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暴風雨前的平靜The Storm Before the Calm
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五至二十日，總共三十六小時，在人民黨——共和人民黨（Republican People Party，專權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接班梯隊的第一次大會中，穆斯塔法．凱末爾發表一篇演說，文情並茂，雄辯滔滔，暢談他心目中的鄂圖曼帝國之崩解與土耳其共和國之誕生。當然，整個故事中，第一主角自是非他莫屬。演說內容並非平鋪直敘講述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七年的歷史事件，而是自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九日，他從伊斯坦堡抵達薩姆松的那一天開始。整篇演講，最可靠的英文版本共計七百二十四頁，前面六百五十七頁，講的是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九日之前的故事，以及共和國的宣布成立。在剩下來的篇幅裡，穆斯塔法．凱末爾痛斥那些對新秩序三心二意的人，其中包括新聞界（因為讓人有表達反對意見的空間），特別是一度曾為他親密戰友的勞夫。提到勞夫、卡濟姆．卡拉貝基及他們的追隨者時——起頭是這樣說的：「現在……且容我來講一個大陰謀」——嚴詞譴責他們一九二四年另立門戶，成立進步共和黨挑戰他的權威。言下之意，進步共和黨之強制解散，以及他「秉持民意」為自己不可剝奪的權利展開政治辯護，全都是天經地義。
土耳其共和國的歷史，無論是土耳其人或是外國人所寫，千篇一率都忽略了隨著此一後鄂圖曼國家誕生所帶來的壓迫，強調穆斯塔法．凱末爾的功績不遺餘力，卻都沒看見其他同樣功不可沒的人物，從農夫到婦女到軍事指揮官，抵抗塞夫爾條約對帝國的瓜分，拯救殘山剩水建立土耳其人的新家園。當然，一九二一至二二年，在穆斯塔法．凱末爾的英明領導之下，擊敗希臘人在西安那托利亞的暴亂，為他贏得滿堂喝采，使他成為土耳其實至名歸的政治領袖，乃至大權在握清除無意配合他未來願景的人，顯然都是大勢所趨。但根據最近的歷史研究，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最先策劃推動抵抗運動的領袖人物其實都是團結進步委員會成員，穆斯塔法．凱末爾及其支持者並不在其中。此外，為了塑造穆斯塔法．凱末爾與眾不同的形象，把帝國末期至共和初期那段過渡時期撇得乾乾淨淨，未免也太過了。共和在許多方面雖然大不同於帝國——譬如幅員與人口——但從青年土耳其時期起，在政治領導階層、官僚體系及軍隊上，兩者之間還是有著重大的延續性。至於其他方面，譬如思想理念，就比較難以分析：基於土耳其優先，揚棄鄂圖曼主義及伊斯蘭主義；基於國家至上，個人與團體相對弱化；菁英主義當道，隨之產生人民不足以信任的心理；以及鄂圖曼後期的重視教育與推崇進步則繼續維持，仍然是共和時期的核心理念。
現代土耳其人的公共生活完全是所謂「凱末爾主義」的產物；「凱末爾主義」者，土耳其特有的民族主義版本，其宣揚者為穆斯塔法．凱末爾的一言一行，其詮釋者則是軍方的國家「衛隊」。要把人跟神話區分開來還真不是件容易的事。穆斯塔法．凱末爾推動一種以他自己為中心的個人崇拜，鼓動全民歌功頌德——特別是紀念共和建國的豐功偉業——其繼任者則繼續捧著他的神主牌，行禮如儀，任何其他的抵抗英雄及建國元勳——事實上，任何其他的英雄或英雌——都只能靠邊站，唯我獨尊。穆斯塔法．凱末爾在世時，才華洋溢的軍事指揮官卡濟姆．卡拉貝基，於共和國之建立居功厥偉，想要出版回憶錄，記述自己戰後的奮鬥史，立刻遭到壓制；一九六○年（同年，共和國建立以來首次爆發政變，另外兩次分別在一九七一及一九八○年），這本回憶錄的增訂版出版，發行人遭到起訴，書籍沒收，直到官司結束才發行，已經是九年以後。
穆斯塔法．凱末爾的遺體，一九五三年以來，一直厝放於俯瞰安卡拉市的紀念陵墓，為國家級的核心儀典；至於他的戰友，長眠之地則無人聞問，忠實的追隨者伊斯梅特算是例外。但不管怎麼說，在土耳其共和國，凱末爾主義儘管雷厲風行，卻沒有成為一種經常性的現象；隨著一九八○年九月十二日的軍事政變，在公共生活中，它總算是無所不在了。
關於哈里發的廢除，穆斯塔法．凱末爾明白，爭論性始終都很高，在一九二七年的講演中，有一部份就是專論這個議題。在一個較短的章節中，談到無邊氈帽的禁止及托缽僧教派的廢止，則是以打擊無知為理由，同時也重申嚴刑峻法，諸如「獨立法庭」及秩序維護法的正當性。在接連軍事政變後的歲月中，常可以聽到一種論調，他是這樣說的：
儘管於法有據，我們從來不會採用非常措施將自己置於法律之上。相反地，當我們採用時，那是用來恢復國內的安定與平靜的……只要採用非常措施的必要性不再存在，我們會毫不猶豫地予以放棄。
軍方及其民間的支持者，捨我其誰，任命自己承擔保衛土耳其的重任，煽動凱末爾主義的烈焰，使之熊熊不滅，並詮釋穆斯塔法．凱末爾的正當性，以現代共和國說服老百姓服膺他所打造的價值——除了世俗主義及公共生活的前瞻性，還包括威權統治，諸如打擊異議份子及限制言論自由。他的所作所為，只要看看他當權歲月中的重重危難，就已經說明了一切；但時代在改變，一九二○年代因理想與恐懼所激發出來的解方，顯然並不適合二十一世紀的問題與挑戰。但過去無論何等沉重，許多土耳其人民都不同意西方以不屑的眼光將凱末爾主義跟「軍國主義、威權主義及部族民族主義」混為一談；對他們來說，凱末爾主義是「進步，因此，也是自由的同義詞」。無論如何，今天已經出現令人鼓舞的跡象，比較多元的表達已經可以接受，在土耳其的公共生活中，軍方的地位也在消退。
奧斯曼的夢想為鄂圖曼帝國打造了未來的願景，也提供了正當性，同樣地，年輕的土耳其共和國也擁有一則正在營造的神話——其提供者則是穆斯塔法．凱末爾一九二七年所發表的講演。他與他那些無名的同志，在絕望的深淵中打了一場漂亮的勝仗，為共和國確立了無懈可擊的正當性。穆斯塔法．凱末爾的演講鏗鏘有聲，其所指陳的歷史走向，歷經土耳其多次重大的政治變革，已經走了過來。未來的史家回顧今天——那只不過是時間長河中的一瞬——可能會發現，土耳其共和國終將明白，它可以不再需要強調穆斯塔法．凱末爾的夢想，大可讓其匯入歷史的巨流，與奧斯曼的夢想及過去支撐鄂圖曼帝國的神話隨波而去。
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五至二十日，總共三十六小時，在人民黨——共和人民黨（Republican People Party，專權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接班梯隊的第一次大會中，穆斯塔法．凱末爾發表一篇演說，文情並茂，雄辯滔滔，暢談他心目中的鄂圖曼帝國之崩解與土耳其共和國之誕生。當然，整個故事中，第一主角自是非他莫屬。演說內容並非平鋪直敘講述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七年的歷史事件，而是自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九日，他從伊斯坦堡抵達薩姆松的那一天開始。整篇演講，最可靠的英文版本共計七百二十四頁，前面六百五十七頁，講的是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九日之前的故事，以及共和國的宣布成立。在剩下來的篇幅裡，穆斯塔法．凱末爾痛斥那些對新秩序三心二意的人，其中包括新聞界（因為讓人有表達反對意見的空間），特別是一度曾為他親密戰友的勞夫。提到勞夫、卡濟姆．卡拉貝基及他們的追隨者時——起頭是這樣說的：「現在……且容我來講一個大陰謀」——嚴詞譴責他們一九二四年另立門戶，成立進步共和黨挑戰他的權威。言下之意，進步共和黨之強制解散，以及他「秉持民意」為自己不可剝奪的權利展開政治辯護，全都是天經地義。
土耳其共和國的歷史，無論是土耳其人或是外國人所寫，千篇一率都忽略了隨著此一後鄂圖曼國家誕生所帶來的壓迫，強調穆斯塔法．凱末爾的功績不遺餘力，卻都沒看見其他同樣功不可沒的人物，從農夫到婦女到軍事指揮官，抵抗塞夫爾條約對帝國的瓜分，拯救殘山剩水建立土耳其人的新家園。當然，一九二一至二二年，在穆斯塔法．凱末爾的英明領導之下，擊敗希臘人在西安那托利亞的暴亂，為他贏得滿堂喝采，使他成為土耳其實至名歸的政治領袖，乃至大權在握清除無意配合他未來願景的人，顯然都是大勢所趨。但根據最近的歷史研究，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最先策劃推動抵抗運動的領袖人物其實都是團結進步委員會成員，穆斯塔法．凱末爾及其支持者並不在其中。此外，為了塑造穆斯塔法．凱末爾與眾不同的形象，把帝國末期至共和初期那段過渡時期撇得乾乾淨淨，未免也太過了。共和在許多方面雖然大不同於帝國——譬如幅員與人口——但從青年土耳其時期起，在政治領導階層、官僚體系及軍隊上，兩者之間還是有著重大的延續性。至於其他方面，譬如思想理念，就比較難以分析：基於土耳其優先，揚棄鄂圖曼主義及伊斯蘭主義；基於國家至上，個人與團體相對弱化；菁英主義當道，隨之產生人民不足以信任的心理；以及鄂圖曼後期的重視教育與推崇進步則繼續維持，仍然是共和時期的核心理念。
現代土耳其人的公共生活完全是所謂「凱末爾主義」的產物；「凱末爾主義」者，土耳其特有的民族主義版本，其宣揚者為穆斯塔法．凱末爾的一言一行，其詮釋者則是軍方的國家「衛隊」。要把人跟神話區分開來還真不是件容易的事。穆斯塔法．凱末爾推動一種以他自己為中心的個人崇拜，鼓動全民歌功頌德——特別是紀念共和建國的豐功偉業——其繼任者則繼續捧著他的神主牌，行禮如儀，任何其他的抵抗英雄及建國元勳——事實上，任何其他的英雄或英雌——都只能靠邊站，唯我獨尊。穆斯塔法．凱末爾在世時，才華洋溢的軍事指揮官卡濟姆．卡拉貝基，於共和國之建立居功厥偉，想要出版回憶錄，記述自己戰後的奮鬥史，立刻遭到壓制；一九六○年（同年，共和國建立以來首次爆發政變，另外兩次分別在一九七一及一九八○年），這本回憶錄的增訂版出版，發行人遭到起訴，書籍沒收，直到官司結束才發行，已經是九年以後。
穆斯塔法．凱末爾的遺體，一九五三年以來，一直厝放於俯瞰安卡拉市的紀念陵墓，為國家級的核心儀典；至於他的戰友，長眠之地則無人聞問，忠實的追隨者伊斯梅特算是例外。但不管怎麼說，在土耳其共和國，凱末爾主義儘管雷厲風行，卻沒有成為一種經常性的現象；隨著一九八○年九月十二日的軍事政變，在公共生活中，它總算是無所不在了。
關於哈里發的廢除，穆斯塔法．凱末爾明白，爭論性始終都很高，在一九二七年的講演中，有一部份就是專論這個議題。在一個較短的章節中，談到無邊氈帽的禁止及托缽僧教派的廢止，則是以打擊無知為理由，同時也重申嚴刑峻法，諸如「獨立法庭」及秩序維護法的正當性。在接連軍事政變後的歲月中，常可以聽到一種論調，他是這樣說的：
儘管於法有據，我們從來不會採用非常措施將自己置於法律之上。相反地，當我們採用時，那是用來恢復國內的安定與平靜的……只要採用非常措施的必要性不再存在，我們會毫不猶豫地予以放棄。
軍方及其民間的支持者，捨我其誰，任命自己承擔保衛土耳其的重任，煽動凱末爾主義的烈焰，使之熊熊不滅，並詮釋穆斯塔法．凱末爾的正當性，以現代共和國說服老百姓服膺他所打造的價值——除了世俗主義及公共生活的前瞻性，還包括威權統治，諸如打擊異議份子及限制言論自由。他的所作所為，只要看看他當權歲月中的重重危難，就已經說明了一切；但時代在改變，一九二○年代因理想與恐懼所激發出來的解方，顯然並不適合二十一世紀的問題與挑戰。但過去無論何等沉重，許多土耳其人民都不同意西方以不屑的眼光將凱末爾主義跟「軍國主義、威權主義及部族民族主義」混為一談；對他們來說，凱末爾主義是「進步，因此，也是自由的同義詞」。無論如何，今天已經出現令人鼓舞的跡象，比較多元的表達已經可以接受，在土耳其的公共生活中，軍方的地位也在消退。
奧斯曼的夢想為鄂圖曼帝國打造了未來的願景，也提供了正當性，同樣地，年輕的土耳其共和國也擁有一則正在營造的神話——其提供者則是穆斯塔法．凱末爾一九二七年所發表的講演。他與他那些無名的同志，在絕望的深淵中打了一場漂亮的勝仗，為共和國確立了無懈可擊的正當性。穆斯塔法．凱末爾的演講鏗鏘有聲，其所指陳的歷史走向，歷經土耳其多次重大的政治變革，已經走了過來。未來的史家回顧今天——那只不過是時間長河中的一瞬——可能會發現，土耳其共和國終將明白，它可以不再需要強調穆斯塔法．凱末爾的夢想，大可讓其匯入歷史的巨流，與奧斯曼的夢想及過去支撐鄂圖曼帝國的神話隨波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