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暗裡有光：波斯尼亞〉
【戰火圍城──薩拉熱窩】
⮕戰火漫天，足球還算甚麼？
環繞地球，遊歷世界，總有地方教人刻骨銘心，有種難以言語的情感連繫，有其獨一無二的意義。於我而言，這個走進生命，影響人生的地方，便是我最愛的東歐城市──薩拉熱窩（塞拉耶佛）。
薩拉熱窩，似乎是註定浪漫而淒美。即使離開多年，她仍在我的心坎，每條走過的街道，至今我仍都記得。我在這個城市遇上「她」，而「她」讓我愛上這個城市。
從貝爾格萊德通往薩拉熱窩的火車上，我邂逅旅程中的靈魂伴侶──Hanifa。她因為擔心乘務員對我藉詞刁難苟索，便主動向我伸出援手，我們很自然地傾談起來。隨著其他乘客在中途站下車，我們坐近了，也走近了。數小時的車程內，車廂由輕鬆愜意的個人空間，化成兩顆心靈交流的場所。
到達薩拉熱窩後，我們都不打算就此告別。她說︰「我想給你看一個地方，要不要相約黃昏見？」她帶我由小路經過墓園，走到位於小山丘的黃堡。夕陽在遠方徐徐落下，餘暉映照山谷中的狹長古城，四面的山坡豎立無數白色墓碑，整個城市都在靜默之中。宣禮塔的禮拜聲打破沉默，在山下招搖地向我揮手。離清真寺不遠，東正教堂的「洋蔥頭」拱頂在探頭探腦，毗鄰的天主教堂十字架則靜觀其變。我拚命抓住落日，晚霞如血般格外鮮紅，直到夜幕籠罩大地，微弱燈光始被逐一點起。我徹底被薩拉熱窩迷住，她真的很美，也很淒美。
Hanifa於黑夜前，向我指出被空襲炸毀的圖書館的遺址。她痛心戰火不僅奪去幾代人的生命與幸福，連人類歷史承傳的寶物也都無情摧毀。她分享年幼和成長時的戰爭經歷，包括親眼看見鄰居被殺的可怕回憶。我無法想像那種傷痛和驚悚，甚至無法直視她。她沒有眼淚，或者早已流乾。她沒有懷著仇恨，但也不可能忘卻。寫作是她的動力，也是她的療程。雖然文稿尚未完成，但她對作品封面已有初步構思。她向我展示「三條平衡線」，象徵著波斯尼亞境內各族之間的關係和故事。「三條平衡線」是她的想像，或是她的願景。我知道這三條線曾經交雜，曾經相連，甚至曾經編織過一場美夢。這三條線，是薩拉熱窩的故事。
⚽薩拉熱窩與圍城戰⚽
薩拉熱窩是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簡稱波黑，外文縮寫為BiH）的首都，其近代發展可追溯至十五世紀。在鄂圖曼和奧匈帝國先後統治下，她成為以文化匯聚聞名的重要城市。鄂圖曼帶來伊斯蘭教，也讓被逐出西班牙的猶太人安置在此，使其宗教和種族更趨多元。奧匈帝國則帶領本市走向工業化和現代化，許多中歐風格的建築也紛紛落成。今天古城區內更設有一處地標，名為「東西文化交匯線」，雖略嫌造作，但仍可側見本市的定位和自豪之處。
薩拉熱窩位於歐洲要衝，數百年來屢受戰亂之苦，更是一戰的爆發點所在。十九世紀末，民族主義運動興起，加上鄂圖曼日漸衰落和列強干預，歐洲的勢力版圖逐步改變。一九○八年，奧匈帝國正式宣布吞併波黑，引發第一次巴爾幹危機，雖以外交手段解決，卻埋下戰爭的伏線。終於，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在拉丁橋刺殺費迪南大公（斐迪南大公），引爆第一次世界大戰。
於一戰後，波黑成為南斯拉夫王國的一部分，薩拉熱窩的發展也較穩定。直至二戰時期，波黑為軸心國所占，且受右翼政權烏斯塔沙所蹂躪，許多猶太人和塞族遇害。共產南斯拉夫立國後，薩拉熱窩迎來數十年的和平歲月，一九八四年主辦的冬季奧運會，更可說是本市現代史上的高峰。
儘管大部分前南斯拉夫新獨立國家的成員國都有各族混居的情況，但以程度而言則數波黑為最。波黑境內並無單一的主流民族，多年來，信奉伊斯蘭教的穆斯林、天主教的克羅地亞族和東正教的塞爾維亞族普遍和平共存，各族之間通婚、毗鄰和共仕等，為理所當然的日常生活。那是波黑三條線樂於交織的美好時代。
可惜，隨著前南瓦解，和諧歲月竟一夜消散。當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和北馬其頓先後宣布獨立之際，波黑也萌生去意。然而，波黑境內的各族，在去留問題上南轅北轍，穆斯林和克族傾向獨立，塞族則堅持留在聯邦，並無達成共識的可能。終於，公投在塞族人集體杯葛下進行，波黑議會根據逾九成贊成的結果，於一九九二年三月三日正式獨立。境內塞族人遂自組塞族共和國，並從南斯拉夫聯邦一方得到壓倒性的武器和軍備。自宣布獨立後，波黑的地位迅速得到歐美大國的認可，內戰亦隨即全面升級。塞族軍隊在南斯拉夫人民軍的支援下炮轟和圍堵薩拉熱窩，對城市進行全面封鎖。戰爭期間，薩拉熱窩居民在欠缺電力、能源和食物等惡劣環境下頑抗，活在空襲與狙擊的威脅之中。雙方輾轉拉鋸數年，直到聯合國和北約軍事介入，各方停火並議和後，歷時一千四百二十五天的圍城才正式結束，為現代史上歷時最長的圍城戰。
⚽球場成為戰場⚽
接近四年的圍城戰，改變所有人的命運，也成為持續淌血的傷口。每個經歷戰爭的波黑人，都有他要訴說的故事。不論是圖書館、市集、山坡、酒店或橋梁，戰爭痕跡無處不在，足球也不例外。兩家同城的著名球會，分別訴說其戰爭故事，讓我看到大歷史以外的維度。
我從古城區來到薛謝斯歷卡（塞拉耶佛澤列茲尼察足球俱樂部，FK Željezničar）的主場格爾巴維察體育場。球場前方是主要道路的T字路口，加上設有小型超市和商鋪，遠看像灰暗的大型混凝土商場。球場的外觀甚為破落，照明燈柱上的鐵鏽明顯。我走近西看台的外圍，附近畫滿以藍色為主調的壁畫，將球會名稱、成立年分和球迷組織之名等資訊呈現。球場外牆有一處大缺口，既能看見木製看台的結構，也讓我一窺球場的歷史。
球場始建於五十年代初，在興建過程中得力於社會各界人士的致力參與。許多志願者每逢晚上和週日，都親身以簡單工具協助運送材料和鋪平地面。格爾巴維察體育場的建成，可謂軍政民各方共同努力的成果根據資料所載，倚坡而建的南看台後方，曾經建有鐵路，當火車經過球場時，不時會減速並鳴笛示意。即使後來球場經歷改建和現代化工程，但會方仍致力在西看台保留當年的木製看台，並跟山坡旁的南看台，成為本球場的特色。隨著薛謝斯歷卡在前南時期的進步，加上所在地格爾巴維察區的發展，這家擁抱多元族群意識的球會得以吸引更多該區的混居人口支持，而球場既成為各族和諧生活時期的象徵，也是共同回憶和情感連結的載體。
格爾巴維察體育場的戰爭故事，也是當時社會的投射。於風雲變色的一九九二年四月五日，薛謝斯歷卡原定主場進行一場頂級聯賽，對手是來自貝爾格萊德的拉德足球俱樂部（FK Rad）。然而，此時波黑境內已有族群間的零星戰鬥和動員，薩拉熱窩亦是戰雲密布。正如主隊領隊所言「在槍炮聲此起彼落的情況下，所有球員都難以安枕，充滿徬惶和恐懼，無人再在意球賽的事。這種時候，誰還需要足球？」
雖然如此，賽前卻仍有千五名球迷在球場聚集。即使克羅地亞戰爭已經開打，許多人仍然不相信波黑會爆發戰爭，因為一直以來大家都是和平共處。正如一九九二年四月離開，前往貝爾格萊德的主隊前鋒古塔爾所述︰「兩年前，我仍不知道『民族』這個詞彙。我是塞族人，但直到昨日之前，都從沒有人問及這種問題。我怎麼可能忘記我的童年、青春和友誼？我跟我（克族和穆斯林）的朋友一直共處，怎麼可能站在彼此的對立面？」
無論是備戰的球隊或到場的球迷，初時仍不知道，戰爭正在球場的上方爆發。當天塞族武裝分子襲擊位處南看台山坡上方的警察學院，雙方爆發槍戰，球賽取消，球隊在槍林彈雨下倉皇逃往球場地牢。自此，格爾巴維察體育場深陷戰火之中，更成為雙方交戰的最前線。根據海牙法庭（國際刑事法院）供詞和聯合國報告，格爾巴維察體育場在戰爭時期，多為塞軍所占，包括配置機關槍和狙擊手，亦在附近範圍埋下地雷。曾經的共同家園被戰火摧毀；過去的集體回憶為傷害取代，球場淪陷寫下波黑戰爭故事的第一回。
⚽魂斷橋梁的亡靈⚽
薩拉熱窩建在環山的盆地內，妙哈卡河（米里雅茨河）在山谷中央流動，貫穿整個城市。河上建有不同年代的橋梁，包括始建於鄂圖曼時代的舍赫切哈橋和現代美術設計的費斯蒂納蘭特橋，當然還有費迪南大公遇刺的拉丁橋。我從球場出發，沿著河畔，來到不足兩公里外的弗爾巴尼亞橋。相比之下，它的外觀毫不起眼，但卻是本市最為人知的其中一條橋。
就在薛謝斯歷卡的球賽被取消的當天，十萬群眾在市內舉行和平集會。和平示威由約四十名學生發起，竟於一天之內，化作首都五分之一人口自發參與的大遊行。來自各族的平民高呼和平口號，並要求將波黑推向戰爭邊緣的政客們全體下台。然而，和平示威者卻在Vrbanja橋遭到塞族狙擊手襲擊，身處最前排的穆斯林女生蘇阿達‧迪爾貝羅維奇和克族女生奧爾加‧蘇契奇不幸被殺。民族主義者以殺害平民作回應，和平宣布無望。早有準備的塞軍於當晚迅即占領機場，並於翌日完成包圍。
小橋南岸的樓宇外牆仍舊滿布炮彈孔，而小橋則已易名為「蘇阿達與奧爾加橋」，小橋中央豎立著一塊插著鮮花的銘碑，記下這兩名首批犧牲者的名字，並寫有「Kap moje krvi poteče i Bosna ne presuši」，大意是「我流下一滴血，教波斯尼亞不致乾涸」。我看著銘碑，久久不能言語。一對老邁的夫婦在旁擁抱，老公公安慰老婆婆，太陽眼鏡遮擋通紅雙眼，卻蓋不住臉上的黯然神傷。
在薩拉熱窩圍城戰中，盤據高處和大樓的塞軍，對平民百姓進行無差別攻擊，無辜的生命或血濺街頭，或魂斷橋梁。其中，著名的戰時酒店假日酒店（假日飯店）外的主要街道，更有「狙擊手大道」的惡名。來自世界各地的傳媒和戰地記者，則冒著生命危險，報導圍城內的殘酷現實。
一九九三年五月，一對年輕情侶成為弗爾巴尼亞橋又一槍下亡魂。兩人的悲劇獲傳媒廣泛報導，並製作成紀錄片《薩拉熱窩的羅密歐與茱麗葉》。遇難的塞族男生鮑斯高‧布傑和穆斯林埃美亞‧伊斯美相戀多年，戰火中仍患難與共，終因種族危機惡化而決定離開。他們在勢力人士安排下，計劃在協議暫時停火的時刻通過弗爾巴尼亞橋，前往塞族勢力範圍並逃離危城。然而，當兩人甫踏足橋面，隨即中槍倒地。鮑斯高即時身亡，傷重的埃美亞用盡最後一口氣，爬到愛郎身邊，在彼此的懷抱中離世，直至死亡一刻都不願分離。可憐兩人橫屍在無人區數天，而塞軍和波軍在事後則互相指責，至今無人確定子彈由哪方所射。
這個真實的慘劇，記載一對年僅二十五歲的情侶，如何跨越種族、宗教、政治紛爭與戰爭，到最後仍堅持至死不渝的愛情。於圍城戰已逾一年的困難時刻，透過傳媒的報導，成功引起國際輿論，雖未能及時令戰火停止，但起碼讓薩拉熱窩的苦難不至被世人遺忘。
兩人於戰後安葬的獅子墓園，就在科舍沃區的冬奧場館對面。我在密密麻麻的墓碑中，尋找兩人合葬的墓地。心形墓碑上刻劃著兩人的合照，也有不少有心人奉上鮮花。即使我沒有宗教信仰，也下跪禱告，祝願他們以及身旁的所有死難者得以安息。
薩拉熱窩的墓園讓人難以承受，卻又不可逃避。每個到訪的人都必然被無處不在的墓園、密集的墓碑、集中於數年的離世年分所震撼。兩人的悲劇提醒世人波黑戰爭的性質，就如埃美亞父親所言︰「此事證明這不是塞族與穆斯林之間的戰爭，而是瘋子與怪物之間的戰爭。」
足球作國家大使
獅子墓園的所在地，曾經建有足球訓練場，今天卻已布滿白色大理石石柱和大小不一的十字架。從內往外看，卻見空洞的球場成為數千個墓碑的背景，畫面甚為詭異。我徒步到科舍沃市立體育場，這是本市另一大球會FK薩拉熱窩（塞拉耶佛足球俱樂部，FK Sarajevo）和國家隊的主場。
我找不到訪問對象，只好自行參觀，但冷清的球場與疏落的塗鴉，都無法引起我注意，只有球場外的紀念碑讓我駐足。紀念碑由一高一矮的石碑組成，中間夾著一顆石製足球，石碑刻上「獻給球會的烈士、戰士和平民球迷──波黑戰爭的受害者」的文字。這是前南境內的球會常見的戰爭紀念碑，但FK薩拉熱窩於戰爭期間的行動卻是獨一無二的。
一九九三年初，FK薩拉熱窩毅然出走，計劃展開為期約十二個月的世界巡迴。在領隊蒙素洛域率領下，球會化身波黑的親善大使，進行一系列人道主義友誼賽，為戰爭孤兒及退伍軍人籌款。球會先後到訪克羅地亞、土耳其、沙地阿拉伯、馬來西亞、伊朗、意大利和德國等共十七個歐亞國家，進行共五十四場比賽。除球賽之外，球會還藉舉辦記者招待會、參觀大學和宗教場所等形式，在各國轉述波黑的真實慘況和戰事的荒謬，藉以請求國際關注和外間支援。巡迴期間，球會曾在梵蒂岡獲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接見，也得到時任伊朗總統拉夫桑賈尼（拉夫桑雅尼）的支持和鼓勵。球會上下相信，他們能藉此發揮影響力，這是他們為國家而戰的方式。
然而，在重重圍困之下，如何得以「毅然出走」呢？在《Behind The Curtain: Travels In Eastern European Football》（2006）一書中，作者描述職球員冒死離開的過程。他們為衝向聯合國維和部隊控制的機場，必須曝露在狙擊手的眼前，只能作出長達兩百碼的「黑夜死亡疾走」，稍慢半步便一命嗚呼。離開薩拉熱窩後，他們仍需避開塞軍視線，曾於晚上橫越鋪雪的山嶺，甚至躲進凍肉運輸車內，輾轉始抵達克羅地亞的斯普利特。
逃出國境只是這趟冒死巡迴的開端，在「出使」各國的日子裡，職球員需忍受與家人摰愛別離之苦。即使自身安全無虞，但親友仍活在危城中音訊全無。擔心生離變成死別的壓力，令人苦不堪言。雖然有人藉機逃離，或乘勢轉投國外球會，但仍不減此行的意義。一年之後，球會結束巡迴，重回圍城。他們以對戰當地聯合國維和部隊的友賽，作為科舍沃市立體育場近兩年間的首場賽事。
【戰火圍城──薩拉熱窩】
⮕戰火漫天，足球還算甚麼？
環繞地球，遊歷世界，總有地方教人刻骨銘心，有種難以言語的情感連繫，有其獨一無二的意義。於我而言，這個走進生命，影響人生的地方，便是我最愛的東歐城市──薩拉熱窩（塞拉耶佛）。
薩拉熱窩，似乎是註定浪漫而淒美。即使離開多年，她仍在我的心坎，每條走過的街道，至今我仍都記得。我在這個城市遇上「她」，而「她」讓我愛上這個城市。
從貝爾格萊德通往薩拉熱窩的火車上，我邂逅旅程中的靈魂伴侶──Hanifa。她因為擔心乘務員對我藉詞刁難苟索，便主動向我伸出援手，我們很自然地傾談起來。隨著其他乘客在中途站下車，我們坐近了，也走近了。數小時的車程內，車廂由輕鬆愜意的個人空間，化成兩顆心靈交流的場所。
到達薩拉熱窩後，我們都不打算就此告別。她說︰「我想給你看一個地方，要不要相約黃昏見？」她帶我由小路經過墓園，走到位於小山丘的黃堡。夕陽在遠方徐徐落下，餘暉映照山谷中的狹長古城，四面的山坡豎立無數白色墓碑，整個城市都在靜默之中。宣禮塔的禮拜聲打破沉默，在山下招搖地向我揮手。離清真寺不遠，東正教堂的「洋蔥頭」拱頂在探頭探腦，毗鄰的天主教堂十字架則靜觀其變。我拚命抓住落日，晚霞如血般格外鮮紅，直到夜幕籠罩大地，微弱燈光始被逐一點起。我徹底被薩拉熱窩迷住，她真的很美，也很淒美。
Hanifa於黑夜前，向我指出被空襲炸毀的圖書館的遺址。她痛心戰火不僅奪去幾代人的生命與幸福，連人類歷史承傳的寶物也都無情摧毀。她分享年幼和成長時的戰爭經歷，包括親眼看見鄰居被殺的可怕回憶。我無法想像那種傷痛和驚悚，甚至無法直視她。她沒有眼淚，或者早已流乾。她沒有懷著仇恨，但也不可能忘卻。寫作是她的動力，也是她的療程。雖然文稿尚未完成，但她對作品封面已有初步構思。她向我展示「三條平衡線」，象徵著波斯尼亞境內各族之間的關係和故事。「三條平衡線」是她的想像，或是她的願景。我知道這三條線曾經交雜，曾經相連，甚至曾經編織過一場美夢。這三條線，是薩拉熱窩的故事。
⚽薩拉熱窩與圍城戰⚽
薩拉熱窩是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簡稱波黑，外文縮寫為BiH）的首都，其近代發展可追溯至十五世紀。在鄂圖曼和奧匈帝國先後統治下，她成為以文化匯聚聞名的重要城市。鄂圖曼帶來伊斯蘭教，也讓被逐出西班牙的猶太人安置在此，使其宗教和種族更趨多元。奧匈帝國則帶領本市走向工業化和現代化，許多中歐風格的建築也紛紛落成。今天古城區內更設有一處地標，名為「東西文化交匯線」，雖略嫌造作，但仍可側見本市的定位和自豪之處。
薩拉熱窩位於歐洲要衝，數百年來屢受戰亂之苦，更是一戰的爆發點所在。十九世紀末，民族主義運動興起，加上鄂圖曼日漸衰落和列強干預，歐洲的勢力版圖逐步改變。一九○八年，奧匈帝國正式宣布吞併波黑，引發第一次巴爾幹危機，雖以外交手段解決，卻埋下戰爭的伏線。終於，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在拉丁橋刺殺費迪南大公（斐迪南大公），引爆第一次世界大戰。
於一戰後，波黑成為南斯拉夫王國的一部分，薩拉熱窩的發展也較穩定。直至二戰時期，波黑為軸心國所占，且受右翼政權烏斯塔沙所蹂躪，許多猶太人和塞族遇害。共產南斯拉夫立國後，薩拉熱窩迎來數十年的和平歲月，一九八四年主辦的冬季奧運會，更可說是本市現代史上的高峰。
儘管大部分前南斯拉夫新獨立國家的成員國都有各族混居的情況，但以程度而言則數波黑為最。波黑境內並無單一的主流民族，多年來，信奉伊斯蘭教的穆斯林、天主教的克羅地亞族和東正教的塞爾維亞族普遍和平共存，各族之間通婚、毗鄰和共仕等，為理所當然的日常生活。那是波黑三條線樂於交織的美好時代。
可惜，隨著前南瓦解，和諧歲月竟一夜消散。當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和北馬其頓先後宣布獨立之際，波黑也萌生去意。然而，波黑境內的各族，在去留問題上南轅北轍，穆斯林和克族傾向獨立，塞族則堅持留在聯邦，並無達成共識的可能。終於，公投在塞族人集體杯葛下進行，波黑議會根據逾九成贊成的結果，於一九九二年三月三日正式獨立。境內塞族人遂自組塞族共和國，並從南斯拉夫聯邦一方得到壓倒性的武器和軍備。自宣布獨立後，波黑的地位迅速得到歐美大國的認可，內戰亦隨即全面升級。塞族軍隊在南斯拉夫人民軍的支援下炮轟和圍堵薩拉熱窩，對城市進行全面封鎖。戰爭期間，薩拉熱窩居民在欠缺電力、能源和食物等惡劣環境下頑抗，活在空襲與狙擊的威脅之中。雙方輾轉拉鋸數年，直到聯合國和北約軍事介入，各方停火並議和後，歷時一千四百二十五天的圍城才正式結束，為現代史上歷時最長的圍城戰。
⚽球場成為戰場⚽
接近四年的圍城戰，改變所有人的命運，也成為持續淌血的傷口。每個經歷戰爭的波黑人，都有他要訴說的故事。不論是圖書館、市集、山坡、酒店或橋梁，戰爭痕跡無處不在，足球也不例外。兩家同城的著名球會，分別訴說其戰爭故事，讓我看到大歷史以外的維度。
我從古城區來到薛謝斯歷卡（塞拉耶佛澤列茲尼察足球俱樂部，FK Željezničar）的主場格爾巴維察體育場。球場前方是主要道路的T字路口，加上設有小型超市和商鋪，遠看像灰暗的大型混凝土商場。球場的外觀甚為破落，照明燈柱上的鐵鏽明顯。我走近西看台的外圍，附近畫滿以藍色為主調的壁畫，將球會名稱、成立年分和球迷組織之名等資訊呈現。球場外牆有一處大缺口，既能看見木製看台的結構，也讓我一窺球場的歷史。
球場始建於五十年代初，在興建過程中得力於社會各界人士的致力參與。許多志願者每逢晚上和週日，都親身以簡單工具協助運送材料和鋪平地面。格爾巴維察體育場的建成，可謂軍政民各方共同努力的成果根據資料所載，倚坡而建的南看台後方，曾經建有鐵路，當火車經過球場時，不時會減速並鳴笛示意。即使後來球場經歷改建和現代化工程，但會方仍致力在西看台保留當年的木製看台，並跟山坡旁的南看台，成為本球場的特色。隨著薛謝斯歷卡在前南時期的進步，加上所在地格爾巴維察區的發展，這家擁抱多元族群意識的球會得以吸引更多該區的混居人口支持，而球場既成為各族和諧生活時期的象徵，也是共同回憶和情感連結的載體。
格爾巴維察體育場的戰爭故事，也是當時社會的投射。於風雲變色的一九九二年四月五日，薛謝斯歷卡原定主場進行一場頂級聯賽，對手是來自貝爾格萊德的拉德足球俱樂部（FK Rad）。然而，此時波黑境內已有族群間的零星戰鬥和動員，薩拉熱窩亦是戰雲密布。正如主隊領隊所言「在槍炮聲此起彼落的情況下，所有球員都難以安枕，充滿徬惶和恐懼，無人再在意球賽的事。這種時候，誰還需要足球？」
雖然如此，賽前卻仍有千五名球迷在球場聚集。即使克羅地亞戰爭已經開打，許多人仍然不相信波黑會爆發戰爭，因為一直以來大家都是和平共處。正如一九九二年四月離開，前往貝爾格萊德的主隊前鋒古塔爾所述︰「兩年前，我仍不知道『民族』這個詞彙。我是塞族人，但直到昨日之前，都從沒有人問及這種問題。我怎麼可能忘記我的童年、青春和友誼？我跟我（克族和穆斯林）的朋友一直共處，怎麼可能站在彼此的對立面？」
無論是備戰的球隊或到場的球迷，初時仍不知道，戰爭正在球場的上方爆發。當天塞族武裝分子襲擊位處南看台山坡上方的警察學院，雙方爆發槍戰，球賽取消，球隊在槍林彈雨下倉皇逃往球場地牢。自此，格爾巴維察體育場深陷戰火之中，更成為雙方交戰的最前線。根據海牙法庭（國際刑事法院）供詞和聯合國報告，格爾巴維察體育場在戰爭時期，多為塞軍所占，包括配置機關槍和狙擊手，亦在附近範圍埋下地雷。曾經的共同家園被戰火摧毀；過去的集體回憶為傷害取代，球場淪陷寫下波黑戰爭故事的第一回。
⚽魂斷橋梁的亡靈⚽
薩拉熱窩建在環山的盆地內，妙哈卡河（米里雅茨河）在山谷中央流動，貫穿整個城市。河上建有不同年代的橋梁，包括始建於鄂圖曼時代的舍赫切哈橋和現代美術設計的費斯蒂納蘭特橋，當然還有費迪南大公遇刺的拉丁橋。我從球場出發，沿著河畔，來到不足兩公里外的弗爾巴尼亞橋。相比之下，它的外觀毫不起眼，但卻是本市最為人知的其中一條橋。
就在薛謝斯歷卡的球賽被取消的當天，十萬群眾在市內舉行和平集會。和平示威由約四十名學生發起，竟於一天之內，化作首都五分之一人口自發參與的大遊行。來自各族的平民高呼和平口號，並要求將波黑推向戰爭邊緣的政客們全體下台。然而，和平示威者卻在Vrbanja橋遭到塞族狙擊手襲擊，身處最前排的穆斯林女生蘇阿達‧迪爾貝羅維奇和克族女生奧爾加‧蘇契奇不幸被殺。民族主義者以殺害平民作回應，和平宣布無望。早有準備的塞軍於當晚迅即占領機場，並於翌日完成包圍。
小橋南岸的樓宇外牆仍舊滿布炮彈孔，而小橋則已易名為「蘇阿達與奧爾加橋」，小橋中央豎立著一塊插著鮮花的銘碑，記下這兩名首批犧牲者的名字，並寫有「Kap moje krvi poteče i Bosna ne presuši」，大意是「我流下一滴血，教波斯尼亞不致乾涸」。我看著銘碑，久久不能言語。一對老邁的夫婦在旁擁抱，老公公安慰老婆婆，太陽眼鏡遮擋通紅雙眼，卻蓋不住臉上的黯然神傷。
在薩拉熱窩圍城戰中，盤據高處和大樓的塞軍，對平民百姓進行無差別攻擊，無辜的生命或血濺街頭，或魂斷橋梁。其中，著名的戰時酒店假日酒店（假日飯店）外的主要街道，更有「狙擊手大道」的惡名。來自世界各地的傳媒和戰地記者，則冒著生命危險，報導圍城內的殘酷現實。
一九九三年五月，一對年輕情侶成為弗爾巴尼亞橋又一槍下亡魂。兩人的悲劇獲傳媒廣泛報導，並製作成紀錄片《薩拉熱窩的羅密歐與茱麗葉》。遇難的塞族男生鮑斯高‧布傑和穆斯林埃美亞‧伊斯美相戀多年，戰火中仍患難與共，終因種族危機惡化而決定離開。他們在勢力人士安排下，計劃在協議暫時停火的時刻通過弗爾巴尼亞橋，前往塞族勢力範圍並逃離危城。然而，當兩人甫踏足橋面，隨即中槍倒地。鮑斯高即時身亡，傷重的埃美亞用盡最後一口氣，爬到愛郎身邊，在彼此的懷抱中離世，直至死亡一刻都不願分離。可憐兩人橫屍在無人區數天，而塞軍和波軍在事後則互相指責，至今無人確定子彈由哪方所射。
這個真實的慘劇，記載一對年僅二十五歲的情侶，如何跨越種族、宗教、政治紛爭與戰爭，到最後仍堅持至死不渝的愛情。於圍城戰已逾一年的困難時刻，透過傳媒的報導，成功引起國際輿論，雖未能及時令戰火停止，但起碼讓薩拉熱窩的苦難不至被世人遺忘。
兩人於戰後安葬的獅子墓園，就在科舍沃區的冬奧場館對面。我在密密麻麻的墓碑中，尋找兩人合葬的墓地。心形墓碑上刻劃著兩人的合照，也有不少有心人奉上鮮花。即使我沒有宗教信仰，也下跪禱告，祝願他們以及身旁的所有死難者得以安息。
薩拉熱窩的墓園讓人難以承受，卻又不可逃避。每個到訪的人都必然被無處不在的墓園、密集的墓碑、集中於數年的離世年分所震撼。兩人的悲劇提醒世人波黑戰爭的性質，就如埃美亞父親所言︰「此事證明這不是塞族與穆斯林之間的戰爭，而是瘋子與怪物之間的戰爭。」
足球作國家大使
獅子墓園的所在地，曾經建有足球訓練場，今天卻已布滿白色大理石石柱和大小不一的十字架。從內往外看，卻見空洞的球場成為數千個墓碑的背景，畫面甚為詭異。我徒步到科舍沃市立體育場，這是本市另一大球會FK薩拉熱窩（塞拉耶佛足球俱樂部，FK Sarajevo）和國家隊的主場。
我找不到訪問對象，只好自行參觀，但冷清的球場與疏落的塗鴉，都無法引起我注意，只有球場外的紀念碑讓我駐足。紀念碑由一高一矮的石碑組成，中間夾著一顆石製足球，石碑刻上「獻給球會的烈士、戰士和平民球迷──波黑戰爭的受害者」的文字。這是前南境內的球會常見的戰爭紀念碑，但FK薩拉熱窩於戰爭期間的行動卻是獨一無二的。
一九九三年初，FK薩拉熱窩毅然出走，計劃展開為期約十二個月的世界巡迴。在領隊蒙素洛域率領下，球會化身波黑的親善大使，進行一系列人道主義友誼賽，為戰爭孤兒及退伍軍人籌款。球會先後到訪克羅地亞、土耳其、沙地阿拉伯、馬來西亞、伊朗、意大利和德國等共十七個歐亞國家，進行共五十四場比賽。除球賽之外，球會還藉舉辦記者招待會、參觀大學和宗教場所等形式，在各國轉述波黑的真實慘況和戰事的荒謬，藉以請求國際關注和外間支援。巡迴期間，球會曾在梵蒂岡獲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接見，也得到時任伊朗總統拉夫桑賈尼（拉夫桑雅尼）的支持和鼓勵。球會上下相信，他們能藉此發揮影響力，這是他們為國家而戰的方式。
然而，在重重圍困之下，如何得以「毅然出走」呢？在《Behind The Curtain: Travels In Eastern European Football》（2006）一書中，作者描述職球員冒死離開的過程。他們為衝向聯合國維和部隊控制的機場，必須曝露在狙擊手的眼前，只能作出長達兩百碼的「黑夜死亡疾走」，稍慢半步便一命嗚呼。離開薩拉熱窩後，他們仍需避開塞軍視線，曾於晚上橫越鋪雪的山嶺，甚至躲進凍肉運輸車內，輾轉始抵達克羅地亞的斯普利特。
逃出國境只是這趟冒死巡迴的開端，在「出使」各國的日子裡，職球員需忍受與家人摰愛別離之苦。即使自身安全無虞，但親友仍活在危城中音訊全無。擔心生離變成死別的壓力，令人苦不堪言。雖然有人藉機逃離，或乘勢轉投國外球會，但仍不減此行的意義。一年之後，球會結束巡迴，重回圍城。他們以對戰當地聯合國維和部隊的友賽，作為科舍沃市立體育場近兩年間的首場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