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汪伯伯的血不該白白流在綠島上
我老婆是客家人，結婚前來我父母家作客時，搶著要去廚房幫忙，聽到我媽媽麻煩她「拿果子來」，她就往冰箱走去，我們看了只能大笑。原來從小說台語的媽媽，國語大多從我爸爸這裡學來，因此會把「鍋子」說成是「果子」，難怪我老婆一聽到就想開冰箱去找。
按照戒嚴時代的戶籍法，我的籍貫是山東省莒縣，當然就是一般人慣稱的「外省人」。偏偏小時候父親只是個育幼院的老師，我們不但沒住過眷村，反而都租屋住在幾乎全說台語的巷弄裡。
我姊姊是九官鳥，日後她在美國跟一位也來自台灣的女同事一起開車，中途水箱沒水了，只好向附近住戶求助。恰巧出來應門的人，一開口就用台語問她們是台灣人嗎？
她的女同事雖是本省人，卻答得「二二六六」；我姊姊只好接手回應，順利借到了水後，對方還問了她一句︰「你咁是長老會的傳道人？」
語言是溝通與建立情感的最佳工具，相對於其他一九四九年來台的外省人，在淪陷區學過一點日語的先父，對台灣人就有稍多一點的同情與理解。對於下一代能否融入這社會，也就多了些基礎。
台語跟國語之間，有著微妙的關係；漢字寫來一樣，意義卻完全不同。例如國語的火車頭就是火車的頭，台語的火車頭還是火車站。頭殼也是這樣，國語的頭殼就是頭的殼，台語的頭殼也是頭腦。因此我們走解嚴快三十年了，卻始終無法換個新頭殼來思考，因為這不是像國語這樣只換個殼就夠了，是要像台語那樣連殼裡裝的東西也都要換。
「新頭殼」（New Talk）這個新聞資訊平台，是由前中央社董事長蘇正平等資深媒體工作者，在二○○九年創辦的網路媒體，是台灣少數無實體出版品的綜合性新聞網站之一，自許為「一個有思考力的獨立媒體」，營運團隊主要由《台灣日報》顏文閂時代的員工組成。二○一四年三月曾任《台灣日報》總編輯的首任總製作莊豐嘉向我邀稿。
我家三代以來讀的都是中文系，而我又是書籍編輯出身，當豐嘉兄要我來當個關注社會議題的公民記者時，還真有點嚇了一跳。
在還沒有出現「宅男」這個字眼之前，我就很「宅」了。長期以來我活在自己的世界裡，在網路上發表的也都是戒嚴時代的庶民故事，我哪裡有能力評論社會上每天發生的這些怪事？
之前其實我也婉拒過其他網站的邀稿，但豐嘉兄不死心，持續再邀；念及老戰友情分，本來想先寫幾篇試試，沒人看就自動喊停。不料這種懷舊「鄉民體」的文風，竟然還真的受到部分鄉民的認同，點閱與轉載的效果還不錯，因此即使豐嘉兄一年後離開了「新頭殼」，我也一直寫下去。
這本書，就是從「新頭殼」這個平台裡，挑出有關「外省人」這個族群的文章。從戒嚴時代起，「外省人」這三個字在台灣就充滿著很矛盾的情結。這是個優勢族群，尤其是在政界、軍界與媒體；但獨佔這些利益的少數人與少數家族，卻絕口不提這三個字（尤其在競選時）。弔詭的是這三個字所帶來的副作用，反而是由未沐皇恩的基層外省人來承擔。
因此這本書也有個積極的意義，就是要徹底擺脫戒嚴時代兩蔣的桎梏，外省人自己要有個新頭殼，其他族群看待外省人也該有個新頭殼。
本書分為五個單元︰天龍新頭殼是在談怎樣擺脫高人一等的錯誤心態，語言新頭殼談的當權者打壓台語的歷史傷痕，二二八新頭殼談的是何以賤民階級要替權貴子弟扛抬原罪？軍事新頭殼則是談軍方高層（尤其是軍頭郝柏村），最後半山新頭殼則是要談比外省人更天龍的半山家族（連戰這一家）。
出版這本書，為的也就是要紀念先父的同學汪廷瑚。汪伯伯出身皖南書香世家，隨軍來台後因寫作得罪高官，被警總保安處抓去，不經軍法處審判就直接羈押於綠島。鷹犬逼他寫了悔過書就放他回家，但他脾氣倔強，始終不寫，就這樣沒審理也判決，直接關在綠島，什麼時候寫好了就什麼時候放回來。
十五年後，綠島指揮官換了脾氣與汪伯伯一樣倔的特務周書府（就是政客周錫瑋的爸爸），堅持汪廷瑚在被釋放回台前一晚，一定要寫下悔過書；汪廷瑚不從，周書府竟派手下的鷹犬，以槍托圍毆擊斃，再向上詭稱當夜暴斃，立即火化。在台同學們專程去碼頭接他，迎來的卻是骨灰一罈。
《柏楊回憶錄》裡提到過汪廷瑚遇害的經過，我編的《科學，從好奇開始》，作者郭中一是東吳物理系副教授，他在序中也提到他父親郭逸民，與汪廷瑚不只是同學，還是同鄉，因而親自見到這場原本要接人，卻接到骨灰的「鬧劇」。
汪廷瑚不是政治人物，與先父一樣只是個流亡在台的外省賤民，多年來除了謝聰敏，我沒聽過任何綠營政治人物提到過他，但他卻是比鄭南榕更早為台灣言論自由而犧牲性命的烈士。台灣的出版自由，是歷經多少人的犧牲，才換來我們現在這點小確幸。謹以這本書紀念他們，我也深信︰汪伯伯的血不該白白流在綠島上。
Part2語言新頭殼
國中時有個來自山上農家同學，他的耳朵是朝外長的「招風耳」，大家都叫他「大耳豬」。頑皮的同學總喜歡用拇指扣住中指彈出去，把他的耳朵彈得又紅又腫，大耳豬雖然個子不高，但也還算精壯，不過從未見他反抗，甚至連回嘴都沒有。
一九七○年代正是台灣查禁方言最嚴厲的時期，只要被檢舉說一句台語，就要被罰一塊錢。有一次大耳豬被兩個同學欺負到不但耳朵紅了，連臉龐都被氣得漲紅，於是小聲回了一個「幹」字，那兩個同學還不死心，就像合唱一樣整齊的說：「喔！說台語，罰一塊。」班上同學也都帶著看笑話的心情，看著他們兩個繼續戲謔大耳豬。
我很難過，但也沒勇氣去制止，只說了：「不算，『幹』是國語啦！國語就叫『幹』。」大耳豬好像被提醒了一樣，竟又更大聲的罵了：「幹你娘！」全班同學都被這句台語的「國罵」嚇到了，眼光都轉向對罵的雙方。那兩個同學本來還鎮定，像平常一樣用國語繼續罵著大耳豬，但大耳豬一開始用了台語的「三字經」，就好像已經開了保險的機關槍，接著連串射出台語的「六字經」、「七字經」。
平常用國語吵架時，大耳豬像是個受盡委屈的小媳婦，只敢嘟嘟嚷嚷的說：「你要怎樣啦！」但今天卻完全改觀，大耳豬越罵越順口，越罵也越大聲。
大耳豬幾分鐘的台語罵人，換算罰金恐怕要幾百元，當時簡直是國中生的「天文數字」。但好笑的是所有同學也都很有默契，沒將這件事報告老師，只罰了大耳豬一元（那一元還是我出的，到今天大耳豬也沒還我）。不過從此之後，那兩個同學也沒有再去找麻煩。
成年後看到美麗島受難家屬「代夫出征」，競選時全程使用台語，控訴國民黨的不公不義、獨裁霸道；其實她們說的究竟是什麼內容，大家也不關心，只要她們在台上大聲說出台語，選票就到手了。競選時夾帶著情緒的母語訴求（其實也就是族群版塊切割），效果絕對大於空洞的公義制度。
當年推行國語時，學校常在小孩中間廣建「抓扒仔」，監控這些不太會講國語的小孩。在這種語言白色恐怖政策下，外省小孩通常扮演「抓扒仔」的角色。但如此一來，眷村與農村小孩要不打架才奇怪，也讓台灣小孩與外省小孩隔閡更深。推行國語非但無法促進族群和諧，反而造成了族群間無謂的矛盾與衝突。
當年大力查禁台語的政客宋楚瑜，以及至今仍在媒體上鬼扯沒有禁台語，只有禁方言的過氣政客楊實秋，他們要大家「讓歷史歸於歷史，讓真實歸於真實」，真不知是要佩服他們的無知，還是要驚訝他們的無恥。
汪伯伯的血不該白白流在綠島上
我老婆是客家人，結婚前來我父母家作客時，搶著要去廚房幫忙，聽到我媽媽麻煩她「拿果子來」，她就往冰箱走去，我們看了只能大笑。原來從小說台語的媽媽，國語大多從我爸爸這裡學來，因此會把「鍋子」說成是「果子」，難怪我老婆一聽到就想開冰箱去找。
按照戒嚴時代的戶籍法，我的籍貫是山東省莒縣，當然就是一般人慣稱的「外省人」。偏偏小時候父親只是個育幼院的老師，我們不但沒住過眷村，反而都租屋住在幾乎全說台語的巷弄裡。
我姊姊是九官鳥，日後她在美國跟一位也來自台灣的女同事一起開車，中途水箱沒水了，只好向附近住戶求助。恰巧出來應門的人，一開口就用台語問她們是台灣人嗎？
她的女同事雖是本省人，卻答得「二二六六」；我姊姊只好接手回應，順利借到了水後，對方還問了她一句︰「你咁是長老會的傳道人？」
語言是溝通與建立情感的最佳工具，相對於其他一九四九年來台的外省人，在淪陷區學過一點日語的先父，對台灣人就有稍多一點的同情與理解。對於下一代能否融入這社會，也就多了些基礎。
台語跟國語之間，有著微妙的關係；漢字寫來一樣，意義卻完全不同。例如國語的火車頭就是火車的頭，台語的火車頭還是火車站。頭殼也是這樣，國語的頭殼就是頭的殼，台語的頭殼也是頭腦。因此我們走解嚴快三十年了，卻始終無法換個新頭殼來思考，因為這不是像國語這樣只換個殼就夠了，是要像台語那樣連殼裡裝的東西也都要換。
「新頭殼」（New Talk）這個新聞資訊平台，是由前中央社董事長蘇正平等資深媒體工作者，在二○○九年創辦的網路媒體，是台灣少數無實體出版品的綜合性新聞網站之一，自許為「一個有思考力的獨立媒體」，營運團隊主要由《台灣日報》顏文閂時代的員工組成。二○一四年三月曾任《台灣日報》總編輯的首任總製作莊豐嘉向我邀稿。
我家三代以來讀的都是中文系，而我又是書籍編輯出身，當豐嘉兄要我來當個關注社會議題的公民記者時，還真有點嚇了一跳。
在還沒有出現「宅男」這個字眼之前，我就很「宅」了。長期以來我活在自己的世界裡，在網路上發表的也都是戒嚴時代的庶民故事，我哪裡有能力評論社會上每天發生的這些怪事？
之前其實我也婉拒過其他網站的邀稿，但豐嘉兄不死心，持續再邀；念及老戰友情分，本來想先寫幾篇試試，沒人看就自動喊停。不料這種懷舊「鄉民體」的文風，竟然還真的受到部分鄉民的認同，點閱與轉載的效果還不錯，因此即使豐嘉兄一年後離開了「新頭殼」，我也一直寫下去。
這本書，就是從「新頭殼」這個平台裡，挑出有關「外省人」這個族群的文章。從戒嚴時代起，「外省人」這三個字在台灣就充滿著很矛盾的情結。這是個優勢族群，尤其是在政界、軍界與媒體；但獨佔這些利益的少數人與少數家族，卻絕口不提這三個字（尤其在競選時）。弔詭的是這三個字所帶來的副作用，反而是由未沐皇恩的基層外省人來承擔。
因此這本書也有個積極的意義，就是要徹底擺脫戒嚴時代兩蔣的桎梏，外省人自己要有個新頭殼，其他族群看待外省人也該有個新頭殼。
本書分為五個單元︰天龍新頭殼是在談怎樣擺脫高人一等的錯誤心態，語言新頭殼談的當權者打壓台語的歷史傷痕，二二八新頭殼談的是何以賤民階級要替權貴子弟扛抬原罪？軍事新頭殼則是談軍方高層（尤其是軍頭郝柏村），最後半山新頭殼則是要談比外省人更天龍的半山家族（連戰這一家）。
出版這本書，為的也就是要紀念先父的同學汪廷瑚。汪伯伯出身皖南書香世家，隨軍來台後因寫作得罪高官，被警總保安處抓去，不經軍法處審判就直接羈押於綠島。鷹犬逼他寫了悔過書就放他回家，但他脾氣倔強，始終不寫，就這樣沒審理也判決，直接關在綠島，什麼時候寫好了就什麼時候放回來。
十五年後，綠島指揮官換了脾氣與汪伯伯一樣倔的特務周書府（就是政客周錫瑋的爸爸），堅持汪廷瑚在被釋放回台前一晚，一定要寫下悔過書；汪廷瑚不從，周書府竟派手下的鷹犬，以槍托圍毆擊斃，再向上詭稱當夜暴斃，立即火化。在台同學們專程去碼頭接他，迎來的卻是骨灰一罈。
《柏楊回憶錄》裡提到過汪廷瑚遇害的經過，我編的《科學，從好奇開始》，作者郭中一是東吳物理系副教授，他在序中也提到他父親郭逸民，與汪廷瑚不只是同學，還是同鄉，因而親自見到這場原本要接人，卻接到骨灰的「鬧劇」。
汪廷瑚不是政治人物，與先父一樣只是個流亡在台的外省賤民，多年來除了謝聰敏，我沒聽過任何綠營政治人物提到過他，但他卻是比鄭南榕更早為台灣言論自由而犧牲性命的烈士。台灣的出版自由，是歷經多少人的犧牲，才換來我們現在這點小確幸。謹以這本書紀念他們，我也深信︰汪伯伯的血不該白白流在綠島上。
Part2語言新頭殼
國中時有個來自山上農家同學，他的耳朵是朝外長的「招風耳」，大家都叫他「大耳豬」。頑皮的同學總喜歡用拇指扣住中指彈出去，把他的耳朵彈得又紅又腫，大耳豬雖然個子不高，但也還算精壯，不過從未見他反抗，甚至連回嘴都沒有。
一九七○年代正是台灣查禁方言最嚴厲的時期，只要被檢舉說一句台語，就要被罰一塊錢。有一次大耳豬被兩個同學欺負到不但耳朵紅了，連臉龐都被氣得漲紅，於是小聲回了一個「幹」字，那兩個同學還不死心，就像合唱一樣整齊的說：「喔！說台語，罰一塊。」班上同學也都帶著看笑話的心情，看著他們兩個繼續戲謔大耳豬。
我很難過，但也沒勇氣去制止，只說了：「不算，『幹』是國語啦！國語就叫『幹』。」大耳豬好像被提醒了一樣，竟又更大聲的罵了：「幹你娘！」全班同學都被這句台語的「國罵」嚇到了，眼光都轉向對罵的雙方。那兩個同學本來還鎮定，像平常一樣用國語繼續罵著大耳豬，但大耳豬一開始用了台語的「三字經」，就好像已經開了保險的機關槍，接著連串射出台語的「六字經」、「七字經」。
平常用國語吵架時，大耳豬像是個受盡委屈的小媳婦，只敢嘟嘟嚷嚷的說：「你要怎樣啦！」但今天卻完全改觀，大耳豬越罵越順口，越罵也越大聲。
大耳豬幾分鐘的台語罵人，換算罰金恐怕要幾百元，當時簡直是國中生的「天文數字」。但好笑的是所有同學也都很有默契，沒將這件事報告老師，只罰了大耳豬一元（那一元還是我出的，到今天大耳豬也沒還我）。不過從此之後，那兩個同學也沒有再去找麻煩。
成年後看到美麗島受難家屬「代夫出征」，競選時全程使用台語，控訴國民黨的不公不義、獨裁霸道；其實她們說的究竟是什麼內容，大家也不關心，只要她們在台上大聲說出台語，選票就到手了。競選時夾帶著情緒的母語訴求（其實也就是族群版塊切割），效果絕對大於空洞的公義制度。
當年推行國語時，學校常在小孩中間廣建「抓扒仔」，監控這些不太會講國語的小孩。在這種語言白色恐怖政策下，外省小孩通常扮演「抓扒仔」的角色。但如此一來，眷村與農村小孩要不打架才奇怪，也讓台灣小孩與外省小孩隔閡更深。推行國語非但無法促進族群和諧，反而造成了族群間無謂的矛盾與衝突。
當年大力查禁台語的政客宋楚瑜，以及至今仍在媒體上鬼扯沒有禁台語，只有禁方言的過氣政客楊實秋，他們要大家「讓歷史歸於歷史，讓真實歸於真實」，真不知是要佩服他們的無知，還是要驚訝他們的無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