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戰爭緣起
讓歐洲步向爆炸，過程花費了五十年。引爆它，卻僅需五天時間。我們所要研究的這套爆炸材料的製造，也即形成衝突的基本原因，其實在這段短暫的一次大戰史範圍中是找不到的。事實上，一方面，我們應當回顧普魯士對於開創德意志帝國（Reich）的影響，俾斯麥的政治構想，德國思想深刻的個性傾向，以及當時的經濟狀況——德國曾企圖以商業出口為主，不過目的並未達成。此外，加上一些其他理由，使德國自原本的商業大國理念，改變為世界強權觀。我們並應分析蘊含各色各樣中世紀遺風的奧匈帝國，認識其複雜的種族問題，做作的統治機制，暗藏在膚淺野心底下，令其煩擾不堪的內部崩解的恐懼，以及其狂亂尋求苟延殘喘的行徑。
另一方面，我們應檢視那令人稱奇的，支配俄羅斯政策的野心與理想主義混合物。它致使靠近俄羅斯邊界的，特別在日耳曼鄰邦間，瀰漫一片恐怖感。這也可能是最終引爆戰爭的因素中，最重要的一種。我們並應了解自一八七○年以來，法國因遭受侵略而對新侵略所發出的持續警號；我們更應研究法國重建的自信心。它強化了法國抵禦進一步外侮的力量。還有，我們應牢記德國攫奪亞爾薩斯—洛林（Alsace-Lorraine）對法國所造成的傷害。最後，我們應回顧英國從孤立政策轉變為參與歐洲，成為歐洲系統成員的作法，以及當它面對德國的敏感現實時，所展現的緩慢覺醒。
在對半世紀歐洲歷史做出上述的研究之後，我們所獲得的整體認知，應比絕大部分記載鉅細靡遺的歷史更詳實。這場戰爭發生的基本原因可歸納為三點：恐懼、飢餓與傲慢。除此之外，發生在一八七一年至一九一四年之間的國際事件，也是徵候。
總之，要找出點燃這次戰火蛛絲馬跡當中最重要的轉捩點，是有可能，而且容易看到的。這些蛛絲馬跡事實上穿越了一八七一年之後，俾斯麥所建立的同盟結構中。諷刺的是，俾斯麥原本並非將這同盟結構當作火藥庫，而是將它視為保護傘，以使他所開創的德意志帝國能和平成長。雖然俾斯麥的想法，早濃縮在他一八六八年的一句話——「弱國終被強國吞噬」之中，他自己的胃口，卻在一八七○至七一年戰爭（譯註：即普法戰爭）的三頓飽餐之後，感到滿足。所以，我們不能譴責他，認為他的野心比胃口大；就像他所說，他感覺德國現今是一個「心滿意足」的國家。他的統治理念自此之後並非擴張，而是團結。為了爭取足夠的時間與和平，使新德國保持穩定，他企圖抑制法國國力的發展，使法國維持在無法進行復仇之戰的局面。但是結果證明這些作法對德意志帝國並無好處。
俾斯麥並未對法國實施經常不斷的直接脅迫。他只準備切斷法國與友邦或支持者之間的關係，以便間接打擊令人困擾的法國快速復甦。俾斯麥首先拉攏奧地利與俄羅斯，使他們和德國結為普通的結盟關係；同時努力促成巴爾幹半島的和平，以防後者對結盟關係造成任何危機。有好幾年時間，他的政策是，在歐洲外交利益交換上，不對任何一方做出承諾，僅做一名「忠實的經紀人」。然而，他與俄羅斯首相戈恰可夫（Gortchakov）之間的不和，以及由於一八七七年俄土戰爭（Russo-Turkish War）的紛擾，使他不顧年老的德皇威廉一世的反對，與奧地利在一八七九年訂定了防衛聯盟。德皇原本將這種作法視為「出賣」俄羅斯，甚至曾威脅說自己要退位。不過這紙明確的承諾，後來並無明確的結果。儘管如此，俾斯麥在一八八一年以巧妙的外交手段，經由俄、奧、德三國所簽訂的「三帝同盟」（Three Emperors Alliance），暫時取回主導地位。這著名的「三帝同盟」，原先目的在於干預所有巴爾幹半島事務。雖然該同盟稍後在一八八七年廢止，德國與俄羅斯之間的關係，則另以祕密訂定的二雙重保障條約」（Reinsurance Treaty）作為補償，並獲加強。經由該約，兩強同意除非德國攻擊法國，或俄國攻擊奧地利的情形發生，雙方各自與第三國交戰時，彼此將維持善意的中立。在這兩次巧妙的，具有驚人欺瞞效果的外交手法下，俾斯麥避免了當時迫在眉睫的俄法聯盟。
同時，德奧之間的結盟，由於一八八二年義大利的參與而擴大。其結盟目的是，如果德國與俄國作戰，提防俄國從背後暗算奧地利；義大利如遭法國攻擊，德奧將出兵相助。不過義大利為保護與英國老友的關係，及其本身海岸線的安全，卻在條約上附加一段特別協議，闡明絕不直接與英國衝突。一八八三年，羅馬尼亞（Rumania）經由該國國王個人與一些祕密運作過程，也加入了這新的「三國同盟」（Triple Alliance）。後來甚至連塞爾維亞（Serbia）與西班牙也分別短暫與奧地利及義大利，以另締條約的方式結盟。
對於英國，俾斯麥的目標似乎企圖使英國僅與德國保持友好，而與法國保持不友好的關係。他對英國的感覺，在友好與輕蔑之間搖晃不定。其態度轉變的關鍵點，在於英國不同政黨的輪替執政。對於「老猶太」狄斯累利（Disraeli），他由衷敬重；但他無法了解格萊斯東自由黨（Gladstonian Liberals）的觀點，同時他也瞧不起自由黨政策搖擺不定的行徑。當狄斯累利當權時，俾斯麥大談拉攏英國為其同盟的想法；雖然維多利亞女王曾低調表示，「確信德國在任何一方面都將是最安全的盟友」，她卻不敢肯定俾斯麥是否能託以信任，狄斯累利的看法亦同。因此俾斯麥繼續玩弄藉由英俄、英法之間不和，使自己漁翁得利的政策。幾經精心的評估，他贊成英國占領埃及，因為英國占領埃及會使英法不和。在另一方面，由於德國的極端殖民主義，在未來具有與英國發生衝突之虞，所以他反對國內漸起的殖民擴張聲浪。他曾說：「我們極端殖民主義者的貪婪，大過我們所需要的，或能滿足的。」他以支持英國占領埃及，企圖逐漸換取英國在海外的小讓步。經由這些小讓步，他緩和了德國利益團體強大的，連他都無法忽視的殖民要求。然而英國保守黨的重新執政，以及英法之間與日俱增的摩擦，使英德建立起新的緊密關係。俾斯麥提出的正式結盟，受到沙里斯布雷爵士內閣（Lord Salisbury’s Cabinet）的熱烈歡迎；不過後者似乎因擔心國會反對與外國牽扯而退縮。然而，俾斯麥從這非正式的協議中，以微不足道的代價取得了英國對海利哥蘭島（Heligoland）的割讓。海利哥蘭島在後一世代，對德國海軍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於是到了一八八○年代末，俾斯麥偉大的政治架構似乎已沛然成形。德國受到「三國同盟」的支撐；而英俄若即若離的態勢，對它只有利而無弊。在這樣穩定的基礎上，德國為商業擴張做好了準備。而且俾斯麥已將法國驅入一個孤獨而侷限的政治隔離圈內。
但自一八九○年代初開始，俾斯麥規畫的政治架構出現了一道裂痕；後繼者幾乎到要趕走這架構起造者的地步。年輕的德皇威廉二世於一八八八年即位。他與沙皇亞歷山大三世素不友好；後者既不喜歡德皇的「侵略性友善」，也懷疑他的意圖。然而對俾斯麥的政治架構來說，問題並非來自沙皇，而是威廉二世。俾斯麥的掌權方式，向為德國參謀本部與軍隊所詬病，如今也令威廉二世厭惡不已。由於威廉二世幾乎在參謀本部與軍隊中成長，所以他很自然發現這些人與他站在一邊。但他未覺察，這種關係也束縛了自己。
第一個效應是，趕走「親俄」的首相之後，繼任者拒絕與俄續訂「雙重保障條約」。第二效應則是第一效應的必然結果。沙皇忍下對共和主義的嫌憎，於一八九一年與法國訂定了協議。這協議並於一年之後發展成軍事協定。雙方希望在遭敵攻擊時，彼此相助。這協定中的重大要點是，倘若「三國同盟」中任何一方進行動員，法俄將立即動員。由於法方談判人波斯德福將軍（General Boisdeffre）曾費心向沙皇解釋，「動員意味宣戰」，所以沙皇至少無法說他不懂這其中的意涵。
沙皇在害怕英德即將結盟之餘，喝下了這劑俄法結盟湯藥，後來卻一直苦惱著沙皇。因此在簽約後，長期未對法國產生任何外交價值。
儘管如此，法國跳出了政治「隔離圈」。從現在起，歐洲並非僅止於一個政治集團，而是兩個政治集團。雖然其中一個關係較寬鬆，另一個卻較緊密。這兩個集團形成了均勢，即使各方勢力尚未全然均衡。
對於德國廢止德俄祕密條約，尚有要點值得一提。柏林的議會在早先覆審這項條約內容時，曾反對訂約。理由是該條約不但對奧國不忠，而且對英國不誠。其實，不論德皇的缺點如何，他的性格比俾斯麥更真誠；他在矛盾發言中所顯現的偽善外表，似乎是因為過度坦率與經常快速轉變心意。他們兩人基本相異之處在於，一個是以始終如一的欺騙，來尋求國家安全；另一個則是在突發式的真誠態度下行事，得到的僅是不安穩的保障。英國方面對此的看法與德皇一致。雖然德皇對待俄羅斯的態度與俾斯麥迥異，他卻維持俾斯麥對英的友好態度，這也許是因為他的性格中多了一份真誠，較少政治動機之故。但英德兩國間卻有一件緣起於私人因素的不睦。原來德皇與他的舅父威爾斯親王（譯註：威廉二世的母親是英女王維多利亞的長女），也就是後來的英王愛德華七世彼此相惡。妙的是，這私人裂痕是被俾斯麥家族弄得愈來愈糟的。
不過這私人之間的不和，如果沒有更大的問題介入其中，是不會釀成國際友誼的裂痕。事實上，英德不睦來自於一個主因，以及附加的許多小因素。這一切都需自德國的政策從重視內部轉變為向外擴展說起。當德國的商業與影響力，擴增到世界級的規模時，其利益無可避免與英國在多方面發生接觸。但經俾斯麥式老奸巨猾手段處理之後，這類接觸不會造成一觸即發的摩擦，因為英國的政治手腕原本就相當不敏銳。而這時期英國最關心帝國疆土的政黨，碰巧就是最同情德意志帝國的政黨。然而，現在俾斯麥已走，卻無圓通練達者取代其位。有一種情形時常發生在像俾斯麥這類偉人身上：他的門徒忘記主子的行事原則，卻只記得他的方法——武嚇。不過，德皇此時自己已可運用魅力達到目的了。儘管他屢犯眾怒，他不僅成功地維持了在英國的名望，而且在俄羅斯新即位的，軟弱而友好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心目中，占有重要地位。曾經有一度，他還無條件擁有對沙皇的影響力。
德英之間第一次較大的摩擦是為了土耳其。此事件的陰影影響了未來。一八九二年，當時英國自由黨重新執政；就像格雷（Sir Edward Grey，譯註：一九○五年至一九一六年任英國外交大臣）所說，「突然間，從柏林送來一封像最後通牒的文件，要求我們為土耳其的鐵路，終止與德國人競爭。」並且在此後數年，德皇從未忘記強調，在德國所擴展的商業網中，「坐鎮著一隻牙齒鋒利的蜘蛛」。一八九五年，由於他的干預，使俄國自日本手中奪得了與中國作戰所攫取的戰利品。一八九六年，他再次與英國發生衝突。這回就比較嚴重了。諷刺的是，起因是由於某英國人士對俾斯麥式霸業的狂熱欽佩。這位名叫羅德茲（Cecil John Rhodes）的英國人，不但對俾斯麥式的霸業推崇不已，而且對威廉二世也曾做出相等的讚譽。但德皇卻不領情，並對羅德茲所擬訂的英國南非擴張計畫深感忿怒，甚至像是自己受挫似的。經過幾回酸溜溜對英國的批評，以及南非外伐爾的波爾人（Transvaal Boers）的甜蜜慫恿，對於詹姆森（Sir Leander Starr Jameson，譯註：英裔南非政治家）率兵入侵外伐爾共和國之舉，發現了一個誘人的藉口。一八九六年一月三日，德皇在議會中提出構想，他認為德國應聲明為外伐爾共和國的保護國，然後派兵前往該地。首相何亨羅（Hohenlohe）聞言，則以「這等於與英國宣戰」為由，反對此種作法。德皇卻直率答道：「是的，但這只是在陸地上作戰。」不過，有人提出稍微緩和的辦法。建議他不如拍發賀電給南非外伐爾共和國總統克魯格（Kruger）。但電文言詞間不但高度冒犯英國，而且否認英國對外伐爾共和國的宗主權（譯註：此賀電事件史稱「克魯格電報事件」，指德國電賀克魯格擊退英國殖民者詹姆森來犯的軍隊。惟英國否認參與該事件）。
這下，由於一方有著壓抑不住的妒嫉，一方則驚見傳統老友驟變為新敵，於是兩國人心都鼎沸了起來。德國人自認惱恨有理。他們認為，已占據許多殖民地的英國，如今又要開疆闢土。但這塊新殖民地，正是另一位遲來者想要的。然而英國人拓展殖民地已習慣成性，他們竟平靜地以為這樣做才符合英國約翰牛形象。他們無法理解，除了傳統的對手俄國與法國外，居然還有人對此事感到如此掛念。所以在一般的交往上，不論德國做出如何的不自覺挑釁，英國始終保持冷靜的自信。這種態度也成為這次危機的一帖鎮靜劑，而且幾乎是成功的。原來德國曾下令採取戰爭手段，建議法俄聯合攻擊英國。但後來，一者由於法俄缺乏興趣，一者英國沙里斯布雷政府的冷靜，使德國自覺海軍不夠強大而自我克制，一觸即發的危機因而消失。
然而，危機因欠缺實力而避開，並不表示危機已解除。德國海軍的野心，即在此時開始萌發。這股野心明顯浮現在一八九七年威廉二世的一段話上，「三叉戟應握在我們手中」，以及他對鐵必制將軍（Admiral Tirpitz）所下達的命令。他要求建造這支三叉戟。翌年，德國海軍的擴建計畫開始進行。並且，據說在德皇訪問大馬士革期間，曾宣布他是全世界伊斯蘭教徒的保護者。這簡直是對英法的直接挑釁。不僅如此，由於他明白聲稱要擔任土耳其的守護神，也造成與俄國的嚴重不和，因為他阻礙了俄國覬覦君士坦丁堡的美夢。就像被拿破崙嘲弄的對手一樣，德皇因「眼中有太多事務」而將其外交章法打亂。致使這些曾被俾斯麥耍弄過而相互攻擊的列強，現在在任何地方只見到一件事——德國的拳頭，而未見其他。儘管如此，一八九八年，英國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譯註：一八九五年任英國殖民大臣。是二次大戰前夕英國首相尼微爾．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之父）為英國介入南非紛爭之事，向德國提出俾斯麥曾尋求過的結盟建議，卻遭德國的侮慢。原來張伯倫的提議，現在輪到德國存疑了。事實上英國做出這樣提議，是因為英國有了新的顧慮。英國正考量本身所受的孤立與弱點，儘管在觀點上基於一種舊意識——與德國有其天生的密切關係。但這提議現在看來，卻像是自己在招認弱點。至少部分是如此。而以弱點為由的提議，對於新德國並非上策。俾斯麥遺留給繼任者的幾種遺風之一，就是低估英國實力，高估俄國的實力。
德國自一八九八年至一九○一年之間，幾度拒絕張伯倫的建議，主要竟與個人因素有關，也就是與隱身在後的霍斯坦（Friedrich von Holstein）有關。霍斯坦是一位性格晦澀，狐疑，貪婪的外交部官員；喜深藏不露，作沒沒無聞狀。因為他以為唯有如此，方能增強其在追求「真正政策」方面的實權。霍斯坦雖然堂而皇之利用官方知識，祕密進行相當冒風險的事情，卻也不願替自己縫製一套掩遮外表的新衣。雖然他表態說是俾斯麥的門徒，卻曾密謀讓他師父下台。現在則以俾斯麥精神繼承者的姿態，令人肅然起敬，雖然他所傳承的，只是師父的一些旁門左道。最重要的是，他欠缺俾斯麥的膽識。
結果，儘管他願意接受英國的建議，卻害怕變成英國的爪牙，成為英俄衝突的避震器。在另一方面他認為，若現在將英國置於若即若離的範圍，英國的弱點正好可加利用，並可逼迫其讓步；而在此同時，仍需讓英國心存與德國保有較密切關係的期望。這樣的觀點，他至少獲得首相比羅（Bernhard von Bülow）的支持。德皇更將他的觀點，籠統敘述在給比羅的信上。他寫道：「儘管他們想扭身掙脫，我現在已經抓住了英國。」然後，德國在一九○○年再次擴建海軍，成為扭緊英國的工具。
此後數年，特別在南非危機與戰爭期間，英國政府為德國的態度付出很大的代價。這段時期，英國並不期待德國為南非戰爭伸出援手，只求德國不將威脅與侮蔑付諸行動。於是，無論在葡屬殖民地，在薩摩亞，在中國，英國沙里斯布雷政府所表現的軟弱，幾乎印證了德皇所說的，「十足的笨蛋」。這幾年間的外交檔案所揭露的，也都是讀來令人可鄙的文件。從外交檔案，可追出沙里斯布雷政府對於後來的衝突，應負間接責任。因為很自然的，德皇與他顧問的思維，必然可從他們的武嚇法（mailed-fist method）想法證實。不過，德皇可以不負將武嚇推及真正戰爭之責。這不只是因為他曾有不喜歡武嚇的證據、而是他有從膚淺外表斷事的傾向。他推斷，對英國有限的威脅，很明顯在未經風險下，即可為德國帶來戰爭利益。這種過於淺顯的推論，是與他個性契合的。
讓歐洲步向爆炸，過程花費了五十年。引爆它，卻僅需五天時間。我們所要研究的這套爆炸材料的製造，也即形成衝突的基本原因，其實在這段短暫的一次大戰史範圍中是找不到的。事實上，一方面，我們應當回顧普魯士對於開創德意志帝國（Reich）的影響，俾斯麥的政治構想，德國思想深刻的個性傾向，以及當時的經濟狀況——德國曾企圖以商業出口為主，不過目的並未達成。此外，加上一些其他理由，使德國自原本的商業大國理念，改變為世界強權觀。我們並應分析蘊含各色各樣中世紀遺風的奧匈帝國，認識其複雜的種族問題，做作的統治機制，暗藏在膚淺野心底下，令其煩擾不堪的內部崩解的恐懼，以及其狂亂尋求苟延殘喘的行徑。
另一方面，我們應檢視那令人稱奇的，支配俄羅斯政策的野心與理想主義混合物。它致使靠近俄羅斯邊界的，特別在日耳曼鄰邦間，瀰漫一片恐怖感。這也可能是最終引爆戰爭的因素中，最重要的一種。我們並應了解自一八七○年以來，法國因遭受侵略而對新侵略所發出的持續警號；我們更應研究法國重建的自信心。它強化了法國抵禦進一步外侮的力量。還有，我們應牢記德國攫奪亞爾薩斯—洛林（Alsace-Lorraine）對法國所造成的傷害。最後，我們應回顧英國從孤立政策轉變為參與歐洲，成為歐洲系統成員的作法，以及當它面對德國的敏感現實時，所展現的緩慢覺醒。
在對半世紀歐洲歷史做出上述的研究之後，我們所獲得的整體認知，應比絕大部分記載鉅細靡遺的歷史更詳實。這場戰爭發生的基本原因可歸納為三點：恐懼、飢餓與傲慢。除此之外，發生在一八七一年至一九一四年之間的國際事件，也是徵候。
總之，要找出點燃這次戰火蛛絲馬跡當中最重要的轉捩點，是有可能，而且容易看到的。這些蛛絲馬跡事實上穿越了一八七一年之後，俾斯麥所建立的同盟結構中。諷刺的是，俾斯麥原本並非將這同盟結構當作火藥庫，而是將它視為保護傘，以使他所開創的德意志帝國能和平成長。雖然俾斯麥的想法，早濃縮在他一八六八年的一句話——「弱國終被強國吞噬」之中，他自己的胃口，卻在一八七○至七一年戰爭（譯註：即普法戰爭）的三頓飽餐之後，感到滿足。所以，我們不能譴責他，認為他的野心比胃口大；就像他所說，他感覺德國現今是一個「心滿意足」的國家。他的統治理念自此之後並非擴張，而是團結。為了爭取足夠的時間與和平，使新德國保持穩定，他企圖抑制法國國力的發展，使法國維持在無法進行復仇之戰的局面。但是結果證明這些作法對德意志帝國並無好處。
俾斯麥並未對法國實施經常不斷的直接脅迫。他只準備切斷法國與友邦或支持者之間的關係，以便間接打擊令人困擾的法國快速復甦。俾斯麥首先拉攏奧地利與俄羅斯，使他們和德國結為普通的結盟關係；同時努力促成巴爾幹半島的和平，以防後者對結盟關係造成任何危機。有好幾年時間，他的政策是，在歐洲外交利益交換上，不對任何一方做出承諾，僅做一名「忠實的經紀人」。然而，他與俄羅斯首相戈恰可夫（Gortchakov）之間的不和，以及由於一八七七年俄土戰爭（Russo-Turkish War）的紛擾，使他不顧年老的德皇威廉一世的反對，與奧地利在一八七九年訂定了防衛聯盟。德皇原本將這種作法視為「出賣」俄羅斯，甚至曾威脅說自己要退位。不過這紙明確的承諾，後來並無明確的結果。儘管如此，俾斯麥在一八八一年以巧妙的外交手段，經由俄、奧、德三國所簽訂的「三帝同盟」（Three Emperors Alliance），暫時取回主導地位。這著名的「三帝同盟」，原先目的在於干預所有巴爾幹半島事務。雖然該同盟稍後在一八八七年廢止，德國與俄羅斯之間的關係，則另以祕密訂定的二雙重保障條約」（Reinsurance Treaty）作為補償，並獲加強。經由該約，兩強同意除非德國攻擊法國，或俄國攻擊奧地利的情形發生，雙方各自與第三國交戰時，彼此將維持善意的中立。在這兩次巧妙的，具有驚人欺瞞效果的外交手法下，俾斯麥避免了當時迫在眉睫的俄法聯盟。
同時，德奧之間的結盟，由於一八八二年義大利的參與而擴大。其結盟目的是，如果德國與俄國作戰，提防俄國從背後暗算奧地利；義大利如遭法國攻擊，德奧將出兵相助。不過義大利為保護與英國老友的關係，及其本身海岸線的安全，卻在條約上附加一段特別協議，闡明絕不直接與英國衝突。一八八三年，羅馬尼亞（Rumania）經由該國國王個人與一些祕密運作過程，也加入了這新的「三國同盟」（Triple Alliance）。後來甚至連塞爾維亞（Serbia）與西班牙也分別短暫與奧地利及義大利，以另締條約的方式結盟。
對於英國，俾斯麥的目標似乎企圖使英國僅與德國保持友好，而與法國保持不友好的關係。他對英國的感覺，在友好與輕蔑之間搖晃不定。其態度轉變的關鍵點，在於英國不同政黨的輪替執政。對於「老猶太」狄斯累利（Disraeli），他由衷敬重；但他無法了解格萊斯東自由黨（Gladstonian Liberals）的觀點，同時他也瞧不起自由黨政策搖擺不定的行徑。當狄斯累利當權時，俾斯麥大談拉攏英國為其同盟的想法；雖然維多利亞女王曾低調表示，「確信德國在任何一方面都將是最安全的盟友」，她卻不敢肯定俾斯麥是否能託以信任，狄斯累利的看法亦同。因此俾斯麥繼續玩弄藉由英俄、英法之間不和，使自己漁翁得利的政策。幾經精心的評估，他贊成英國占領埃及，因為英國占領埃及會使英法不和。在另一方面，由於德國的極端殖民主義，在未來具有與英國發生衝突之虞，所以他反對國內漸起的殖民擴張聲浪。他曾說：「我們極端殖民主義者的貪婪，大過我們所需要的，或能滿足的。」他以支持英國占領埃及，企圖逐漸換取英國在海外的小讓步。經由這些小讓步，他緩和了德國利益團體強大的，連他都無法忽視的殖民要求。然而英國保守黨的重新執政，以及英法之間與日俱增的摩擦，使英德建立起新的緊密關係。俾斯麥提出的正式結盟，受到沙里斯布雷爵士內閣（Lord Salisbury’s Cabinet）的熱烈歡迎；不過後者似乎因擔心國會反對與外國牽扯而退縮。然而，俾斯麥從這非正式的協議中，以微不足道的代價取得了英國對海利哥蘭島（Heligoland）的割讓。海利哥蘭島在後一世代，對德國海軍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於是到了一八八○年代末，俾斯麥偉大的政治架構似乎已沛然成形。德國受到「三國同盟」的支撐；而英俄若即若離的態勢，對它只有利而無弊。在這樣穩定的基礎上，德國為商業擴張做好了準備。而且俾斯麥已將法國驅入一個孤獨而侷限的政治隔離圈內。
但自一八九○年代初開始，俾斯麥規畫的政治架構出現了一道裂痕；後繼者幾乎到要趕走這架構起造者的地步。年輕的德皇威廉二世於一八八八年即位。他與沙皇亞歷山大三世素不友好；後者既不喜歡德皇的「侵略性友善」，也懷疑他的意圖。然而對俾斯麥的政治架構來說，問題並非來自沙皇，而是威廉二世。俾斯麥的掌權方式，向為德國參謀本部與軍隊所詬病，如今也令威廉二世厭惡不已。由於威廉二世幾乎在參謀本部與軍隊中成長，所以他很自然發現這些人與他站在一邊。但他未覺察，這種關係也束縛了自己。
第一個效應是，趕走「親俄」的首相之後，繼任者拒絕與俄續訂「雙重保障條約」。第二效應則是第一效應的必然結果。沙皇忍下對共和主義的嫌憎，於一八九一年與法國訂定了協議。這協議並於一年之後發展成軍事協定。雙方希望在遭敵攻擊時，彼此相助。這協定中的重大要點是，倘若「三國同盟」中任何一方進行動員，法俄將立即動員。由於法方談判人波斯德福將軍（General Boisdeffre）曾費心向沙皇解釋，「動員意味宣戰」，所以沙皇至少無法說他不懂這其中的意涵。
沙皇在害怕英德即將結盟之餘，喝下了這劑俄法結盟湯藥，後來卻一直苦惱著沙皇。因此在簽約後，長期未對法國產生任何外交價值。
儘管如此，法國跳出了政治「隔離圈」。從現在起，歐洲並非僅止於一個政治集團，而是兩個政治集團。雖然其中一個關係較寬鬆，另一個卻較緊密。這兩個集團形成了均勢，即使各方勢力尚未全然均衡。
對於德國廢止德俄祕密條約，尚有要點值得一提。柏林的議會在早先覆審這項條約內容時，曾反對訂約。理由是該條約不但對奧國不忠，而且對英國不誠。其實，不論德皇的缺點如何，他的性格比俾斯麥更真誠；他在矛盾發言中所顯現的偽善外表，似乎是因為過度坦率與經常快速轉變心意。他們兩人基本相異之處在於，一個是以始終如一的欺騙，來尋求國家安全；另一個則是在突發式的真誠態度下行事，得到的僅是不安穩的保障。英國方面對此的看法與德皇一致。雖然德皇對待俄羅斯的態度與俾斯麥迥異，他卻維持俾斯麥對英的友好態度，這也許是因為他的性格中多了一份真誠，較少政治動機之故。但英德兩國間卻有一件緣起於私人因素的不睦。原來德皇與他的舅父威爾斯親王（譯註：威廉二世的母親是英女王維多利亞的長女），也就是後來的英王愛德華七世彼此相惡。妙的是，這私人裂痕是被俾斯麥家族弄得愈來愈糟的。
不過這私人之間的不和，如果沒有更大的問題介入其中，是不會釀成國際友誼的裂痕。事實上，英德不睦來自於一個主因，以及附加的許多小因素。這一切都需自德國的政策從重視內部轉變為向外擴展說起。當德國的商業與影響力，擴增到世界級的規模時，其利益無可避免與英國在多方面發生接觸。但經俾斯麥式老奸巨猾手段處理之後，這類接觸不會造成一觸即發的摩擦，因為英國的政治手腕原本就相當不敏銳。而這時期英國最關心帝國疆土的政黨，碰巧就是最同情德意志帝國的政黨。然而，現在俾斯麥已走，卻無圓通練達者取代其位。有一種情形時常發生在像俾斯麥這類偉人身上：他的門徒忘記主子的行事原則，卻只記得他的方法——武嚇。不過，德皇此時自己已可運用魅力達到目的了。儘管他屢犯眾怒，他不僅成功地維持了在英國的名望，而且在俄羅斯新即位的，軟弱而友好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心目中，占有重要地位。曾經有一度，他還無條件擁有對沙皇的影響力。
德英之間第一次較大的摩擦是為了土耳其。此事件的陰影影響了未來。一八九二年，當時英國自由黨重新執政；就像格雷（Sir Edward Grey，譯註：一九○五年至一九一六年任英國外交大臣）所說，「突然間，從柏林送來一封像最後通牒的文件，要求我們為土耳其的鐵路，終止與德國人競爭。」並且在此後數年，德皇從未忘記強調，在德國所擴展的商業網中，「坐鎮著一隻牙齒鋒利的蜘蛛」。一八九五年，由於他的干預，使俄國自日本手中奪得了與中國作戰所攫取的戰利品。一八九六年，他再次與英國發生衝突。這回就比較嚴重了。諷刺的是，起因是由於某英國人士對俾斯麥式霸業的狂熱欽佩。這位名叫羅德茲（Cecil John Rhodes）的英國人，不但對俾斯麥式的霸業推崇不已，而且對威廉二世也曾做出相等的讚譽。但德皇卻不領情，並對羅德茲所擬訂的英國南非擴張計畫深感忿怒，甚至像是自己受挫似的。經過幾回酸溜溜對英國的批評，以及南非外伐爾的波爾人（Transvaal Boers）的甜蜜慫恿，對於詹姆森（Sir Leander Starr Jameson，譯註：英裔南非政治家）率兵入侵外伐爾共和國之舉，發現了一個誘人的藉口。一八九六年一月三日，德皇在議會中提出構想，他認為德國應聲明為外伐爾共和國的保護國，然後派兵前往該地。首相何亨羅（Hohenlohe）聞言，則以「這等於與英國宣戰」為由，反對此種作法。德皇卻直率答道：「是的，但這只是在陸地上作戰。」不過，有人提出稍微緩和的辦法。建議他不如拍發賀電給南非外伐爾共和國總統克魯格（Kruger）。但電文言詞間不但高度冒犯英國，而且否認英國對外伐爾共和國的宗主權（譯註：此賀電事件史稱「克魯格電報事件」，指德國電賀克魯格擊退英國殖民者詹姆森來犯的軍隊。惟英國否認參與該事件）。
這下，由於一方有著壓抑不住的妒嫉，一方則驚見傳統老友驟變為新敵，於是兩國人心都鼎沸了起來。德國人自認惱恨有理。他們認為，已占據許多殖民地的英國，如今又要開疆闢土。但這塊新殖民地，正是另一位遲來者想要的。然而英國人拓展殖民地已習慣成性，他們竟平靜地以為這樣做才符合英國約翰牛形象。他們無法理解，除了傳統的對手俄國與法國外，居然還有人對此事感到如此掛念。所以在一般的交往上，不論德國做出如何的不自覺挑釁，英國始終保持冷靜的自信。這種態度也成為這次危機的一帖鎮靜劑，而且幾乎是成功的。原來德國曾下令採取戰爭手段，建議法俄聯合攻擊英國。但後來，一者由於法俄缺乏興趣，一者英國沙里斯布雷政府的冷靜，使德國自覺海軍不夠強大而自我克制，一觸即發的危機因而消失。
然而，危機因欠缺實力而避開，並不表示危機已解除。德國海軍的野心，即在此時開始萌發。這股野心明顯浮現在一八九七年威廉二世的一段話上，「三叉戟應握在我們手中」，以及他對鐵必制將軍（Admiral Tirpitz）所下達的命令。他要求建造這支三叉戟。翌年，德國海軍的擴建計畫開始進行。並且，據說在德皇訪問大馬士革期間，曾宣布他是全世界伊斯蘭教徒的保護者。這簡直是對英法的直接挑釁。不僅如此，由於他明白聲稱要擔任土耳其的守護神，也造成與俄國的嚴重不和，因為他阻礙了俄國覬覦君士坦丁堡的美夢。就像被拿破崙嘲弄的對手一樣，德皇因「眼中有太多事務」而將其外交章法打亂。致使這些曾被俾斯麥耍弄過而相互攻擊的列強，現在在任何地方只見到一件事——德國的拳頭，而未見其他。儘管如此，一八九八年，英國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譯註：一八九五年任英國殖民大臣。是二次大戰前夕英國首相尼微爾．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之父）為英國介入南非紛爭之事，向德國提出俾斯麥曾尋求過的結盟建議，卻遭德國的侮慢。原來張伯倫的提議，現在輪到德國存疑了。事實上英國做出這樣提議，是因為英國有了新的顧慮。英國正考量本身所受的孤立與弱點，儘管在觀點上基於一種舊意識——與德國有其天生的密切關係。但這提議現在看來，卻像是自己在招認弱點。至少部分是如此。而以弱點為由的提議，對於新德國並非上策。俾斯麥遺留給繼任者的幾種遺風之一，就是低估英國實力，高估俄國的實力。
德國自一八九八年至一九○一年之間，幾度拒絕張伯倫的建議，主要竟與個人因素有關，也就是與隱身在後的霍斯坦（Friedrich von Holstein）有關。霍斯坦是一位性格晦澀，狐疑，貪婪的外交部官員；喜深藏不露，作沒沒無聞狀。因為他以為唯有如此，方能增強其在追求「真正政策」方面的實權。霍斯坦雖然堂而皇之利用官方知識，祕密進行相當冒風險的事情，卻也不願替自己縫製一套掩遮外表的新衣。雖然他表態說是俾斯麥的門徒，卻曾密謀讓他師父下台。現在則以俾斯麥精神繼承者的姿態，令人肅然起敬，雖然他所傳承的，只是師父的一些旁門左道。最重要的是，他欠缺俾斯麥的膽識。
結果，儘管他願意接受英國的建議，卻害怕變成英國的爪牙，成為英俄衝突的避震器。在另一方面他認為，若現在將英國置於若即若離的範圍，英國的弱點正好可加利用，並可逼迫其讓步；而在此同時，仍需讓英國心存與德國保有較密切關係的期望。這樣的觀點，他至少獲得首相比羅（Bernhard von Bülow）的支持。德皇更將他的觀點，籠統敘述在給比羅的信上。他寫道：「儘管他們想扭身掙脫，我現在已經抓住了英國。」然後，德國在一九○○年再次擴建海軍，成為扭緊英國的工具。
此後數年，特別在南非危機與戰爭期間，英國政府為德國的態度付出很大的代價。這段時期，英國並不期待德國為南非戰爭伸出援手，只求德國不將威脅與侮蔑付諸行動。於是，無論在葡屬殖民地，在薩摩亞，在中國，英國沙里斯布雷政府所表現的軟弱，幾乎印證了德皇所說的，「十足的笨蛋」。這幾年間的外交檔案所揭露的，也都是讀來令人可鄙的文件。從外交檔案，可追出沙里斯布雷政府對於後來的衝突，應負間接責任。因為很自然的，德皇與他顧問的思維，必然可從他們的武嚇法（mailed-fist method）想法證實。不過，德皇可以不負將武嚇推及真正戰爭之責。這不只是因為他曾有不喜歡武嚇的證據、而是他有從膚淺外表斷事的傾向。他推斷，對英國有限的威脅，很明顯在未經風險下，即可為德國帶來戰爭利益。這種過於淺顯的推論，是與他個性契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