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移民社會與族群關係
日本官營移民村是臺灣總督府精心策劃下的產物，欲將日式農村隨著日本農民移殖到臺灣，因此移民村的建築、景觀、社會結構和臺灣農村有基本上的不同。移民村既非血緣也非地緣聚落，內部缺乏臺灣村莊的信仰、宗族組織。來自日本不同鄉貫的移民，在政府的安排下共居一村，他們操著不同方言，在臺灣這陌生的環境下，開始新的生活。這些移民在移住初期生活的情形，移民村的社群組織、農村社會與族群關係，是本章要加以討論的。
第一節 社會適應與社群組織
一、社會適應問題
應日本政府招募到臺灣的日本移民，多數在家鄉生活相當艱困，他們告別親人踏上「開疆拓土」之路時，已下定決心永住臺灣，並要達成政府賦予的神聖使命。當他們抵達臺灣看到自己今後定居的環境，不禁大失所望，眼前看到的一切，和官方所描繪的情形相去甚遠。一位豐田村移民敘述當時他的感受：
火車在一小車站停了下來，這裡就是豐田，也將是我埋骨之處。所謂車站只不過是名稱而已，其實不過是一間像廁所、或浴室的小屋，真是太意外了。
在《移民指南》中提到的指導所、醫療所、布教所，還有宏偉的學校都已經建設完成。第二天抽籤，我分配到的土地、宅地、耕地都在大平，走過被野草覆蓋的道路，來到大平。這個地方與森本不同，「鬼茅」漫生連屋頂都被蓋住了。官員說這是你家，我很高興自己有了家，但是當時實在太荒涼，一切都感到不方便，物價高，臺灣米味道奇差，真是不說也罷！蔬菜一棵也沒有，飲水取自水井，水中石灰含量之多，我幾乎要投降了。在花蓮港海邊看到生蕃時，並不感到恐懼，但從指導所官員以及早先移民口中聽到恐怖的故事以後，入夜後更覺得孤獨害怕。先期的移民到處都是，他們大都來自鄉下，說著土話，彼此聽不懂對方講什麼，真是可笑。
豐田村成立於大正二年（一九一三），雖然仍是一片荒野，至少公共設施和移民住宅都已建設完成，明治四十三年（一九一○）第一批的吉野村官營移民境況更差，來自日本新潟縣的移民草間常吉說：
……明治四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我登陸花蓮港，被相關人員帶去荳蘭移民指導所，與先前錄取的山平雪次郎等六名住在一起，我們三人與他們六人併為一組九名。……我們住進指導所附屬建築，那是一間以竹為柱，以茅草為頂的長棟屋子。睡的是芒草舖成的床，毛毯一條，九個男女擠在一起睡覺，吃的是粗劣的臺灣在來米飯和味噌，偶而混些雜七雜八的魚而已。食物粗劣、不習慣異鄉風土、加上每日過度勞累，營養不良，原本體重七十二公斤瘦了七公斤，九名朋友輪流染上瘧疾，實在束手無策。當時指導所成立時日尚淺，沒有醫生，遇到生病時，只用僅有的自備成藥勉強應付，這已經是我最大的能耐了。
在如此惡劣的環境生活，草間常吉不滿地抱怨：「我們也是響應國策來東部開發的先驅者，為何連起碼的醫藥都沒有？總督府簡直把我們當作消耗品」。
前期花蓮港廳移民深受開荒與疾病之苦，原住民和出沒無定的野獸，使開墾工作更加困難，動輒奪走性命的瘧疾、恙蟲病、黑水熱讓他們原本堅定的決心動搖，不少移民眼見親人、朋友移住不久便死亡，紛紛捲起鋪蓋打道回府，幾次災情慘重的颱風更使解除移民的人數激增。這些移民回鄉以後，大肆渲染移民之困境與疾病之可怕，使有意參加移民行列的人裹足不前或遭到家人反對。5
咬緊牙關留在臺灣的移民，歷盡艱辛開墾田園，總督府也不斷改善農耕環境和醫療衛生。經過時間的洗鍊，移民日漸習得栽培熱帶作物的技術，也適應了移住地的氣候；前期花蓮港廳移民到大正八年（一九一九）左右，農村經濟才逐漸好轉。移民經濟好轉以後，首先集資整建神社，接著改善各自的住家環境，住宅次第修葺或重建，移民村已脫去初期因陋就簡的景象。
後期的官營移民除了臺東敷島村以外，都在臺灣西部。西部臺灣的開發程度自是東部所不及，然而移民村都分布在河川浮覆地，本無一屋一舍，更遑論鬱鬱蒼蒼的林木，移民見到的移民村景觀與東部大不相同。豐里村移民辻カズエ回憶當時的情景：
我們坐著鹽水港製糖會社的小火車來到北斗，由火車遠眺移民村的屋舍宛如小火柴盒，一點一點綴在平地上。我遙指小點點問父親那是什麼？父親說，那是我們正要去住的地方。位於河川新生地的移民村，可說是一望無際的砂原地帶，炎日反光照射的酷熱至今難以忘懷；乍見以竹片搭成的房舍，頓時失望又掃興。因為我出生於有碧綠山林和蔚藍海岸的環境，使我格外懷念春天的櫻花和碧海。
日本政府規劃整齊有致的移民村，欲將日式農村移殖到臺灣，並做為臺灣農村的示範。但是這種硬生生的空間轉移，卻多少有突兀的現象。日本農村相當注重居住環境的美化，雖然住屋是瓦片或厚厚茅草為頂的木造房，但周遭清雅宜人。而位於河川浮覆地的西部移民村，建設在砂原之上，一棟棟住宅如火柴盒，四周景觀單調，許多移民看到自己未來就要住在這種不毛之地，難掩失望之情。豐里村大橋聚落移民草野豐一，猶記得當初步下小火車來到移民村時，鞋子一半以上沒入砂土之中，恰似行走於沙漠，驚訝中又見稻子吐穗，讓他對移民臺灣這件事重新考量。
雖然日本移民以來自日本南部地區的農民較多，但他們對臺灣潮溼炎熱的天氣仍相當不能適應；砂地上的房子在太陽照射下，暑氣逼人。日本農民耕種期為春、夏、秋季，冬季為農閒期；但是臺灣中部為兩期稻作區，農務繁忙，最初幾年的開荒工作尤其辛苦，而日本移民不知調節，為了急欲增加收穫，中午也冒著酷熱耕種，以致積勞成疾，五、六年後就死亡多人。和生活最密切的飲水問題也讓移民十分困擾，移民村的飲用水水質很差，不能生飲，取水又不方便。
在語言上，移民縱使都來自日本，但是鄉貫不同各操方言，互相溝通困難。學校裡則使用標準語（東京腔），許多日本南部地方的移民有如鴨子聽雷；一走出移民村和臺灣人言語不通，幾乎像啞巴一般。日本移民看到路上血跡斑斑，目睹這種景象讓他們驚恐萬分，原以為是肺結核患者，後來才知道其實是本島人嚼檳榔吐檳榔汁，不禁啼笑皆非。
種種生活上的不適應，都比不過疾病的殺傷力，草莽未開的花蓮港廳移民村，移民患病率自不在話下（詳見第四章）；連衛生狀況較好的西部移民村也深受各種疾病的威脅。生活習慣的差異、風土人情的不同、言語溝通的不良，開墾的辛勞和疾病的侵擾，使日本移民最初度過一段艱苦的異地歲月。但是大部分移民來臺之前，已將財產變賣，一家人遠離故鄉渡海移民，心中已有埋骨臺灣的決心，所以很快就投入這方新天地。
移民要適應臺灣社會與環境，一方面有待時日推移，自然而然淡化思鄉之情與生活差異，另一方面則透過社群組織，強化移民村的社會結構與移民之間的互動關係。
二、社會結構
日本移民村的社會結構相當單純，移民家戶為農村社會的基本單位，這些移民都是自耕農，在相同面積的土地上耕作。初期的移民村沒有懸殊的貧富差距，沒有地主與佃農的差別，移民在相同的客觀條件下從事農作。這個日本政府精心規劃出來的農村，其社會不能以傳統的士紳─地主─佃農模式來分析，移民村尚無內生的權力結構，只有來自政府的指導與支配者。
移民指導員是國家權力與移民村社會的交接點，其職責在給予移民生活上及耕作上的輔導。移民初抵移居地，對新環境不適應，在困苦中灰心喪志，都有賴移民指導員的激勵輔導。從移民的回憶文字中，清楚地勾勒出一個移民指導員的神態：
有一天我們被召去指導所分配房屋、土地，我也成為三甲地的主人，當時的移民指導員叫中西，為人極溫厚，他召集大家訓示我們做為移民的使命與任務。
吉野村移民山平雪次郎眼中的移民指導員是親切溫和的。但是當移民在惡劣的環境下幾乎失去奮鬥的勇氣時，指導員則義正嚴詞地斥責移民不該悲觀抱怨：
生來樂觀的我，如今也不禁感慨萬千，對將來悲觀起來。大家商議後，決定向指導員交涉，但指導員厲聲地說：「你們以為現在是什麼時代？你們抱著什麼心態？我們要共同為國家和平在最前線奮鬥。」當時的環境什麼安慰都沒有，在那人心惶惶的時代，若無中西先生及我們的豪情壯志，開墾工作是不能達成的。
有時指導員一改嚴厲的態度，苦口婆心地鼓勵移民要勇敢支持下去，美好的遠景即將到來：
移民指導員常來鼓勵我們說：「大家絕不可失望、不可悲觀，辛苦是暫時的，你們所期待的就在眼前可以實現；病院已設，公醫今日上任，藥劑士會來，生病有保障。學校近期內竣工，教育沒有問題，布教師也會來，你們精神上也有寄託，神社正在建設中，如果缺多少錢向指導所貸款，切勿沮喪。」指導員的話使我好像得到百萬個長者的支持，深感政府的德政，受到鼓勵及慰問的我，更加努力耕耘。
早期的官營移民尤其是前幾年的吉野村移民，由於人數較少生活又艱困，和移民指導員的關係十分密切。指導員的角色有時候是農耕技術指導員，有時是嚴父，有時是慈母；他不僅要傳達政府的訓示、做為移民的精神支柱，也要維護移民村的安全。
臺灣人稱移民指導員為「移民頭」，移民頭騎著高大的駿馬在移民村的耕地之間往來巡視，移民村的大小雜事無所不管。在臺灣人眼中，移民指導員嚴厲而強悍，本島人如果沒有事先通報，一走近移民村就會被喝阻驅離。
移民指導員一職是國家權力的直接切入點；移民村雖然位於某個街庄的範圍，卻跳過地方行政系統直屬中央，歸臺灣總督府殖產局農務課。但是花蓮港廳移民村在大正六、七年（一九一七、一九一八）總督府終止官營移民事業以後，廢止移民指導所，改為出張所，移民村移交花蓮港廳管轄。大正九年（一九二○）地方制度改正，花蓮港廳移民村又分別劃歸至吉野區、壽區、鳳林區，屬地方行政區的一部分。居住民會會長取代了移民指導員，成為移民村村民的代表。雖然居住民會會長仍扮演類似移民指導員的角色，但是這既不是由總督府任命，也不是一個受薪職位，對移民的影響力、支配力遠不如當初的移民指導員，只能算是服務性質的頭銜。
移民村的社會不是一般農村常見的金字塔結構，移民指導員之下沒有依次堆疊而上的地主、佃農階層，而是平底式的移民家戶。這些擁有相同耕地面積的自耕農是移民村的主體。
依照規定，移民之申請必須以家族為單位，每戶移民通常為兩代或三代同堂之核心家庭，有時單身的親戚或同鄉寄居同戶。雖然招募移民時規定必須帶家眷，每棟移民住宅也以家庭活動來規劃，但是在中部秋津村東口聚落有兩間單身宿舍，宅地面積一樣，但是屋舍較大，一共六個房間，中間為走道，當地居民稱作「羅漢腳間」。從文獻資料上無法得知為何這些單身移民會併到羅漢腳間，推測可能是居住空間不足。移民宅地面積雖有一分五厘（約四百多坪），但建物很小，兩間三坪的榻榻米房，餐廳一坪，廚房浴室三坪，總面積不超過二十坪。（見圖6-2）如果人口數超過八人，空間已非常狹小，更遑論超過十人以上。
理論上移民應以自家勞動力從事農務，事實上每戶移民的勞動力都嚴重不足，因此雇用短工或長工是常見的現象。農忙時期來自附近本島人村落，為數不少的短工進入移民村。這些短工按日計酬，朝來夕歸，偶而也與移民交換生活物資。長工則寄居雇主家中，在屋後搭建簡陋的工寮棲身。長工受雇於移民，家無恆產，民族不同；在純日本人的移民村中，身分低微。日本內地人對待被統治的臺灣人，多少會流露出殖民者的優越感。長工並不被認同為移民村的一員，充其量只是個邊緣人物。
歸納起來，移民村的社會結構只有移民指導員和移民兩種元素，這個結構簡單而鬆散的社會，要打破彼此地域的差別，加強村民的內聚力，必須仰賴社群的組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