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九一四年，歐洲爆發大戰，導火線是以一個人們從來沒聽過的民族之名義從事的行動。
在東南歐歷經互相摧殘的混亂和武裝衝突許多年之後，一個名叫加夫里洛‧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的波士尼亞籍塞爾維亞人，在那年六月於塞拉耶佛射殺了哈布斯堡王位繼承人法蘭茲‧斐迪南（Franz Ferdinand）。這名殺手聲稱，他做出這個舉動是為了捍衛南斯拉夫人的利益，他們想從奧匈帝國獨立。
後續發生的衝突不僅「巨大」，還很全面，各個國家、經濟體和軍隊都動員了，用一個比一個更有效的方式摧毀彼此。戰爭在一九一八年結束後，政治家和革命人士重組了一個新的歐洲，以加夫里洛‧普林西普和他的朋友當年懷抱的理想為基礎，認為各個人群應該自己統治自己。這個理想被包裝成「民族自決」，成為一種很高尚的政治標準──這個詞彙先被布爾什維克領袖弗拉迪米爾‧列寧（Vladimir I. Lenin）應用在社會主義，又被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視為自由民主的一部分。
美國開始在世界各地推廣民主，但也鞏固了歐亞大陸第一階段的去殖民化，協助幾十個所謂的「民族國家」取代奧匈和鄂圖曼等帝國（imperial state）；其中，數個新國家德卻對歐洲地圖帶來前所未見的改變，如捷克斯洛伐克和普林西普隸屬的南斯拉夫。然而，民主化比任何人預期的都還要棘手，在一九三○年代初期的經濟大蕭條期間，開始出現一些新詞，用來描述痛恨民主的人士所領導的新運動，包括：法西斯主義、統合主義（corporatism）、納粹主義和極權主義。
一九三○年代晚期，納粹的侵犯升級為對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的戰爭，開始衍生出更多新詞，有的更進入英語的詞彙裡，例如「閃電戰」。專家都知道納粹計畫讓德國人定居東歐，創造一個延伸到莫斯科和克里米亞的帝國空間（即所謂的東方總計畫［Generalplan Ost］），就連大部分中學畢業生也都認識從德文名稱直接翻譯過來、納粹所犯下的罪刑，如「最終解決方案」（final solution）和「族群清洗」（ethnic cleansing）。「大屠殺」（genocide）一詞最初來自波蘭文（ludobójstwo），用來表示殘殺整個族群的新型罪行。
戰爭結束時，分崩離析的局面依舊，「人口交換」（population exchanges）、「流離失所者」的安置繼續進行──這些詞在一九一四年沒有人聽得懂。稱作「人民民主制」的新政體興起，透過無產階級專政推出各項五年計畫，要終結資本主義所帶來的不確定性。號稱人類平等的新時代來臨了。然而，約從一九四七年開始，這段導致數百萬人必須忍受生活困乏、內部監視和囚犯營的時期，就一直被稱為「冷戰」，因為這時的世界分裂成兩個敵對陣營，似乎隨時都會爆發戰爭。
一九五三年，約瑟夫‧史達林（Joseph Stalin）去世，以他命名的體系隨即陷入危機。年輕的「改革共產主義者」（reform Communists）以回頭做為前進的手段，重拾十八世紀自由哲學概念，像是「分權」以及投票、集會和發言的權利，並試圖在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之春」中加以實踐。然而，在同一年的悲慘夏天，蘇聯坦克恢復了正統的共產主義，蘇聯領袖列昂尼德‧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頒布以他為名的布里茲涅夫主義，表示社會主義只會演變成共產主義，任何企圖邁向多元主義的改革，都會觸發社會主義國家基於兄弟之情的「協助」。
由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華沙公約組織都認為這次干預穩定了蘇聯在東歐的統治，雙方便協議相關措施，減少武裝衝突的風險。在一九七五年的赫爾辛基會議（Helsinki Conference）上，他們重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不久後所表達的原則：人權。可是，過了兩年，布拉格的共產黨官員就逮捕一個稱作宇宙塑膠人（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的搖滾樂團，純粹因為不喜歡樂團傳遞的訊息。捷克的異議知識分子（大部分為共產黨的前黨員）提醒當局，他們才剛簽署赫爾辛基協議。他們流通的文件後來稱作七七憲章（Charter 77），而他們當中的其中一人、身為劇作家的瓦茨拉夫‧哈維爾（Václav Havel）還為那些面對自我審查壓力的公民新創一個理想，叫做「活在真實中」（living in truth）──一九一四年的人聽了肯定摸不著頭緒。
一九八九年之後，歷史學家開始更直接地探索共產主義統治下的日常生活，因為布里茲涅夫主義在那年被廢止，而將德國舊都一分為二的「柏林圍牆」也遭拆除，只留半公里的牆面給觀光客記取教訓。這個高壓的體制顯然破產了，使得有些人認為這是「歷史終結」，因為所有的國家注定邁向自由市場的自由主義。
這下，東歐不僅跟自己中斷的歷史重新連接，還跟西方產生連結。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情景，各式各樣的概念和顧問紛至沓來，對該地區及當地複雜的權利和民主傳統卻常常一無所知。這是第二波的民主化，但是跟第一波一樣，結果並不如預期，催生了許多新詞，包括斯雷布雷尼察（Srebrenica）、新民粹主義（neopopulism）、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不自由的民主」等。「不自由的民主」是匈牙利總理的維克多‧奧班（Viktor Orbán）提出的，他曾經是共產威權主義的掘墓者，為了不讓自己在民主體制的自由競爭中被遺忘，而成為了民族威權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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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這段充滿戲劇性且動盪不安歷史的，是介於波羅的海與亞得里亞海和黑海之間的國家，在歷史上則是東接疆域更大的俄羅斯和鄂圖曼帝國，西鄰普魯士和奧地利。這些小國組成了中東歐，二十世紀在這裡發生的種種（有好有壞），比在世界上其他地區都還要多。
如果想要尋找一個簡單的解釋，來說明這個地區為何有這麼多能量來產生這麼多戲劇性事件和這麼多新概念，看一眼地圖，就能猜到民族主義這個答案：沒有其他地方像這裡一樣，發生過如此頻繁、激烈又暴力的國界變遷，只為了讓各個民族擁有自己的主權國家。一八○○年和二○○○年的地圖，述說了故事的梗概：從簡到繁，從一小三大的多民族強權到二十個以上的民族國家。
故事的發展動力來自東歐民族主義者掌控疆土的要求，這些要求被拒絕，因為挑戰了帝國強權和歐洲秩序。自一八二○年代以來，民族主義者透過三個階段努力創建了一個個獨立的國家：第一個階段是一八七八年的柏林會議，創立的國家有塞爾維亞、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蒙特內哥羅；第二個階段是一九一九年的革命與和平協議，創造的國家有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波蘭；最近期的第三個階段則發生在一九九○年代，捷克斯洛伐克和平分裂成捷克共和國與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則暴力分裂成斯洛維尼亞、克羅埃西亞、塞爾維亞、波士尼亞的兩個政體、馬其頓、蒙特內哥羅和科索沃。匈牙利在一八六七年奧地利帝國轉型成奧匈帝國時獲得實質上的獨立地位；一九二○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其領土變小許多，有三分之二被鄰居瓜分。
可以爭論的問題是，要解放組成現今東歐地區的民族國家，有沒有必要經歷這麼嚴重的暴力，特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奧匈帝國其實比批評者所說的還要強韌，只有在代價比任何人預期的還慘重的戰爭來到最後一年時才開始瓦解。此外，意圖和結果之間沒有什麼關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開端並不是民族解放，但到了一九一七年，隨著傷亡人數不斷攀升、意圖和結果之間的關聯完全喪失，這場戰爭卻被解讀為民族解放戰爭。這是一場為了民主、為了威爾遜的民族自決所打的戰爭，而這協助催生了新的民族國家。
話說回來，如果沒有加夫里洛‧普林西普聲稱自己代表的理念（南斯拉夫人應該住在同一個國家），就不會有刺殺事件，哈布斯堡就不會對塞爾維亞（這個國家訓練了普林西普，並提供槍枝給他）下最後通牒，戰爭就不會爆發。從理性的角度來看，哈布斯堡王朝認為人口三百萬的塞爾維亞會對他們這個人口五千兩百萬的國家造成威脅，需要進行全面的軍事攻擊，似乎是歷史上反應最過頭的事件之一。然而，體弱多病的普林西普在十八歲時因為身材矮小而被塞爾維亞軍隊拒絕，卻完全體現了族群民族主義的挑戰，而哈布斯堡帝國別無他法，只能以赤裸裸的武力做出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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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的篇幅要講述的，不只是單純捍衛並伸張自我的英雄故事，因為在反帝國的奮鬥中，民族運動往往變成了帝國主義，而為了不要滅絕，時常讓自己成為滅絕他人（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該地區的猶太人）的共犯。民族主義的張揚已跨越了無數障礙，從一八四九年的戰爭、一八六七年哈布斯堡王朝與匈牙利之間的妥協，一直到一九一八年如雨後春筍冒出的新國家。在一九四五年以前、甚至是後來的時期，民族主義吞噬了自由主義、阻礙了社會主義、觸發了法西斯主義、殖民了共產主義，目前它對民主體制做出的壞事，在我們找到更驚悚的貼切形容詞之前，只能以「民粹主義」（populism）這個輕描淡寫的詞彙名之。雖然這個地區產出不少難以抹滅的文學作品（昆德拉與米沃什的書寫是其中幾個例子），見證了「不只有」東歐才經歷的苦難，但是這個地區的經驗仍完全顛覆了西方人的想像。
然而，反帝國的中東歐並不是一座孤島，全球歷史很多都集中在這裡。東歐人之所以在現代經歷了特別強烈的體驗，是因為他們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一部分，他們的故事是許多人的故事，不論是民主化與去殖民化、五年計畫與作秀公審、反法西斯的抵抗行動與種族清洗，或是公民社會及不自由的民主等，全都籠罩在害怕成為家鄉的陌生人、自身文化的叛徒的恐懼中。很多人說東歐人放不下過去，但那正是因為他們想要擺脫過去。偶爾，他們點出通往未來的道路。可是，回憶仍無可避免地形塑了現在，即使那些聲稱對歷史有卓越認識的人也免不了如此。
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是其中的佼佼者。由於馬克思和列寧似乎代表外國利益，他們的追隨者因此比任何人還要放不下回憶，使用象徵民族的圖樣和顏色重建被炸毀的城市、製造充滿民族戲劇與詩歌的運貨車廂，並大肆慶祝民族紀念日，如一九六六年慶祝波蘭建國一千週年的活動。波蘭的共產主義者舉辦了大型節慶，並承諾在缺乏現代教育的鄉村地區建立一千所學校。
巧的是，這恰好是基督信仰在西元九六六年傳入波蘭的紀念日，波蘭天主教教會也祭出自己的民族象徵聖母瑪利亞。一六五二年，國王揚‧卡齊米日（Jan Kazimierz）因聖母保護了被圍城的琴斯托霍瓦（Częstochowa）的波蘭軍隊，將她封為波蘭女王。一九五七年，波蘭的首席樞機主教維辛斯基（Wyszyński）下令製作了琴斯托霍瓦修道院「黑色聖母」畫像的複製品，連原本的燒焦痕跡也如出一轍。這幅畫像在羅馬祝聖後，由信徒帶著在波蘭各地繞境，繞境時程將確保每一個波蘭人在接下來十年至少都能看見並敬拜畫像一次。
到了一九六五年，政府的耐性已經消磨殆盡，當局下令將複製品送回琴斯托霍瓦的原作身邊。當地人開玩笑地說，聖母被綁架了。這下，波蘭人無法再帶著黑色聖母的畫像繞境，便決定帶著原本放置畫像的空畫框繼續行程。所有人都知道這其中的涵義。但，波蘭人看見空白畫布時，看到了什麼？他們聲稱看到只屬於他們的東西──一個千年來瀕臨滅絕的族群的重要意象。
將這個空白畫框延伸到整個東歐，你就能看出這本書的宗旨：它描繪了東歐這個地區對於經過無數世代所獲取的身分認同有多麼敏感，而且由於認同是當地語言所賦予的，它便具有不可譯的特性，也難以直接表達。這就是族群民族主義的真諦：擁有一個屬於自己、不會超越有形界線的東西，無論是自家爐灶、民族國家或空白畫框。
這不是一本百科全書，不打算追溯特定幾個族群的歷史故事。這本書跟任何特定的人民或族群無關，也沒有要談論被自然邊界畫出來的某些區域。這本書講的是催生出那種獨特感受的困境、夾在大國之間生存的狀況，以及住在那些地方的人民所述說的故事，和關於他們的故事。這些故事的共同訊息是如何面對生存威脅，然後繼續存活下去。重點不是這樣的認知正不正確，而是這樣的認知如何成為常見的心態，很容易重新出現，即使帝國──無論是神聖羅馬、哈布斯堡、鄂圖曼、納粹或蘇聯帝國──滅亡也依舊存在。這種困境似乎是永恆且必要的。事實上，這既是過去，也是現在，製造時間才剛超過兩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