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讓歷史還原
從事新聞工作者，都希望能寫點「內幕」，因為人都有好奇心，「內幕」不但滿足自己的好奇心，而且，可以滿足更多讀者的好奇心。
但是真正可信的「內幕」不多，在自由、開放的社會如此，在缺乏自由的社會更是如此。在自由社會，雖然言論、寫作不受政治干預，但是，因為新聞工作者所要寫的「內幕」，並不是自己直接參與，而是「他說」「她說」的組合。
這並不是說經過轉述的「內幕」都不可靠，但毫無疑問的，當事人在轉述時，即使再求公正，也會因為認知、記憶、立場、利益、保護自己、衛護友人等各種不同因素而發生偏差。更糟的是有的人會存心誤導，扭曲真相。
在沒有新聞自由的集權、威權統治下，新聞工作者和媒體都是統治者的宣傳工具，那更談不上能寫什麼「內幕」。
我在威權時代開始新聞工作，到美國進修之前，採訪外交新聞。那時尼克森已宣布一九七二年要訪問北京，而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次眼看難保。雖然外交界知道局面不利，應有務實做法，但這種話，誰也不敢對媒體說。如果引用一點外國媒體，或外國政府的觀察，那已經很「內幕」了。
威權時代的政治、外交新聞，大部分屬「宣傳」，目的在粉飾太平，不讓民眾知道事實真相，和它所代表的意義。
到美國鄉下密蘇里大學進修時，選了兩門美國外交史，開始了解和接觸美國外交關係檔案。舒勒教授一有假日便前往華府查閱新解密之檔案的精神，更使我印象深刻。
美國外交關係文件，在解密後均由該國國務院歷史室編選成書出版，尚未及出版或未被編選的文件，開放供研究者查閱。在一九八○年代美國預算還寬裕時，採訪國務院的外交記者可以優先免費取得新出版的外交關係文件，後來這種待遇取消，需要者可以到歷史室查閱，或自己購取。
在戒嚴體制下，每天看官樣文章、表面聲明的新聞工作者，能接觸到真正「機密」的文件，內心的興奮與激動，實難以形容，即使那些「機密」已是二、三十年前舊事。翻閱舊檔，看美國外交官如何思考問題、蔣介石時代的外交官如何與美國交涉、得到何種回應，成了自己的一種嗜好。那也滿足了自己在威權時代無法滿足的好奇心。
新聞工作者的任務是要採訪「現在」，但我業餘卻在採訪「歷史」。「現在」受主客觀因素的影響，不容易得到「真相大白」；「歷史」屬「俱往矣」的大事，有真正檔案可查，重建真相還較可為。
我把一九五○年代到一九七三年間，美國與台灣的十件大事，寫成這本書，目的在使歷史真相能還原。一九七三年的截期並不是我的選擇，那只是美國外交檔案經解密可供研究的資料，目前（初版成書為二○○○年）只到一九七三年。但那也是一個很有意義、很重要的階段，因為自一九七○年代開始，台灣處境日艱，美國對華政策轉向，蔣介石健康惡化，「革新保台」之聲高張，而蔣經國走到前台，繼承他父親主導台灣政局。
這不是一本學術性的歷史書，因為我使用的資料主要是美國已出版或當時公開，但尚未出版的檔案。我並沒有機會接觸到台灣的檔案文件，也沒有引述像已故駐美大使顧維鈞回憶錄中，對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談判，及因應台海危機的第一手描述。正如書名所言，我只是「採訪歷史」。
在一九五○年到一九七三年那個時空背景及不同的政治體制及官場文化，我相信美國政府檔案的記載，應該比台灣的文件可信。台灣官場丟不開對上級玩模糊文字遊戲以邀功或自保的毛病，在報告中刻意省略或淡化逆耳之詞的情況必多。美國官僚使用枯燥、精確的文字記錄，而他們也沒有蓄意留下不實文字的動機。
運用美國的檔案，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優點：可以看到美國政府內部考慮問題的角度，包括不同部門及個人的立場。這些內部的思考，無法正確反映在台灣的文件檔案，因為美國提出交涉的立場是已經定案的政策，他們不會把它真正的考慮全部告知對方。
我選這十個題目，完全是從台灣的角度來衡量。我要寫與台灣最直接有關的重要問題，而不是在美國對「華」政策上去費的功夫。不錯，美國對「華」政策的改變，最直接衝擊到台灣，但是，參與美國對「華」政策改變的當事人，在機密檔案未公開前，都已經寫下他們的回憶錄，從尼克森、季辛吉、何志立，到卡特、范錫、布瑞辛斯基都有詳細的描述。在沒有新資料的情況下，這些角度已經被過分重複。
對台灣而言，不論是冷戰時代、後冷戰時代、威權時代或民主時代，與美關係還是保持安全與和平最重要的一個關鍵。
儘管在一九五○年代中期以前讀小學的人，都唱過「反攻、反攻、反攻大陸去」的歌，也聽過、看過多少「今年是反攻大陸年」「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口號與標語，實際上，美國外交官認為蔣介石克服中共在大陸上當權的機會，在馬歇爾調停失敗後便告消失。
美國與中華民國簽訂共同防禦條約，對台灣安全是重要的一件事。雖然在條約簽訂後，「反攻大陸」的口號仍在喊，但那已是假象：葉公超與杜勒斯的換文，向美國重申保證「未經美國同意，不對大陸發動攻擊性行動」。杜勒斯是反共大將，但他苦口婆心，要蔣介石「忍耐」，他「反攻大陸」的希望只有在大陸發生革命、中共政權分裂或共黨對外擴張引發大戰時，才有可能。
美國要蔣介石聽清楚的是：「我可以保護你」；條約是純防衛性質，但「你不能先動手去打人」。如果要發生戰爭，最重要的是要讓對方先動手，而不要因為自由世界先挑起。
現在看起來似乎很矛盾可笑，但在美國支持中華民國政府最力的時候，其承認在台北的政府代表中國，警告中共不能侵犯台灣。它明知台灣沒有它的支持不可能「反攻大陸」，但它也要不斷提醒蔣介石，不能對大陸用武，台海問題必須以和平方式解決。華府擔心的是被蔣介石拖入與中共的戰爭。
現在情勢轉變，美國承認的是北京政府，但得要警告中共不能對台灣使用武力。美國片面保證台灣安全，同時也要求台灣不能做出可能引發台海衝突的行動。不論是「反攻大陸」「解放台灣」，都與美國所主張「和平解決」分歧的政策利益相抵觸，都會受到美國的阻力。美國可以防衛台灣抗拒武力侵犯，但它不能容許台灣先動手犯人，把美國拉入不是自己選擇的戰爭。
在與台灣簽訂共同防禦條約後，美國在一九五○年代應付了兩次台海衝突，它使用嚇阻、勸蔣介石撤離外島、恢復與中共會談、外島問題提交聯合國、請第三國對中共說明美國立場等措施，最重要的目的在緩和緊張，避免被捲入台海衝突。
國民黨沒有能力「反攻大陸」，美國人看得很清楚，即便台灣內部文臣如葉公超、武將如王叔銘，也看得很清楚。甘迺迪雖然怕蔣介石在「反攻無望」的刺激下妄動，把美國拖下水，而避免斷然否定他的行動準備；但還是警告他的行動必須建立在可靠之情報上，而不是一廂情願的「希望」。甘迺迪派駐台北的大使柯克，與蔣介石連吵三場，強調蔣介石須受共同防禦條約換文的約束，打破蔣介石的反攻大陸夢。
一九六四年，中共試爆核子武器，一九六五年，蔣經國第三次訪美，提出蔣介石「反攻大西南」的計畫當然被華府壓下，以後在台灣的國民黨政府便被逼到自身難保的處境。美國外交官開始把注意力放在「台灣人」未獲公平政治參與的問題，但也看出中華民國不可避免的「台灣化」走向。本書〈台灣、台灣政治與台灣人〉及〈台灣化與蔣經國的台灣人〉兩章，便是從美國外交官的密檔中，看這種歷史演變。
蔣經國最後一次訪美遇刺及一九七一年退出聯合國，對台灣造成極大衝擊，也加速「台灣化」的腳步。聯合國代表權保衛戰、台北官方的公開聲明及實際的運作，顯出台北並不是像它表面那麼嘴硬。美國外交密檔透露的是：台北以對內交代的理由，要表示反對雙重代表權案，但希望友邦聽了就算，不必當真；台北還是希望他們支持雙重代表權案，即使把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讓給中共都可以。
那二十幾年的交涉往來，參與的人物不少，他們的言詞、思考、行動也在密檔中顯現。我並不想去評論他們的是非功過，我只是讓他們思考、動作的歷史真相還原，以幫助我們了解那個時代，也可能幫助我們更了解這個時代。
經過幾十年戰亂流離，有千千萬萬人的命運受到不可抗拒的轉折，他們的夢、他們的希望都被犧牲。經過那階段的人，有權利知道那段事實真相。
沒有經過那個階段的人，也有權利知道那個時代的真相，因為只有如此才能更了解台灣的歷史演變，更清楚的看出台灣的處境，及「那個時代也有明智之士，為台灣的生存及免於落入中共之手」有長遠性的思考。
這本書滿足了個人寫「內幕」的職業性願望，但更重要的是希望在台灣的人民，透過對戒嚴時代這段歷史真相的認識，會更珍惜、熱愛和奉獻台灣這塊土地
從事新聞工作者，都希望能寫點「內幕」，因為人都有好奇心，「內幕」不但滿足自己的好奇心，而且，可以滿足更多讀者的好奇心。
但是真正可信的「內幕」不多，在自由、開放的社會如此，在缺乏自由的社會更是如此。在自由社會，雖然言論、寫作不受政治干預，但是，因為新聞工作者所要寫的「內幕」，並不是自己直接參與，而是「他說」「她說」的組合。
這並不是說經過轉述的「內幕」都不可靠，但毫無疑問的，當事人在轉述時，即使再求公正，也會因為認知、記憶、立場、利益、保護自己、衛護友人等各種不同因素而發生偏差。更糟的是有的人會存心誤導，扭曲真相。
在沒有新聞自由的集權、威權統治下，新聞工作者和媒體都是統治者的宣傳工具，那更談不上能寫什麼「內幕」。
我在威權時代開始新聞工作，到美國進修之前，採訪外交新聞。那時尼克森已宣布一九七二年要訪問北京，而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次眼看難保。雖然外交界知道局面不利，應有務實做法，但這種話，誰也不敢對媒體說。如果引用一點外國媒體，或外國政府的觀察，那已經很「內幕」了。
威權時代的政治、外交新聞，大部分屬「宣傳」，目的在粉飾太平，不讓民眾知道事實真相，和它所代表的意義。
到美國鄉下密蘇里大學進修時，選了兩門美國外交史，開始了解和接觸美國外交關係檔案。舒勒教授一有假日便前往華府查閱新解密之檔案的精神，更使我印象深刻。
美國外交關係文件，在解密後均由該國國務院歷史室編選成書出版，尚未及出版或未被編選的文件，開放供研究者查閱。在一九八○年代美國預算還寬裕時，採訪國務院的外交記者可以優先免費取得新出版的外交關係文件，後來這種待遇取消，需要者可以到歷史室查閱，或自己購取。
在戒嚴體制下，每天看官樣文章、表面聲明的新聞工作者，能接觸到真正「機密」的文件，內心的興奮與激動，實難以形容，即使那些「機密」已是二、三十年前舊事。翻閱舊檔，看美國外交官如何思考問題、蔣介石時代的外交官如何與美國交涉、得到何種回應，成了自己的一種嗜好。那也滿足了自己在威權時代無法滿足的好奇心。
新聞工作者的任務是要採訪「現在」，但我業餘卻在採訪「歷史」。「現在」受主客觀因素的影響，不容易得到「真相大白」；「歷史」屬「俱往矣」的大事，有真正檔案可查，重建真相還較可為。
我把一九五○年代到一九七三年間，美國與台灣的十件大事，寫成這本書，目的在使歷史真相能還原。一九七三年的截期並不是我的選擇，那只是美國外交檔案經解密可供研究的資料，目前（初版成書為二○○○年）只到一九七三年。但那也是一個很有意義、很重要的階段，因為自一九七○年代開始，台灣處境日艱，美國對華政策轉向，蔣介石健康惡化，「革新保台」之聲高張，而蔣經國走到前台，繼承他父親主導台灣政局。
這不是一本學術性的歷史書，因為我使用的資料主要是美國已出版或當時公開，但尚未出版的檔案。我並沒有機會接觸到台灣的檔案文件，也沒有引述像已故駐美大使顧維鈞回憶錄中，對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談判，及因應台海危機的第一手描述。正如書名所言，我只是「採訪歷史」。
在一九五○年到一九七三年那個時空背景及不同的政治體制及官場文化，我相信美國政府檔案的記載，應該比台灣的文件可信。台灣官場丟不開對上級玩模糊文字遊戲以邀功或自保的毛病，在報告中刻意省略或淡化逆耳之詞的情況必多。美國官僚使用枯燥、精確的文字記錄，而他們也沒有蓄意留下不實文字的動機。
運用美國的檔案，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優點：可以看到美國政府內部考慮問題的角度，包括不同部門及個人的立場。這些內部的思考，無法正確反映在台灣的文件檔案，因為美國提出交涉的立場是已經定案的政策，他們不會把它真正的考慮全部告知對方。
我選這十個題目，完全是從台灣的角度來衡量。我要寫與台灣最直接有關的重要問題，而不是在美國對「華」政策上去費的功夫。不錯，美國對「華」政策的改變，最直接衝擊到台灣，但是，參與美國對「華」政策改變的當事人，在機密檔案未公開前，都已經寫下他們的回憶錄，從尼克森、季辛吉、何志立，到卡特、范錫、布瑞辛斯基都有詳細的描述。在沒有新資料的情況下，這些角度已經被過分重複。
對台灣而言，不論是冷戰時代、後冷戰時代、威權時代或民主時代，與美關係還是保持安全與和平最重要的一個關鍵。
儘管在一九五○年代中期以前讀小學的人，都唱過「反攻、反攻、反攻大陸去」的歌，也聽過、看過多少「今年是反攻大陸年」「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口號與標語，實際上，美國外交官認為蔣介石克服中共在大陸上當權的機會，在馬歇爾調停失敗後便告消失。
美國與中華民國簽訂共同防禦條約，對台灣安全是重要的一件事。雖然在條約簽訂後，「反攻大陸」的口號仍在喊，但那已是假象：葉公超與杜勒斯的換文，向美國重申保證「未經美國同意，不對大陸發動攻擊性行動」。杜勒斯是反共大將，但他苦口婆心，要蔣介石「忍耐」，他「反攻大陸」的希望只有在大陸發生革命、中共政權分裂或共黨對外擴張引發大戰時，才有可能。
美國要蔣介石聽清楚的是：「我可以保護你」；條約是純防衛性質，但「你不能先動手去打人」。如果要發生戰爭，最重要的是要讓對方先動手，而不要因為自由世界先挑起。
現在看起來似乎很矛盾可笑，但在美國支持中華民國政府最力的時候，其承認在台北的政府代表中國，警告中共不能侵犯台灣。它明知台灣沒有它的支持不可能「反攻大陸」，但它也要不斷提醒蔣介石，不能對大陸用武，台海問題必須以和平方式解決。華府擔心的是被蔣介石拖入與中共的戰爭。
現在情勢轉變，美國承認的是北京政府，但得要警告中共不能對台灣使用武力。美國片面保證台灣安全，同時也要求台灣不能做出可能引發台海衝突的行動。不論是「反攻大陸」「解放台灣」，都與美國所主張「和平解決」分歧的政策利益相抵觸，都會受到美國的阻力。美國可以防衛台灣抗拒武力侵犯，但它不能容許台灣先動手犯人，把美國拉入不是自己選擇的戰爭。
在與台灣簽訂共同防禦條約後，美國在一九五○年代應付了兩次台海衝突，它使用嚇阻、勸蔣介石撤離外島、恢復與中共會談、外島問題提交聯合國、請第三國對中共說明美國立場等措施，最重要的目的在緩和緊張，避免被捲入台海衝突。
國民黨沒有能力「反攻大陸」，美國人看得很清楚，即便台灣內部文臣如葉公超、武將如王叔銘，也看得很清楚。甘迺迪雖然怕蔣介石在「反攻無望」的刺激下妄動，把美國拖下水，而避免斷然否定他的行動準備；但還是警告他的行動必須建立在可靠之情報上，而不是一廂情願的「希望」。甘迺迪派駐台北的大使柯克，與蔣介石連吵三場，強調蔣介石須受共同防禦條約換文的約束，打破蔣介石的反攻大陸夢。
一九六四年，中共試爆核子武器，一九六五年，蔣經國第三次訪美，提出蔣介石「反攻大西南」的計畫當然被華府壓下，以後在台灣的國民黨政府便被逼到自身難保的處境。美國外交官開始把注意力放在「台灣人」未獲公平政治參與的問題，但也看出中華民國不可避免的「台灣化」走向。本書〈台灣、台灣政治與台灣人〉及〈台灣化與蔣經國的台灣人〉兩章，便是從美國外交官的密檔中，看這種歷史演變。
蔣經國最後一次訪美遇刺及一九七一年退出聯合國，對台灣造成極大衝擊，也加速「台灣化」的腳步。聯合國代表權保衛戰、台北官方的公開聲明及實際的運作，顯出台北並不是像它表面那麼嘴硬。美國外交密檔透露的是：台北以對內交代的理由，要表示反對雙重代表權案，但希望友邦聽了就算，不必當真；台北還是希望他們支持雙重代表權案，即使把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讓給中共都可以。
那二十幾年的交涉往來，參與的人物不少，他們的言詞、思考、行動也在密檔中顯現。我並不想去評論他們的是非功過，我只是讓他們思考、動作的歷史真相還原，以幫助我們了解那個時代，也可能幫助我們更了解這個時代。
經過幾十年戰亂流離，有千千萬萬人的命運受到不可抗拒的轉折，他們的夢、他們的希望都被犧牲。經過那階段的人，有權利知道那段事實真相。
沒有經過那個階段的人，也有權利知道那個時代的真相，因為只有如此才能更了解台灣的歷史演變，更清楚的看出台灣的處境，及「那個時代也有明智之士，為台灣的生存及免於落入中共之手」有長遠性的思考。
這本書滿足了個人寫「內幕」的職業性願望，但更重要的是希望在台灣的人民，透過對戒嚴時代這段歷史真相的認識，會更珍惜、熱愛和奉獻台灣這塊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