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緬甸
開場白
緬甸在變。在仰光三十七街小小的蒲甘書店（Bagan Book House），你幾乎找得到所有關於緬甸的英文書，從撣邦歷史孟邦（Mon State）歷史到英國人廢黜的熱寶王朝，從蒲甘的興衰到極其怪異的新首都內比都，從翁山蘇姬到不受歡迎的丹瑞將軍，從西方人寫的緬甸遊記到緬甸女作家用英文寫的緬甸遊記……「沒錯，影印本占多數，但誰在乎。」我告訴店內偶遇的一位六十開外的美國攝影師；我們聊起書架上幾本讀過的傳記、遊記和地緣政治論著，如逢知己。
蒲甘書店的老闆是位矮胖的中年人，和善，卻又不乏生意人的精明。五天前初次光顧，我買了兩本影印的英文書，議價時，他一臉苦相：「Don’t make my cry.」這一次，我指著幾本從前的禁書對老闆說：「三年前，這些都不可能。」「兩年前。」他糾正我。「從前只能藏起來。」最後一次光顧，我買了英國人喬治．史考特（George Scott）寫的The Burman: His Life and Notions（《緬甸人的生活與觀念》）；作者是十九世紀典型的帝國主義者，化名Shway Yoe（緬甸人名），撰成這本至今流傳的小範圍經典。見我選了這本書，美國攝影師恍然大悟：他讀過我正在讀的那本關於史考特的書：「哈，Shway Yoe 原來就是Scott。」一下賣出兩冊，書店老闆給了我們折扣：每本便宜一千緬幣。「謝謝。」老闆接過錢，像幾乎所有緬甸平民一樣客氣。
在仰光郊外髒亂昏暗的昂敏加拉爾（Aung Mingalar）汽車站，我坐在露天茶室，喝著一罐越南產的可口可樂，等著開往曼德勒的夜車。鄰桌坐了幾個緬甸年輕人和一個嬉皮裝扮的美國黑人。其中一位緬甸後生英語講得流利。他說美國黑人是他姻親。我說外國人從陸路進入緬甸依舊困難而且昂貴。「會變的。我們現在有了民主。會變的。」緬甸後生信心滿滿，我忍著沒說這個民主還不是真正民主，路還很長，哪怕現有改變是個良好開端，就像今年一月最後一期英文版《緬甸時報》（The Myanmar Times）的頭條新聞，講到新聞審查取消後自由記者面臨的挑戰：報導政府軍和少數族裔的武裝衝突不再犯禁，記者也不再因此受到當局恐嚇，但是難在從各類傳聞之中找出真相。同一期報紙的文化版還有一篇報導，導演U Anthony 要拍一部電影，主人公是一名十六歲的高中女生Ma Win MawOo，一九八八年的民主運動之中死在軍政府的槍下。
二十多年來，當局不斷恐嚇死者父母，甚至在死者祭日阻止僧人到家中接受布施。而今，父母終於可以公開紀念女兒，這部四月開拍、九月十九日（死者忌日）上映的電影，也將以家人的紀念作為最後一幕。
不是所有人都信心滿滿。在撣邦南部的格勞，一位退休的印裔老者告訴我，他做過政府部門打字員，每月退休金只有四千緬幣（不足五美元）。「夠什麼？」老頭歎道。他現在幫NGO（非政府組織）做項目掙外快，兒子則在香港做事。我說我喜歡格勞遍山松林、清新安寧。他撇撇嘴，有些不屑：「從前更好。現在滿街中國摩托車。很吵。一輛只要三、四百美金。材料廉價。」在曼德勒山腳的露天茶室，一位印裔計程車司機，黑瘦，五十來歲，坐著在喝可樂。「緬甸人現在很懶。他們不想做事，只想享樂。」計程車司機有些忿然。在蒲甘，一座荒蕪小廟近旁的洋槐樹下，十三歲的莫莫（Momo），領我去看小廟後面她的家：祖孫三代八人同居的竹棚。莫莫告訴我，她十七歲的姐姐不時要去鄰村幫人洗衣，一天只賺五百緬幣（權作對比：一瓶純淨水在緬甸通常要賣三百緬幣）。
等我第三次回到仰光，載我到仰光機場的司機也開了一輛廉價的中國車。仰光郊外綠蔭宜人。車過大學路，我脫口而出：「翁山蘇姬就住這條路。」「對。就往左。你去看過？」「沒。又進不去。現在也沒集會。」沉默片刻，年輕計程車司機說：「我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一夜之間，全世界，尤其富裕國家的遊客和旅行者，似乎都湧來緬甸。不只一次，我告訴這趟旅行遇到的諸多西方旅伴：前幾年來緬甸或許太早，過幾年又怕太遲，現在來，或許正是時候。
一
飛機晚點了。我到仰光已是薄暮。機窗下，不再是一片雲南的紅褐，綠色叢林點綴著金色佛塔和瓦楞鐵屋頂的平房，大小不等的水塘與河湖，泛著雲影的稻田，豬腸一樣細窄的公路，火柴盒一樣的零星車輛。「這個國家看上去很多農田嘛！怎麼會窮呢？」坐在後排的中國鄉下人用西南口音告訴同伴，滿腦袋當代中國式的不解。
仰光機場就像昆明機場一樣現代，男廁的小便池放著防臭的綠色衛生丸，足以讓你產生幻覺，以為自己來到一個中等發達的國家。帶著不容置疑的堅決，一美元也不退讓，我告訴中年印裔計程車司機要去市中心獨立紀念碑附近某家旅店。仰光沒我想像的熱，或許我在靠近熱帶的澳門住過多年，回到南國反而令我興奮。「你從哪來？」計程車司機問。這個問題就像日常問候，我隨後天天都會遇到，也很快因為自己的國籍和提問者的沉默而尷尬，不得不隨機改變自己的身分。但是初來乍到，報上國籍，我還察覺不出計程車司機的不置可否。
我要投宿的旅店只剩二十四美元一晚的雙人房。無暇細看仰光鬧市滿街小販遍地吃喝，我在獨立紀念碑和蘇萊塔附近找到棲所：三美元一夜的地鋪，最後一個空位。客棧位於衰敗的殖民時代磚樓第三層，地鋪則在閣樓，四人同居，鄰鋪都是白人男女，兩台電扇一高一低吹著熱風，窗外則是車水馬龍的摩訶班都拉大街（Mahabandoola Road），殘破的仰光巴士，日本淘汰的舊車，車尾的發動機蓋掀起，賽車一般呼嘯而過。一名豐滿的金髮妹跟我一樣剛到，也跟我一樣，總算找到廉價住處。「三美元。還想怎樣？況且我帶了耳塞。」「我也帶了。」她笑道。下到逼仄前台，客棧兩名小廝，來自仰光附近的勃固（Pegu），纏著紗籠，臉上塗著清涼的特納卡（Thanakha），正跟一名上身赤裸圍著浴巾的印度住客講笑。「這是什麼？」中年印度人板起臉，指著小廝臉上的特納卡，自問自答。「你就像非洲人！」
「你是日本人？」一名小廝問我。我笑著搖頭，但他認定我是日本人。兩個小廝跟我講起歪歪扭扭的日語：空巴哇。阿裡嘎多歌紮依馬西達。哦哈喲……
客棧隔壁就是一家啤酒屋，臨著小街，斜對蘇萊塔。這類啤酒屋，通常只有男人光顧，__緬式英語叫作Beer Station，聽來堂皇，實則酒吧的替代物（你在緬甸很少見到真正的酒吧），除了酒，還賣佐酒小食和簡單飯菜。我坐在啤酒屋，喝著一杯緬甸生啤，鄰桌的中年男子在喝一小瓶緬甸威士忌，不時對我微笑，露出檳榔汁染紅的牙齒。身後，一台液晶電視懸在半空，播著一場官式慶典：體育場內，軍樂隊走著隊列奏著軍樂，看台上的男女衣冠楚楚。鏡頭單調，只在軍樂隊和觀眾之間緩慢切換。
「內比都？」我問鄰桌（內比都是緬甸的新首都）。
「內比都。」他點點頭，幾乎講不了英語。他長得不好看，甚至有點「樣衰」，讓你想到書中讀到的官方密探，幾年前遍布該國茶室與啤酒屋，偷聽食客閒談，舉報「不軌」言論。對當局的任何公開不滿都會引來麻煩，哪怕幾句調侃。上個世紀九○年代，一位著名的緬甸喜劇演員講了一個笑話，說自己買了一台彩色電視，搬回家發現彩色電視只有兩種顏色：綠色和橙色（綠色是軍人，橙色是僧人）。他諷刺電視裡將軍向僧人捐贈財物積累功德的「善舉」沒完沒了。表演結束，這名演員被捕，在仰光北郊的永盛監獄待了五年。
「嗯！」「密探」一臉通紅，啞巴一樣發聲，把一小碟炒蠶豆遞到我面前，要我嘗嘗。斜對一桌來了幾個印裔緬甸人，說著，笑著，其中一人，厚厚一疊緬幣用橡皮筋捆紮，通貨膨脹一般，別在圍著紗籠的腰間。見你張望，對方也會回望，微笑，點頭，哈囉，沒有我來的國度那些國民的目光躲閃表情僵硬。等我吃完一碗湯麵，灌完三杯生啤，「密探」也搖搖晃晃，徑直買單走人，沒有道別，彷彿真的是個趕著回去交差的密探。
不到九點，仰光已經打著呵欠。蘇萊塔旁的摩訶班都拉大街路燈昏暗，商店十門九閉，街邊發電機轟鳴。殘破的大小巴士猛然煞到路旁，車上負責收錢的男子，長臂猿一般，半身懸出門外，高聲兜著最後的生意。然而人未散盡，每條窄巷的巷口，都是印度人的露天食檔、檳榔攤和菸攤（我的住處靠近印度人社區）。廢墟一樣的街道，凹凸不平，危機四伏。
我在街邊一處還算明亮的冷飲攤坐下，喝著雪糕、草莓和小粒果凍混合的泡露達，研究電子版的旅行指南。冷飲攤的主人，一位將近六十的瘦小男子，突然湊近，友好、怯生，指著Kindle 用英語問我：「這是什麼？」
「這是電子書。」
「這是什麼？」他指向我放在桌上包裝精巧的小包紙巾，來自另一世界。
「這是紙巾。」內心惻然，我翻出電子書中翁山蘇姬最新傳記的封面照片給他看。他咧著嘴笑，像個憨厚的老農。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