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阿爾薩斯－洛林地區的出現，是歷史的偶然？

德意志化措施
我們要如何說明將奪得領土進行德意志化這個策略的意義呢？首先，「奪取」這個字是法國人說的，依德國人的說法則是「回歸」，因為在他們的歷史裡，這塊土地有很長一段時間屬於德意志帝國，這段時間比法國擁有這塊土地的時間更久；再者，有四分之三居民使用的母語（Muttersprache）是各種日耳曼方言；對住在鄉村和小城市的居民而言，用俾斯麥的話來說──「法國皮相」，只是表象而已，只要刮開，「原有的德國本體」就會出現。要經過一或兩個世代，透過義務學校教育、男人一定要服的兵役、必要施政措施，透過工作關係，德意志語言和文化就會一點一滴重新回到應有的位置，這也是要將德語定為官方語言的原因。有兩項措施非常重要：一是1872年的語言普查，可以確定以德語作為大部分居民母語的地方，而對所有這些地區，德語就成為行政和學校使用的專用語言；二是國民義務教育（Volksschule），由俾斯麥－博倫頒布命令，男生必須接受義務教育直到14歲，女生則是到13歲，穆勒起草各不同年級的課程進行通告，迅速實施。由於部分教師選擇前往法國，因此在執行上要找到具有能力的人員成為最大困難。為了替代這些離開的教師，在洛林雇用盧森堡教師與一些德國教師，即使會讓督學的觀感不好，但是也讓一些在學校的修女留下。被稱為教師研習會的師範學校人事和課程被德意志化，西發利亞（Westphalie）神父亨瑞奇．尼格提特（Heinrich Nigetiet）在1871年來到梅斯，領導洛林教師研習會直到1906年退休為止。在法國，情況和我們所想的相反，阿爾薩斯和洛林出身的儲備教師相對較多，對教師人員都能進行定期補充。在以多數人講法語或是以法語為專門語言的地區，教師都能使用雙語，在學習開始初期是以法語作為讀、寫為主，稍後在大學課程才出現德語。

最後一堂法文課
「……阿默先生站上講台，用之前對我講話時一樣柔和而低沉的聲音，對我們說：『孩子們，這是我們最後一次上課。柏林方面下令，以後在阿爾薩斯和洛林的學校裡，只能教授德文⋯⋯新老師明天就會來。今天是你們最後一堂法文課，麻煩請大家專心上課。』這幾句話讓我感到不知所措。啊！這些傢伙，原來之前市政廳公布的事就是在講這個。
我的最後一堂法文課！我剛剛會寫一些字！就這樣我就再也沒法學習！一切就到此為止了！……
就這樣，阿默先生從這件事講到那件事，他開始跟我們講到法文，說法文是世界上最優美、最清晰、最嚴謹的語言：我們要好好記住這個語言，絕對不要忘了，因為即便一個民族被奴役，只要仍能保有他們的語言，就如同有了打開牢獄的鑰匙。接著他講授文法，我們也跟著讀課文。我竟意外地都能聽懂，他所講的，我竟然都覺得那麼簡單，一點都不難。我相信自己從來沒有這麼專心聽課。……
突然教堂中午的鐘聲響起，接著是唸《三鐘經》的時間。同一時間，普魯士士兵操練結束返營的號角聲，在我們的窗外響起……阿默先生臉色蒼白地從椅子上站起來。在我的眼中，他的個子從來沒有這麼高大。『朋友們、朋友們，』他說著，『朋友們，我……我……』
但是有些事情讓他講不下去，他未能講完要說的那句話。
就這樣他轉身朝向黑板，拿起一支粉筆，用全身的力氣大大地寫下：『法國萬歲！』
然後他就這樣待著，把頭抵著牆，沒說話，用手勢向我們表示：
『下課了……你們走吧。』」
阿爾封斯．都德（Alphonse Daudet）
〈最後一堂課，一位阿爾薩斯小孩所寫〉
（La dernière classe, récit d’un petit Alsacien）
引自《星期一故事集》（Contes du lundi），
巴黎，1873年

初中教育從課程至人事，則達到完全的德意志化。文理中學的教師全都是德國人，在大學課程安排上，大學入學測驗要計入在文理中學的成績，依成績決定能否進入大學就讀。只有宗教機構能有本地人任職其中，但是這些人也受到嚴密監視，並且要聽從公部門指示。除了文理中學，還在主要城市成立一些提供現代課程的職業中學。
史特拉斯堡大學成為威廉皇帝大學（Kaiser-Wilhelm Universität），經過重組並提供相當優良的設備。阿爾薩斯人很快就絡繹不絕地前往就讀，而洛林人因為通過入學測驗的人數很少，前往就讀的人也少。

短暫的現象或是長久延續的目標？
對德國人而言，這些「既成事實」就是確定不變的，應該讓被兼併地區的人們接受，無論使用強制手段、德意志化，還是軟硬兼施，都要花時間來完成。在法國這邊，總統提耶和其後的繼任者都要執行《法蘭克福條約》，並且要對德意志帝國保持低姿態。可是公共輿論則不然，對於阿爾薩斯這塊「美好花園」屈服於俾斯麥「專制」之下，輿論都感到憤慨。
他們以最晦暗的筆法訴說著德國的存在，在這個主題上，有許多例子可舉，比如1878年有一篇刊載於《跨界評論》（Revue des deux mondes）的文章，就將阿爾薩斯和洛林景象描繪得非常灰暗。
法國難道就這麼甘於接受「既成事實」？還是在被兼併地域內，鼓動想恢復失地者的情緒和行動，就像俾斯麥所說的，煽動「餘燼覆蓋下的星星之火」？在1870年代末，對戰爭餘悸猶存，沒有人想要看到情勢再度演變如斯。德國領導人想要靠著時間推進，讓「既成事實」能被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