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流放犯的性別組成——婦女問題——女苦役犯與女性移民——男女同居者——自由婦女

在西伯利亞的苦役犯和強制移民中，女性比例小於百分之十。再看看外國流放地，有些體面的殖民地農場主人在這方面完全沒有獲得滿足，所以歡天喜地迎接從殖民宗主國運來的妓女，還為每位妓女付給船長一百磅菸草。在薩哈林，所謂的婦女問題雖然混亂，但還不致像西歐流放殖民地發展初期那樣令人討厭。來薩哈林島的不僅有女犯人和妓女，多虧監獄主管當局和志願商船隊，在俄國歐洲部分與薩哈林之間建立快速有效的交通聯繫，解決了想跟隨丈夫和父母前來流放地的妻子與女兒面臨的困境。就在不久前，每三十名罪犯當中，只有一位妻子自願隨行，現在有自由身分的婦女隨行到殖民地已經非常普遍。例如，很難想像雷科夫斯科耶與新米哈伊洛夫卡不再有「前來拯救丈夫，卻也犧牲了自己」的悲劇人物。而這可能是我國薩哈林流放史中唯一沒有敬陪末座的一點。

我就從女苦役犯開始談起。在一八九○年一月一日前，薩哈林三個區的女囚占苦役犯總數的百分之十一點五[1]。從殖民的角度看來，這些女性具有共同的重要優點：她們都在比較年輕的時候來到這裡，而且多是性情中人，因愛情和家庭事件遭到判刑：「為了丈夫的事」、「為了婆婆的事」等等。她們大多是殺人犯，是愛情與家庭暴力的犧牲品。就連那些因縱火或製造偽幣來這裡的人，多數都是受情人唆使，才犯下罪行。

無論受審前，抑或受審後，愛情因素都在她們悲慘的生命中扮演決定一切的角色。一被送上輪船前往流放地，她們就議論紛紛，說來到薩哈林後會被強迫出嫁，對此都憂心忡忡。有一次，她們集體找上船長，請他代為求情，不要強迫她們嫁人。

十五到二十年前，女苦役犯一抵達薩哈林，就被送進娼館。「在薩哈林南方，」弗拉索夫在報告中寫道，「由於沒有專門給婦女的住處，女性都被安置在麵包房[2]……島區長官捷普列拉多維奇[3]命令把女子監獄改為娼館。」她們不需從事任何勞動工作，因為「只有那些犯有過失，或者無法搏得男人好感的女人」，才會被派到廚房工作，其他人則為「自然需求」服務，並且開始喝得爛醉。這些女人，根據弗拉索夫的說法，最後都淪落到「賣掉親生孩子換取一俄升[4]的酒喝」。

現在，每當一批女人來到亞歷山德羅夫斯克，會先隆重地將她們從碼頭帶到監獄。她們彎腰扛著沉重的包袱與行囊，步履艱難地行走在路上，由於尚未從暈船的狀態中回復，都是一副精神委靡的模樣。她們身後跟著一大群女人、莊稼漢、小孩和機關辦事人員，活像市集上跟著雜耍演員的人群。這幅景象很像阿尼瓦灣內鯡魚產卵季的情景：一大群鯨魚、海豹與海豚跟著魚群，都想飽餐一頓滿腹魚子的鯡魚。男性移民懷抱誠實簡單的想法：需要一個操持家務的女人。女人們想看看來人之中有沒有自己的同鄉。錄事與看守需要的則是「處女」。這種場景通常發生在傍晚前。女人們被鎖進預備好的牢房，接著無論監獄或哨所，人們整夜談論這批新到的女性、家庭生活的美好、沒有女人管理家業的困難等等。在輪船離開科爾薩科夫前，他們有一天一夜的時間討論如何將這批女性分配給各區。由亞歷山德羅夫斯克的長官負責分配，因此這區無論在數量或品質上都獲得最好的一份。鄰近的特米區分得的女性較少也較差。北方精心挑選，像過篩子一樣，留下最年輕、漂亮的女人，而有幸來到南方的，盡是老太婆和那些「無法博得男人好感」的女人。進行分配時，完全不考量殖民地農業發展的需求，因此在薩哈林，誠如我先前所言，各區女性分配極不均衡。條件越差的區域，農業殖民的希望越渺茫，得到的女性反而比較多；條件最差的亞歷山德羅夫斯克區，每一百個男人平均有六十九個女人，特米區則平均有四十七個，條件最好的科爾薩科夫區卻僅有三十六個[5]。

留在亞歷山德羅夫斯克區的女人，有一部分配給官員當女僕。歷經監獄、囚犯車廂、輪船底艙後，官員家中潔淨明亮的房間，使這些女人彷彿來到仙境，老爺本人則成為天使或魔鬼的化身，具有無上的權力。她們很快就會習慣新環境，只是有很長一段時間言談間仍保留監獄和輪船底艙的痕跡：「小女子不知」、「用膳了，大人」、「正是如此」。另外一部分女人成為錄事和看守的新歡。第三部分，也就是多數女人，進了男性移民的房舍。然而，只有那些有錢、有靠山的男人，才能得到女人。考驗期的苦役犯也有機會得到女人，只要他有錢，並在監獄的小世界裡勢力龐大。

在科爾薩科夫哨所，新到的女犯被安置在特別牢房。區長和移民稽查主管一同決定哪些移民可以得到女人。優先考量的是已有家業、品行端正的人。這些為數不多的天選之人會收到命令，要他們在某天某時前往哨所監獄領取女人。到了指定的日子，從奈布奇到哨所的大路上，處處可見南行的人潮，當地人不無嘲弄地戲稱他們未婚夫或新郎。他們看起來的確與眾不同，真的很像新郎。有人身穿紅襯衫，有人戴著獨樹一格的農場主人寬沿帽，有人腳上穿著閃閃發亮的高跟皮靴，無人知曉這種皮靴是在哪裡，又是在什麼情況下買的。所有人都來到哨所，接著讓他們進女子牢房和女犯們待在一起。一開始大家都感到難為情和拘束；新郎們在床鋪旁來回踱步，嚴肅地打量低頭坐在那裡的女人。大家都在盤算，沒人愁眉苦臉或嬉皮笑臉，而是一本正經地、「寬厚地」看待這些醜陋、老邁、穿著囚服的女人。他們仔細端詳，想從她們的臉龐猜測誰是稱職的好主婦。如果哪個年輕或有點年紀的女人合他的意，他就坐到她身旁，開始聊起知心話。她問他有沒有茶炊、房子屋頂鋪蓋的是什麼，木板還是乾草。男人回答他有茶炊、有一匹馬和一頭一歲多的小母牛，房頂鋪蓋的是木板。家業考試結束後，如果雙方都覺得合意，她才下定決心問道：「您不會欺負我吧？」

談話就此結束。女人登記到某村某移民家去，這場公民婚禮就大功告成了。移民帶著同居人回家，為了顧及顏面，耗盡最後一分錢雇一輛大車。到家後，同居人第一件事是準備茶炊，鄰居看到炊煙裊裊，會欣羨地議論某某已經有了女人。

島上沒有女人可做的苦役活。雖然她們有時擦擦辦公室地板、到菜園工作、縫製麻袋，但目前還沒有固定的強制性粗活，也可能永遠不會有。監獄把女苦役犯完全交給殖民地。運送她們來薩哈林時，考慮的不是如何懲戒她們，而是她們會生孩子，操持家務。依據《流放犯管理條例》第三百四十五條，女苦役犯以女工身分分配給強制移民，並允許未婚女流放犯「在出嫁前受僱到鄰近村落老住戶家幫傭，以賺取生活」。然而，這項條文只是淫亂和通姦罪的遮羞布，因為住在強制移民家裡的女流放苦役犯，根本不是僱傭，而是他的同居人，是當局認同的非法妻子。在公家文件和命令中，稱女犯與強制移民的同居為「共同經營」或「共立家業」[6]，雙方組成的是「自由家庭」。可以說，除了為數不多的特權階級，以及那些隨丈夫而來的女性，所有女苦役犯都是同居人，而且已成定規。我聽說弗拉基米羅夫卡有一個女人拒絕和人同居，並宣稱她是來這裡服苦役的，而不是為了別的，這讓所有人覺得莫名其妙[7]。

地方經驗形成一種對女苦役犯的特殊看法，而且這個看法可能遍及所有流放移民區：她既是人、是主婦，又是比牲畜地位更低的生物。錫謝卡村的移民向區長官遞交一份請願書：「懇請大人調撥供應地方牛奶的乳牛以及料理家務的女人給我們。」有一回島區長官和烏斯科沃村移民談話時我也在場，他對他們做出各種承諾，還說：「關於女人的事，我不會忘了你們。」

「從俄國運來的女人不是春天到達，而是秋天，這可不好。」有位官員對我說，「冬天女人無事可做，她不是男人的幫手，只是一張多餘的嘴，因此善於管理家業的農戶主都不想在秋天領取女人。」

因為知道冬季飼料昂貴，秋天時人們都是這樣談論拉車耕地的馬。人性與尊嚴，女苦役犯的柔弱與嬌羞完全不在他們的考量之中，彷彿說明這一切都烙上了恥辱，或在轉換監獄與押解途中丟失殆盡。至少對她進行體罰時，不會因為她會害羞而覺得不好意思。而對她進行人格污辱，也好過強逼她出嫁或和人同居。傳說在這些事情上使用了暴力，但這是無稽之談，和關於海岸邊的絞刑架與地底的工作[8]一樣，都沒有依據。

女性的衰老、宗教信仰的差異、所犯罪行都不是同居的障礙。五十歲以上的同居女人，我不只在年輕移民那裡見過，甚至在剛滿二十五歲的看守那裡也見過。有時老母親和成年女兒一起來到苦役地，兩人都和移民同居，還競賽似地生孩子。天主教徒、路德派教徒，甚至韃靼人和猶太人也常與俄國人同居。在亞歷山德羅夫斯克一棟房舍裡，我見過一個俄國女人替一大群吉爾吉斯和高加索人做飯，她的同居人是韃靼人，或者按她的說法是車臣人。亞歷山德羅夫斯克一位赫赫有名的韃靼人克爾巴萊和俄國女人洛普申娜同居，兩人生了三個孩子[9]。竄逃慣犯也能成家，其中一個是伊凡，三十五歲，在捷爾賓斯科耶他甚至笑著告訴我，說他有兩個同居人：「一個在這裡，另一個在尼古拉耶夫斯克賣淫。」另一位移民跟身世不明的女人同居十載，對她猶如妻子，卻始終不知道她的真實姓名，還有她的老家在哪裡。

問他們日子過得如何，移民和同居人通常回答：「過得很好。」有些女苦役犯告訴我，在俄國老家時，她們得忍受丈夫的胡鬧、毆打和辱罵，到了苦役地，她們第一次見到光明。「謝天謝地，我現在跟的是好人，他憐惜我。」流放犯通常很疼愛自己的同居人。

「因為女人不夠，這裡的男人通常自己耕地、做飯、擠牛奶、補衣服。」科爾夫男爵對我說。「一旦有了女人，就會呵護備至。您瞧瞧，他們把女人打扮得多漂亮，流放犯很尊重女人。」

「是嗎，這倒不妨礙她身上青一塊紫一塊。」在場的科諾諾維奇將軍補充說。

有時也會爭吵、打架，甚至落得鼻青臉腫。即使如此，移民教訓同居人時，還是會手下留情，因為她比較強勢，他知道她不是合法妻子，隨時可以琵琶別抱。其實，流放犯不只是出於害怕而疼愛女人。在薩哈林，無論這類不合法家庭的組成如何草率，但也不乏出自內心的真愛。我在杜厄見過一個女苦役犯，是一個患有癲癇的瘋子，她的同居人也是苦役犯，像看護那樣悉心地照料她。我說和這樣的女人住一起，想必很痛苦，他卻愉快地回答我：「沒什麼，大人，她很可憐！」在新米哈伊洛夫卡，有個移民的同居人失去雙腿很久了，成天躺在一堆破爛衣服上，全由他來照顧。我對他說，如果讓她住進醫院，對他而言比較輕鬆，但他也說可憐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