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權變【節選】
後來有一段時間，人們提起北竿島的橋仔村，都說那是一處「神比人多」的地方。
橋仔村曾經有過一百多戶人家，分屬二十多個不同姓氏，說著源自長樂、莆田、泉州等地腔調不一的方言。近千位村民，各自有各自擁護的神祇，一座小小漁村，硬是擠進了八間廟宇、兩百多尊神像，這時候的橋仔村，人可是比神多得多。一九五○年，黃鵬武出生那一年，節節敗退至此的國軍，正在村子裡積極整軍備戰，多了這群外地來的「兩個聲」，橋仔村的人丁顯得更加興旺，人又比神多得更多了。
從前橋仔村裡的漁家子弟，小小年紀就要跟著家人出海見識，盡早習得繁複的捕魚技巧，但是自從「兩個聲」宣布島上開始實施戰地政務後，從小就愛看長輩打魚的黃鵬武，卻因為國民義務教育推行之故，被官方要求至少得讀到小學畢業後，才能跟著父親出海。為了避免遭到指導員的裁罰，黃鵬武只能先乖乖入學讀書，放學後再跑去船上玩耍。小學畢業後，遇到漁獲不佳的日子，他還兼差去當建築工賺錢，和鄉親組成民防工程隊，到鄉公所承包工程，造橋修路蓋房子樣樣都來。
熬到十七歲時，黃鵬武終於領到漁民證，可以名正言順和父親與其他表兄弟一起出海打魚。當時橋仔村還熱鬧得很，雖然北竿島第一大村的地位剛剛被塘岐村給取代，但是橋仔附近水域條件好，船隻出海後不用開太遠，就有打也打不完的魚蝦鰻蟹。像黃鵬武這樣腦袋動得快，又讀過一點書的年輕人，眼前的大海就像是一間沒有牆壁的教室，可以讓他不斷學習，不斷精進技巧。比較困擾的是，島上的一切都是軍方說了算，討海為業的漁民受到重重限制，而且每隔一天就是「單打雙不打」的日子，從傍晚開始，任何一個人的性命，隨時可能被從天而降、不長眼睛的炮彈給帶走。
與橋仔村隔著一海相望的黃岐半島，剛好就是共產黨軍隊的炮陣地。一九七二年，黃鵬武二十二歲時，共軍的宣傳彈依舊在單日準時打來，躲防空洞已經成為村民生活的日常，但是在這一年，「兩個聲」正式鬆綁出入境限制，馬祖民眾若是想要前往臺灣，比起以前更加容易。因此，黃鵬武身邊出現愈來愈多家庭，男女老少挑著籮筐和擔子登上補給艦，一戶一戶搬到未知的臺灣去。只是這時候的青年黃鵬武，光是討生活就忙得不可開交，即使明白有鄉親離開，卻也很難想像，有一天家鄉竟然會走到近乎人去樓空。
一九七九年元旦，中共宣布結束炮擊，馬祖脫離了「單打雙不打」的日子，橋仔村總算不再受到砲火威脅，可是已經沒有人願意留下來。三十歲時，黃鵬武仍在打魚，但是村裡人口跟全盛時期相比，只剩下三分之一不到，而且遷出的勢頭還沒有要中斷的意思。早些年搬到臺灣的鄰居回到橋仔省親時，各個西裝筆挺，都會拉著黃鵬武相勸，要他別再討海了，不如跟著大家一塊到臺灣打拚去。鄉親們你一言我一語，這一個說，留在馬祖打魚賺不了什麼錢，像你半夜還要整理魚鉤，實在太辛苦了；那一個應和，到臺灣的工廠做事，加班頂多到晚上九點，老闆不但會給你多發錢，還有時間能回家看個電視，豈不愜意；他們每一個都說，馬祖人愛加班又不會偷懶，一個人可以抵過兩個臺灣人，臺灣老闆最喜歡了。
這時候，黃鵬武總算嘆了口氣，回家告訴母親，真希望遇到好的老闆，我們家大大小小都能幫他工作。
有邊界的海
數萬名國軍官兵進駐馬祖後，原先散居列島各村落的漁民，角色突然變得尷尬起來。本來，大海是一方自由來去、沒有劃線的邊界，漁民們穿梭在一衣帶水的大陸與島嶼之間，順利的話，一日之內就能往返，還能趕鮮將剛捕撈的漁獲直接駛船賣到福建沿岸各村落去。偏偏自從國共內戰、兩岸分治後，這些明明就近在眼前，原先可以自由來去、銷貨採買的地點，不再被允許靠近。在風聲鶴唳、朝不保夕的戰爭陰影籠罩下，依舊要出海的漁民，成了軍方眼中既可疑、又具有潛在利用價值的一群人。
一方面，軍方亟需這群熟悉洋流、水性，語言也與對岸相通的漁民，幫忙發送海漂宣傳物資，甚至是協助刺探敵情，南竿、北竿、東莒、西莒等島嶼，都有漁民在情治單位要求下，負責接送國軍情報人員往返大陸，更有不少馬祖年輕人，直接被吸收，一肩扛起親自潛入對岸從事臥底情蒐的任務。南竿島上的牛角村，就因為曾有諸多情治機構隱身民宅中，加上不少居民受僱協助從事敵後滲透工作，私下被暱稱為「特務村」，當年從海保部隊退下的林蔭，就是棲身在這個村子裡，祕密主持「閩北工作處」的諜報工作。
情報工作風險之高不在話下，遭到逮補者不是犧牲性命，就是被共產黨下放勞改，一不小心，就會與馬祖的家人音訊全斷；即便只是負責居間接送的漁民，為了避免被共軍發現，往往都得挑選風大浪大，或是海面起霧的日子作為掩護才敢出海，說到底也是拿性命作賭注。因此，會從事如此高風險作業的人，多半也是家境貧困，生活沒太多選擇才會出此下策。馬祖百姓生動地把這行工作稱作「載豬仔」，寓含任人宰割之意。
另一方面，聽不懂本地方言的「兩個聲」，也害怕這群漁民會遭到滲透利用，不小心將本地軍情洩露出去，一九五○年代起，就透過各種保密防諜手段，嚴格監控馬祖民眾的行蹤。只要發現有誰曾經跟對岸漁船、民眾接近過，就會特別隔離訊問，必要時甚至還會祭出電刑等手段逼供，屈打成招的情況所在多有。
二十三歲那年的黃鵬武，就曾經遇上這樣的無妄之災，於鬼門關前驚險地兜了一圈。那是一九七三年前後的事了，但在黃鵬武記憶中，畫面依舊歷歷在目：
以前海芙蓉很值錢，有一回，我和四個同伴開船到靠近大陸的島嶼上採海芙蓉，沒想到被當地人發現，就被攔下用快艇帶到另一艘大船上訊問，不過很快就被放回來。沒想到在大陸還沒事，回來馬祖反而出事。
事後有人檢舉我們偷跑到大陸去，鄉長親自押送我們幾個到南竿島，載到雲臺山關起來。在車上我還聽到一個軍官跟憲兵講，他們如果跳車你就馬上開槍。夜裡反情報組組長來訊問，問我有沒有透露馬祖司令官叫什麼名字、附近有沒有碉堡、海防情況如何，我回答說我們沒有洩密，也不知道這些地方，在對方那邊我還跟同伴約好，大家全都假裝不識字、不會講國語。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分別被軍方關進一個面積大概一平方公尺的小房間，裡頭只能站或蹲，沒辦法躺下來，目的就是要讓人疲勞，逼我們說出實話來。調查過程中，反情報組的組長還把我們帶去刑房，看裡頭的軍人被吊起來用扁擔打，我知道軍方想要嚇唬我們，但發生的事情我們都已經據實以告，也講不出什麼，沒有發生的事，問再多也沒有用。軍方為了保密政策，我能夠體諒，畢竟強敵當前，錯殺可以，錯放不可以，錯放是增加危險性。
儘管後來透過親戚說情，黃鵬武躲過牢獄之災，但是他的漁船還是被扣押三年，對他來說，這是軍方透過控制肚皮進而控制人心的手法，而且確實很有效果。為了家計，黃鵬武只好出去外頭打工，幫忙人家醃帶魚、曬墨魚、管帳目。裁罰結束後，黃鵬武的母親賣掉首飾、標了會，湊出一筆錢才讓他能夠重新備辦漁網和漁具，再次出海。（未完）
後來有一段時間，人們提起北竿島的橋仔村，都說那是一處「神比人多」的地方。
橋仔村曾經有過一百多戶人家，分屬二十多個不同姓氏，說著源自長樂、莆田、泉州等地腔調不一的方言。近千位村民，各自有各自擁護的神祇，一座小小漁村，硬是擠進了八間廟宇、兩百多尊神像，這時候的橋仔村，人可是比神多得多。一九五○年，黃鵬武出生那一年，節節敗退至此的國軍，正在村子裡積極整軍備戰，多了這群外地來的「兩個聲」，橋仔村的人丁顯得更加興旺，人又比神多得更多了。
從前橋仔村裡的漁家子弟，小小年紀就要跟著家人出海見識，盡早習得繁複的捕魚技巧，但是自從「兩個聲」宣布島上開始實施戰地政務後，從小就愛看長輩打魚的黃鵬武，卻因為國民義務教育推行之故，被官方要求至少得讀到小學畢業後，才能跟著父親出海。為了避免遭到指導員的裁罰，黃鵬武只能先乖乖入學讀書，放學後再跑去船上玩耍。小學畢業後，遇到漁獲不佳的日子，他還兼差去當建築工賺錢，和鄉親組成民防工程隊，到鄉公所承包工程，造橋修路蓋房子樣樣都來。
熬到十七歲時，黃鵬武終於領到漁民證，可以名正言順和父親與其他表兄弟一起出海打魚。當時橋仔村還熱鬧得很，雖然北竿島第一大村的地位剛剛被塘岐村給取代，但是橋仔附近水域條件好，船隻出海後不用開太遠，就有打也打不完的魚蝦鰻蟹。像黃鵬武這樣腦袋動得快，又讀過一點書的年輕人，眼前的大海就像是一間沒有牆壁的教室，可以讓他不斷學習，不斷精進技巧。比較困擾的是，島上的一切都是軍方說了算，討海為業的漁民受到重重限制，而且每隔一天就是「單打雙不打」的日子，從傍晚開始，任何一個人的性命，隨時可能被從天而降、不長眼睛的炮彈給帶走。
與橋仔村隔著一海相望的黃岐半島，剛好就是共產黨軍隊的炮陣地。一九七二年，黃鵬武二十二歲時，共軍的宣傳彈依舊在單日準時打來，躲防空洞已經成為村民生活的日常，但是在這一年，「兩個聲」正式鬆綁出入境限制，馬祖民眾若是想要前往臺灣，比起以前更加容易。因此，黃鵬武身邊出現愈來愈多家庭，男女老少挑著籮筐和擔子登上補給艦，一戶一戶搬到未知的臺灣去。只是這時候的青年黃鵬武，光是討生活就忙得不可開交，即使明白有鄉親離開，卻也很難想像，有一天家鄉竟然會走到近乎人去樓空。
一九七九年元旦，中共宣布結束炮擊，馬祖脫離了「單打雙不打」的日子，橋仔村總算不再受到砲火威脅，可是已經沒有人願意留下來。三十歲時，黃鵬武仍在打魚，但是村裡人口跟全盛時期相比，只剩下三分之一不到，而且遷出的勢頭還沒有要中斷的意思。早些年搬到臺灣的鄰居回到橋仔省親時，各個西裝筆挺，都會拉著黃鵬武相勸，要他別再討海了，不如跟著大家一塊到臺灣打拚去。鄉親們你一言我一語，這一個說，留在馬祖打魚賺不了什麼錢，像你半夜還要整理魚鉤，實在太辛苦了；那一個應和，到臺灣的工廠做事，加班頂多到晚上九點，老闆不但會給你多發錢，還有時間能回家看個電視，豈不愜意；他們每一個都說，馬祖人愛加班又不會偷懶，一個人可以抵過兩個臺灣人，臺灣老闆最喜歡了。
這時候，黃鵬武總算嘆了口氣，回家告訴母親，真希望遇到好的老闆，我們家大大小小都能幫他工作。
有邊界的海
數萬名國軍官兵進駐馬祖後，原先散居列島各村落的漁民，角色突然變得尷尬起來。本來，大海是一方自由來去、沒有劃線的邊界，漁民們穿梭在一衣帶水的大陸與島嶼之間，順利的話，一日之內就能往返，還能趕鮮將剛捕撈的漁獲直接駛船賣到福建沿岸各村落去。偏偏自從國共內戰、兩岸分治後，這些明明就近在眼前，原先可以自由來去、銷貨採買的地點，不再被允許靠近。在風聲鶴唳、朝不保夕的戰爭陰影籠罩下，依舊要出海的漁民，成了軍方眼中既可疑、又具有潛在利用價值的一群人。
一方面，軍方亟需這群熟悉洋流、水性，語言也與對岸相通的漁民，幫忙發送海漂宣傳物資，甚至是協助刺探敵情，南竿、北竿、東莒、西莒等島嶼，都有漁民在情治單位要求下，負責接送國軍情報人員往返大陸，更有不少馬祖年輕人，直接被吸收，一肩扛起親自潛入對岸從事臥底情蒐的任務。南竿島上的牛角村，就因為曾有諸多情治機構隱身民宅中，加上不少居民受僱協助從事敵後滲透工作，私下被暱稱為「特務村」，當年從海保部隊退下的林蔭，就是棲身在這個村子裡，祕密主持「閩北工作處」的諜報工作。
情報工作風險之高不在話下，遭到逮補者不是犧牲性命，就是被共產黨下放勞改，一不小心，就會與馬祖的家人音訊全斷；即便只是負責居間接送的漁民，為了避免被共軍發現，往往都得挑選風大浪大，或是海面起霧的日子作為掩護才敢出海，說到底也是拿性命作賭注。因此，會從事如此高風險作業的人，多半也是家境貧困，生活沒太多選擇才會出此下策。馬祖百姓生動地把這行工作稱作「載豬仔」，寓含任人宰割之意。
另一方面，聽不懂本地方言的「兩個聲」，也害怕這群漁民會遭到滲透利用，不小心將本地軍情洩露出去，一九五○年代起，就透過各種保密防諜手段，嚴格監控馬祖民眾的行蹤。只要發現有誰曾經跟對岸漁船、民眾接近過，就會特別隔離訊問，必要時甚至還會祭出電刑等手段逼供，屈打成招的情況所在多有。
二十三歲那年的黃鵬武，就曾經遇上這樣的無妄之災，於鬼門關前驚險地兜了一圈。那是一九七三年前後的事了，但在黃鵬武記憶中，畫面依舊歷歷在目：
以前海芙蓉很值錢，有一回，我和四個同伴開船到靠近大陸的島嶼上採海芙蓉，沒想到被當地人發現，就被攔下用快艇帶到另一艘大船上訊問，不過很快就被放回來。沒想到在大陸還沒事，回來馬祖反而出事。
事後有人檢舉我們偷跑到大陸去，鄉長親自押送我們幾個到南竿島，載到雲臺山關起來。在車上我還聽到一個軍官跟憲兵講，他們如果跳車你就馬上開槍。夜裡反情報組組長來訊問，問我有沒有透露馬祖司令官叫什麼名字、附近有沒有碉堡、海防情況如何，我回答說我們沒有洩密，也不知道這些地方，在對方那邊我還跟同伴約好，大家全都假裝不識字、不會講國語。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分別被軍方關進一個面積大概一平方公尺的小房間，裡頭只能站或蹲，沒辦法躺下來，目的就是要讓人疲勞，逼我們說出實話來。調查過程中，反情報組的組長還把我們帶去刑房，看裡頭的軍人被吊起來用扁擔打，我知道軍方想要嚇唬我們，但發生的事情我們都已經據實以告，也講不出什麼，沒有發生的事，問再多也沒有用。軍方為了保密政策，我能夠體諒，畢竟強敵當前，錯殺可以，錯放不可以，錯放是增加危險性。
儘管後來透過親戚說情，黃鵬武躲過牢獄之災，但是他的漁船還是被扣押三年，對他來說，這是軍方透過控制肚皮進而控制人心的手法，而且確實很有效果。為了家計，黃鵬武只好出去外頭打工，幫忙人家醃帶魚、曬墨魚、管帳目。裁罰結束後，黃鵬武的母親賣掉首飾、標了會，湊出一筆錢才讓他能夠重新備辦漁網和漁具，再次出海。（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