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托馬索．坎帕內拉（Tommaso Campanella，一五六八—一六三九年）就像許多前人和後人一樣想像了一個烏托邦。當西班牙帝國勢力正將他的故鄉變成一個離心動盪的省分之時，這位道明會修士在十六和十七世紀之交，盼望著一個更完美的世界。三十歲的坎帕內拉在與宗教裁判所（Inquistition）發生衝突後，回到了位於義大利南部的故鄉卡拉布里亞（Calabria）。日益相信占星徵兆和先知文獻正預言一場劇變的他，被告發煽動叛亂，意圖將卡拉布里亞變為共和國——他相信這是拯救故鄉擺脫西班牙王室暴政的唯一方法。他的兩名密謀同夥屈服於西班牙當局並揭露了他的計畫，導致坎帕內拉被捕。儘管遭受教宗克勉八世（Clement VIII）批准的酷刑審問，坎帕內拉還是矢口否認叛亂的指控，始終堅稱自己只是遵照古老文獻的預言和異常出現的虧蝕現象行事。他說，一六○○年將會發生動盪不安的劇變。自己不是在策劃叛亂，只是按照自然界的天相採取行動。然而，當局認為這說法不但荒謬，也讓他無法懺悔，因此認為將他判處死刑是不適當的，最終為坎帕內拉帶來好的結果。
在與天主教教會及西班牙總督當局發生衝突後，坎帕內拉寫下《太陽城》（La città del sole）一書，把柏拉圖《共和國》（Republic）的部分內容改寫成一個想像的新世界，座落在印度洋赤道附近的塔普拉班（Taprobane），這是一座長期漂浮於歐洲知識和奇觀邊緣的島嶼。島上索拉里安人（Solarians）的社會體現了文藝復興的核心理念。藉由索拉里安人，無論坎帕內拉是有意要讀者去認真看待他們的偏好還是出於戲謔，他把自己所處的現實不知不覺地融入了近世的科幻小說。索拉里安人就像歐洲的菁英階層，對他們的動物投入心血，更重要的是，「他們非常看重培育馬匹、公牛、棉羊、犬隻及各種家畜的技藝，就如同亞伯拉罕的時代一樣。」索拉里安人的育種方式與用於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馬廄相似，譬如遍及南義大利位於坎帕內拉故鄉的馬廄。在這兩個地方，動物繁殖都由專家監管。公馬和母馬不是「在草地上野放」，而是「在適當的時候，被帶到農場馬棚外交配」。這些育種者甚至依據星象精心安排動物的交配。馬匹的培育需要上升射手座，並和火星與木星相合，而金牛座有助於誕下最好的公牛，牡羊座則能提升羊的品質。在歐洲，畜舍的牆上會在交配季期間掛起美麗圖畫，藉此激勵牲畜的想像力，據說這樣會產下最美好的幼崽。而索拉里安人同樣利用「魔法讓這些動物在馬、牛、羊的畫前繁育後代」。
然而，儘管歐洲人和索拉里安人都用有系統的方式培養動物，但他們在對待人類上有所分歧。坎帕內拉筆下的核心敘事者「熱那亞船長」在邂逅索拉里亞社會後，回到義大利描述那邊的奇觀。這樣的敘述段落不少，其中船長在一個段落裡描述索拉里安人如何看不起他們認為普遍存於歐洲人的矛盾：「確實，他們嘲笑我們，因為我們悉心照料馬匹和犬隻的培育（ch'attendemo alla razza delli cani e cavalli），卻不重視人類的培育。」相較之下，索拉里安人創造了更優秀的社會，因為他們願意把良好畜牧業的理性原則應用在製造人類後代。他們明白廣義的育種（breeding），涵蓋了教育和繁殖，而且涉及人類的生育，也與土地播種相似。索拉里安人精通一種文藝復興式的優生學，那是一項讓眾多歐洲人感到羨慕的壯舉，有些感到厭惡，也有些感到懷疑。
就像其他的家畜一樣，控制男女生育好讓「他們產下最棒的後代」，坎帕內拉這樣圍饒razza語彙而建立的想像，誠如丹尼爾．馬爾戈西（Dániel Margócsy）所言，razza一詞「同時有種族（race）、品種（breed）和種畜（stud）的意思」。在坎帕內拉的時代，歐洲鄉村和歐洲的美洲殖民地，育種者使用源自馬廄的專門用語來描述牲畜種群和他們繁殖的其他馴化動物。對坎帕內拉和他筆下的索拉里安人，以及其他文藝復興的思想家而言，razza一詞與特定族群有關，這個族群擁有共同特質，而且經常被套用於為了創造「完美」動物的育種計畫。不過，razza並沒有不可動搖的固定特徵，相反的，這些特徵轉瞬即逝，而且很容易喪失，而且它們的持續性是來自繁殖的成果。最重要的是，儘管人們鮮少意識到這件事不同於普遍的動物育種，坎帕內拉的小說還是鼓勵了讀者，讓他們利用對razza的這份
關注去重塑人類族群。誠如動物育種需要精心安排和理性決策，坎帕內拉的故事暗示了人類育種同樣可以，甚至應該，受到謹慎的控管。
除此之外，坎帕內拉對於自然經過改善的想像反映了人們普遍的想法，還有人們認真投入動物育種計畫已經超過一個世紀。馬的品種（Razze of horses）加入了全球圖書和奇珍異寶收藏的行列，就像珍奇櫃（Kunstkammer）裡的文物一樣，被展示在馬廄裡，為的就是讓人感受到驚奇和王公貴族的權力。從西班牙的哈布斯堡家族到曼圖亞的貢扎加家族（the Gonzaga of Mantua），許多王室成員都創造了自己專屬的「品種」，有馬匹、有犬隻還有其他馴養的動物，專家的努力成果被記錄在大量的官僚文獻裡。圍繞這類計畫的紀錄特別多，包括燙在動物身體上的烙印、牠們的飲食、壽命、顏色和其他細節。透過對於動物生命的不停記錄、貼標和分類，razza的語彙被鞏固，而且逐漸在缺乏系統性的情況下和特定特徵綁在一起。每當這些分類被形諸文字用於買賣、朗讀於宮殿裡，或是在法庭訴訟過程中被提及，這些文件都讓razza鞏固為可以命名、有形且清晰易辨的現實。種族（race）這個複雜概念是有意識和無意識作為的成果，而動物紀錄只是其中的局部呈現。對坎帕內拉而言，人類才是育種力量的最終目的（telos），而動物只是附帶現象。本書局部反轉了坎帕內拉以人類為中心的強調。
坎帕內拉寫作的時間，距離一連串與美洲的接觸已將近一個世紀——從克里斯托福．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的航行（一四九二—一五○二年）到埃爾南．寇特茲（Hernán Cortés）奪取墨西哥特諾奇蒂特蘭（Mexico-Tenochtitlan， 一五一九—一五二一年），再到法蘭西斯科．皮薩羅（Francisco Pizarro）對庫斯科（Cusco）的殘暴統治（一五三三年）——當時，地理大發現的光芒已經開始消逝，隨之而來的是關於長期統治的可行性，以及如何讓當地人永久改宗基督教的問題。坎帕內拉入獄時，國王腓力三世（King Philip III）統治的西班牙，正狂熱地保衛著一大片已知的世界。他的父親腓力二世（Philip II，一五二七—一五九八年）的領地包含伊比利半島，橫跨義大利半島，向上延伸到叛亂不斷的低地國家，遍及北美和南美大部分地區，並延伸到大西洋和太平洋各地的零星島嶼，以及非洲和亞洲沿岸附近的據點。
身為非西班牙領地的哈布斯堡王朝子民，坎帕內拉對西班牙君主政體做了廣泛的書寫，尤其是關於哈布斯堡家族，以及他們的帝國行動對王朝命運的影響。當他從那不勒斯的大牢出獄時，法國和西班牙的長期戰爭（一六三五—一六五九年）剛剛爆發，在巴黎寫作的他，預言西班牙未能改變策略促進整合，意味著它將對法國人失去權力，而法國人將會重新團結基督徒。在反思君主政治時，雖然他很認真看待天主教的普世皈依令，但他逐漸相信，西班牙人的自尊心正在虛耗他們的超級強權地位。這與坎帕內拉在《太陽城》裡闡述的觀點一致，婚姻和人口問題是他對西班牙君主政治的批評重點，因為他認為西班牙的人口正在減少，年輕男性戰死，而女性逐漸失去生育力。對坎帕內拉而言，人口是國力的衡量標準，而人口說穿了，不就是透過世世代代的選擇所創造出的人群嗎？儘管坎帕內拉高估了西班牙人口的崩潰程度，但他對西班牙的人口困境以及戰爭和帝國角色的看法，仍有其道理。然而，無論是在帝國的人口問題上，或是把畜牧業的經驗應用到菁英聯姻上，哈布斯堡王朝都沒有採那坎帕內拉的看法，而是屈服於榮譽、家族忠誠和王朝戰略的壓力。
對位法的文藝復興世界
本書的每個章節皆並列對照人類和非人類動物。這樣的寫作結構是為了指出持續的相似處，保留無法簡化的差異，並突顯每個案例分析的獨特性。我從馬的razze轉向包含人類在內的收藏，從牲畜烙印到人類烙印，從玉米裡的種子（xinachtli）語彙到人類貴族身分的繼承，從美洲犬到人類混血族裔（mestizaje），從駱駝科動物到對人類純正血統的態度轉變，從古代動物遷徙到人類遷徙，以及從畜牧者（husbandmen）發展出來的相術技巧（physiognomic techniques）到運用這些技巧預測人類行動的潛力。綜觀這些敘事，可以看出幾條主題線——動物育種、動物．人類歸類、烏托邦理論、相貌想像（physiognomic vision）、血統淨化（limpieza de sangre）歧視、基督教本質和博物學的歷史——這些主題就像音樂中的對位法（counterpoint），以它們自己的節奏同時發聲，但和諧地相互依存。其中一個主旋律是近世育種者帶有自我意識地努力創造及維護razza。另一個對旋律（countermelody）是自然哲學家對動物種類（animal kinds）起源的關注。第三條旋律線是把舊世界帶到新世界的這個目標該如何與文藝復興思想中的烏托邦思潮合流。對位法的目的是為了能夠保留空間，用多重的取徑去理解人類和非人類動物的異同，還有razza、人種和分類學的論述歷史之間的不完美重疊，以及歐洲和美洲對動物差異理解的分歧。有些人認為育種者是相術技巧這門從外部特徵解讀內在性格的技藝實踐專家，有些人則強調環境和飲食的要求，而不是製作razze過程中的遺傳特徵。為了控制動物的人為挑選並不等同於追求血統純正。動物的razza並沒有單向地變成人類的「種族」（race），但它確實促成那個範疇的鞏固。同樣的，在十六世紀初期和末期，先天和後天（nature and nurture）的作用仍有爭議，雙方陣營都動用動物來推論。這些旋律線經常產生共鳴，但它們的目的不是為了壓制彼此。
雖然優生學（eugenics）一詞直到十九世紀才出現，但其基本原則已經實踐有好幾百年，因此，我用這個詞來表示經由人類主導，透過生物技術手段來塑造世代遺傳的結果。這在動植物上經由傳統方法實行時，基本上並不具爭議。誰不想要更大的番茄或跑得更快的馬呢？這些做法向來是繁殖動物的標準。優生學一詞是由法蘭西斯．高爾頓（Francis Galton，一八二二—一九一一年）提出，他把優生學定義為「不僅透過審慎交配，還透過其他各種影響來改良遺傳血統（inherited stock）的科學」。高爾頓提出的祖先遺傳法則與他同祖父表兄弟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提出的演化論相互較勁，他在法則裡主張，人們應當根據一部「黃金書」來繁殖，以生育出最優秀的後代，就像巴塞特獵犬（basset hound）和馬一樣。這個理念很快就被美國和歐洲的優生學家付諸實踐，他們在追蹤家譜時，會著重於導致聰明才智或驕奢淫逸的純種系譜。事實上，這個十九世紀優生學的起源故事之所以被保存下來，是因為高爾頓自始至終都以為他是優生學觀念的提出者。為了重新定義這種實踐具有更長遠的歷史，而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科學優生學不過是這段歷史的一小部分，我將優生學這個近代用語應用在聚焦十六世紀的近世時期。這個育種哲學在各時代中不斷被反覆用來作為手段，以形塑未來滿足當前的利益。對於所謂「優生學原則」的興趣，以及對於它可能扭曲人類生命的擔憂，本研究計畫追蹤了兩者之間的擺盪，在過程中，涉及了有關先天之於後天、差異之於共同特徵、決定論之於自由意志，以及個人自主性之於社會主張的根本問題。
文藝復興時期完善自然（perfect nature）的嘗試，與其他時期一樣具有獨特的方法和烏托邦的理想。這些嘗試展現出符合明確等級制度的美學理想、跨世代的持續參與，以及對特徵和族譜的詳細紀錄。儘管具備這些相似之處，文藝復興時期的贊助人通常更關注於培育而非淘汰。雖然完善社會的努力經常會跟著驅逐不受歡迎的某種人（types），包括伊比利半島上惡名昭彰的穆斯林與猶太人清洗，十六世紀想像和記錄動物育種計畫的文獻並沒有對淘汰詳述。相反地，文藝復興時期所關注的通常主要聚焦在分類的滲透性（porosity of categories）、自然的強大繁殖力，以及在生物間的斷層線上產生畸變的風險。而這樣廣泛關注的內容，其重要性可在約翰．弗洛里奧（John Florio）一六一一年出版的義英辭典裡，透過義大利語動詞generáre呈現於它的三重定義：「以男性身分繁殖或生育後代。或以女性身分懷胎、孕育或生產。或者，創造、孕育、製作、發明」。最後一個定義尤其突出。交媾和繁衍（generation）是人類在發明上的終極工具之一，可以被用來操控當下和未來的人類及動物族群。本書將關於文藝復興、科學和科學革命史，以及哥倫布大交換（the Columbian Exchange）和西班牙帝國這些歷來被孤立的敘事整合起來，以信奉天主教的南歐人為中心，重新審視近世如何考量動物的差異。
談論動物差異仰賴種（species）、品種（breed）、屬（genus）和分類群（taxon）的語彙，而這些語彙在生物學和歷史上的意義又很難清楚說明。考慮到這是一本關於近世分類歧異多過近代的書，我在盡可能為這些專門用語納入近世文獻的語彙。我希望這樣做能避免不必要的時代錯置（anachronism），突顯不同歷史參與者在利用這些專門用語時的拉扯，同時幫助讀者理解這些觀念在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初於不同地區及主題中的歷史發展。
儘管如此，初步介紹這些概念的相互對應是應該的。Species（複數speciei）出現在拉丁語時是作為古典希臘文eidos的翻譯，意思是「理型」或「形態」。Genos的意思是類（kind），衍生自用來指繁衍（generation）的單字。今天，種（Species）指的是比屬更具體的分類單位。雖然種可以透過DNA序列、形態學或核型（karyotype）來定義，但種最常見的定義是，它代表最大的生物群體，而且隸屬其中的任何兩個個體都可以產生具有繁殖能力的後代。物種概念是流動而且帶有啟發的區分，因為人們越是仔細觀察生物之間的界限，就會看見越多生物之間的雜交或混種。有些生物在繁殖上是孤立的，看不到任何雜交繁殖，其他生物的特徵則是隨機交配（panmixia），或是族群內的所有個體都可能是潛在的伴侶。種又細分為（通常由分布範圍和形態決定的）亞種（subspecies）、變種（varieties）和型（forms）。其他問題瀰漫到在屬（genus）的定義中。目前巨觀演化和生物系統學的科學家，正在種的層次上針對生物分類法層級的處理方式進行激辯。有些人認為更高層級的分組是武斷的發明，其他人則認為種是真實並且透過演化形成，但其他領域一致接受林奈分類系統是生物學上的「真實」。近代的屬可以包含單種或多種，它是在種之上最低階的常用分類等級。
品種（Breed）比較具體但也同樣令人困惑。一個品種是一群馴化的動物，牠們看起來相似（具有同質的外觀或表型〔phenotype〕）而且有類似的行為，可以和該種內的其他成員區別開來。誠如唐娜．蘭德里（Donna Landry）在談到近代馬科動物品種時所言，「怎麼樣才算一個品種也因此帶有意識形態：基因型、表型和性格或態度，都參與了定義的制定。」近代品種的例子包括盧西塔諾馬（Lusitano horse）和出現在西敏寺犬展（Westminster Kennel Club）的純種犬隻。在近代科學中，品種之間的雜交稱為雜種（crossbreeds）或混種（mixed breeds），而在較高生物分類階層（譬如種）的雜交稱為雜交種（hybrid）。無論這些名稱為何，品種（breed）一詞沒有任何公認的單一定義，它比較是一種技藝的成果，而不是科學的產物。
本書引用的思想家和實踐者，採用兩種廣泛的方法去思考種類（kinds）和那些區別種類的差異，並於其間取得平衡，這兩者可以簡單用「固定」（fixing）和「混合」（mixing）來描述。物種的概念史就是由這兩個相互競爭的思路所定義。一個堅守本質主義（essentialism）和定型論（fixism）：在這個「源自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的觀點裡，誠如約翰．威爾金斯（John Wilkins）指出，「類型（type）的全部成員都是由他們擁有一組必要和充分的屬性或特徵來定義，這些屬性或特徵是固定的，而且它們之間不存在變化」。在邏輯傳統裡，種（species）這個階層是從屬（genus）這個更大的階層分離出來：「從近代博物學初始，邏輯物種的正式定義就和生物物種上生物有機體的實際特性和能力有很明顯的區別。」與此同時，另一個以族群思維（population thinking）為中心的觀點也在發展之中，雖然威爾金斯認為這個觀點是「由達爾文發展完整，其中分類群（taxa）是具有可變特徵的生物族群，是多型性的（polytypic）⋯⋯而且當構成分類群的種或構成種的族群進化後，它們可以隨時間流逝從一個分類群轉化為另一個分類群。並不存在必要和充分的特徵」。在十六世紀的文獻裡，可以從致力於混合、多樣性以及種類之間可能替換的思想家身上，見到他們初步採用第二定義的要素，無論是在razze的層面，還是更廣泛的動物類型。
誠如費爾南．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指出，十六世紀時，「地中海把自己的形象烙印在西班牙殖民的新世界上」，與此相對應的是，瑪希．諾頓（Marcy Norton）這些更近期研究的歷史學家，揭露了新世界的物產與觀念是如何成為歐洲思想與生活的一部分。一度被民族主義敘事區隔的義大利歷史和西班牙歷史，也同樣深深交織在一起，因為文藝復興時期的思想和政治，對美洲的征服和西班牙的統治有重大的影響。西班牙宮廷仿效義大利的禮節和藝術典範。西班牙軍隊同時在新世界和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作戰，這些經驗不僅為馬基維利（Machiavelli）的政治分析提供關鍵案例，也讓西班牙在早期殖民期間的決策進行受益於歐洲深厚的戰略思想傳統。一五五○年的那不勒斯，作為西班牙帝國最大的城市，以及西班牙在地中海位置所仰仗的重要政治軍事中心，已經牢牢嵌進了傳播和權力的網絡，將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連結到世界各地的王朝領地。作為控制那不勒斯王國和米蘭公國的頭號天主教勢力，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透過天主教的宗教令、樞機團、宗教裁判所，以及附近駐紮的大批軍隊，在羅馬發揮銳不可當的影響力。在這個受西班牙影響的世界，居民往往認為彼此相互聯繫，而且經由協商共享知識庫。在理解畜牧業的實踐，以及這個實踐之於人類與自然差異的協商意義時，歐洲和殖民世界的相通性是至關重要的。
托馬索．坎帕內拉（Tommaso Campanella，一五六八—一六三九年）就像許多前人和後人一樣想像了一個烏托邦。當西班牙帝國勢力正將他的故鄉變成一個離心動盪的省分之時，這位道明會修士在十六和十七世紀之交，盼望著一個更完美的世界。三十歲的坎帕內拉在與宗教裁判所（Inquistition）發生衝突後，回到了位於義大利南部的故鄉卡拉布里亞（Calabria）。日益相信占星徵兆和先知文獻正預言一場劇變的他，被告發煽動叛亂，意圖將卡拉布里亞變為共和國——他相信這是拯救故鄉擺脫西班牙王室暴政的唯一方法。他的兩名密謀同夥屈服於西班牙當局並揭露了他的計畫，導致坎帕內拉被捕。儘管遭受教宗克勉八世（Clement VIII）批准的酷刑審問，坎帕內拉還是矢口否認叛亂的指控，始終堅稱自己只是遵照古老文獻的預言和異常出現的虧蝕現象行事。他說，一六○○年將會發生動盪不安的劇變。自己不是在策劃叛亂，只是按照自然界的天相採取行動。然而，當局認為這說法不但荒謬，也讓他無法懺悔，因此認為將他判處死刑是不適當的，最終為坎帕內拉帶來好的結果。
在與天主教教會及西班牙總督當局發生衝突後，坎帕內拉寫下《太陽城》（La città del sole）一書，把柏拉圖《共和國》（Republic）的部分內容改寫成一個想像的新世界，座落在印度洋赤道附近的塔普拉班（Taprobane），這是一座長期漂浮於歐洲知識和奇觀邊緣的島嶼。島上索拉里安人（Solarians）的社會體現了文藝復興的核心理念。藉由索拉里安人，無論坎帕內拉是有意要讀者去認真看待他們的偏好還是出於戲謔，他把自己所處的現實不知不覺地融入了近世的科幻小說。索拉里安人就像歐洲的菁英階層，對他們的動物投入心血，更重要的是，「他們非常看重培育馬匹、公牛、棉羊、犬隻及各種家畜的技藝，就如同亞伯拉罕的時代一樣。」索拉里安人的育種方式與用於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馬廄相似，譬如遍及南義大利位於坎帕內拉故鄉的馬廄。在這兩個地方，動物繁殖都由專家監管。公馬和母馬不是「在草地上野放」，而是「在適當的時候，被帶到農場馬棚外交配」。這些育種者甚至依據星象精心安排動物的交配。馬匹的培育需要上升射手座，並和火星與木星相合，而金牛座有助於誕下最好的公牛，牡羊座則能提升羊的品質。在歐洲，畜舍的牆上會在交配季期間掛起美麗圖畫，藉此激勵牲畜的想像力，據說這樣會產下最美好的幼崽。而索拉里安人同樣利用「魔法讓這些動物在馬、牛、羊的畫前繁育後代」。
然而，儘管歐洲人和索拉里安人都用有系統的方式培養動物，但他們在對待人類上有所分歧。坎帕內拉筆下的核心敘事者「熱那亞船長」在邂逅索拉里亞社會後，回到義大利描述那邊的奇觀。這樣的敘述段落不少，其中船長在一個段落裡描述索拉里安人如何看不起他們認為普遍存於歐洲人的矛盾：「確實，他們嘲笑我們，因為我們悉心照料馬匹和犬隻的培育（ch'attendemo alla razza delli cani e cavalli），卻不重視人類的培育。」相較之下，索拉里安人創造了更優秀的社會，因為他們願意把良好畜牧業的理性原則應用在製造人類後代。他們明白廣義的育種（breeding），涵蓋了教育和繁殖，而且涉及人類的生育，也與土地播種相似。索拉里安人精通一種文藝復興式的優生學，那是一項讓眾多歐洲人感到羨慕的壯舉，有些感到厭惡，也有些感到懷疑。
就像其他的家畜一樣，控制男女生育好讓「他們產下最棒的後代」，坎帕內拉這樣圍饒razza語彙而建立的想像，誠如丹尼爾．馬爾戈西（Dániel Margócsy）所言，razza一詞「同時有種族（race）、品種（breed）和種畜（stud）的意思」。在坎帕內拉的時代，歐洲鄉村和歐洲的美洲殖民地，育種者使用源自馬廄的專門用語來描述牲畜種群和他們繁殖的其他馴化動物。對坎帕內拉和他筆下的索拉里安人，以及其他文藝復興的思想家而言，razza一詞與特定族群有關，這個族群擁有共同特質，而且經常被套用於為了創造「完美」動物的育種計畫。不過，razza並沒有不可動搖的固定特徵，相反的，這些特徵轉瞬即逝，而且很容易喪失，而且它們的持續性是來自繁殖的成果。最重要的是，儘管人們鮮少意識到這件事不同於普遍的動物育種，坎帕內拉的小說還是鼓勵了讀者，讓他們利用對razza的這份
關注去重塑人類族群。誠如動物育種需要精心安排和理性決策，坎帕內拉的故事暗示了人類育種同樣可以，甚至應該，受到謹慎的控管。
除此之外，坎帕內拉對於自然經過改善的想像反映了人們普遍的想法，還有人們認真投入動物育種計畫已經超過一個世紀。馬的品種（Razze of horses）加入了全球圖書和奇珍異寶收藏的行列，就像珍奇櫃（Kunstkammer）裡的文物一樣，被展示在馬廄裡，為的就是讓人感受到驚奇和王公貴族的權力。從西班牙的哈布斯堡家族到曼圖亞的貢扎加家族（the Gonzaga of Mantua），許多王室成員都創造了自己專屬的「品種」，有馬匹、有犬隻還有其他馴養的動物，專家的努力成果被記錄在大量的官僚文獻裡。圍繞這類計畫的紀錄特別多，包括燙在動物身體上的烙印、牠們的飲食、壽命、顏色和其他細節。透過對於動物生命的不停記錄、貼標和分類，razza的語彙被鞏固，而且逐漸在缺乏系統性的情況下和特定特徵綁在一起。每當這些分類被形諸文字用於買賣、朗讀於宮殿裡，或是在法庭訴訟過程中被提及，這些文件都讓razza鞏固為可以命名、有形且清晰易辨的現實。種族（race）這個複雜概念是有意識和無意識作為的成果，而動物紀錄只是其中的局部呈現。對坎帕內拉而言，人類才是育種力量的最終目的（telos），而動物只是附帶現象。本書局部反轉了坎帕內拉以人類為中心的強調。
坎帕內拉寫作的時間，距離一連串與美洲的接觸已將近一個世紀——從克里斯托福．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的航行（一四九二—一五○二年）到埃爾南．寇特茲（Hernán Cortés）奪取墨西哥特諾奇蒂特蘭（Mexico-Tenochtitlan， 一五一九—一五二一年），再到法蘭西斯科．皮薩羅（Francisco Pizarro）對庫斯科（Cusco）的殘暴統治（一五三三年）——當時，地理大發現的光芒已經開始消逝，隨之而來的是關於長期統治的可行性，以及如何讓當地人永久改宗基督教的問題。坎帕內拉入獄時，國王腓力三世（King Philip III）統治的西班牙，正狂熱地保衛著一大片已知的世界。他的父親腓力二世（Philip II，一五二七—一五九八年）的領地包含伊比利半島，橫跨義大利半島，向上延伸到叛亂不斷的低地國家，遍及北美和南美大部分地區，並延伸到大西洋和太平洋各地的零星島嶼，以及非洲和亞洲沿岸附近的據點。
身為非西班牙領地的哈布斯堡王朝子民，坎帕內拉對西班牙君主政體做了廣泛的書寫，尤其是關於哈布斯堡家族，以及他們的帝國行動對王朝命運的影響。當他從那不勒斯的大牢出獄時，法國和西班牙的長期戰爭（一六三五—一六五九年）剛剛爆發，在巴黎寫作的他，預言西班牙未能改變策略促進整合，意味著它將對法國人失去權力，而法國人將會重新團結基督徒。在反思君主政治時，雖然他很認真看待天主教的普世皈依令，但他逐漸相信，西班牙人的自尊心正在虛耗他們的超級強權地位。這與坎帕內拉在《太陽城》裡闡述的觀點一致，婚姻和人口問題是他對西班牙君主政治的批評重點，因為他認為西班牙的人口正在減少，年輕男性戰死，而女性逐漸失去生育力。對坎帕內拉而言，人口是國力的衡量標準，而人口說穿了，不就是透過世世代代的選擇所創造出的人群嗎？儘管坎帕內拉高估了西班牙人口的崩潰程度，但他對西班牙的人口困境以及戰爭和帝國角色的看法，仍有其道理。然而，無論是在帝國的人口問題上，或是把畜牧業的經驗應用到菁英聯姻上，哈布斯堡王朝都沒有採那坎帕內拉的看法，而是屈服於榮譽、家族忠誠和王朝戰略的壓力。
對位法的文藝復興世界
本書的每個章節皆並列對照人類和非人類動物。這樣的寫作結構是為了指出持續的相似處，保留無法簡化的差異，並突顯每個案例分析的獨特性。我從馬的razze轉向包含人類在內的收藏，從牲畜烙印到人類烙印，從玉米裡的種子（xinachtli）語彙到人類貴族身分的繼承，從美洲犬到人類混血族裔（mestizaje），從駱駝科動物到對人類純正血統的態度轉變，從古代動物遷徙到人類遷徙，以及從畜牧者（husbandmen）發展出來的相術技巧（physiognomic techniques）到運用這些技巧預測人類行動的潛力。綜觀這些敘事，可以看出幾條主題線——動物育種、動物．人類歸類、烏托邦理論、相貌想像（physiognomic vision）、血統淨化（limpieza de sangre）歧視、基督教本質和博物學的歷史——這些主題就像音樂中的對位法（counterpoint），以它們自己的節奏同時發聲，但和諧地相互依存。其中一個主旋律是近世育種者帶有自我意識地努力創造及維護razza。另一個對旋律（countermelody）是自然哲學家對動物種類（animal kinds）起源的關注。第三條旋律線是把舊世界帶到新世界的這個目標該如何與文藝復興思想中的烏托邦思潮合流。對位法的目的是為了能夠保留空間，用多重的取徑去理解人類和非人類動物的異同，還有razza、人種和分類學的論述歷史之間的不完美重疊，以及歐洲和美洲對動物差異理解的分歧。有些人認為育種者是相術技巧這門從外部特徵解讀內在性格的技藝實踐專家，有些人則強調環境和飲食的要求，而不是製作razze過程中的遺傳特徵。為了控制動物的人為挑選並不等同於追求血統純正。動物的razza並沒有單向地變成人類的「種族」（race），但它確實促成那個範疇的鞏固。同樣的，在十六世紀初期和末期，先天和後天（nature and nurture）的作用仍有爭議，雙方陣營都動用動物來推論。這些旋律線經常產生共鳴，但它們的目的不是為了壓制彼此。
雖然優生學（eugenics）一詞直到十九世紀才出現，但其基本原則已經實踐有好幾百年，因此，我用這個詞來表示經由人類主導，透過生物技術手段來塑造世代遺傳的結果。這在動植物上經由傳統方法實行時，基本上並不具爭議。誰不想要更大的番茄或跑得更快的馬呢？這些做法向來是繁殖動物的標準。優生學一詞是由法蘭西斯．高爾頓（Francis Galton，一八二二—一九一一年）提出，他把優生學定義為「不僅透過審慎交配，還透過其他各種影響來改良遺傳血統（inherited stock）的科學」。高爾頓提出的祖先遺傳法則與他同祖父表兄弟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提出的演化論相互較勁，他在法則裡主張，人們應當根據一部「黃金書」來繁殖，以生育出最優秀的後代，就像巴塞特獵犬（basset hound）和馬一樣。這個理念很快就被美國和歐洲的優生學家付諸實踐，他們在追蹤家譜時，會著重於導致聰明才智或驕奢淫逸的純種系譜。事實上，這個十九世紀優生學的起源故事之所以被保存下來，是因為高爾頓自始至終都以為他是優生學觀念的提出者。為了重新定義這種實踐具有更長遠的歷史，而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科學優生學不過是這段歷史的一小部分，我將優生學這個近代用語應用在聚焦十六世紀的近世時期。這個育種哲學在各時代中不斷被反覆用來作為手段，以形塑未來滿足當前的利益。對於所謂「優生學原則」的興趣，以及對於它可能扭曲人類生命的擔憂，本研究計畫追蹤了兩者之間的擺盪，在過程中，涉及了有關先天之於後天、差異之於共同特徵、決定論之於自由意志，以及個人自主性之於社會主張的根本問題。
文藝復興時期完善自然（perfect nature）的嘗試，與其他時期一樣具有獨特的方法和烏托邦的理想。這些嘗試展現出符合明確等級制度的美學理想、跨世代的持續參與，以及對特徵和族譜的詳細紀錄。儘管具備這些相似之處，文藝復興時期的贊助人通常更關注於培育而非淘汰。雖然完善社會的努力經常會跟著驅逐不受歡迎的某種人（types），包括伊比利半島上惡名昭彰的穆斯林與猶太人清洗，十六世紀想像和記錄動物育種計畫的文獻並沒有對淘汰詳述。相反地，文藝復興時期所關注的通常主要聚焦在分類的滲透性（porosity of categories）、自然的強大繁殖力，以及在生物間的斷層線上產生畸變的風險。而這樣廣泛關注的內容，其重要性可在約翰．弗洛里奧（John Florio）一六一一年出版的義英辭典裡，透過義大利語動詞generáre呈現於它的三重定義：「以男性身分繁殖或生育後代。或以女性身分懷胎、孕育或生產。或者，創造、孕育、製作、發明」。最後一個定義尤其突出。交媾和繁衍（generation）是人類在發明上的終極工具之一，可以被用來操控當下和未來的人類及動物族群。本書將關於文藝復興、科學和科學革命史，以及哥倫布大交換（the Columbian Exchange）和西班牙帝國這些歷來被孤立的敘事整合起來，以信奉天主教的南歐人為中心，重新審視近世如何考量動物的差異。
談論動物差異仰賴種（species）、品種（breed）、屬（genus）和分類群（taxon）的語彙，而這些語彙在生物學和歷史上的意義又很難清楚說明。考慮到這是一本關於近世分類歧異多過近代的書，我在盡可能為這些專門用語納入近世文獻的語彙。我希望這樣做能避免不必要的時代錯置（anachronism），突顯不同歷史參與者在利用這些專門用語時的拉扯，同時幫助讀者理解這些觀念在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初於不同地區及主題中的歷史發展。
儘管如此，初步介紹這些概念的相互對應是應該的。Species（複數speciei）出現在拉丁語時是作為古典希臘文eidos的翻譯，意思是「理型」或「形態」。Genos的意思是類（kind），衍生自用來指繁衍（generation）的單字。今天，種（Species）指的是比屬更具體的分類單位。雖然種可以透過DNA序列、形態學或核型（karyotype）來定義，但種最常見的定義是，它代表最大的生物群體，而且隸屬其中的任何兩個個體都可以產生具有繁殖能力的後代。物種概念是流動而且帶有啟發的區分，因為人們越是仔細觀察生物之間的界限，就會看見越多生物之間的雜交或混種。有些生物在繁殖上是孤立的，看不到任何雜交繁殖，其他生物的特徵則是隨機交配（panmixia），或是族群內的所有個體都可能是潛在的伴侶。種又細分為（通常由分布範圍和形態決定的）亞種（subspecies）、變種（varieties）和型（forms）。其他問題瀰漫到在屬（genus）的定義中。目前巨觀演化和生物系統學的科學家，正在種的層次上針對生物分類法層級的處理方式進行激辯。有些人認為更高層級的分組是武斷的發明，其他人則認為種是真實並且透過演化形成，但其他領域一致接受林奈分類系統是生物學上的「真實」。近代的屬可以包含單種或多種，它是在種之上最低階的常用分類等級。
品種（Breed）比較具體但也同樣令人困惑。一個品種是一群馴化的動物，牠們看起來相似（具有同質的外觀或表型〔phenotype〕）而且有類似的行為，可以和該種內的其他成員區別開來。誠如唐娜．蘭德里（Donna Landry）在談到近代馬科動物品種時所言，「怎麼樣才算一個品種也因此帶有意識形態：基因型、表型和性格或態度，都參與了定義的制定。」近代品種的例子包括盧西塔諾馬（Lusitano horse）和出現在西敏寺犬展（Westminster Kennel Club）的純種犬隻。在近代科學中，品種之間的雜交稱為雜種（crossbreeds）或混種（mixed breeds），而在較高生物分類階層（譬如種）的雜交稱為雜交種（hybrid）。無論這些名稱為何，品種（breed）一詞沒有任何公認的單一定義，它比較是一種技藝的成果，而不是科學的產物。
本書引用的思想家和實踐者，採用兩種廣泛的方法去思考種類（kinds）和那些區別種類的差異，並於其間取得平衡，這兩者可以簡單用「固定」（fixing）和「混合」（mixing）來描述。物種的概念史就是由這兩個相互競爭的思路所定義。一個堅守本質主義（essentialism）和定型論（fixism）：在這個「源自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的觀點裡，誠如約翰．威爾金斯（John Wilkins）指出，「類型（type）的全部成員都是由他們擁有一組必要和充分的屬性或特徵來定義，這些屬性或特徵是固定的，而且它們之間不存在變化」。在邏輯傳統裡，種（species）這個階層是從屬（genus）這個更大的階層分離出來：「從近代博物學初始，邏輯物種的正式定義就和生物物種上生物有機體的實際特性和能力有很明顯的區別。」與此同時，另一個以族群思維（population thinking）為中心的觀點也在發展之中，雖然威爾金斯認為這個觀點是「由達爾文發展完整，其中分類群（taxa）是具有可變特徵的生物族群，是多型性的（polytypic）⋯⋯而且當構成分類群的種或構成種的族群進化後，它們可以隨時間流逝從一個分類群轉化為另一個分類群。並不存在必要和充分的特徵」。在十六世紀的文獻裡，可以從致力於混合、多樣性以及種類之間可能替換的思想家身上，見到他們初步採用第二定義的要素，無論是在razze的層面，還是更廣泛的動物類型。
誠如費爾南．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指出，十六世紀時，「地中海把自己的形象烙印在西班牙殖民的新世界上」，與此相對應的是，瑪希．諾頓（Marcy Norton）這些更近期研究的歷史學家，揭露了新世界的物產與觀念是如何成為歐洲思想與生活的一部分。一度被民族主義敘事區隔的義大利歷史和西班牙歷史，也同樣深深交織在一起，因為文藝復興時期的思想和政治，對美洲的征服和西班牙的統治有重大的影響。西班牙宮廷仿效義大利的禮節和藝術典範。西班牙軍隊同時在新世界和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作戰，這些經驗不僅為馬基維利（Machiavelli）的政治分析提供關鍵案例，也讓西班牙在早期殖民期間的決策進行受益於歐洲深厚的戰略思想傳統。一五五○年的那不勒斯，作為西班牙帝國最大的城市，以及西班牙在地中海位置所仰仗的重要政治軍事中心，已經牢牢嵌進了傳播和權力的網絡，將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連結到世界各地的王朝領地。作為控制那不勒斯王國和米蘭公國的頭號天主教勢力，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透過天主教的宗教令、樞機團、宗教裁判所，以及附近駐紮的大批軍隊，在羅馬發揮銳不可當的影響力。在這個受西班牙影響的世界，居民往往認為彼此相互聯繫，而且經由協商共享知識庫。在理解畜牧業的實踐，以及這個實踐之於人類與自然差異的協商意義時，歐洲和殖民世界的相通性是至關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