紀開始，它才開始成長、擴張，逐漸變成了德川時代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的中心。
當時的日本，除了德川幕府能直接控制的勢力範圍之外，各地由兩百多個地方領主分別統治著。這些領主被稱之為「大名」，他們的領土則稱之為「藩」。大名擁有自己的軍事勢力，和德川幕府之間形成了微妙的關係。有些大名與幕府的關係良好，甚至就是德川家族的親屬，但是，並非所有大名都是如此。
如果大名的勢力太大，又對幕府缺乏忠誠，很可能會對中央政權形成威脅。雖然如此，江戶幕府並沒有因此打算要消滅這些大名。他們採取了另外一套方式穩固政權，也就是所謂的「參勤交代」。
按照這項制度，大名每隔一年必須到江戶定居。身為地方領袖的大名，當然不可能獨自行動，而是攜家帶眷，連同家中的武士和僕人，一同帶到江戶。有時同行的人數高達幾百人，甚至上千人，光是旅費就花去不少錢。
這還沒算在江戶安頓所需要的開銷。大名終究是國內的一方之霸，他們在江戶的居所也不能夠寒酸。勢力比較小的大名，居住的地方都至少有兩千坪，至於勢力大的大名，宅院的面積更超過十萬坪，其中所需要的花費可想而知。也因此，參勤交代為大名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
但從幕府的角度看來，參勤交代讓他們得以就近監督大名，讓這些盤據一方的地方領袖不敢搗亂，同時還可以塑造自己高高在上的形象，一舉數得。
除了鞏固德川的政權外，參勤交代也有一些意外的結果。比如，各地的文化隨著大名的隊伍流入江戶，促進了日本國內的文化交流。此外，因為跟著大名來到江戶的，大多是擔任武士的男性，結果讓江戶裡頭的男性人口遠遠高於女性。
現代日本有所謂「單身赴任」的說法，也就是男性上班族因為工作所需，必須離開家庭，一個人到外地工作。德川時代來到江戶的武士們，跟這種情況有幾分類似，因而被一些人喻為單身赴任的前身。
江戶除了做為政治權力的核心所在，在交通與商業發展上也扮演著重要角色。
德川家康上臺之後，幕府修築了五條重要交通要道，起點都是江戶，因而形成了一個以它為中心、向外發散的交通網絡。
五條要道中，有兩條通往天皇所在的京都，分別是東海道與中山道。前者從江戶出發後往南走，沿著海岸線往西；後者從江戶出發後往北走，途中則經過內陸的山區，最後抵達京都。至於另外三條，則以路線的終點命名，分別稱為甲州街道、奧州街道和日光街道。
整頓後的交通幹道，不僅可以讓大名前往江戶，讓商人運送貨物，還可以讓小老百姓到各地旅行。在這五條幹道中，東海道因為沿途風光明媚，所以格外出名，成為旅行的代名詞，也刺激出不少藝術創作。
德川時代就有位作家十返舎一九寫了名為《東海道中膝栗毛》的作品，描寫在東海道上旅行的故事，內容趣味滑稽，大受讀者歡迎，結果一連出了好幾個續集，許多模仿之作也紛紛出爐。「栗毛」指的是馬，而「膝栗毛」則是用膝蓋代替馬匹，「東海道中膝栗毛」，也就是用雙腳徒步旅行東海道。
徒步旅行畢竟辛苦，幸好，當時在東海道已經設置有休息站，總共五十三個，被稱之為「東海道五十三次」，可以讓旅行者暫時歇息。
但德川時代的旅行者不能說走就走，而是必須先向地方領主申請許可，告知遠行的原因，得到同意後才能出發。當時最流行的理由，是要到各地的寺院參拜，最受歡迎的路線，則是巡迴四國地區的八十八間寺院──一直到今天都還是著名的觀光旅程。因為信徒人數眾多，市面上甚至出現了專門的導覽手冊。在這種風氣下，與旅遊相關的行業，也跟著發達了起來。
除了陸路之外，水路在德川時代也很重要。儘管幕府禁止一般船隻出海，但沿著海岸線，商船已經可以航行到國內各地，十分便利，幕府上臺之後也特別針對水運加以整頓。
有了完備的交通建設，商品流通就更加容易。當時的日本，已經有了名產或特產的概念，每個地方按照自然環境或文化傳統，生產不同的商品。比如位於關西的龍野，以釀醬油出名；姬路的棉布在市場上名氣特別響亮；至於說到日常生活必用的鹽，則大多出自瀨戶內海一帶。這眾多名產當中，有許多到今天還是地方的代表性商品。
至於人口眾多的江戶，吸納了來自各地的商品，就成為全國最大的消費市場。
在江戶日益興盛的同時，日本有另外一座都市也正在崛起，那就是位於關西的大阪。大阪的人口比不上江戶，但也聚集了數十萬人，遠遠超過德川時代的其他都市，就算放在世界平臺上比較，也稱得上是座大城市。
不過，大阪與江戶的「性格」很不一樣。
大阪原本是豐臣秀吉的根據地，他在這裡興建了一座富麗雄偉的城堡，有學者推算，如果按照今天物價，這座城堡造價將高達七百八十五億日圓。十六世紀的大阪，一開始就是圍繞著這座昂貴的城堡發展起來。只是，後來德川家康打敗了豐臣秀吉，城堡不幸在戰火中燒毀。之後，政治中心轉移到江戶，大阪更失去了原本的地位。
但危機也是轉機，遠離權力中心的大阪，在這之後改頭換面，以另一種姿態重新登上歷史舞臺。因為交通便利，大阪成為了全國的物流中心、最大的商品轉運站，各種生活必需品都會在此地匯聚、合流，再運送到其他地方。少了政治的紛擾，大阪變成了一座屬於商人、充滿自由與活力的都市。
大阪的興起，有賴於水運發達。除了天然的河流外，大阪內部開鑿了許多大大小小的運河和水道，交錯縱橫，將整座城市變為水都。因為水道眾多，橋梁也成為了大阪的特色，因而出現了所謂「大阪八百八橋」的說法，相對於江戶的八百八町。
這些水道與橋梁很多已經消失了，但有些還在，比如今日繁華的觀光景點道頓崛，就是德川時代開通的運河之一。道頓崛附近的日本橋，也可以追溯到同樣的時代，不過最原始的橋梁已經不復見，只有名稱保留了下來。
在這些水道交會的地方，漸漸出現了大型的交易場所，其中最著名的，莫過於堂島米市場、天滿青菜市場，和雜喉場魚市場──從名稱中不難看出，其中所交易的都是人們日常飲食的必需品。
相較於江戶與大阪的崛起，曾經長期做為日本政治中心的京都，在德川時代似乎喪失了原本的重要性。不過，這座位於天皇腳下的城市，依然有著與眾不同的象徵意義。比如，江戶人前往京都，會說自己到了「上方」，「上方文化」也成為精緻文化的代名詞。
此外，京都聚集了許多貴族，和平民居住的江戶和大阪相比，生活氛圍還是不同。京都所出產的商品，也以其高品質而聞名。比如京都西陣一帶出產的織品，儘管價格昂貴，還是受到了許多有錢人的歡迎，直到今天，西陣織依然是日本傳統工藝品的卓越代表。
德川時代有位名叫廣賴旭莊的學者，曾經以簡潔的方式，點出了京都、大阪與江戶之間的差異，他說：「京都人細膩，大阪人貪婪，江戶人浮誇。」又說：「京都之人多矜氣，重土地；大阪之人多殺氣，重財富；江戶之人多客氣，重官職。」
不過，或許正是因為性格截然不同，這三座都市才能夠以各自的姿態，引領著時代的風騷。德川時代的經濟與文化，就在這些大城市的帶領下，像繁花一般盛開著。
江戶、大阪與京都
如果活在德川時代，身為「江戶人」會是件光榮的事吧。
一六○○年，德川家康在關原之戰中擊敗了對手，從此大權在握。三年之後，他選擇江戶做為執政的地點，在此地建立了幕府。儘管天皇還居住在京都，但所有重要的政策由幕府決定，江戶也成為實質上的政治首都。住在江戶，等於就是首善之都的居民。
不過，根據德川時代的說法，只有雙親都是出身江戶之人，才有資格稱得上是「江戶之子」。如果父母是從外地來的，就只能被稱之為「田舍子」；假如雙親只有一方是江戶人，則被稱之為「斑」。而真正的江戶之子，實際上只佔了人口的十分之一，反而是田舍子的人數高達了六成。但或許正因為人數稀少，江戶之子的身分才更加顯得稀罕。
江戶就是今天的東京。一八六八年日本經歷明治維新，天皇從京都遷居到此地，江戶才改名為東京。但早在德川時代，江戶就已經是日本的第一大都市，德川時代也因此經常被稱為江戶時代。
德川幕府上臺之後，日本經歷了一段天下太平的日子，沒有戰亂騷擾，經濟蓬勃發展，人口也隨之增加。到了十八世紀，江戶人口數估計已經超過了一百萬，和同一時間的北京不相上下，名列世界上數一數二的巨大都市。同一時間的倫敦，人口大約只有六十萬，而巴黎只有五十萬。
當然，那個時代並沒有人口普查的機制，這些數字都是歷史學者推算出來的，並不見得精準，學者間也存在不同意見。但是江戶人口眾多這件事，倒是無庸置疑。因為人口爆炸，德川時代的江戶人已經感受到生活空間的狹小──跟今天東京人的煩惱一樣。
不過，德川家康上臺時，江戶不過是關東地區的一個小漁村。從十七世紀開始，它才開始成長、擴張，逐漸變成了德川時代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的中心。
當時的日本，除了德川幕府能直接控制的勢力範圍之外，各地由兩百多個地方領主分別統治著。這些領主被稱之為「大名」，他們的領土則稱之為「藩」。大名擁有自己的軍事勢力，和德川幕府之間形成了微妙的關係。有些大名與幕府的關係良好，甚至就是德川家族的親屬，但是，並非所有大名都是如此。
如果大名的勢力太大，又對幕府缺乏忠誠，很可能會對中央政權形成威脅。雖然如此，江戶幕府並沒有因此打算要消滅這些大名。他們採取了另外一套方式穩固政權，也就是所謂的「參勤交代」。
按照這項制度，大名每隔一年必須到江戶定居。身為地方領袖的大名，當然不可能獨自行動，而是攜家帶眷，連同家中的武士和僕人，一同帶到江戶。有時同行的人數高達幾百人，甚至上千人，光是旅費就花去不少錢。
這還沒算在江戶安頓所需要的開銷。大名終究是國內的一方之霸，他們在江戶的居所也不能夠寒酸。勢力比較小的大名，居住的地方都至少有兩千坪，至於勢力大的大名，宅院的面積更超過十萬坪，其中所需要的花費可想而知。也因此，參勤交代為大名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
但從幕府的角度看來，參勤交代讓他們得以就近監督大名，讓這些盤據一方的地方領袖不敢搗亂，同時還可以塑造自己高高在上的形象，一舉數得。
除了鞏固德川的政權外，參勤交代也有一些意外的結果。比如，各地的文化隨著大名的隊伍流入江戶，促進了日本國內的文化交流。此外，因為跟著大名來到江戶的，大多是擔任武士的男性，結果讓江戶裡頭的男性人口遠遠高於女性。
現代日本有所謂「單身赴任」的說法，也就是男性上班族因為工作所需，必須離開家庭，一個人到外地工作。德川時代來到江戶的武士們，跟這種情況有幾分類似，因而被一些人喻為單身赴任的前身。
江戶除了做為政治權力的核心所在，在交通與商業發展上也扮演著重要角色。
德川家康上臺之後，幕府修築了五條重要交通要道，起點都是江戶，因而形成了一個以它為中心、向外發散的交通網絡。
五條要道中，有兩條通往天皇所在的京都，分別是東海道與中山道。前者從江戶出發後往南走，沿著海岸線往西；後者從江戶出發後往北走，途中則經過內陸的山區，最後抵達京都。至於另外三條，則以路線的終點命名，分別稱為甲州街道、奧州街道和日光街道。
整頓後的交通幹道，不僅可以讓大名前往江戶，讓商人運送貨物，還可以讓小老百姓到各地旅行。在這五條幹道中，東海道因為沿途風光明媚，所以格外出名，成為旅行的代名詞，也刺激出不少藝術創作。
德川時代就有位作家十返舎一九寫了名為《東海道中膝栗毛》的作品，描寫在東海道上旅行的故事，內容趣味滑稽，大受讀者歡迎，結果一連出了好幾個續集，許多模仿之作也紛紛出爐。「栗毛」指的是馬，而「膝栗毛」則是用膝蓋代替馬匹，「東海道中膝栗毛」，也就是用雙腳徒步旅行東海道。
徒步旅行畢竟辛苦，幸好，當時在東海道已經設置有休息站，總共五十三個，被稱之為「東海道五十三次」，可以讓旅行者暫時歇息。
但德川時代的旅行者不能說走就走，而是必須先向地方領主申請許可，告知遠行的原因，得到同意後才能出發。當時最流行的理由，是要到各地的寺院參拜，最受歡迎的路線，則是巡迴四國地區的八十八間寺院──一直到今天都還是著名的觀光旅程。因為信徒人數眾多，市面上甚至出現了專門的導覽手冊。在這種風氣下，與旅遊相關的行業，也跟著發達了起來。
除了陸路之外，水路在德川時代也很重要。儘管幕府禁止一般船隻出海，但沿著海岸線，商船已經可以航行到國內各地，十分便利，幕府上臺之後也特別針對水運加以整頓。
有了完備的交通建設，商品流通就更加容易。當時的日本，已經有了名產或特產的概念，每個地方按照自然環境或文化傳統，生產不同的商品。比如位於關西的龍野，以釀醬油出名；姬路的棉布在市場上名氣特別響亮；至於說到日常生活必用的鹽，則大多出自瀨戶內海一帶。這眾多名產當中，有許多到今天還是地方的代表性商品。
至於人口眾多的江戶，吸納了來自各地的商品，就成為全國最大的消費市場。
在江戶日益興盛的同時，日本有另外一座都市也正在崛起，那就是位於關西的大阪。大阪的人口比不上江戶，但也聚集了數十萬人，遠遠超過德川時代的其他都市，就算放在世界平臺上比較，也稱得上是座大城市。
不過，大阪與江戶的「性格」很不一樣。
大阪原本是豐臣秀吉的根據地，他在這裡興建了一座富麗雄偉的城堡，有學者推算，如果按照今天物價，這座城堡造價將高達七百八十五億日圓。十六世紀的大阪，一開始就是圍繞著這座昂貴的城堡發展起來。只是，後來德川家康打敗了豐臣秀吉，城堡不幸在戰火中燒毀。之後，政治中心轉移到江戶，大阪更失去了原本的地位。
但危機也是轉機，遠離權力中心的大阪，在這之後改頭換面，以另一種姿態重新登上歷史舞臺。因為交通便利，大阪成為了全國的物流中心、最大的商品轉運站，各種生活必需品都會在此地匯聚、合流，再運送到其他地方。少了政治的紛擾，大阪變成了一座屬於商人、充滿自由與活力的都市。
大阪的興起，有賴於水運發達。除了天然的河流外，大阪內部開鑿了許多大大小小的運河和水道，交錯縱橫，將整座城市變為水都。因為水道眾多，橋梁也成為了大阪的特色，因而出現了所謂「大阪八百八橋」的說法，相對於江戶的八百八町。
這些水道與橋梁很多已經消失了，但有些還在，比如今日繁華的觀光景點道頓崛，就是德川時代開通的運河之一。道頓崛附近的日本橋，也可以追溯到同樣的時代，不過最原始的橋梁已經不復見，只有名稱保留了下來。
在這些水道交會的地方，漸漸出現了大型的交易場所，其中最著名的，莫過於堂島米市場、天滿青菜市場，和雜喉場魚市場──從名稱中不難看出，其中所交易的都是人們日常飲食的必需品。
相較於江戶與大阪的崛起，曾經長期做為日本政治中心的京都，在德川時代似乎喪失了原本的重要性。不過，這座位於天皇腳下的城市，依然有著與眾不同的象徵意義。比如，江戶人前往京都，會說自己到了「上方」，「上方文化」也成為精緻文化的代名詞。
此外，京都聚集了許多貴族，和平民居住的江戶和大阪相比，生活氛圍還是不同。京都所出產的商品，也以其高品質而聞名。比如京都西陣一帶出產的織品，儘管價格昂貴，還是受到了許多有錢人的歡迎，直到今天，西陣織依然是日本傳統工藝品的卓越代表。
德川時代有位名叫廣賴旭莊的學者，曾經以簡潔的方式，點出了京都、大阪與江戶之間的差異，他說：「京都人細膩，大阪人貪婪，江戶人浮誇。」又說：「京都之人多矜氣，重土地；大阪之人多殺氣，重財富；江戶之人多客氣，重官職。」
不過，或許正是因為性格截然不同，這三座都市才能夠以各自的姿態，引領著時代的風騷。德川時代的經濟與文化，就在這些大城市的帶領下，像繁花一般盛開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