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殖民社會與經濟
殖民種植場經濟的發展
如果說亞洲人壟斷稻米買賣經濟，利潤頗豐的橡膠種植場則是法國人天下。到二十世紀之交，俗稱乳膠的加工橡膠已經成為橡皮擦、靴子、手套、輸送帶以及輪胎等等各式各樣商品生產的要件。巴西是橡樹原產地，英國在一八七○年代將橡樹種子帶回倫敦實驗室種植，之後又在非洲、印度與東南亞的殖民地推廣。一八九○年代初期，西貢植物園的法國科學家從馬來亞的英國人與印尼的荷蘭人處取得樣本，並迅速證實橡樹可以在交趾支那與高棉種植。就在同一期間，法國境內對橡膠的工業需求不斷增加。米其林（Michelin）兄弟於一八八八年在法國創辦橡膠廠，三年以後取得活動充氣輪胎專利，首先將這種車胎產品用於自行車，之後用於汽車。
受到橡膠需求不斷增長的誘惑，私人與公司開始在西貢附近種植橡樹。沒隔多久，種植場就在交趾支那、高棉與南安南各處富含玄武岩的紅土區出現。一九一八年後，全球加工橡膠需求進一步增加，法國大舉投入資金，在印度支那開發大型法國種植場。這些種植場在一九三○年控制超過百分之九十的紅土區。米其林、里福集團（Groupe Rivaud）與印度支那銀行這類公司，紛紛在商業橡膠經濟投入巨資，買斷土地，清地，投資昂貴的機械將原橡膠製為乳膠。投入橡膠生產的土地從一九○八年的兩百公頃增加到一九四○年的十二萬六千公頃，使法屬印度支那（於一九二○年代末）成為繼英屬馬來亞與荷屬東印度之後，全球第三大橡膠輸出地。在一九二○年代產業全盛時期，投入橡膠經濟的法國種植場與公司都賺了大錢。米其林在富禎（Phu Rieng）經營自己的種植場。
就像商業稻米經濟一樣，橡膠種植場也靠主要是越族的在地百姓的廉價勞工。種植場場主與殖民當局合作，招募、運輸許多北方越人前往南方種植場工作。在一九四二年，約十三萬三千主要是越族的勞工在高棉與交趾支那橡膠種植場做工。種植場工人一天工作十二小時在當時司空見慣。他們的待遇少得可憐，居住條件也非常惡劣。雖說為確保工人健康（健康的工人才能幹活），種植場確實也提供診所與醫療服務，但立場公正的監督機構並不存在。種植場主人一般都操生殺大權，凌虐工人事件多得不勝枚舉，甚至工人因操勞過度或遭凌虐而致死的悲劇也時有所聞。許多工人在合約期滿以後返回安南與東京，許多人留在南方，還有人冒性命危險逃離他們的老闆。來自北方、一貧如洗的陳杜平（Tran Tu Binh）就簽了一紙合約，而來到米其林在富禎的種植場，在這「人間地獄」工作。陳杜平後來成為共產黨高官，還發表一篇政治味濃厚的文章，描述越南勞工苦難：「橡膠種植場進去容易出來難。男人離開時形同行屍走肉，女人離開時恍如鬼魅。」
其他種植作物也出現了。中國人早就在印度支那南部發展商業化甘蔗與胡椒生產，法國則在一八八八年引進阿拉比卡（Arabica）樹，在東京生產咖啡。之後，法國與一些越南種植業者合作，把咖啡種植場擴大到高地其他地區，直到今天，這些種植場生意都做得很好。到一九三○年，阿拉比卡樹遍及一萬公頃農地，每年生產一千五百噸咖啡外銷。到一九四○年，產量增加到兩千九百噸，其中兩千噸外銷。由於越來越多住在城市的越南人也開始喝咖啡，其他九百噸咖啡供國內消費之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法國開始在南安南紅土地區──特別是在崑嵩（Kontum）、百里居（Pleiku）與多樂（ Darlac）省──廣植茶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南安南茶園佔地三千公頃。法國與越來越多的越南茶葉業者，雖說在國際層面上一直沒能真正對中國或英國業者構成什麼競爭威脅，但他們還是將八百一十二噸紅茶賣到法國本土與法國的北非殖民地。
法國在印度支那北部大舉開採礦藏與煤田。日本工業化以及華南沿海那些國際金融薈萃的租界，都用煤做為工廠動力，煤的需求於是大增。海防港就位於這些煤田附近，火車把煤礦運到海防，再經由水路，用船運到亞洲市場。印度支那銀行主導籌資，推動這些資本密集的商業行動。一八八八年，法國東京煤礦協會（French Society for Tonkin Coal）取得執照，開始開採宏開（Hong Cai）與東朝（Dong Trieu）煤田，之後東朝煤礦協會（Dong Trieu Coal Council）於一九一六年加入開採陣營。到一九○○年代初期，法屬印度支那輸出二十萬噸煤。這個數字到一九四○年增加到幾近兩百萬噸，使印度支那成為僅次於日本滿州的亞洲第二大煤輸出國。法國也開發其他礦產，包括在東京與寮國開採鋅礦與銀礦。在東京與寮國這些礦場做勞工的，有中國人、越人、還有非越族高地人。一九四五年年中，後來成為將軍的阮炳（Nguyen Binh）就在東京煤田招募到他的第一批士兵。後來成為共產黨越南公安領導人的陳國歡（Tran Quoc Hoan），就於一九三○年代初期在寮國銀礦做工時加入共產黨。在印度支那礦場工作的無產階級，大體在族裔上都是越族人。
殖民種植場經濟的發展
如果說亞洲人壟斷稻米買賣經濟，利潤頗豐的橡膠種植場則是法國人天下。到二十世紀之交，俗稱乳膠的加工橡膠已經成為橡皮擦、靴子、手套、輸送帶以及輪胎等等各式各樣商品生產的要件。巴西是橡樹原產地，英國在一八七○年代將橡樹種子帶回倫敦實驗室種植，之後又在非洲、印度與東南亞的殖民地推廣。一八九○年代初期，西貢植物園的法國科學家從馬來亞的英國人與印尼的荷蘭人處取得樣本，並迅速證實橡樹可以在交趾支那與高棉種植。就在同一期間，法國境內對橡膠的工業需求不斷增加。米其林（Michelin）兄弟於一八八八年在法國創辦橡膠廠，三年以後取得活動充氣輪胎專利，首先將這種車胎產品用於自行車，之後用於汽車。
受到橡膠需求不斷增長的誘惑，私人與公司開始在西貢附近種植橡樹。沒隔多久，種植場就在交趾支那、高棉與南安南各處富含玄武岩的紅土區出現。一九一八年後，全球加工橡膠需求進一步增加，法國大舉投入資金，在印度支那開發大型法國種植場。這些種植場在一九三○年控制超過百分之九十的紅土區。米其林、里福集團（Groupe Rivaud）與印度支那銀行這類公司，紛紛在商業橡膠經濟投入巨資，買斷土地，清地，投資昂貴的機械將原橡膠製為乳膠。投入橡膠生產的土地從一九○八年的兩百公頃增加到一九四○年的十二萬六千公頃，使法屬印度支那（於一九二○年代末）成為繼英屬馬來亞與荷屬東印度之後，全球第三大橡膠輸出地。在一九二○年代產業全盛時期，投入橡膠經濟的法國種植場與公司都賺了大錢。米其林在富禎（Phu Rieng）經營自己的種植場。
就像商業稻米經濟一樣，橡膠種植場也靠主要是越族的在地百姓的廉價勞工。種植場場主與殖民當局合作，招募、運輸許多北方越人前往南方種植場工作。在一九四二年，約十三萬三千主要是越族的勞工在高棉與交趾支那橡膠種植場做工。種植場工人一天工作十二小時在當時司空見慣。他們的待遇少得可憐，居住條件也非常惡劣。雖說為確保工人健康（健康的工人才能幹活），種植場確實也提供診所與醫療服務，但立場公正的監督機構並不存在。種植場主人一般都操生殺大權，凌虐工人事件多得不勝枚舉，甚至工人因操勞過度或遭凌虐而致死的悲劇也時有所聞。許多工人在合約期滿以後返回安南與東京，許多人留在南方，還有人冒性命危險逃離他們的老闆。來自北方、一貧如洗的陳杜平（Tran Tu Binh）就簽了一紙合約，而來到米其林在富禎的種植場，在這「人間地獄」工作。陳杜平後來成為共產黨高官，還發表一篇政治味濃厚的文章，描述越南勞工苦難：「橡膠種植場進去容易出來難。男人離開時形同行屍走肉，女人離開時恍如鬼魅。」
其他種植作物也出現了。中國人早就在印度支那南部發展商業化甘蔗與胡椒生產，法國則在一八八八年引進阿拉比卡（Arabica）樹，在東京生產咖啡。之後，法國與一些越南種植業者合作，把咖啡種植場擴大到高地其他地區，直到今天，這些種植場生意都做得很好。到一九三○年，阿拉比卡樹遍及一萬公頃農地，每年生產一千五百噸咖啡外銷。到一九四○年，產量增加到兩千九百噸，其中兩千噸外銷。由於越來越多住在城市的越南人也開始喝咖啡，其他九百噸咖啡供國內消費之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法國開始在南安南紅土地區──特別是在崑嵩（Kontum）、百里居（Pleiku）與多樂（ Darlac）省──廣植茶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南安南茶園佔地三千公頃。法國與越來越多的越南茶葉業者，雖說在國際層面上一直沒能真正對中國或英國業者構成什麼競爭威脅，但他們還是將八百一十二噸紅茶賣到法國本土與法國的北非殖民地。
法國在印度支那北部大舉開採礦藏與煤田。日本工業化以及華南沿海那些國際金融薈萃的租界，都用煤做為工廠動力，煤的需求於是大增。海防港就位於這些煤田附近，火車把煤礦運到海防，再經由水路，用船運到亞洲市場。印度支那銀行主導籌資，推動這些資本密集的商業行動。一八八八年，法國東京煤礦協會（French Society for Tonkin Coal）取得執照，開始開採宏開（Hong Cai）與東朝（Dong Trieu）煤田，之後東朝煤礦協會（Dong Trieu Coal Council）於一九一六年加入開採陣營。到一九○○年代初期，法屬印度支那輸出二十萬噸煤。這個數字到一九四○年增加到幾近兩百萬噸，使印度支那成為僅次於日本滿州的亞洲第二大煤輸出國。法國也開發其他礦產，包括在東京與寮國開採鋅礦與銀礦。在東京與寮國這些礦場做勞工的，有中國人、越人、還有非越族高地人。一九四五年年中，後來成為將軍的阮炳（Nguyen Binh）就在東京煤田招募到他的第一批士兵。後來成為共產黨越南公安領導人的陳國歡（Tran Quoc Hoan），就於一九三○年代初期在寮國銀礦做工時加入共產黨。在印度支那礦場工作的無產階級，大體在族裔上都是越族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