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炎輝故居：藏在南昌街書櫃裡的《淡新檔案》
文字｜林聖峰
位於南昌街的這棟木造平房，在前司法院長戴炎輝一家人搬進來前已經有過一段它自己的旅程。
日治時期，這裡是高等官舍宿舍群：和洋折衷設計、榻榻米、木製拉門、四通八達的走道，是一間帶有庭院的美麗日式平房。一九四五年之後，隨著政權更迭，大批日式宿舍移交給公家機關與學校，這棟房子也成為臺灣大學的宿舍財產。幾年之後，它迎來了新的主人。
一九五三年，戴炎輝擔任國立臺灣大學法律系敎授兼敎務主任。這一年，戴炎輝前往美國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訪問，人尚未歸，家卻先搬了。
戴炎輝應聘臺大教職後，舉家北上，原先住在溫州街宿舍，短居兩年後，妻子張緞帶著五子二女從溫州街遷入南昌街。在戴家留存至今的書信往來上，舊家地址被一筆畫去，改成南昌街新家的門牌號碼，這封書信，成為了戴家搬遷時的見證。
前司法院大法官戴東雄，戴家排行老二，當年還是個小孩子，正是對父親撒嬌的年紀。他在信裡告訴遠在太平洋彼岸的父親：「因為搬家耽誤了功課，這學期的成績可能會差一點，請父親見諒。」語氣裡有幾分撒嬌，但說著說著又轉回正經，把生活近況一條一條交代清楚，語氣恭謹。
南昌街宿舍就此成為戴炎輝一家人的新家。從南昌街步行幾分鐘便是司法院，戴炎輝日後升任司法院副院長、院長，中午能就近踱步回家吃飯，或者在附近攤販坐下來喝碗餛飩湯。
如此，從南昌街到臺大法學院、司法院的日子，戴炎輝一走就是幾十年。
煙霧繚繞書房裡的神祕文件
走進戴家玄關，右手邊有一間西式房間，是這間房子最重要的地方──戴炎輝的書房。這裡，也是一處兒孫們心照不宣的「禁地」。
書房的門時常關著，門縫裡飄出香菸氣味，偶爾傳來翻動紙張的聲響。書房並未明令禁止進入，但孩子們自然知道那裡是戴炎輝工作的地方，並非玩樂所在，於是彼此心照不宣地止步門外，將那一室的煙霧與沉靜，留給裡面正在埋頭梳理檔案的人。
偶爾還是有調皮的孩子進去探險，就會看到書房中兩座緊貼著牆壁站立的大書櫃。但孩子們從來不知道裡面裝著什麼，因為開放式的書櫃始終用一塊塑膠簾幕遮住，最上方以圖釘釘住。長大後，他們才知道，簾幕後藏著的東西，是自清代流傳下的《淡新檔案》──這批古老文書，正是戴炎輝窮盡近十年心力整理的臺灣法制史材料。
這批清代臺灣的法律文書，原本由臺大社會系教授陳紹馨負責保管。文書內容涉及清代法律與民俗之間的關係，並非陳紹馨的專業，於是他請同樣在臺大任教、研究唐代律法的戴炎輝前來評估該如何整理。
《淡新檔案》為日本殖民政府接收清代淡水廳、新竹縣所遺留之政府行政與司法檔案，收藏在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中，原名為《臺灣文書》，戰後轉交臺灣大學保管。隨著時間流逝，這批檔案已經為蟲所蛀蝕又歷經戰火，破損又散亂，甚至差點被當廢紙丟棄。
不忍珍貴的檔案就此湮沒，戴炎輝接手重任，開始了漫長的整理過程。
整理工程相當浩大。《淡新檔案》文書破損嚴重，有的殘缺不全，有的字跡漫漶；一張又一張相黏的文書必須小心分開後，才能清理拼合，這還只是第一步；接著必須辨認與恢復因為蟲蛀殘缺乃至不見的文字；第三步，將拼合好的檔案裱褙，接著依照各案性質分門別類為民事、刑事、行政等，最終判定年份排序編號。
戴炎輝當時亦兼任臺大法律系教務主任，辦公室有十來位職員，他自掏腰包貼補加班費，下班後留下職員協助檔案整理工作。每逢週末學院關門，戴炎輝便把材料搬回家中，攤在客廳和書房裡繼續工作。
原本專精唐律的戴炎輝，就此展開下一階段的學術探索。
一九六六年，戴炎輝擔任司法院院長，成為第一位出任該職位的臺灣人。隨著臺灣社會變遷，日治時代編纂的《臺灣私法》已難以回應新的社會現況，司法行政部成立臺灣民事習慣調查小組，戴炎輝出任召集人，帶領司法從業者走遍臺灣各地，系統性調查民事習慣，歷時三年，完成戰後臺灣規模最大的一次民間慣習調查《臺灣民事習慣調查報告》。
從《淡新檔案》的整理到民事習慣調查，戴炎輝為臺灣法制史研究奠定了深厚基礎。那幾年的週末，戴炎輝家裡常是這樣的景像：《淡新檔案》散落一地，書籍與字典堆疊在旁，幾個法律系的學生圍坐其中，對著模糊的文字絞盡腦汁。戴炎輝的學生、前司法院大法官陳計男曾回憶，老師家中堆滿了各類文書，那年代還沒有電腦，所有收集到的史料都要用小卡片一一整理成為索引，日後才方便檢索。
整理過程中，這間書房也迎來了一位特別的外國訪客──日本東京大學法學教授滋賀秀三。他來臺進行研究的兩個禮拜期間，每天早上八點準時至南昌街書房報到，研究《淡新檔案》，一路工作到下午四點才離開。
曾受過日本教育的張緞，對這位遠道而來的學者格外親切，每天為他準備餐食，讓這段跨國的學術交流多了一層家常的溫度。司法院離南昌街不遠，戴炎輝中午經常回家吃飯。於是每到中午，書房的研究便暫時中斷，戴炎輝與遠道而來的訪客在飯桌旁交談討論。後來，滋賀秀三利用《淡新檔案》完成了〈清代州縣衙門訴訟的若干研究心得──以淡新檔案為史料〉等論文。
戴炎輝書房的意義不只在於檔案文書的整理。它同時也是戴炎輝與學術界最直接的窗口。登門請益的學者、來家上課的學生，絡繹不絕。晚年他身體漸衰無法常去學校，學生們便時常來南昌街，在書房裡繼續上課。
歷經近十年方才整理完成的《淡新檔案》，最終分藏於兩處：清朝原件修復完成後便裱褙歸還臺大；戴炎輝判讀原文，親筆抄錄的手稿，則在戴炎輝、張緞陸續過世後，由戴東雄於二○○五年捐給中央研究院。
嚴父與暴坊將軍迷
戴炎輝在外界的形象，是法學權威與司法院長。在家裡，他也維持著不苟言笑的樣子，時常坐在書房裡抽菸，隱身在煙霧繚繞之後，少言寡語。
在兒孫輩的印象中，阿公很少直接跟他們說話。有什麼話要說，他會先告訴阿媽，再由阿媽轉述給孩子們。戴楠青形容阿公「嚴肅」，但想了想又補充：「其實阿公也不會真的會生氣，頂多就是『叨唸』。」家裡的孩子從小就明白，有事找阿媽，阿媽再去找阿公，這是這個家庭裡不成文的溝通方式。
對兒子們而言，這種嚴肅更加直接。當年戴炎輝出訪國外時，魚雁往返的家書裡留著深刻的痕跡。戴東雄寫信給父親，開頭必稱「父親大人」，落款是「小兒東雄謹上」，語氣端正恭謹。每一封信幾乎都報告成績如何──國文幾分、英文幾分、歷史幾分，一科一科列清楚，彷彿不報告功課便是失職。這是那個年代父子之間的日常，傳統社會裡父親對子女的關愛似乎總是要透過成績功課來傳遞。
然而嚴肅的法官大人卻有著「可愛」如孩童的一面，那就是收看電視劇。
戴東雄說，父親喜歡看的節目有三部：《包青天》（一九七四年版本）、《保鑣》，以及日本時代劇《暴坊將軍》。這三部皆是懲奸鋤惡、執法辦案的戲劇。每晚八點時間一到，戴炎輝會放下手邊事物，甚至婉拒出席晚間的邀約與公務，坐在電視機前，準時收看《包青天》與《保鑣》，一集不漏，甚至會留意安排自己的行程，不讓播出時間與其他事情衝突。
有一回，臺大夜間部的學生在學期末邀請他赴宴，他卻遲遲不肯答應。這批學生來歷特別，都是因戰亂流離、四、五十歲才回來補念學位的「老學生」。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七年間，戴炎輝兼任臺大夜間補習班主任，長期主持夜間部。為了讓這批學生能夠就讀，他費了很多心力，甚至動用法學院大禮堂開課，選課學生場場爆滿。師生之間情誼深厚，學生們對戴炎輝的感念也是真心實意。
正因如此，他遲疑不肯赴宴，眾人覺得奇怪，私下輾轉打聽，才知道老師並非不高興所以不出席，而是那個時間恰好是《保鑣》的播出時段。鬆了口氣之餘，大家想了辦法在宴席現場準備一臺大電視，讓老師能邊吃邊看，戴炎輝立即答應邀約。
對兒孫輩而言，「一起看電視」也是少數能與嚴肅的阿公親近相處的時刻。戴東雄的長女戴瑀如回憶，她國小一年級到國小五年級期間住在南昌街，整個童年都是在阿公阿媽家度過。當時阿公最愛看《暴坊將軍》，每次租了最新的錄影帶回家，小孫女都會陪著阿公一起看，但阿公依舊寡言，「他總是很專注地看電視，不太聊天講話。」
然而，隨著年歲漸長，戴炎輝在兒子面前終於不再只是嚴父，與兒子之間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親近了起來。
戴東雄取得德國美茵茲大學法學博士學位返臺後，走上了與父親相近的民法研究路徑。戴炎輝當時已年邁，自覺有些著作觀念陳舊，希望能加入新的視角修訂再版，便找上了戴東雄。兩人在書房裡對坐，父親指示方向，兒子執筆修改，有不同意見時，兒子會去翻查德國新法，援引外國案例法條與父親商榷。那段時光裡，父子之間的對話不再只是孩子對父親的成績報告，而是透過法條與論點的往返討論，成為能夠比肩而立的關係。
阿媽的廚房與院子
與嚴肅寡言的阿公戴炎輝相比，阿媽張緞則是戴家子孫心中溫暖、容易親近的長輩。
出身臺南的張緞為屏東名醫張山鐘長女，日治時代念過州立臺南第二高等女學校，後來又到臺北女子高等學院就讀，受過完整日式教育，說得一口流利日語。嫁給戴炎輝之後，她以家庭為重心，戴家來往出入的學者、學生、法界同仁，都是由她親自接待。
戴炎輝的孫女戴芳如回憶，阿媽雖成長於名門望族，但對待後輩並沒有太多的大家族禮儀規範，不僅對媳婦客氣相待，對兒孫亦少有責罵或約束。當孩子們在庭院裡奔跑、爬樹、玩鬧，她總是帶著笑意在一旁守望。頂多在阿公抱怨孩子們又在日式房子裡蹦蹦跳跳，吵得他無法靜心整理資料時，才會笑著提醒大家稍微小聲一點。
由張緞掌管的廚房，更是凝聚戴家人記憶味蕾的地方。
娘家在屏東的張緞，特別愛吃海鮮。每當逢年過節，來自南部的新鮮海味會一箱箱寄上來，戴家餐桌上總是不乏澎湃的海鮮料理。而張緞的拿手好菜之一是「佃煮南瓜」。她將台語俗稱的「金瓜」洗淨去籽切開後，加入醬油、糖、味醂慢火燉煮。金瓜吸飽醬汁軟化，入口是綿密而帶層次的甘甜，簡單卻餘味悠長。
在張緞的掌勺下，戴家人都喜甜。每到夏天，張緞會熬煮冬瓜茶，擺在桌上放涼等孫子回來喝；家裡也常備當時的進口飲料可爾必思，玻璃罐裝加水稀釋，招待來客；西瓜吃完了，節儉的阿媽一定把西瓜皮留下來，說是可以敷臉，不要浪費。
孩子們陸續成家後，除了移居國外的弟妹之外，留在臺灣的戴家四兄弟──戴東生、戴東雄、戴東原、戴怡德有固定的默契，輪流搬回來陪父母住，每家大約住五、六年，再換下一家。即便不是當時住在老家的兒孫，每到週六都會很有默契地回來陪父母們團聚。張緞必定煮一大鍋牛肉麵，媳婦們也幫著張羅。一九九二年戴炎輝過世後，張緞一個人住在南昌街宿舍，兒子們繼續排班回家陪伴，週六牛肉麵聚會從未中斷，一直到張緞九十八歲辭世前，這口鍋始終在爐上備著。
張緞也養「動物」。不同時期住過南昌街的兒孫們記得，家裡常常會有貓、狗出沒。對於個性務實的張緞來說，這些貓狗不是寵物，而是有功能性的──養貓是為了抓老鼠、養狗是為了看門，「阿媽固定養貓狗，過世了就再養下一隻，所以家裡一直會有貓狗在。」戴芳如說。
這些貓狗中，最讓孫輩們心生恐懼的，是一隻以日文「小不點」命名，叫做「chibi」（チビ）的白狗，牠被鐵鍊拴在廚房旁的熱水器附近，這隻白狗只認阿媽，旁人一靠近就吠。孩子小時候頑皮，長輩甚至會把他們拖到狗的面前嚇阻，據說效果顯著，成為戴家孫輩的兒時共同夢魘。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記憶
隨著不同的戴家兄弟帶家人回來住，南昌街的房屋格局也因應居住人口調整變動，餐廳、臥房的位置更改過，也曾新增兒童房，至於藏著《淡新檔案》的書櫃挪動就另有原因了。阿公戴炎輝會不斷變換書櫃的擺放位置──有時在書房、有時在餐廳、有時在客廳，務必確保讓當時入住在家裡「乖巧懂事」的孫子碰不到珍貴的《淡新檔案》。
也因為戴家兄弟會輪流回南昌街陪父母居住，對孫輩而言，在南昌街生活的記憶，是童年裡特別的回憶。
戴東雄的姪子戴槐青除了清楚記得廚房裡的chibi令人害怕的拖鐵鍊聲音之外，還記得阿公過世後，為了不讓阿媽自己一個人，除夕夜大家吃完年夜飯回家，自己會跟年齡相近的堂弟戴楠青一起留宿「陪阿媽」：「但其實我們就是在阿媽家打一整晚的電動。」他笑說。第二天早上，阿媽會準備豐盛的早餐，吐司、火腿、煎蛋擺滿桌，等玩通宵的孫子們起床──誰陪誰還真的不知道。
張緞過世之後，臺大依規定收回宿舍，家屬搬離，多年積累的書籍文件各自分散。戴炎輝留下的大批藏書捐給臺大圖書館，書信手稿由家屬保存。此後宿舍進入了空置期，直至二○一七年被指定為市定古蹟。
在修復過程中，拆除內部遮蔽後，才發現了裡面幾道從未注意過的隱藏門，那是日式建築慣有的格局，幾代人住了多年，竟從來不知道。
修復後的空間，格局大致如昔。老書櫃、和小屋屋頂、日式拉門乃至玄關也都修舊如舊。故居修復後改作「輝室 pān-toh」餐酒館經營，如今走進輝室，兩座書櫃依然佇立，過去隔絕兒孫貪玩碰觸的塑膠簾幕早已不在。輝室的經營者也與戴家後人戴楠青合作，將數位典藏的《淡新檔案》文件輸出，以書櫃作為策展空間，無聲地向訪客述說這裡曾是整理《淡新檔案》的第一現場──那是戴炎輝以近十年的光陰，從殘破文書裡，拼湊起清代臺灣人走過的痕跡，進而奠定臺灣法制史研究的重要場域。
大家族的兄弟姐妹長大成人之後，感情未必深厚，但戴家是例外。這棟位於南昌街的故居串連起戴家三代，從戴炎輝與張緞的七個子女，到四兄弟分別帶著家人回老家與父母同住，前前後後共住過近三十位戴家人。
時至今日，即使戴炎輝與張緞皆已經過世了，南昌街的家也被臺大收回。戴家人感情緊密如昔，團聚時話題不離在老宅裡的兒時回憶，以及父母或阿公阿媽的日常，歡快的笑聲始終不曾停歇。問起他們對於「家」最深刻的記憶點，最終都指向同一個空間──踏入玄關前的家門。
戴家訪客從未斷過，學生、同仁、法界舊識，一批又一批地前來拜會，阿媽出來接待，孫輩跑到門口去引路，阿公坐在書房或客廳等著訪客。遇到家族大聚會，全家福照片幾乎都在家門前拍，一家人在門前站定，年復一年，臉孔在同一個觀景框裡慢慢變化。
換鞋、脫鞋，所有人回家，進門的第一件事都在這裡發生。問起他們全家合照習慣在哪裡拍攝，大家幾乎不假思索地說：「大門那邊！」
如今，大門仍在原處，戴家人站在門前歡笑的模樣，與那些舊照片裡的身影，隱隱重疊了在一起。
文字｜林聖峰
位於南昌街的這棟木造平房，在前司法院長戴炎輝一家人搬進來前已經有過一段它自己的旅程。
日治時期，這裡是高等官舍宿舍群：和洋折衷設計、榻榻米、木製拉門、四通八達的走道，是一間帶有庭院的美麗日式平房。一九四五年之後，隨著政權更迭，大批日式宿舍移交給公家機關與學校，這棟房子也成為臺灣大學的宿舍財產。幾年之後，它迎來了新的主人。
一九五三年，戴炎輝擔任國立臺灣大學法律系敎授兼敎務主任。這一年，戴炎輝前往美國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訪問，人尚未歸，家卻先搬了。
戴炎輝應聘臺大教職後，舉家北上，原先住在溫州街宿舍，短居兩年後，妻子張緞帶著五子二女從溫州街遷入南昌街。在戴家留存至今的書信往來上，舊家地址被一筆畫去，改成南昌街新家的門牌號碼，這封書信，成為了戴家搬遷時的見證。
前司法院大法官戴東雄，戴家排行老二，當年還是個小孩子，正是對父親撒嬌的年紀。他在信裡告訴遠在太平洋彼岸的父親：「因為搬家耽誤了功課，這學期的成績可能會差一點，請父親見諒。」語氣裡有幾分撒嬌，但說著說著又轉回正經，把生活近況一條一條交代清楚，語氣恭謹。
南昌街宿舍就此成為戴炎輝一家人的新家。從南昌街步行幾分鐘便是司法院，戴炎輝日後升任司法院副院長、院長，中午能就近踱步回家吃飯，或者在附近攤販坐下來喝碗餛飩湯。
如此，從南昌街到臺大法學院、司法院的日子，戴炎輝一走就是幾十年。
煙霧繚繞書房裡的神祕文件
走進戴家玄關，右手邊有一間西式房間，是這間房子最重要的地方──戴炎輝的書房。這裡，也是一處兒孫們心照不宣的「禁地」。
書房的門時常關著，門縫裡飄出香菸氣味，偶爾傳來翻動紙張的聲響。書房並未明令禁止進入，但孩子們自然知道那裡是戴炎輝工作的地方，並非玩樂所在，於是彼此心照不宣地止步門外，將那一室的煙霧與沉靜，留給裡面正在埋頭梳理檔案的人。
偶爾還是有調皮的孩子進去探險，就會看到書房中兩座緊貼著牆壁站立的大書櫃。但孩子們從來不知道裡面裝著什麼，因為開放式的書櫃始終用一塊塑膠簾幕遮住，最上方以圖釘釘住。長大後，他們才知道，簾幕後藏著的東西，是自清代流傳下的《淡新檔案》──這批古老文書，正是戴炎輝窮盡近十年心力整理的臺灣法制史材料。
這批清代臺灣的法律文書，原本由臺大社會系教授陳紹馨負責保管。文書內容涉及清代法律與民俗之間的關係，並非陳紹馨的專業，於是他請同樣在臺大任教、研究唐代律法的戴炎輝前來評估該如何整理。
《淡新檔案》為日本殖民政府接收清代淡水廳、新竹縣所遺留之政府行政與司法檔案，收藏在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中，原名為《臺灣文書》，戰後轉交臺灣大學保管。隨著時間流逝，這批檔案已經為蟲所蛀蝕又歷經戰火，破損又散亂，甚至差點被當廢紙丟棄。
不忍珍貴的檔案就此湮沒，戴炎輝接手重任，開始了漫長的整理過程。
整理工程相當浩大。《淡新檔案》文書破損嚴重，有的殘缺不全，有的字跡漫漶；一張又一張相黏的文書必須小心分開後，才能清理拼合，這還只是第一步；接著必須辨認與恢復因為蟲蛀殘缺乃至不見的文字；第三步，將拼合好的檔案裱褙，接著依照各案性質分門別類為民事、刑事、行政等，最終判定年份排序編號。
戴炎輝當時亦兼任臺大法律系教務主任，辦公室有十來位職員，他自掏腰包貼補加班費，下班後留下職員協助檔案整理工作。每逢週末學院關門，戴炎輝便把材料搬回家中，攤在客廳和書房裡繼續工作。
原本專精唐律的戴炎輝，就此展開下一階段的學術探索。
一九六六年，戴炎輝擔任司法院院長，成為第一位出任該職位的臺灣人。隨著臺灣社會變遷，日治時代編纂的《臺灣私法》已難以回應新的社會現況，司法行政部成立臺灣民事習慣調查小組，戴炎輝出任召集人，帶領司法從業者走遍臺灣各地，系統性調查民事習慣，歷時三年，完成戰後臺灣規模最大的一次民間慣習調查《臺灣民事習慣調查報告》。
從《淡新檔案》的整理到民事習慣調查，戴炎輝為臺灣法制史研究奠定了深厚基礎。那幾年的週末，戴炎輝家裡常是這樣的景像：《淡新檔案》散落一地，書籍與字典堆疊在旁，幾個法律系的學生圍坐其中，對著模糊的文字絞盡腦汁。戴炎輝的學生、前司法院大法官陳計男曾回憶，老師家中堆滿了各類文書，那年代還沒有電腦，所有收集到的史料都要用小卡片一一整理成為索引，日後才方便檢索。
整理過程中，這間書房也迎來了一位特別的外國訪客──日本東京大學法學教授滋賀秀三。他來臺進行研究的兩個禮拜期間，每天早上八點準時至南昌街書房報到，研究《淡新檔案》，一路工作到下午四點才離開。
曾受過日本教育的張緞，對這位遠道而來的學者格外親切，每天為他準備餐食，讓這段跨國的學術交流多了一層家常的溫度。司法院離南昌街不遠，戴炎輝中午經常回家吃飯。於是每到中午，書房的研究便暫時中斷，戴炎輝與遠道而來的訪客在飯桌旁交談討論。後來，滋賀秀三利用《淡新檔案》完成了〈清代州縣衙門訴訟的若干研究心得──以淡新檔案為史料〉等論文。
戴炎輝書房的意義不只在於檔案文書的整理。它同時也是戴炎輝與學術界最直接的窗口。登門請益的學者、來家上課的學生，絡繹不絕。晚年他身體漸衰無法常去學校，學生們便時常來南昌街，在書房裡繼續上課。
歷經近十年方才整理完成的《淡新檔案》，最終分藏於兩處：清朝原件修復完成後便裱褙歸還臺大；戴炎輝判讀原文，親筆抄錄的手稿，則在戴炎輝、張緞陸續過世後，由戴東雄於二○○五年捐給中央研究院。
嚴父與暴坊將軍迷
戴炎輝在外界的形象，是法學權威與司法院長。在家裡，他也維持著不苟言笑的樣子，時常坐在書房裡抽菸，隱身在煙霧繚繞之後，少言寡語。
在兒孫輩的印象中，阿公很少直接跟他們說話。有什麼話要說，他會先告訴阿媽，再由阿媽轉述給孩子們。戴楠青形容阿公「嚴肅」，但想了想又補充：「其實阿公也不會真的會生氣，頂多就是『叨唸』。」家裡的孩子從小就明白，有事找阿媽，阿媽再去找阿公，這是這個家庭裡不成文的溝通方式。
對兒子們而言，這種嚴肅更加直接。當年戴炎輝出訪國外時，魚雁往返的家書裡留著深刻的痕跡。戴東雄寫信給父親，開頭必稱「父親大人」，落款是「小兒東雄謹上」，語氣端正恭謹。每一封信幾乎都報告成績如何──國文幾分、英文幾分、歷史幾分，一科一科列清楚，彷彿不報告功課便是失職。這是那個年代父子之間的日常，傳統社會裡父親對子女的關愛似乎總是要透過成績功課來傳遞。
然而嚴肅的法官大人卻有著「可愛」如孩童的一面，那就是收看電視劇。
戴東雄說，父親喜歡看的節目有三部：《包青天》（一九七四年版本）、《保鑣》，以及日本時代劇《暴坊將軍》。這三部皆是懲奸鋤惡、執法辦案的戲劇。每晚八點時間一到，戴炎輝會放下手邊事物，甚至婉拒出席晚間的邀約與公務，坐在電視機前，準時收看《包青天》與《保鑣》，一集不漏，甚至會留意安排自己的行程，不讓播出時間與其他事情衝突。
有一回，臺大夜間部的學生在學期末邀請他赴宴，他卻遲遲不肯答應。這批學生來歷特別，都是因戰亂流離、四、五十歲才回來補念學位的「老學生」。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七年間，戴炎輝兼任臺大夜間補習班主任，長期主持夜間部。為了讓這批學生能夠就讀，他費了很多心力，甚至動用法學院大禮堂開課，選課學生場場爆滿。師生之間情誼深厚，學生們對戴炎輝的感念也是真心實意。
正因如此，他遲疑不肯赴宴，眾人覺得奇怪，私下輾轉打聽，才知道老師並非不高興所以不出席，而是那個時間恰好是《保鑣》的播出時段。鬆了口氣之餘，大家想了辦法在宴席現場準備一臺大電視，讓老師能邊吃邊看，戴炎輝立即答應邀約。
對兒孫輩而言，「一起看電視」也是少數能與嚴肅的阿公親近相處的時刻。戴東雄的長女戴瑀如回憶，她國小一年級到國小五年級期間住在南昌街，整個童年都是在阿公阿媽家度過。當時阿公最愛看《暴坊將軍》，每次租了最新的錄影帶回家，小孫女都會陪著阿公一起看，但阿公依舊寡言，「他總是很專注地看電視，不太聊天講話。」
然而，隨著年歲漸長，戴炎輝在兒子面前終於不再只是嚴父，與兒子之間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親近了起來。
戴東雄取得德國美茵茲大學法學博士學位返臺後，走上了與父親相近的民法研究路徑。戴炎輝當時已年邁，自覺有些著作觀念陳舊，希望能加入新的視角修訂再版，便找上了戴東雄。兩人在書房裡對坐，父親指示方向，兒子執筆修改，有不同意見時，兒子會去翻查德國新法，援引外國案例法條與父親商榷。那段時光裡，父子之間的對話不再只是孩子對父親的成績報告，而是透過法條與論點的往返討論，成為能夠比肩而立的關係。
阿媽的廚房與院子
與嚴肅寡言的阿公戴炎輝相比，阿媽張緞則是戴家子孫心中溫暖、容易親近的長輩。
出身臺南的張緞為屏東名醫張山鐘長女，日治時代念過州立臺南第二高等女學校，後來又到臺北女子高等學院就讀，受過完整日式教育，說得一口流利日語。嫁給戴炎輝之後，她以家庭為重心，戴家來往出入的學者、學生、法界同仁，都是由她親自接待。
戴炎輝的孫女戴芳如回憶，阿媽雖成長於名門望族，但對待後輩並沒有太多的大家族禮儀規範，不僅對媳婦客氣相待，對兒孫亦少有責罵或約束。當孩子們在庭院裡奔跑、爬樹、玩鬧，她總是帶著笑意在一旁守望。頂多在阿公抱怨孩子們又在日式房子裡蹦蹦跳跳，吵得他無法靜心整理資料時，才會笑著提醒大家稍微小聲一點。
由張緞掌管的廚房，更是凝聚戴家人記憶味蕾的地方。
娘家在屏東的張緞，特別愛吃海鮮。每當逢年過節，來自南部的新鮮海味會一箱箱寄上來，戴家餐桌上總是不乏澎湃的海鮮料理。而張緞的拿手好菜之一是「佃煮南瓜」。她將台語俗稱的「金瓜」洗淨去籽切開後，加入醬油、糖、味醂慢火燉煮。金瓜吸飽醬汁軟化，入口是綿密而帶層次的甘甜，簡單卻餘味悠長。
在張緞的掌勺下，戴家人都喜甜。每到夏天，張緞會熬煮冬瓜茶，擺在桌上放涼等孫子回來喝；家裡也常備當時的進口飲料可爾必思，玻璃罐裝加水稀釋，招待來客；西瓜吃完了，節儉的阿媽一定把西瓜皮留下來，說是可以敷臉，不要浪費。
孩子們陸續成家後，除了移居國外的弟妹之外，留在臺灣的戴家四兄弟──戴東生、戴東雄、戴東原、戴怡德有固定的默契，輪流搬回來陪父母住，每家大約住五、六年，再換下一家。即便不是當時住在老家的兒孫，每到週六都會很有默契地回來陪父母們團聚。張緞必定煮一大鍋牛肉麵，媳婦們也幫著張羅。一九九二年戴炎輝過世後，張緞一個人住在南昌街宿舍，兒子們繼續排班回家陪伴，週六牛肉麵聚會從未中斷，一直到張緞九十八歲辭世前，這口鍋始終在爐上備著。
張緞也養「動物」。不同時期住過南昌街的兒孫們記得，家裡常常會有貓、狗出沒。對於個性務實的張緞來說，這些貓狗不是寵物，而是有功能性的──養貓是為了抓老鼠、養狗是為了看門，「阿媽固定養貓狗，過世了就再養下一隻，所以家裡一直會有貓狗在。」戴芳如說。
這些貓狗中，最讓孫輩們心生恐懼的，是一隻以日文「小不點」命名，叫做「chibi」（チビ）的白狗，牠被鐵鍊拴在廚房旁的熱水器附近，這隻白狗只認阿媽，旁人一靠近就吠。孩子小時候頑皮，長輩甚至會把他們拖到狗的面前嚇阻，據說效果顯著，成為戴家孫輩的兒時共同夢魘。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記憶
隨著不同的戴家兄弟帶家人回來住，南昌街的房屋格局也因應居住人口調整變動，餐廳、臥房的位置更改過，也曾新增兒童房，至於藏著《淡新檔案》的書櫃挪動就另有原因了。阿公戴炎輝會不斷變換書櫃的擺放位置──有時在書房、有時在餐廳、有時在客廳，務必確保讓當時入住在家裡「乖巧懂事」的孫子碰不到珍貴的《淡新檔案》。
也因為戴家兄弟會輪流回南昌街陪父母居住，對孫輩而言，在南昌街生活的記憶，是童年裡特別的回憶。
戴東雄的姪子戴槐青除了清楚記得廚房裡的chibi令人害怕的拖鐵鍊聲音之外，還記得阿公過世後，為了不讓阿媽自己一個人，除夕夜大家吃完年夜飯回家，自己會跟年齡相近的堂弟戴楠青一起留宿「陪阿媽」：「但其實我們就是在阿媽家打一整晚的電動。」他笑說。第二天早上，阿媽會準備豐盛的早餐，吐司、火腿、煎蛋擺滿桌，等玩通宵的孫子們起床──誰陪誰還真的不知道。
張緞過世之後，臺大依規定收回宿舍，家屬搬離，多年積累的書籍文件各自分散。戴炎輝留下的大批藏書捐給臺大圖書館，書信手稿由家屬保存。此後宿舍進入了空置期，直至二○一七年被指定為市定古蹟。
在修復過程中，拆除內部遮蔽後，才發現了裡面幾道從未注意過的隱藏門，那是日式建築慣有的格局，幾代人住了多年，竟從來不知道。
修復後的空間，格局大致如昔。老書櫃、和小屋屋頂、日式拉門乃至玄關也都修舊如舊。故居修復後改作「輝室 pān-toh」餐酒館經營，如今走進輝室，兩座書櫃依然佇立，過去隔絕兒孫貪玩碰觸的塑膠簾幕早已不在。輝室的經營者也與戴家後人戴楠青合作，將數位典藏的《淡新檔案》文件輸出，以書櫃作為策展空間，無聲地向訪客述說這裡曾是整理《淡新檔案》的第一現場──那是戴炎輝以近十年的光陰，從殘破文書裡，拼湊起清代臺灣人走過的痕跡，進而奠定臺灣法制史研究的重要場域。
大家族的兄弟姐妹長大成人之後，感情未必深厚，但戴家是例外。這棟位於南昌街的故居串連起戴家三代，從戴炎輝與張緞的七個子女，到四兄弟分別帶著家人回老家與父母同住，前前後後共住過近三十位戴家人。
時至今日，即使戴炎輝與張緞皆已經過世了，南昌街的家也被臺大收回。戴家人感情緊密如昔，團聚時話題不離在老宅裡的兒時回憶，以及父母或阿公阿媽的日常，歡快的笑聲始終不曾停歇。問起他們對於「家」最深刻的記憶點，最終都指向同一個空間──踏入玄關前的家門。
戴家訪客從未斷過，學生、同仁、法界舊識，一批又一批地前來拜會，阿媽出來接待，孫輩跑到門口去引路，阿公坐在書房或客廳等著訪客。遇到家族大聚會，全家福照片幾乎都在家門前拍，一家人在門前站定，年復一年，臉孔在同一個觀景框裡慢慢變化。
換鞋、脫鞋，所有人回家，進門的第一件事都在這裡發生。問起他們全家合照習慣在哪裡拍攝，大家幾乎不假思索地說：「大門那邊！」
如今，大門仍在原處，戴家人站在門前歡笑的模樣，與那些舊照片裡的身影，隱隱重疊了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