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希臘文明與城邦世界
縱觀人類歷史，東方帝國的興起無不遵循同一軌跡──擴張。歷史一再印證這條鐵律：一旦統治者萌生征服之念，滿足欲望便成為其必然選擇，而奢靡與怠惰終將導致政權迅速衰敗。嚴格說來，若一個國家的公民缺乏民族精神、智力成長的土壤與個體獨立的意志，則不必對其寄予厚望。一個士兵魯莽蠻勇、統帥肆意妄為的社會，必然壓制其人民；而專制君主唯有依賴祖輩攫取的基業，方能維持表面繁榮。倘若權柄僅從一個無能的統治者移交至另一個同樣庸碌之輩手中，這樣的更迭便不會帶來根本變革。那些曾追隨主君開疆拓土的跋涉者，終將成為其後裔安享富貴的家臣，甚而在新的入侵者面前俯首稱臣。
西元前六世紀，波斯人正是依循此興衰鐵律，崛起為東方世界的霸主。尼尼微的統治者曾推翻古巴比倫的權貴，隨後卻臣服於米底亞君王及其強大部族的統治。然而米底亞人很快發現，他們的主宰正面臨更強大的後繼者──波斯王居魯士二世。米底亞人的屈服，並非由於糧秣短缺，而是迫於高原寒冬的嚴酷侵襲。於是，伊朗的勇士們橫掃米底亞與呂底亞，將巴比倫與埃及的財富盡數掠入本國權貴囊中──而這些權貴，正是以熾烈的忠誠為其君王竭力攫取財富之人。
征服呂底亞，使波斯人得以接觸愛琴海西岸散居的若干希臘部落。這些部落的同宗族群，將令世界上最驕橫的世俗君主領受最慘痛的教訓：他們將以例項昭示，崇尚自由與法治的精神，如何戰勝依靠皮鞭驅趕奴隸上陣的暴君之師；自由人的軍隊，又如何擊潰僅憑脆弱利益紐帶維繫的邪惡聯軍。至此，歐亞之間的鬥爭，實質上已轉化為有序政體與無度專制之間的對抗，成為保障思想、言語與行動自由的法律，同唯有刺客匕首方能終結其罪孽的暴政之間的對決。倘若波斯王在希臘亦能輕易取勝，如他曾攻破埃克巴坦那、巴比倫與曼費茲的銅牆鐵壁那般，那麼他的族眾早已遍布黑海至海克力斯之柱之間的廣袤土地，為整個歐洲套上枷鎖，使自由之火熄滅四百餘年──正如那始終禁錮拜占庭君臣的沉重軛具一樣。
然而這位波斯君主終究未能明白，阻礙他前進的或許並非有形之敵。這並非沒有緣由：首先起而挑戰、並最終擊敗他的，並非與他勢均力敵的統兵貴族，而是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城邦子民」。他們寧可承受打擊，也不願接受施捨──即便面對那些自稱最渴望抵禦外侮的同宗鄰邦亦如是。波斯大軍壓境，在希臘各城邦間激起普遍恐慌，唯有一城例外──雅典。「一切因雅典而不同」，作出如此有力斷言的史家，唯有希羅多德。他為我們留下的這段鬥爭史詩，堪稱近代社會的先聲。當塞斯托斯陷落、雅典帝國尚未奠基之際，希羅多德年僅六歲左右。他日後埋首於繁複的考證之中，這些工作使他得以梳理波斯戰爭中的重重是非，而戰爭的根源，須從雅典崛起之前的歷史中探尋。顯然，這場劇烈衝突的直接導火線，在於希臘庇西特拉圖僭主家族被逐出雅典；而該家族的傾覆，則應歸因於梭倫對當時貴族排外勢力的打擊──這些貴族盤踞於幼發拉底河流域，企圖依其意志謀求國家霸權。
縱觀人類歷史，東方帝國的興起無不遵循同一軌跡──擴張。歷史一再印證這條鐵律：一旦統治者萌生征服之念，滿足欲望便成為其必然選擇，而奢靡與怠惰終將導致政權迅速衰敗。嚴格說來，若一個國家的公民缺乏民族精神、智力成長的土壤與個體獨立的意志，則不必對其寄予厚望。一個士兵魯莽蠻勇、統帥肆意妄為的社會，必然壓制其人民；而專制君主唯有依賴祖輩攫取的基業，方能維持表面繁榮。倘若權柄僅從一個無能的統治者移交至另一個同樣庸碌之輩手中，這樣的更迭便不會帶來根本變革。那些曾追隨主君開疆拓土的跋涉者，終將成為其後裔安享富貴的家臣，甚而在新的入侵者面前俯首稱臣。
西元前六世紀，波斯人正是依循此興衰鐵律，崛起為東方世界的霸主。尼尼微的統治者曾推翻古巴比倫的權貴，隨後卻臣服於米底亞君王及其強大部族的統治。然而米底亞人很快發現，他們的主宰正面臨更強大的後繼者──波斯王居魯士二世。米底亞人的屈服，並非由於糧秣短缺，而是迫於高原寒冬的嚴酷侵襲。於是，伊朗的勇士們橫掃米底亞與呂底亞，將巴比倫與埃及的財富盡數掠入本國權貴囊中──而這些權貴，正是以熾烈的忠誠為其君王竭力攫取財富之人。
征服呂底亞，使波斯人得以接觸愛琴海西岸散居的若干希臘部落。這些部落的同宗族群，將令世界上最驕橫的世俗君主領受最慘痛的教訓：他們將以例項昭示，崇尚自由與法治的精神，如何戰勝依靠皮鞭驅趕奴隸上陣的暴君之師；自由人的軍隊，又如何擊潰僅憑脆弱利益紐帶維繫的邪惡聯軍。至此，歐亞之間的鬥爭，實質上已轉化為有序政體與無度專制之間的對抗，成為保障思想、言語與行動自由的法律，同唯有刺客匕首方能終結其罪孽的暴政之間的對決。倘若波斯王在希臘亦能輕易取勝，如他曾攻破埃克巴坦那、巴比倫與曼費茲的銅牆鐵壁那般，那麼他的族眾早已遍布黑海至海克力斯之柱之間的廣袤土地，為整個歐洲套上枷鎖，使自由之火熄滅四百餘年──正如那始終禁錮拜占庭君臣的沉重軛具一樣。
然而這位波斯君主終究未能明白，阻礙他前進的或許並非有形之敵。這並非沒有緣由：首先起而挑戰、並最終擊敗他的，並非與他勢均力敵的統兵貴族，而是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城邦子民」。他們寧可承受打擊，也不願接受施捨──即便面對那些自稱最渴望抵禦外侮的同宗鄰邦亦如是。波斯大軍壓境，在希臘各城邦間激起普遍恐慌，唯有一城例外──雅典。「一切因雅典而不同」，作出如此有力斷言的史家，唯有希羅多德。他為我們留下的這段鬥爭史詩，堪稱近代社會的先聲。當塞斯托斯陷落、雅典帝國尚未奠基之際，希羅多德年僅六歲左右。他日後埋首於繁複的考證之中，這些工作使他得以梳理波斯戰爭中的重重是非，而戰爭的根源，須從雅典崛起之前的歷史中探尋。顯然，這場劇烈衝突的直接導火線，在於希臘庇西特拉圖僭主家族被逐出雅典；而該家族的傾覆，則應歸因於梭倫對當時貴族排外勢力的打擊──這些貴族盤踞於幼發拉底河流域，企圖依其意志謀求國家霸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