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背擦過鐵絲網，忍不住顫抖起來。先前為了躲避土耳其士兵視線，我苦候數小時，直到抬頭仰望，遠方蒼穹終於連成一片黑。鐵絲網下，被挖出剛好容得下一個人的小空隙。我趴下往後踹開沙土，匍匐爬過國界，尖刺劃過身體。

我深呼吸，拱起背，跑，用生命跑，照別人教的做。一穿過國界，就頭也不回往前跑，全力衝刺半小時，就會安全在望。我跑，不停奔跑，直到離開危險地帶。地上坑坑窪窪，礫石遍地，但愈來愈感受不到雙腳的存在，心臟怦怦怦跳個不停，整個身體被熱血帶著往前衝，氣喘吁吁之中，心底不斷吶喊：我回來了！這不是電影場景，這是真的。我喃喃自語跑著：我回來了……我在這。

後頭傳來槍聲，軍事車輛在土耳其那一頭集結，但我們已經成功穿越國界，一直往前跑，一切感覺像是命運早已安排好。為了這一天，我特地戴上頭巾，換穿長外套和寬鬆長褲，跳上接應的車子之前，先得爬上一道陡坡。此次返鄉，天地之中，只有嚮導和我，身旁沒有其他逃難人群，甚至不曉得稍後能否活著寫下這段經歷；我原本以為自己回歸故土時，將如同無數前人，死於半路。黑夜降臨，四周看似一片祥和，但難保下一秒危機將至。

接下來的十八個月，我將多次穿越邊界，這其中情勢千變萬化：敘利亞邊境安塔基亞（Antakya）機場的混亂狀況，說明許多事。我將自己的見聞，以及所有能見證國家急遽變動的事物，深深刻印在腦中。不過，我第一次衝下邊境山丘時，渾然不知等在前方的是什麼，只曉得雙腿抽痛不已。

我跑至丘底時，至少蹲下休息了十分鐘，不停大力地抽氣，試圖讓心跳恢復正常。一旁陪著的年輕嚮導，一定還以為我全身顫抖，為的是再度見到家鄉過於激動，不過實情是，那一刻我顧不上傷感。剛才逃命太久，肺和身體好像分家了，腿直不起來。

上車後，我終於又能正常呼吸。我坐在後座，一旁是未來將替我帶路的梅薩拉（Maysara）與穆罕默德（Mohammed）。這兩位性格迥異的戰士，來自同一個家族，我將借住他們的祖宅。梅薩拉是起義鬥士，原本以和平方式對抗阿薩德（Assad）政權，後來才拿起武器。二十多歲的穆罕默德原是商科生，跟梅薩拉一樣，最初也是參與和平抗議運動，之後才加入武裝反抗。接下來數星期，我將與穆罕默德在合作過程中成為至交，前座是司機與另一名年輕人。

我們一路開過敘利亞西北的伊德利卜省（Idlib），那一區僅部分脫離阿薩德的武裝控制。我們在敘利亞自由軍（Free Army）豎起的無數路障中，駛過一旁植滿橄欖樹的道路，放眼望去都是武裝民兵的身影與勝利旗幟。我把頭伸出車窗，試著以冷靜超然的態度，將路旁景象印在腦海中。前方道路似乎怎麼樣也走不完，遠方依舊傳來轟炸聲，然而我看著眼前這片幾乎已經脫離阿薩德軍隊的區域時，全身每一個細胞依舊激動不已。

不過，地面或許自由了，空襲還不允許我們放鬆，烽火依舊連天，太多影像爭先映入眼簾，我需要後腦杓也有眼睛，耳朵也有眼睛──甚至指尖也得有。我凝視前方，試圖解讀周遭環境，滿目瘡痍的地面與猩紅天空之中，一輛孤零零的車載著一女四男，一路駛過敘利亞西北薩拉奎布市（Saraqeb）的橄欖樹。

我記憶中的敘利亞是世上最美的地方。我的童年時期在又名「革命市」（al-Thawra）的塔布哈（al-Tabqa）度過，那裡離幼發拉底河的拉卡（Raqqa）不遠。青少年時期，我漫步於地中海旁的文明古城賈柏萊（Jableh），附近是敘利亞最主要的港口城拉塔基亞（Latakia）。成年後，我帶著女兒在首都大馬士革（Damascus）住了幾年，遠離家人以及鄉親宗派的根，獨自生活，自由做選擇。不過，這種生活方式也讓我付出很大的代價，我被親族棄絕於外，飽受批評，名譽受損。一個女性要在保守社會中生存十分不容易，這樣的地方不允許女性違反戒律，恆久的秩序對抗著變化。我完全沒料到，自己會是在荒煙百里之中，首度造訪敘利亞北部的農村地帶。

接下來的敘事全是真的，唯一的虛幻人物是敘事者，也就是我：我感覺自己像是一個不真實的人，在戰火之中穿越邊界，就好像人生是一部離奇小說。我試著理解周遭究竟發生了什麼事，自己不再是自己，而是選擇九死一生的虛構角色。我放下自己在真實生活的女性身分，成為想像中的人物，試著替自己所追求的理想挺身而出。這個女人在這裡做什麼？試圖生存？挑戰天生的身分？抗拒流放？為正義挺身而出？對抗荒謬的流血？

二〇一一年七月，我被迫流亡法國，一路上並不平靜，在敘利亞穆卡巴拉情報局（mukhabarat）的追殺下，帶著女兒逃跑，原因是我在革命初期，參加了一場和平抗議活動，還寫了幾篇文章說真話，講出情報局是如何暗殺與刑求抗議阿薩德的人士。然而我抵達法國後，感到有必要返回北敘利亞，追求讓家鄉民主自由的夢想。我心心念念惦記著一定要回到自己的出生地，這是身為知識分子與作家的責任，我要和自己的同胞站在一起，一同追求理想，執行小規模的女性計劃，成立女性賦權組織，同時也讓孩子有機會受教育。萬一情況無法在我們這一代就改變，只能寄望下一代。此外，我也希望能在已經脫離阿薩德掌控的區域，設法成立民主公民組織。

漆黑的夜晚之中，我們駛過一條又一條道路，奔向即將接待我的家庭，那家人將成為我新生活的重心。車子進入薩拉奎布的狹窄巷弄，眾人提高警覺，這座城鎮尚未全面獲得自由，守在無線電塔上的狙擊手，依舊每日奪走無數性命。

接待我的主人住在一座大合院，外觀看得出有繁榮、好客的過往。院裡一個女人告訴我，她們這些日子以來僅「慘淡度日」。建物最古老的原始部分，有一個美麗圓頂，多年前由先前的世代建造，而我將在大家稱為「地窖」的房間，待上一段時間。大合院的左側，住著這家的長子夫婦阿布•伊布拉亨（Abu Ibrahim）與諾拉（Noura），由他們兩位負責接待我。院子的右側住著小兒子一家，也就是我的嚮導梅薩拉和他的妻子瑪納（Manal），以及兩人的孩子露哈（Ruha）、愛拉（Aala）、瑪默德（Mahmoud）、塔拉（Tala）。露哈是早熟冷靜的十一歲孩子，愛拉七歲，瑪默德四歲，塔拉兩歲半。此外，大合院那一側還住著梅薩拉的老母親與阿姨，兩人皆行動不便，由長子阿布•伊布拉亨未婚的妹妹、五十歲出頭的艾育歇（Ayouche）負責照顧。

當時我並不知道，接待我的主人和我對國家抱持著相同的願景，不過我們雙方種下非常深的緣分。敘利亞人極度好客，我們一抵達，所有人動起來為我們準備晚餐。我們盤腿坐在塑膠墊和泡棉墊上吃吃喝喝，小女孩露哈和愛拉在我身旁寸步不離。我看著眾人和善的面孔，想起自己的親族還生活在受政府掌控的區域，無法拜訪他們。

晚上，我告訴家族女人幾則故事，講出自己是如何在十六歲首次離家，我希望靠著分享小祕密，贏得她們的信任，順道傳遞自由的真諦──以及隨之而來的責任。我想讓她們明白，女性要獲得自由，就得為自己的人生負起責任，這與敘利亞輿論認為女性解放背離傳統、導致社會混亂的看法背道而馳。我告訴大家自己和丈夫離婚後，是如何辛苦生活與工作，以求經濟獨立，撫養女兒。我為了餵飽自己和女兒，不得不從事各種工作。親朋好友與我斷絕關係，但為了成為作家與記者，什麼苦我都願意吃。我說出自己是如何來到薩拉奎布，在場的女性拋出一個又一個問題。

我首度造訪薩拉奎布、開始熟悉環境時，有過躲避射傷戴安娜的狙擊手的第一手經驗。招待我的主人教我來往於各棟房子的方法，避開狙擊手監視的那條街。我們悄悄穿梭於建築物之間，躲避狙擊步槍，每家每戶都對我們敞開大門。鎮上許多人拆下房子與房子間的牆壁，大家的屋子連成一片。我們通過陌生人的家，跳出窗戶，爬下梯子，跑到一樓，提鞋溜過院子。

有一次，我、穆罕默德和兩名年輕人外出，鑽過一位老太太家的客廳。我們打招呼，老太太也打招呼，但老太太完全沒離開躺著的地方，動也不動，顯然很習慣地方居民就這樣在自己家進進出出。我跳出窗戶之前，回頭望了一眼，看看是否嚇了老人家一跳，但她只是凝視著天花板，就好像從未見過我們四人。我們以這樣的方式通過好幾家的房子，安全抵達目的地，這是不被射殺的唯一辦法。

後來地方上一名女子告訴我，在我待在當地的最後一天，狙擊手射傷某個女人的陰部，還殺害一名十二歲女孩。這個消息令我無法動彈，六神無主，膝蓋支撐不住。「妳在幹什麼？」男人們吼我，「堅強點！不能那麼脆弱！」這件事教會我保持心理距離，晚一點再哀痛。

儘管如此，敘利亞唯一的贏家是死神，每個人三句不離死。每一件事都很難說，唯一能確定的只有死亡終將獲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