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香榭麗舍
父親深埋心底的兩個秘密與一個終身遺憾
父親是一九二八到一九三一年在法國讀書，頭一年在里昂學法文，次年入學巴黎大學攻讀市政學碩士。回國近二十年後，在一九四八年的七月十四日那天日記裡寫著：「今日為法國慶日，想巴黎狂歡依舊？」人世百年，美好的記憶或許只是短暫的時段；人生路遙，緊要就是幾步；在世經歷的事很多，但最後闔上眼，來到心頭也就是一兩樁；接觸的人無數， 但縈繞心懷的僅僅數位。
父親只在那城市待了兩年，有什麼值得他二十年後還記得巴黎歡樂的一日？魂牽夢縈的是人抑或事？是凱旋門的雄偉、市景的嫵媚，還是蕩漾的塞納河、轉角街旁的酒座，或法國人的熱情？直到他去世二十二年後才理解，是因為一個人：「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在書末，二○一三年總算尋找到「伊人」。另外還有一樁事值得父親記的，是與巴黎有關也無關，如果不到法國讀書，他大概永遠不會同這件事扯上關係，那是在一九四九年經手近百萬兩黃金、千萬計銀圓的國軍軍費。
這一人一事，雖然在父親八十與九十歲時各寫了一本回憶錄，但針對兩者從未置一言。後來知道為什麼生前都無法公開啟口，前者是他終身心頭之傷痛，後者是奉「層峰」之命要絕對保密，他只能帶著它們沉默地進入台北五指山的國軍公墓。如果沒有細細讀父親留下四十幾本暈染斑斑、水漬黴痕的日記，身為人子的，永遠不會知曉他內心深處的兩個秘密，尤其是我這個大半生流落海外為生活打拼、忙碌的醫生，怎會有時間去推敲、考證他六十多年前寫下，每一字句隱晦的含意，像似解析達文西密碼，但這兒沒有寶藏，只有近代的史實與溫溫的親情。
父親那一代求生存的民國人，一步之差就會永無翻身之日，在古寧頭沒殲滅足夠的敵人，再退就無葬身之地，父親那一代人帶領我們活下來了。我們這一代人有資格批評他們太恐怖、太殘忍、不夠溫柔嗎？兩岸的人都已從那時代存活下來，不能停留在為求生存而無所不為與無法無天的時代裡停滯不前。除此之外，父親還有一個一生最大的遺憾，認為是自己不夠精明，「何必為他人道！」但為此遺憾事，他決定「終身處貧以報知遇耳」，也是二十多年後從他一九七五到一九七六年日記中得知，但牽連到一位他畢生視為知己的好友，和一位民國關鍵人物。
在自認為是第二故鄉的報紙徵人廣告上出現「限台籍」，顯示在威權之下人們的幽默，也是公然的籍貫歧視，只有在當時戒嚴的「自由中國」以平常心看待，但在歐美民主社會是不可思議的。流落異國他鄉是唯一的出路，是最沒有資格去懶惰的一代。利用週末、工作之餘，打另一分全工試著解開密碼，把父親生前不能說、寫出來的公之於眾、交代給歷史。如果選擇偷懶就讓別人去寫，但不知道那些深懷意識形態偏見的人，會怎樣踐踏、誣衊你的先人，歪曲混淆近代的史實。
現在至少這些別有用心的人，不能把你寫的書完全遮掩起來，即使憑藉一個集團的勢力眾犬吠日，史實在資訊普及的今天也不會全然被淹沒無存。世界上很多事也無不如此，例如「民主」，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偉人大發慈悲賞賜的，是要靠老百姓自己爭取，民主社會由人民當家作主，但作主人容易嗎？要盡監督的責任、要明哲保身，要偷懶就不要抱怨，什麼樣的人民就只配有什麼樣的領袖與政府。
凱旋門上的聚會
父親在世時，幾次聽他用法文提到香榭麗舍大道（Avenue des Champs-Elysees）。二○一○年九月去巴黎參加第十四屆世界甲狀腺會議，會場在巴黎會議中心，等於就在香榭麗舍大道邊，只是過了凱旋門往西就換了名字，叫軍團大街（Avenue de la Grande-Armee），從會議中心走五、六條街就到位於戴高樂廣場的凱旋門。我們夫妻倆訂了不起眼的小旅社（但也要二百美元一晚，還是會議折扣價），就在會場與廣場間的一條橫街上。
在一個自由活動的下午，登上凱旋門。廣場氣勢磅?地輻射出十二條大街，巴黎勝景都在眼下。當時秋高氣爽、景色宜人，徘徊在門上良久不忍離去。從午後夕陽西照到華燈初上，不禁遙想一九二九年的同一初秋傍晚，一夥在巴黎的中國留學生聚在凱旋門上南沿，伏覽香榭麗舍大道（圖1-1），面對如此壯麗秀媚的市容，回顧自己的祖國，大家熱論一位崛起的新軍事領袖蔣介石。談中國的未來、北伐成功、名義上宣告統一卻列強環伺、惡鄰壓境、軍閥依舊、民智待開，不禁共舒感慨，相約學成歸國各以專長報效國家，以法國及巴黎為藍圖建設家園。
這群青年男女中，有就讀巴黎大學市政學院的吳嵩慶（先父）、在國立最高美術學校油畫系學習的汪日章、教育學院的吳俊升及新婚妻子倪亮、巴黎大學主攻法國大革命史的黎東方，南錫大學法學院的周蜀雲與同學、她未來的丈夫徐漢豪及他們倆的一位暱名「芝」的好友。稍遠處靜靜的站著一位五短身材、學習鐵路管理的陳舜?，他是父親滬江大學的好友，但跟其他人不熟，剛從芝加哥大學轉來巴黎。大家都不知道，一年多前是他從上海護送蔣總司令的下堂妾陳潔如去美國。
這些年輕中國留學生在凱旋門上指點江山，對未來的中國各有不同的憧憬與抱負，這夥人裡有未來國軍的軍需財務總監、北京大學的教育系主任、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校長、著作等身的歷史學家與法學院長、以及中國最主要鐵道幹線津浦鐵路局長。但無情的歷史長河已淘盡那一代的民國人，現在我們於拿破崙兩百年前為迎接凱旋歸來的法軍將士所建、新古典式的勝利門上回溯歷史，在中國過去八十多年的大起大落，迂迴轉折的關鍵年代，他們其中有幾位，有形無形地被一條黃金的線連在一起。
他們回國最初的十五年，一九三○到一九四五年參與了國民政府，完成幾乎不可想像的時代使命：一雪百年國恥、廢除不平等條約，把惡鄰趕回老巢。但以後數十年，跟著一位失敗的領袖去了台灣，在洶湧的歷史浪潮中幾乎「沒頂」。這些民國人或多或少，直接間接地又同黃金這條線連上了。將來歷史究竟怎麼說他們，由於台灣的這一章尚未闔上，雖蓋棺但還不能論定，更不應以成敗論「英雄」。
這幾位留法學生與很多留學東洋、歐美的知識分子相似，他們有些共同點，就是大多來自富農地主、中上家庭、深受儒家傳統影響，且都是溫和的改良主義者，便與服膺王陽明的蔣介石一拍即合，參與國民政府、抵抗外侮，是努力架築中國政治結構的中上層。另外，梁漱溟和耶魯畢業的晏陽初等人，想以鄉村自治與平民教育來和平改良基層。國府在一九二七到一九三七年的黃金十年幾乎成功，中國或許可以漸進地採用和平手段完成土地改革，但是日本不給機會，悍然步步緊逼，從東北、熱河、上海、平津到最後發動全面侵略，蔣委員長以「攘外必先安內」，繼續「剿匪」的「維穩」策略，但在外敵的進逼下無法為國人理解，知識分子天真地接受左派的宣傳，以為中共才是真正抗日，而張學良也天真地相信，發動了西安事變，結果促成國共第二次合作，張少帥也成為近代史的悲劇型人物。說來令人相信，他的終身監禁可能和國庫黃金與國府幣制改革的失敗，與大陸的「沉淪」有些關聯。
兵諫後的七個月，日寇悍然發動全面侵略，八年的戰爭犧牲了數以千萬計的中國人民，不可計數的財產、建設被暴敵炸彈砲火無情的摧毀。筆者原籍鎮海的祖屋，就因為外牆上寫抗日的標語，被入侵敵人一把火燒掉。祖父吉三公賣掉祖產、唯一的海船，興建的七星延陵學校，也在一九四○年被日本鬼子燒毀（圖1-2）。而整整花了三年時間建造的一座公路、鐵路兩用雙層的錢塘江大橋，使用不到三個月就被炸斷。從九一八事件開始的十四年裡，讓人痛心疾首的惡鄰燒殺擄掠、狂轟濫炸的種種劣行，能彙集成一部像《四庫全書》的巨冊，這些個人家園與鄰近建設的損失，只是裡面短短的一行。
但真正傷害中國的是，無情的戰火使農村完全破產，在戰後變為仇恨鬥爭的溫床，中共進行了激進的土地改革，農民殺地主，交了「投名狀」，分到土地農具就跟定共產黨成為「死忠」。在一九四九年，百分之七十的中共黨員是文盲的貧苦農民，平均每五個村就有一個黨部，當時全國有近二十萬個，在中國歷史上是首次能把農民從村的單位中組織起來，這或許是現代化必要的一步，但有必要用一代人的數千萬生命為代價？結果培養了新一代的官僚，用驚人的自私腐敗侵蝕基層。
抗戰時，國民黨忙於抵抗入侵外敵，中共天翻地覆地在農村基層下功夫、擴大地盤。等到內戰的炮聲響起，在明眼人心裡勝敗已定。戰後，中共有效率、有組織的動員，以清新的面貌、動人的宣傳，把筋疲力竭、千瘡百孔、只有中上層空架子的國府趕出大陸。這些溫文的留學生，在燎原的內戰中瞠目結舌地看著，完全無用武之地。他們無法接受中共的階級鬥爭與暴力專政，於是追隨他們的領袖來到台灣，從上海帶來的有限黃金當作國軍糧餉，繼續抗共，屏息地等待。用罄後，新台幣又重蹈金圓券巨貶的覆轍，台灣為通貨膨脹的洪流所吞沒，靜候解放軍渡海來「血洗」，墜崖跳井的悲慘命運即將來臨。不料，韓戰及時爆發，接著美援來了，國民政府像是涸轍之魚又得到甘霖游回大海；但那點黃金「濡沫」功不可沒地爭取了寶貴時間，筆者也因此幸能活下來，免遭解放浩劫，能在此講述黃金往事。
香榭麗舍：靈魂的歸宿
父親和那些在凱旋門上的民國人，除了其中的一兩位外，大多數在內戰終結時都來到台灣。當時雖然明知那是一條不歸的死巷子，但沒有料到他們最後都能終養天年，所走出來的路，至今還是中華人民的另一選項。
依據中共民政部編纂的《1949-1995中國災情報告》，僅僅一九五九到六一年，非正常死亡（或餓死）者達三千萬人，劉少奇也於一九六一年向蘇聯大使承認是三千萬人。中共建國的前三十年，非自然死亡人數至少一倍於此數，是中國歷史上在無劇烈天災的和平時期所僅見，枉死者約占總人口數的百分之八。一個不敢想像的可能，如果在一九五○年台灣被「解放」，以當時人口一千萬計算，在一九五○到一九七六年會有多少人是非正常死亡？答案是不少於七十萬人。
在一九四九年選擇迎接新中國、擁抱共產黨的知識分子中，很多成為建設「強大社會主義新中國」的祭品。他們的愛國心有餘，但對中共本質瞭解不足，在往後鎮反、三反、五反、反右、大躍進、文革，沒完沒了的運動中，他們的遭遇是悲涼、令人同情的。幸而他們都能在毫無個人尊嚴的運動裡挺過來、得到「平反」，如同那些去台灣的人也能有多姿多彩的晚年，但在他們的生涯裡有一、二十年的空白。
凱旋門這條香榭麗舍大道的原意， 是希臘神話中聖人及英雄靈魂居住的冥界（Elysium），希望父親與他的同學們和眾多滯留大陸，在反右、文革等運動中消失、沒能頤養天年的知識分子，也包括「夢中尋她千百度」的那位「在水一方的伊人」，現在都能在那兒安息。
父親深埋心底的兩個秘密與一個終身遺憾
父親是一九二八到一九三一年在法國讀書，頭一年在里昂學法文，次年入學巴黎大學攻讀市政學碩士。回國近二十年後，在一九四八年的七月十四日那天日記裡寫著：「今日為法國慶日，想巴黎狂歡依舊？」人世百年，美好的記憶或許只是短暫的時段；人生路遙，緊要就是幾步；在世經歷的事很多，但最後闔上眼，來到心頭也就是一兩樁；接觸的人無數， 但縈繞心懷的僅僅數位。
父親只在那城市待了兩年，有什麼值得他二十年後還記得巴黎歡樂的一日？魂牽夢縈的是人抑或事？是凱旋門的雄偉、市景的嫵媚，還是蕩漾的塞納河、轉角街旁的酒座，或法國人的熱情？直到他去世二十二年後才理解，是因為一個人：「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在書末，二○一三年總算尋找到「伊人」。另外還有一樁事值得父親記的，是與巴黎有關也無關，如果不到法國讀書，他大概永遠不會同這件事扯上關係，那是在一九四九年經手近百萬兩黃金、千萬計銀圓的國軍軍費。
這一人一事，雖然在父親八十與九十歲時各寫了一本回憶錄，但針對兩者從未置一言。後來知道為什麼生前都無法公開啟口，前者是他終身心頭之傷痛，後者是奉「層峰」之命要絕對保密，他只能帶著它們沉默地進入台北五指山的國軍公墓。如果沒有細細讀父親留下四十幾本暈染斑斑、水漬黴痕的日記，身為人子的，永遠不會知曉他內心深處的兩個秘密，尤其是我這個大半生流落海外為生活打拼、忙碌的醫生，怎會有時間去推敲、考證他六十多年前寫下，每一字句隱晦的含意，像似解析達文西密碼，但這兒沒有寶藏，只有近代的史實與溫溫的親情。
父親那一代求生存的民國人，一步之差就會永無翻身之日，在古寧頭沒殲滅足夠的敵人，再退就無葬身之地，父親那一代人帶領我們活下來了。我們這一代人有資格批評他們太恐怖、太殘忍、不夠溫柔嗎？兩岸的人都已從那時代存活下來，不能停留在為求生存而無所不為與無法無天的時代裡停滯不前。除此之外，父親還有一個一生最大的遺憾，認為是自己不夠精明，「何必為他人道！」但為此遺憾事，他決定「終身處貧以報知遇耳」，也是二十多年後從他一九七五到一九七六年日記中得知，但牽連到一位他畢生視為知己的好友，和一位民國關鍵人物。
在自認為是第二故鄉的報紙徵人廣告上出現「限台籍」，顯示在威權之下人們的幽默，也是公然的籍貫歧視，只有在當時戒嚴的「自由中國」以平常心看待，但在歐美民主社會是不可思議的。流落異國他鄉是唯一的出路，是最沒有資格去懶惰的一代。利用週末、工作之餘，打另一分全工試著解開密碼，把父親生前不能說、寫出來的公之於眾、交代給歷史。如果選擇偷懶就讓別人去寫，但不知道那些深懷意識形態偏見的人，會怎樣踐踏、誣衊你的先人，歪曲混淆近代的史實。
現在至少這些別有用心的人，不能把你寫的書完全遮掩起來，即使憑藉一個集團的勢力眾犬吠日，史實在資訊普及的今天也不會全然被淹沒無存。世界上很多事也無不如此，例如「民主」，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偉人大發慈悲賞賜的，是要靠老百姓自己爭取，民主社會由人民當家作主，但作主人容易嗎？要盡監督的責任、要明哲保身，要偷懶就不要抱怨，什麼樣的人民就只配有什麼樣的領袖與政府。
凱旋門上的聚會
父親在世時，幾次聽他用法文提到香榭麗舍大道（Avenue des Champs-Elysees）。二○一○年九月去巴黎參加第十四屆世界甲狀腺會議，會場在巴黎會議中心，等於就在香榭麗舍大道邊，只是過了凱旋門往西就換了名字，叫軍團大街（Avenue de la Grande-Armee），從會議中心走五、六條街就到位於戴高樂廣場的凱旋門。我們夫妻倆訂了不起眼的小旅社（但也要二百美元一晚，還是會議折扣價），就在會場與廣場間的一條橫街上。
在一個自由活動的下午，登上凱旋門。廣場氣勢磅?地輻射出十二條大街，巴黎勝景都在眼下。當時秋高氣爽、景色宜人，徘徊在門上良久不忍離去。從午後夕陽西照到華燈初上，不禁遙想一九二九年的同一初秋傍晚，一夥在巴黎的中國留學生聚在凱旋門上南沿，伏覽香榭麗舍大道（圖1-1），面對如此壯麗秀媚的市容，回顧自己的祖國，大家熱論一位崛起的新軍事領袖蔣介石。談中國的未來、北伐成功、名義上宣告統一卻列強環伺、惡鄰壓境、軍閥依舊、民智待開，不禁共舒感慨，相約學成歸國各以專長報效國家，以法國及巴黎為藍圖建設家園。
這群青年男女中，有就讀巴黎大學市政學院的吳嵩慶（先父）、在國立最高美術學校油畫系學習的汪日章、教育學院的吳俊升及新婚妻子倪亮、巴黎大學主攻法國大革命史的黎東方，南錫大學法學院的周蜀雲與同學、她未來的丈夫徐漢豪及他們倆的一位暱名「芝」的好友。稍遠處靜靜的站著一位五短身材、學習鐵路管理的陳舜?，他是父親滬江大學的好友，但跟其他人不熟，剛從芝加哥大學轉來巴黎。大家都不知道，一年多前是他從上海護送蔣總司令的下堂妾陳潔如去美國。
這些年輕中國留學生在凱旋門上指點江山，對未來的中國各有不同的憧憬與抱負，這夥人裡有未來國軍的軍需財務總監、北京大學的教育系主任、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校長、著作等身的歷史學家與法學院長、以及中國最主要鐵道幹線津浦鐵路局長。但無情的歷史長河已淘盡那一代的民國人，現在我們於拿破崙兩百年前為迎接凱旋歸來的法軍將士所建、新古典式的勝利門上回溯歷史，在中國過去八十多年的大起大落，迂迴轉折的關鍵年代，他們其中有幾位，有形無形地被一條黃金的線連在一起。
他們回國最初的十五年，一九三○到一九四五年參與了國民政府，完成幾乎不可想像的時代使命：一雪百年國恥、廢除不平等條約，把惡鄰趕回老巢。但以後數十年，跟著一位失敗的領袖去了台灣，在洶湧的歷史浪潮中幾乎「沒頂」。這些民國人或多或少，直接間接地又同黃金這條線連上了。將來歷史究竟怎麼說他們，由於台灣的這一章尚未闔上，雖蓋棺但還不能論定，更不應以成敗論「英雄」。
這幾位留法學生與很多留學東洋、歐美的知識分子相似，他們有些共同點，就是大多來自富農地主、中上家庭、深受儒家傳統影響，且都是溫和的改良主義者，便與服膺王陽明的蔣介石一拍即合，參與國民政府、抵抗外侮，是努力架築中國政治結構的中上層。另外，梁漱溟和耶魯畢業的晏陽初等人，想以鄉村自治與平民教育來和平改良基層。國府在一九二七到一九三七年的黃金十年幾乎成功，中國或許可以漸進地採用和平手段完成土地改革，但是日本不給機會，悍然步步緊逼，從東北、熱河、上海、平津到最後發動全面侵略，蔣委員長以「攘外必先安內」，繼續「剿匪」的「維穩」策略，但在外敵的進逼下無法為國人理解，知識分子天真地接受左派的宣傳，以為中共才是真正抗日，而張學良也天真地相信，發動了西安事變，結果促成國共第二次合作，張少帥也成為近代史的悲劇型人物。說來令人相信，他的終身監禁可能和國庫黃金與國府幣制改革的失敗，與大陸的「沉淪」有些關聯。
兵諫後的七個月，日寇悍然發動全面侵略，八年的戰爭犧牲了數以千萬計的中國人民，不可計數的財產、建設被暴敵炸彈砲火無情的摧毀。筆者原籍鎮海的祖屋，就因為外牆上寫抗日的標語，被入侵敵人一把火燒掉。祖父吉三公賣掉祖產、唯一的海船，興建的七星延陵學校，也在一九四○年被日本鬼子燒毀（圖1-2）。而整整花了三年時間建造的一座公路、鐵路兩用雙層的錢塘江大橋，使用不到三個月就被炸斷。從九一八事件開始的十四年裡，讓人痛心疾首的惡鄰燒殺擄掠、狂轟濫炸的種種劣行，能彙集成一部像《四庫全書》的巨冊，這些個人家園與鄰近建設的損失，只是裡面短短的一行。
但真正傷害中國的是，無情的戰火使農村完全破產，在戰後變為仇恨鬥爭的溫床，中共進行了激進的土地改革，農民殺地主，交了「投名狀」，分到土地農具就跟定共產黨成為「死忠」。在一九四九年，百分之七十的中共黨員是文盲的貧苦農民，平均每五個村就有一個黨部，當時全國有近二十萬個，在中國歷史上是首次能把農民從村的單位中組織起來，這或許是現代化必要的一步，但有必要用一代人的數千萬生命為代價？結果培養了新一代的官僚，用驚人的自私腐敗侵蝕基層。
抗戰時，國民黨忙於抵抗入侵外敵，中共天翻地覆地在農村基層下功夫、擴大地盤。等到內戰的炮聲響起，在明眼人心裡勝敗已定。戰後，中共有效率、有組織的動員，以清新的面貌、動人的宣傳，把筋疲力竭、千瘡百孔、只有中上層空架子的國府趕出大陸。這些溫文的留學生，在燎原的內戰中瞠目結舌地看著，完全無用武之地。他們無法接受中共的階級鬥爭與暴力專政，於是追隨他們的領袖來到台灣，從上海帶來的有限黃金當作國軍糧餉，繼續抗共，屏息地等待。用罄後，新台幣又重蹈金圓券巨貶的覆轍，台灣為通貨膨脹的洪流所吞沒，靜候解放軍渡海來「血洗」，墜崖跳井的悲慘命運即將來臨。不料，韓戰及時爆發，接著美援來了，國民政府像是涸轍之魚又得到甘霖游回大海；但那點黃金「濡沫」功不可沒地爭取了寶貴時間，筆者也因此幸能活下來，免遭解放浩劫，能在此講述黃金往事。
香榭麗舍：靈魂的歸宿
父親和那些在凱旋門上的民國人，除了其中的一兩位外，大多數在內戰終結時都來到台灣。當時雖然明知那是一條不歸的死巷子，但沒有料到他們最後都能終養天年，所走出來的路，至今還是中華人民的另一選項。
依據中共民政部編纂的《1949-1995中國災情報告》，僅僅一九五九到六一年，非正常死亡（或餓死）者達三千萬人，劉少奇也於一九六一年向蘇聯大使承認是三千萬人。中共建國的前三十年，非自然死亡人數至少一倍於此數，是中國歷史上在無劇烈天災的和平時期所僅見，枉死者約占總人口數的百分之八。一個不敢想像的可能，如果在一九五○年台灣被「解放」，以當時人口一千萬計算，在一九五○到一九七六年會有多少人是非正常死亡？答案是不少於七十萬人。
在一九四九年選擇迎接新中國、擁抱共產黨的知識分子中，很多成為建設「強大社會主義新中國」的祭品。他們的愛國心有餘，但對中共本質瞭解不足，在往後鎮反、三反、五反、反右、大躍進、文革，沒完沒了的運動中，他們的遭遇是悲涼、令人同情的。幸而他們都能在毫無個人尊嚴的運動裡挺過來、得到「平反」，如同那些去台灣的人也能有多姿多彩的晚年，但在他們的生涯裡有一、二十年的空白。
凱旋門這條香榭麗舍大道的原意， 是希臘神話中聖人及英雄靈魂居住的冥界（Elysium），希望父親與他的同學們和眾多滯留大陸，在反右、文革等運動中消失、沒能頤養天年的知識分子，也包括「夢中尋她千百度」的那位「在水一方的伊人」，現在都能在那兒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