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葉仍風雨，青樓自管絃――文萌樓
計程車穿過長長的歸綏街，映入眼簾的是狹窄的街道，兩邊的房舍滄桑而頹敗，讓人想起《紅樓夢》中的那句唱詞：「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坐計程車穿過長長的歸綏街，映入眼簾的是狹窄的街道，兩邊的房舍滄桑而頽敗，讓人想起紅樓夢中的那句唱詞：「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歸綏街沒有像迪化街那樣成為大稻埕地區復興的樣板，也許因為它曾是倚紅偎翠、歌舞昇平的風化街？
我要去的文萌樓，是一棟隱身在尋常人家之間的舊娼館。二○○六年，臺北市文化局指定文萌樓為市定古蹟，它成為臺灣第一座被列為古蹟的「情色場所」。公告中強調文萌樓具有三大特色：其一，文萌樓為殖民時期一九三○至一九四○年代店屋類型，日人移植歐洲巴洛克建築元素，覆以黃綠色國防色磁磚，建築物實質條件尚佳。其二，光復後，為公娼館所在，為城市性產業歷史記憶地區，亦是反廢娼運動中心，尤具紀念意義。其三，建築內部的室內隔間，反映出來當時性產業的空間要求，仍維持公娼館氣氛，相當完整，具見證價值。
我下車時，張榮哲已在門口等候。張榮哲長著一張孩子氣的臉，笑容滿面，熱情洋溢。他是較早關注文萌樓的研究者和社運健將，他在日日春協會的工作是志工性質，主要靠在大學裡幫教授完成研究項目維持生活。迎我進門後，我們就在客廳——也就是昔日公娼館的前台——聊了起來。
說甚麼脂正濃、粉正香，如何兩鬢又成霜？
張榮哲介紹說，在一九二○年代，日本人根據現代都市的規劃建設臺北，這一套是從歐洲學來的，街道呈放射狀分佈，有穿透性。這一帶逐漸從稻田變成居住區，歸綏街周圍被劃為漢人風化區。文萌樓建於一九二四年前後，目前查考不到修建時的資料，但電力公司的用電記錄始於這一年。一九四一年，文萌樓成為一家公娼館。戰爭期間，人們尋歡作樂的慾望反倒異常強烈，夜夜笙歌、座無虛席，摩肩擦踵的尋芳客與跑堂、小販挑著菜箱、水果穿梭其間。
戰後，國民政府宣布廢娼，但由於性病流行和私娼嚴重，只好變相允許公娼存在，並正式將歸綏街一帶規畫為臺北兩個合法紅燈區之一。一九五六年，當局公布《臺灣省管理妓女辦法》，允許性從業者執照經營，以「寓禁於管」有條件承認合法妓女戶，希望由此取締私娼、劃定區域、輔助從良。該法規定，年滿十八歲的女性，通過健康檢查，並由父母親自到警察局蓋章，就可以申請公娼牌照。為避免疾病傳播，政府提供免費的定期體檢。最初登記的公娼約有一百多戶。
張榮哲將牆上掛著的公娼登記證書指給我看，雖紙張已泛黃，字跡和印章都還清晰可辨。文萌樓以兩層樓八個房間，申請了十六張許可證，成為一間可容納十六名公娼的合法公娼館。與附近的公娼館相比，規模不是最大，算中等偏上。牆上還掛著一張臺北市政府的公告，強調「禁止學校學生及未滿二十嵗的未成年人進入此場所」，市長簽名處赫然是「林洋港」。
張榮哲介紹說，性產業宛如火車頭，帶來藥房、婦產科、服裝店、銀樓和飲食業的繁榮。文萌樓隔壁的住宅，原為一家銀樓，拆卸下來的銀樓牌匾還放在門口。在性產業繁盛期間，這一帶非常安全，因為人來人往，而且公娼受警察保護，出了文萌樓的後門，就是當年的警察宿舍。
我們正在聊天時，一位大約六七十歲的老阿姨從內室走出來。她穿著鮮豔的衣衫，臉上還略施粉黛，身體瘦弱。張榮哲告訴我，這位名叫小玉的阿姨，仍居住在此，是當年的公娼之一，也是少數敢於站出來維權的老人，並請她參與我們聊天。小玉阿姨坐下來講述文萌樓的故事：當年，文萌樓二十四小時營業，小姐跟老闆和警察大都保持良好關係，其收入除了老闆提成的百分之三十，其餘全部歸小姐所有。小姐的工作相對自由，可以拒絕不喜歡的客人，也可以換到另外一家公娼館工作。她指著角落的分成小格的櫃子說，每一格都寫著小姐的名字，裡面放票籤，每接一次客便可獲得一張，下班時便可兌換成現金。
我們穿過走廊入內參觀，走廊牆上有攝影家拍攝的昔日小姐們日常生活的照片，那時她們尚年輕貌美，但黑白顛倒的生活很快奪去了她們的青春。左右兩側是一間間的小房間，多數保持原狀，裡面除了一張小床和一個小櫃子，別無他物。好幾間房都沒有透光的窗戶，室內顯得昏暗侷促。公娼與嫖客的性交易通常在此完成，環境雖然簡陋，但前來消費的人大都是底層勞工，不講究舒適與否，公娼與客人之間「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若小姐或客人需要洗漱，只能到後面的天井中完成。天井旁邊設有簡便的廚房，姊妹們可以利用爐灶做點簡單的食物填飽肚子。另外有幾個房間被改為辦公室、展覽室和仍在使用的普通按摩室。這裡連冷氣都沒有安裝，張榮哲說，日日春協會的志工們在此辦公時，個個揮汗如雨。沒有日日春，文萌樓就沒有生命力
講到文萌樓的故事，當然離不開「日日春協會」。連臺北市文化局都承認，「文萌樓沒有日日春就沒有生命力」。日日春協會是於一九九七公娼抗爭後成立的妓權團體，旨在爭取性工作除罪化、保障性工作者人權，及去性道德污名。
一九九七年，在臺北市議會和市長陳水扁的政黨鬥爭過程中，臺北市政府通過一項閃電廢娼決議。萬華和大同區共有十八家公娼館、一百二十八名公娼起身抗爭，成立「臺北市公娼自救會」，文萌樓是其中小姐人數最多、抗爭最積極的一家店。團隊抗爭策略會議、動態訊息的交換、公娼嫖客故事的出土、接受國內外媒體記者採訪，都作為抗爭總部的文萌樓一一上演。玫瑰在此吞藥自盡、官姊跳海自殺……她們悲慘的人生故事，一度躍上媒體的重要版面。
小玉阿姨講述了當年一班姊妹參與公娼抗爭運動的過程。一開始，她們不敢以真面目示人，走上街頭時都戴上一種可以將臉部蒙得嚴嚴實實的「公娼帽」，後來才敢於公開露面。在一年零七個月裡，她們做了三百多場活動。最初是她們怕警察，後來警察看到她們反倒退避三舍。
張榮哲從二○○○年介入公娼抗爭運動，此後除了出國深造那幾年，一直不棄不離地參與日日春協會的工作。他告訴我，性產業中有明顯的階級差異，文萌樓一帶的公娼，服務對象大都是勞工階層，雙方都沒有社會地位和話語權。那些道貌岸然的官員、議員和警官，便先拿在社會底層掙扎求生存的公娼以及處境更差的流鶯開刀。他們卻不敢觸動五星級酒店和私人俱樂部的那些高端性產業。這是何其的偽善。
在二○○一年廢娼緩衝期滿後，合法公娼館正式走入歷史，「臺北市公娼自救會」轉型為「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該協會向臺北市文化局提出「保留江山樓公娼區為市定古蹟」提案書，「希望能透過性產業空間的指定，見證變遷中性工作者的生活史，保留臺灣本土娼妓文化中的庶民生活經驗」。臺北市文化局於二○○六年公告指定「歸綏街文萌樓」為市定古蹟。剛才在門口跟張榮哲打招呼的中年男子，是雙連里的里長，也是最反對保存文萌樓的人之一。張榮哲說，除了背後的利益取向之外，這位里長還說，文萌樓是歸綏街歷史中不好的部分，不要宣揚。臺北文化局的一名主秘，亦持相似的看法：「臺北的文化古蹟很多，不缺這一間。」張榮哲反駁說，歷史有美的部分，也有不美的部分；有高官顯貴的歷史，也有辛苦人的歷史。為什麼後者就不能被保存和珍惜呢？如果將某些人不喜歡的地方全部拆除，這座城市還能剩下些什麼？在保護文化古蹟方面，全世界都在進步，澳門政府保留了一片昔日的風化區，為什麼臺灣做不到呢？若是像西門町的一些地方，老房子拆掉後，在地上留一塊牌子來紀念，還有什麼價值呢？
文萌樓是一處充滿歧異性和挑戰性的文化資產，也是「正在行動中」的文化資產。常常有各色人等前來參觀，有一次，新竹一間小學的老師帶著學生來上歷史課，老師用心講解，孩子們好奇地傾聽，爸爸媽媽也跟著學習。他們這才知道，同一塊土地上，存在著這樣的人群和這樣的歷史。你可以質疑或批判，但你不能掩蓋和否認其存在。
歷史文化的保存，如陳年老窖一樣越久越香，人們需要在老房子裡思考這座城市的過去和將來，以及它的公共價值、共同記憶，正如學者黃舒楣所說：「文萌樓這類古蹟的特殊之處是它見證『眼前過去（recent past）』，而我們決定要如何談論、保存這『眼前過去』，立即會影響當下社會生活。」我個人並不贊同性產業的合法化，但我看重文萌樓作為「底層歷史」的文化資產的價值，它讓人們看見並理解底層生活的狀貌，從而打破階級、性別、族群之藩籬，將「他者」之經驗轉化為「自身」之經驗。在權力與資本的陰影下，文萌樓會倒下嗎？
文萌樓被列入市級古蹟，並不意味著它就穩如泰山，以及日日春協會的工作就可告一段落。反之，一場更艱鉅的戰役擺在張榮哲和同仁們面前。
讓日日春協會猝不及防的是，一名專營「容積買賣」的投資客突然買下文萌樓房屋的產權。然後，業主狀告作為租客的日日春協會侵佔其私有財產，要用司法的力量將日日春協會驅趕出去，然後讓該房產變成黃金萬兩。
古蹟能「容積移轉」的政策，原意是為了保存古蹟。容積移轉是以移轉開發權為手段，讓古蹟所有人得到適當補償，以此為誘因，使所有人願意保存珍貴的文化資產。在都市更新的相關法規裡，針對古蹟修復，以及將古蹟做為公共設施捐贈，或者其它有公共利益的事項，都有相當的容積獎勵規定。然而，這些年，所有這些原本立意良善的政策工具統統變質，成為投資客炒作的漏洞。
一開始，張榮哲摸不清投資客和建築商的算盤，為了弄清幕後的真相，他甚至轉換人生軌道，考取台大城鄉所博士。讀了汗牛充棟的資料文獻之後，他才驚訝地發現權力與資本的黑手是如何偷天換日的。容積獎勵只是文萌樓彈丸之地的土地相關利益之一小部份：二十六坪的土地可以創造四億的房地產價值，而整個都更案更創造高達九十億的財富，其中建商至少預期獲利十五億。文萌樓不幸成為投機客林麗萍與建商討價還價的棋子，他們眼裡只有房地產，沒有文化資產。深究起來，建商只不過是這場迫遷暴政的馬前卒，真正的幕後黑手是國家機器跟金融機構。文萌樓的土地所有者是台銀，台銀的土地大部分是接收日本人留下的「敵產」。台銀是官股銀行，董事長是政府派的，台銀的土地是公有土地。但台銀在「公司化」之後，漸漸脫離社會監督。它以「配合都更」的名義，持續將土地賣給建商，台銀土地成了都更基地的提款機。用張榮哲的話來說，這簡直就是「空中印鈔機」。表面上看是一筆無本生意，受害的卻是普羅大眾：政府和財團共同打造的房地產泡沫越吹越大，致使許多地方淪為「鬼城」；另一方面，需要住房的人，卻永遠買不起房。每一個都更案，結果都是租客搬家、窮人外遷，無權無勢的人們被丟到貧民區自生自滅。
具體到文萌樓的抗爭，先後經過陳水扁、馬英九、郝龍斌以及柯文哲四任市長。張榮哲說，這場抗爭與藍綠無關，無論藍綠政客當政，都未能解決此問題。即便是號稱白色力量的柯文哲執掌的市政府，也未必能衝破盤根錯節的政商關係——柯文哲任命的文化局長倪重華在文萌樓的問題上就缺乏應有的擔當，跟當年的虛榮浮誇的龍應台相差無幾。
張榮哲講到這裡，我不禁驚呼，彼岸中國的共產黨政權也是巧取豪奪，甚至更加蠻橫殘暴，政府直接唆使黑幫恐嚇房主，開來怪手，推倒房舍，活生生地壓死拒不搬遷的「釘子戶」居民。
起身告辭時，「文萌樓會倒下嗎？」這個問題仍然縈繞在心頭。當我看到門口擺放的日日春執行長鍾君竺競選大同區議員和秘書吳若瑩競選雙連里長的資料時，稍稍放心一點：這兩位三十出頭、台大畢業、學識與勇氣都讓人肅然起敬的年輕女子，不正代表著獻身於社會公義事業、長江後浪推前浪的世代嗎？她們將是吸血鬼般的政商聯盟的剋星，讓我們為她們加油。
計程車穿過長長的歸綏街，映入眼簾的是狹窄的街道，兩邊的房舍滄桑而頹敗，讓人想起《紅樓夢》中的那句唱詞：「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坐計程車穿過長長的歸綏街，映入眼簾的是狹窄的街道，兩邊的房舍滄桑而頽敗，讓人想起紅樓夢中的那句唱詞：「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歸綏街沒有像迪化街那樣成為大稻埕地區復興的樣板，也許因為它曾是倚紅偎翠、歌舞昇平的風化街？
我要去的文萌樓，是一棟隱身在尋常人家之間的舊娼館。二○○六年，臺北市文化局指定文萌樓為市定古蹟，它成為臺灣第一座被列為古蹟的「情色場所」。公告中強調文萌樓具有三大特色：其一，文萌樓為殖民時期一九三○至一九四○年代店屋類型，日人移植歐洲巴洛克建築元素，覆以黃綠色國防色磁磚，建築物實質條件尚佳。其二，光復後，為公娼館所在，為城市性產業歷史記憶地區，亦是反廢娼運動中心，尤具紀念意義。其三，建築內部的室內隔間，反映出來當時性產業的空間要求，仍維持公娼館氣氛，相當完整，具見證價值。
我下車時，張榮哲已在門口等候。張榮哲長著一張孩子氣的臉，笑容滿面，熱情洋溢。他是較早關注文萌樓的研究者和社運健將，他在日日春協會的工作是志工性質，主要靠在大學裡幫教授完成研究項目維持生活。迎我進門後，我們就在客廳——也就是昔日公娼館的前台——聊了起來。
說甚麼脂正濃、粉正香，如何兩鬢又成霜？
張榮哲介紹說，在一九二○年代，日本人根據現代都市的規劃建設臺北，這一套是從歐洲學來的，街道呈放射狀分佈，有穿透性。這一帶逐漸從稻田變成居住區，歸綏街周圍被劃為漢人風化區。文萌樓建於一九二四年前後，目前查考不到修建時的資料，但電力公司的用電記錄始於這一年。一九四一年，文萌樓成為一家公娼館。戰爭期間，人們尋歡作樂的慾望反倒異常強烈，夜夜笙歌、座無虛席，摩肩擦踵的尋芳客與跑堂、小販挑著菜箱、水果穿梭其間。
戰後，國民政府宣布廢娼，但由於性病流行和私娼嚴重，只好變相允許公娼存在，並正式將歸綏街一帶規畫為臺北兩個合法紅燈區之一。一九五六年，當局公布《臺灣省管理妓女辦法》，允許性從業者執照經營，以「寓禁於管」有條件承認合法妓女戶，希望由此取締私娼、劃定區域、輔助從良。該法規定，年滿十八歲的女性，通過健康檢查，並由父母親自到警察局蓋章，就可以申請公娼牌照。為避免疾病傳播，政府提供免費的定期體檢。最初登記的公娼約有一百多戶。
張榮哲將牆上掛著的公娼登記證書指給我看，雖紙張已泛黃，字跡和印章都還清晰可辨。文萌樓以兩層樓八個房間，申請了十六張許可證，成為一間可容納十六名公娼的合法公娼館。與附近的公娼館相比，規模不是最大，算中等偏上。牆上還掛著一張臺北市政府的公告，強調「禁止學校學生及未滿二十嵗的未成年人進入此場所」，市長簽名處赫然是「林洋港」。
張榮哲介紹說，性產業宛如火車頭，帶來藥房、婦產科、服裝店、銀樓和飲食業的繁榮。文萌樓隔壁的住宅，原為一家銀樓，拆卸下來的銀樓牌匾還放在門口。在性產業繁盛期間，這一帶非常安全，因為人來人往，而且公娼受警察保護，出了文萌樓的後門，就是當年的警察宿舍。
我們正在聊天時，一位大約六七十歲的老阿姨從內室走出來。她穿著鮮豔的衣衫，臉上還略施粉黛，身體瘦弱。張榮哲告訴我，這位名叫小玉的阿姨，仍居住在此，是當年的公娼之一，也是少數敢於站出來維權的老人，並請她參與我們聊天。小玉阿姨坐下來講述文萌樓的故事：當年，文萌樓二十四小時營業，小姐跟老闆和警察大都保持良好關係，其收入除了老闆提成的百分之三十，其餘全部歸小姐所有。小姐的工作相對自由，可以拒絕不喜歡的客人，也可以換到另外一家公娼館工作。她指著角落的分成小格的櫃子說，每一格都寫著小姐的名字，裡面放票籤，每接一次客便可獲得一張，下班時便可兌換成現金。
我們穿過走廊入內參觀，走廊牆上有攝影家拍攝的昔日小姐們日常生活的照片，那時她們尚年輕貌美，但黑白顛倒的生活很快奪去了她們的青春。左右兩側是一間間的小房間，多數保持原狀，裡面除了一張小床和一個小櫃子，別無他物。好幾間房都沒有透光的窗戶，室內顯得昏暗侷促。公娼與嫖客的性交易通常在此完成，環境雖然簡陋，但前來消費的人大都是底層勞工，不講究舒適與否，公娼與客人之間「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若小姐或客人需要洗漱，只能到後面的天井中完成。天井旁邊設有簡便的廚房，姊妹們可以利用爐灶做點簡單的食物填飽肚子。另外有幾個房間被改為辦公室、展覽室和仍在使用的普通按摩室。這裡連冷氣都沒有安裝，張榮哲說，日日春協會的志工們在此辦公時，個個揮汗如雨。沒有日日春，文萌樓就沒有生命力
講到文萌樓的故事，當然離不開「日日春協會」。連臺北市文化局都承認，「文萌樓沒有日日春就沒有生命力」。日日春協會是於一九九七公娼抗爭後成立的妓權團體，旨在爭取性工作除罪化、保障性工作者人權，及去性道德污名。
一九九七年，在臺北市議會和市長陳水扁的政黨鬥爭過程中，臺北市政府通過一項閃電廢娼決議。萬華和大同區共有十八家公娼館、一百二十八名公娼起身抗爭，成立「臺北市公娼自救會」，文萌樓是其中小姐人數最多、抗爭最積極的一家店。團隊抗爭策略會議、動態訊息的交換、公娼嫖客故事的出土、接受國內外媒體記者採訪，都作為抗爭總部的文萌樓一一上演。玫瑰在此吞藥自盡、官姊跳海自殺……她們悲慘的人生故事，一度躍上媒體的重要版面。
小玉阿姨講述了當年一班姊妹參與公娼抗爭運動的過程。一開始，她們不敢以真面目示人，走上街頭時都戴上一種可以將臉部蒙得嚴嚴實實的「公娼帽」，後來才敢於公開露面。在一年零七個月裡，她們做了三百多場活動。最初是她們怕警察，後來警察看到她們反倒退避三舍。
張榮哲從二○○○年介入公娼抗爭運動，此後除了出國深造那幾年，一直不棄不離地參與日日春協會的工作。他告訴我，性產業中有明顯的階級差異，文萌樓一帶的公娼，服務對象大都是勞工階層，雙方都沒有社會地位和話語權。那些道貌岸然的官員、議員和警官，便先拿在社會底層掙扎求生存的公娼以及處境更差的流鶯開刀。他們卻不敢觸動五星級酒店和私人俱樂部的那些高端性產業。這是何其的偽善。
在二○○一年廢娼緩衝期滿後，合法公娼館正式走入歷史，「臺北市公娼自救會」轉型為「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該協會向臺北市文化局提出「保留江山樓公娼區為市定古蹟」提案書，「希望能透過性產業空間的指定，見證變遷中性工作者的生活史，保留臺灣本土娼妓文化中的庶民生活經驗」。臺北市文化局於二○○六年公告指定「歸綏街文萌樓」為市定古蹟。剛才在門口跟張榮哲打招呼的中年男子，是雙連里的里長，也是最反對保存文萌樓的人之一。張榮哲說，除了背後的利益取向之外，這位里長還說，文萌樓是歸綏街歷史中不好的部分，不要宣揚。臺北文化局的一名主秘，亦持相似的看法：「臺北的文化古蹟很多，不缺這一間。」張榮哲反駁說，歷史有美的部分，也有不美的部分；有高官顯貴的歷史，也有辛苦人的歷史。為什麼後者就不能被保存和珍惜呢？如果將某些人不喜歡的地方全部拆除，這座城市還能剩下些什麼？在保護文化古蹟方面，全世界都在進步，澳門政府保留了一片昔日的風化區，為什麼臺灣做不到呢？若是像西門町的一些地方，老房子拆掉後，在地上留一塊牌子來紀念，還有什麼價值呢？
文萌樓是一處充滿歧異性和挑戰性的文化資產，也是「正在行動中」的文化資產。常常有各色人等前來參觀，有一次，新竹一間小學的老師帶著學生來上歷史課，老師用心講解，孩子們好奇地傾聽，爸爸媽媽也跟著學習。他們這才知道，同一塊土地上，存在著這樣的人群和這樣的歷史。你可以質疑或批判，但你不能掩蓋和否認其存在。
歷史文化的保存，如陳年老窖一樣越久越香，人們需要在老房子裡思考這座城市的過去和將來，以及它的公共價值、共同記憶，正如學者黃舒楣所說：「文萌樓這類古蹟的特殊之處是它見證『眼前過去（recent past）』，而我們決定要如何談論、保存這『眼前過去』，立即會影響當下社會生活。」我個人並不贊同性產業的合法化，但我看重文萌樓作為「底層歷史」的文化資產的價值，它讓人們看見並理解底層生活的狀貌，從而打破階級、性別、族群之藩籬，將「他者」之經驗轉化為「自身」之經驗。在權力與資本的陰影下，文萌樓會倒下嗎？
文萌樓被列入市級古蹟，並不意味著它就穩如泰山，以及日日春協會的工作就可告一段落。反之，一場更艱鉅的戰役擺在張榮哲和同仁們面前。
讓日日春協會猝不及防的是，一名專營「容積買賣」的投資客突然買下文萌樓房屋的產權。然後，業主狀告作為租客的日日春協會侵佔其私有財產，要用司法的力量將日日春協會驅趕出去，然後讓該房產變成黃金萬兩。
古蹟能「容積移轉」的政策，原意是為了保存古蹟。容積移轉是以移轉開發權為手段，讓古蹟所有人得到適當補償，以此為誘因，使所有人願意保存珍貴的文化資產。在都市更新的相關法規裡，針對古蹟修復，以及將古蹟做為公共設施捐贈，或者其它有公共利益的事項，都有相當的容積獎勵規定。然而，這些年，所有這些原本立意良善的政策工具統統變質，成為投資客炒作的漏洞。
一開始，張榮哲摸不清投資客和建築商的算盤，為了弄清幕後的真相，他甚至轉換人生軌道，考取台大城鄉所博士。讀了汗牛充棟的資料文獻之後，他才驚訝地發現權力與資本的黑手是如何偷天換日的。容積獎勵只是文萌樓彈丸之地的土地相關利益之一小部份：二十六坪的土地可以創造四億的房地產價值，而整個都更案更創造高達九十億的財富，其中建商至少預期獲利十五億。文萌樓不幸成為投機客林麗萍與建商討價還價的棋子，他們眼裡只有房地產，沒有文化資產。深究起來，建商只不過是這場迫遷暴政的馬前卒，真正的幕後黑手是國家機器跟金融機構。文萌樓的土地所有者是台銀，台銀的土地大部分是接收日本人留下的「敵產」。台銀是官股銀行，董事長是政府派的，台銀的土地是公有土地。但台銀在「公司化」之後，漸漸脫離社會監督。它以「配合都更」的名義，持續將土地賣給建商，台銀土地成了都更基地的提款機。用張榮哲的話來說，這簡直就是「空中印鈔機」。表面上看是一筆無本生意，受害的卻是普羅大眾：政府和財團共同打造的房地產泡沫越吹越大，致使許多地方淪為「鬼城」；另一方面，需要住房的人，卻永遠買不起房。每一個都更案，結果都是租客搬家、窮人外遷，無權無勢的人們被丟到貧民區自生自滅。
具體到文萌樓的抗爭，先後經過陳水扁、馬英九、郝龍斌以及柯文哲四任市長。張榮哲說，這場抗爭與藍綠無關，無論藍綠政客當政，都未能解決此問題。即便是號稱白色力量的柯文哲執掌的市政府，也未必能衝破盤根錯節的政商關係——柯文哲任命的文化局長倪重華在文萌樓的問題上就缺乏應有的擔當，跟當年的虛榮浮誇的龍應台相差無幾。
張榮哲講到這裡，我不禁驚呼，彼岸中國的共產黨政權也是巧取豪奪，甚至更加蠻橫殘暴，政府直接唆使黑幫恐嚇房主，開來怪手，推倒房舍，活生生地壓死拒不搬遷的「釘子戶」居民。
起身告辭時，「文萌樓會倒下嗎？」這個問題仍然縈繞在心頭。當我看到門口擺放的日日春執行長鍾君竺競選大同區議員和秘書吳若瑩競選雙連里長的資料時，稍稍放心一點：這兩位三十出頭、台大畢業、學識與勇氣都讓人肅然起敬的年輕女子，不正代表著獻身於社會公義事業、長江後浪推前浪的世代嗎？她們將是吸血鬼般的政商聯盟的剋星，讓我們為她們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