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在歐洲與亞洲之間
蘇聯解體後的莫斯科
一九九三年三月下旬，雖然時值早春，但莫斯科的溫度依舊凍人體膚，街道路面因為融雪弄得髒兮兮的。一台台滿是泥濘的中古車催足油門、大排廢氣，絡繹不絕地奔馳在特維爾大街上。在戈巴契夫時期，我曾短期旅行過此地，不過說要長期居留於此，則完全是第一次經驗。雖說後來我在這蘇聯解體後誕生的「俄羅斯聯邦」首都中整整度過了十個月的生活，但想到一開始的日子，那寒風刺骨的氣候，加上對生活的不熟悉，實在是讓我過得疲困不堪。
然而，這樣的天氣一到了四月下旬，一股彷彿夏天到來般的暖氣便席捲而至，草木們轉眼間欣欣向榮，街上的景色看起來也似乎比以前明亮、華美得多。也正是此時，我們在這兒的生活終於上了軌道，工作也變得得心應手起來。當時的我在隸屬俄羅斯科學院（PAH）的俄羅斯史研究所留學，平時習慣往來於街坊中的檔案館與圖書館，閱讀一些在日本時難以觸及的史料與書籍。雖然是單調的日子，卻能受到指導教授親切而溫暖的指導。每週的六、日，我會與妻子一同拜訪莫斯科市內或郊外的博物館、老教會或修道院；晚上則是去聽音樂會或欣賞芭蕾舞劇。事實上，我對芭蕾並不怎麼有興趣，在日本時，也只看過一、兩次而已。不過，莫斯科這的票賣得都不貴，而且每晚都有劇場會進行演出。這裡的芭蕾舞者與舞台都美得不像話，觀賞起來的確也是賞心悅目。我們的生活就像這樣子，身邊不曾發生過那些時有所聞的危險事件，打從心底、真心享受了一段在莫斯科的生活。
新誕生的俄羅斯聯邦在經濟政策上急轉彎，採取了自由市場機制，但是居住於莫斯科的人們卻依然日益感到生活的嚴峻，科學院的副總裁也在某家報紙上憤慨表示「多虧了那些改革者的努力，現在俄羅斯有三分之二的人都在上街行乞！」此時的俄羅斯，從鬧區到地下鐵車站的出入口，四處都能看到乞丐；帶有「流浪漢」意思的「Бомжи（巴姆基）」這個俄語新詞，也是在這時出現，並且成為正式用語的。莫斯科人雖會對他們慷慨解囊、施以小惠，但事實上，他們自己也是自身難保。
平常要前往檔案館時，我都會利用這裡的無軌電車。有時候，你可以看到司機在不是站點的地方停車，然後自己走出車外。當司機過沒多久回來時，你會看見他的雙手都捧著麵包。這還算是能令人會心一笑的景象，其他那些悲哀慘澹的場面，則是早就不曉得看過多少次了。順帶一提，這所謂「對環境很友善」，並且誰都能搭的無軌電車雖然便宜又方便，但其使用的車體幾乎無一例外，全都是老舊到令人不禁認為它們從製造出來之後就不曾汰換、沿用至今的東西。
俄羅斯聯邦在政治面上，也面臨了愈來愈緊迫的局勢。在被莫斯科人稱為「黃金之秋」的十月，我們聽說沙俄時期的著名歷史學家克柳切夫斯基的墓，就位在頓斯科伊修道院裡，於是在第一個週日前往了該地；而這裡，也是後來日本女演員岡田嘉子過世後所埋葬的地方。我們在找到那位歷史學家的墓、拍了紀念照後，便踏上了歸途。在來到附近的地下鐵車站時，我們感覺這裡似乎有些騷亂；直到回到了落腳處的旅館時，才發現美國製的電視機，正在放映著莫斯科白宮（最高會議大樓）遭到砲擊、也就是所謂「十月事件」爆發的景象。日本大使館此時也多次來電，要我們盡量減少外出。後來，手持步槍的民兵們也曾來到我們的落腳處，進行過所謂的「住家搜索」。至今仍持續延燒的車臣問題，也是從那時候開始持續升溫，沒有莫斯科居住權的人不斷遭到調查偵訊；而我們引頸期盼、將於克里姆林宮演出的「民族舞蹈」，也在沒有任何告知的情況下，忽然宣告中止。
上述的事情終究是我個人的一些體驗，但這些對俄羅斯人來說，或許早已成了他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由於我所研究的是稍微古代的俄羅斯，因此不管是現在還是過去，我對於目前俄羅斯的理解，可說是與一般人沒什麼兩樣。報紙常以歷史為例，來鉅細靡遺地解說政治、經濟上的事件，讓我獲得許多啟示，但我們不能單靠個人的見聞去判斷整體的局勢或面貌，更不要說，莫斯科又是個「特別的城市」。在俄羅斯改朝換代之後，迄今為止對於俄羅斯歷史的觀點，理應也會有所改變才是；因此問題的重點就在於，這樣的改變究竟會去向何方？這個問題實在過於廣泛，並非我一人能釐清。然而，逃避是不行的；所以我必須肯定的說，至少在蘇聯解體後的十幾年內，對於俄羅斯史的真實面貌，我的看法幾乎沒有什麼重大改變。
日本對俄羅斯史的研究並沒有很長的歷史。它的起步，與日本早在二次世界大戰開打前就已開始研究的英國（近代）史、德國（中世）史相比之下，可說是晚到無可比擬的地步。雖然日本一直非常在意俄羅斯這「紅色鄰國」，但直到真正開始仔細研究時，卻已經過了相當久的時間。前幾年剛過世、開創研究俄羅斯史先河的鳥山成人，也曾在一九五九年時說過：「到目前為止，日本對俄羅斯歷史的研究，都還沒有能稱得上『研究史』的成果存在。」
不過，最近的二十五年間，近現代俄羅斯史的研究有了顯著的進步。最明顯的特徵，我認為是因為日本的研究角度跳脫出蘇維埃的史學主流，開始關注其他具有批判性的歷史學家、沙俄時期的史學家、流亡史學家，或其他歐美俄羅斯史學家們的著作，才造就了研究上的進展；還有就是相較於其他西洋各國的歷史，日本對俄羅斯歷史的興趣漸漸提高，而我也是在這股潮流中開始進行研究的其中一人。確實，在蘇聯解體後，無論是史實的修正或是未知領域的開拓，各種俄羅斯史的研究活動皆十分活絡。特別是宗教等原本被視為禁忌的研究領域特別耐人尋味，然而就整體的俄羅斯史來看，其中並不存在足以顛覆至今研究出的基本推移與看法。即便說有「新的見解」，其中也不少是屬於沙俄時期，或是流亡的歷史學家所提出的指摘。或許只要看過自蘇聯解體以來，那些得以再次受到翻印出版，或是經歐美歷史學家所翻譯的著作，就足以佐證這類說法。
綜上所述，本書的內容，並不是要重新定義俄羅斯的歷史，但也並非要重述原本的歷史角度。因此，本書最基本的立場，就是在過去的歷史中，加入新的研究成果，特別是要明確闡釋出俄羅斯「位於歐洲與亞洲之間」，這一特殊的歷史與地理視角。接著，我們就先來簡述一下與其有關聯的幾個問題。
廣大無邊的大地──俄羅斯
先暫且不管國家或國境的嚴格定義，俄羅斯這個國家最大的特徵，就是廣大無邊、且不斷向四方延伸的大地。我們首先要做的，就是先來思考這個眾所周知的地理事實是如何成立的。我們所生活的日本，是個四面環海的小列島，而這樣的一個事實，會有多麼強烈地支配我們日本人的生活及觀念，不言而喻。地理環境就像個框架，它會侷限住國家歷史的發展方向，而且不只過去如此，今後也是一樣。
從波羅的海的海岸，一路延伸到太平洋之間的俄羅斯的領土上，沒有一處是海拔高到可稱作「山」的存在；那裡有的，只是廣大的平原。不過這不是歷史打從一開始就給予俄羅斯人的前提，而是俄羅斯人自中世紀以來的殖民活動所產生的結果。在沙俄末期長期於莫斯科大學講述俄羅斯史的克柳切夫斯基，就在他的著作《俄國史教程》第一卷的開頭中點出，「殖民」就是俄羅斯史的「基本事實」，並且如此加以說明：
……好幾個世紀以來，斯拉夫民族一直無法以某種程度上的平均分布來完全占據俄羅斯境內的所有平原，而且因為斯拉夫民族的生活歷史與地理環境，導致他們並不是以人口增加這種漸進性的方式，而是靠著移居來擴大在平原上的居住範圍。他們就像候鳥一樣，從一處移動到另外一處，捨棄住慣的地方，然後占據新的可居之所。……俄羅斯的歷史，就是殖民的歷史。而她所殖民的地區，則是隨著國土的成長跟著擴大；這段古老而長遠的運動，時而衰退，時而昂揚，直到現在依然沒有停止。這波移居潮在一八六一年時逐漸強化，論其原因，是因為當時農奴制的廢止，造成長時間被人為集中於中央黑土各縣的人們開始向外湧出，那些居民形成了通往四方的人流。他們有些人到了新俄羅斯和高加索，也有些人穿過了伏爾加河，到達了裏海的另一端；其中最遠的，甚至跨越了烏拉爾山脈，到達西伯利亞，走到了太平洋海岸。……所以，如此的移居──或直接稱之為殖民的活動，就是我們國家歷史的基本事實。至於其他的所有事實，其實也都與殖民有所關聯，差別只在於它們的緊密程度罷了。
接著克柳切夫斯基劃分出了「殖民的主要階段」，不過這裡就省略不談。俄羅斯人藉著不斷重複這「古老而長期」的運動，披荊斬棘、離開森林，步入了廣大的草原。於是「森林與草原」，就成了從根本上約束俄羅斯人生活的條件。
有關俄羅斯人對草原的熱愛，俄羅斯文學家德米特里‧李哈喬夫也這麼說過：「寬廣的空間，是俄羅斯人心中不可或缺的要素。」舉例來說，像是「無拘無束的自由」，這是在俄羅斯鄰國所沒有的概念與觀念。那是與無邊無際的寬廣空間所連結的「自由」，而且就連拉著縴繩、遊走在狹窄河岸的縴夫都能體會。據李哈喬夫所說，這種概念也存在於我們所熟知的俄羅斯民謠中：
言詞抒情、節奏徐緩的俄羅斯歌謠，體現著這種嚮往廣大世界的精神。這些歌謠會在遠離人煙、毫無遮蔽的原野上隨人高歌。鐘聲必須盡可能地傳到遠方，因此當新的大鐘進駐鐘塔時，他們還會特地派人往遠處走，測試鐘聲到底能傳到哪裡。
如同以上節錄的文字所呈現的，歷史學家克柳切夫斯基將俄羅斯歷史理解為「殖民國的歷史」；而文學家李哈喬夫則以這歷史演變的結果，將之作為俄羅斯人的心性特徵，認為俄羅斯人對「廣大的空間」充滿著熱愛及喜悅。這兩位名人的分析皆十分切中核心。不過我們不能就此滿足，畢竟追根究柢，「殖民」本就不是一群人移往未開之地居住。草原自古以來，就是騎馬遊牧民族的天下。
從「亞洲之河」演變為「俄羅斯之河」的伏爾加河
在一五五○年左右，俄羅斯是以伏爾加河的支流──奧卡河的南邊作為國境。這時的俄羅斯境內主要由森林組成，人口約六百五十萬，雖然地廣人稠，但還是一個未開發國家。當時的人口幾乎都由農民組成，而農民又多為東斯拉夫人，也就是俄羅斯人。不過到了十九世紀末，俄羅斯卻搖身一變，成了領地廣大的多民族帝國，它的領海自波羅的海至太平洋，領土則從北極的凍原，延伸到亞洲中部的沙漠不毛地帶，這時俄羅斯人的比重占了帝國全人口的百分之五十。至於為什麼會有如此顯著的變化，沙俄政府的殖民政策，不用說自是最大的原因。
伏爾加河是奔流於俄羅斯中央地區的大河。她發源於莫斯科西北方的瓦耳代丘陵，向南流經平原與森林後，流入裏海，總長約三千五百三十公里，有著「伏爾加母親」的暱稱。俄羅斯的人們常說「伏爾加河就是俄羅斯本身」，不過到十六世紀中葉為止，伏爾加河都還是「亞洲的河川」。一直到位於伏爾加河中游、曾經支配過中世俄羅斯的欽察汗國瓦解後產生的喀山汗國（還有阿斯特拉罕汗國）遭到俄羅斯政府軍攻陷後，伏爾加河才正式成為「俄羅斯的河」。這樣的結果也開啟了俄羅斯朝向東方擴展版圖的大門，於是俄羅斯開始從伏爾加河中游流域往烏拉爾山移動、甚至跨越過去，朝著物產豐饒的南西伯利亞展開殖民。在這段期間，俄羅斯政府和卡爾梅克人、巴什基爾人與韃靼人等等存在草原上的各民族相互爭鬥、戰爭，或是透過巧妙的民族政策，將這些民族的菁英階層納入帝國麾下。為了避免帝國的中心地帶以及出生在移居地的俄羅斯人受到遊牧民族的襲擊，俄羅斯政府還築起了長而堅固的軍事防衛線。
所謂的「殖民」，是以下列這樣的形式在進行的：首先，俄羅斯政府會先派遣「配有武裝的拓荒者」來到邊境，在確認安全無虞後，再將土地分配給貴族或者出身較低的拓荒者。為了開墾邊境肥沃的土地，貴族們會強迫自己的農民從俄羅斯的中央領土移居過去，不過也有不少人們不惜為了這片豐饒、未經開發的土地，以非法的方式移居至此，這就是所謂的流亡農民。就像這樣，俄羅斯曾在十六、十七世紀在各地森林與草原進行過的殖民運動，在後來的十八、十九世紀裡，又被重複拿來運用在西伯利亞西部、烏拉爾山南部、伏爾加河下游流域，還有高加索北部上面。
這種派遣農民朝邊境進行殖民的做法，其實與政府向東、南方拓展國境的政策相輔相成。因為移居的農民需要政府的軍事保護，而國家軍力的一部分──兵源與稅金，也需要從農民身上取得。我們熟知的「哥薩克」一詞，一開始指的就是這些偷渡去國境南方的流亡農民。在伏爾加河、頓河、聶伯河等等大型河川的河口附近建立城鎮的他們，除了傳統農耕，也採用了遊牧民族的生活模式，過著自治的生活。對於擅長騎術及航海的哥薩克人來說，掠奪性的遠征最終成了維持他們生計的活動。
由於要供給家畜的牧草地遭到侵占，原本在草原上的其他遊牧民族只能被迫選擇定居或者放棄遊牧。因為如果不定居下來，下場可能就是得放棄腳下的這塊土地。而這些遊牧民族原本就不是生性溫順的族群，因此當俄羅斯政府強迫他們改信基督教時，他們也曾經理所當然地爆發出反抗的怒火，不過這些抗爭對俄羅斯並沒有產生太大的影響。後來，俄羅斯政府將這些與他們有著不同信仰的人所居住的地方規畫為「民族地區」，並承認一定程度的自治。但他們依舊無法擺脫逐漸被帝國納入版圖的命運。
成為「歐洲大國」
於是，俄羅斯便如以上所述，自十六世紀中葉以來持續向東部、南部進行殖民與擴張領土，最後成為一個擁有各種伊斯蘭民族的多民族國家。往東方擴展的傾向一直是俄羅斯史的主要脈絡，不過近代俄羅斯領導者的「表面態度」卻開始放在歐洲上。俄羅斯作為歐洲的一員，不斷強化自己在國際政治上的發言力，這樣的舉動其實在羅曼諾夫王朝建立以前就有過，不過真正確立下來，則是從彼得大帝的時候開始。
彼得大帝親政時是在十七世紀末，他最先實施的，就是派遣大使節團至各個西歐先進國家，他將荷蘭、英國等當時的海洋先進國家作為改革的模型，並果斷地在許多方面執行了改革：成立新首都──聖彼得堡、採用以海洋發展為中心的重商主義政策、重新設計行政體系。另外也強制貴族剃鬍、著洋服，並且逼迫教會完全從屬於世俗國家。透過這些手段，他讓帝國筆直朝著「西歐化」邁進。在他統治下的三十餘年間，俄羅斯至少在表面上改頭換面，吹起了歐風。在那之後，俄羅斯便走在由彼得大帝開闢出的道路上。女皇凱薩琳二世藉著實施各種流行於世的「啟蒙思想」改革後，獲得了與彼得並駕齊驅的「大帝」稱號。親口說出「俄羅斯是歐洲的大國」的，也正是這位出生於普魯士的凱薩琳女皇。
十九世紀的俄羅斯就如同字面所述，是個在國際政治中有巨大影響力的「歐洲大國」。這時代有阻止了拿破崙的俄羅斯遠征、領導維也納會議的亞歷山大一世，在受革命風潮震撼的歐洲裡擔任類似「憲兵」的角色，且同時追求民族主義的尼古拉一世，以及推動解放農奴等近代化政策的亞歷山大二世等，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人物。另外，羅曼諾夫家在彼得大帝時代之後，就不斷持續著與歐洲──特別是與普魯士皇室之間的聯姻關係，使俄羅斯作為一個「歐洲王室」為人所知。
然而西歐化對俄羅斯的民眾而言，問題完全在其他方面。對於占了人口大多數的農民來說，彼得大帝的西歐化改革，不過是意味著課稅及徵兵的變本加厲。自古以來便心地質樸，認為「土地是神的所有物，並不屬於任何人」的他們，透過土地劃分，亦即土地共有制的方式，被強迫揹上了這一個稱之為「西歐化」的沉重負荷。
到了十九世紀，工業化的進步讓許多人們前往大都市工作，但農民卻依舊阮囊羞澀。歐洲各國政府早已正視的農民初等教育，在俄羅斯則是直到十九世紀後半為止都未曾實施過。至此農民的心靈寄託依然還是教會與聖像，但他們對於專制君主──沙皇，仍抱有很大的期望。他們深信不疑，領導他們的是位「好沙皇」，但他們看待皇帝家族的標準卻也在暗中提高。尼古拉二世這位羅曼諾夫王朝最後的君主，曾一度再現彼得大帝之前的古老沙皇作風，但當時的他並沒有察覺到：專制政治，早已是不符時宜的制度了。
本書所著墨的重點，雖然是羅曼諾夫王朝的三百年，不過當作前提的中世紀俄羅斯史也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這段歷史就算是說得不完全，也不能就此省略。這就像如果要描述現在的俄羅斯，就要先去理解前面繼承了帝俄的國家──蘇聯在七十四年間的故事一樣。因此就結果而言，本書會變成類似通史的體裁，但在書的末端，我將會就俄羅斯從中世至現今的歷史及社會的特質，來表達我個人的理解。
第七章＿不斷擴張的「殖民地帝國」 ( 節選 )
開發東西伯利亞與遠東地區
從伊爾庫次克到海參崴
十九世紀的俄羅斯，同樣在向東方發展的歷史中展現出了大舉的進步。自俄羅斯與中國清朝以一六八九年的《尼布楚條約》，以及一七二七的恰克圖界約界定國境以來，直到亞歷山大二世時期為止，這條位於遠東的國境線都沒有發生任何變化。在這期間內，西伯利亞的人口著實地增加了。據說十七世紀前半，西伯利亞的人口約有二十萬，而這二十萬人之中，十人有九人為原住民。但俄羅斯人並沒有花上太多的時間，就反轉了這個比重。十八世紀末，西伯利亞人口達到約一百二十萬，此時俄羅斯人已經占了多數比例；到了一九○五年，西伯利亞人口又增加了將近八倍，達到九百四十萬人，但此時十人之中已經有九人是俄羅斯人。
不過，十八世紀中的西伯利亞還幾乎是個蠻荒大地。於十八世紀末被流放至伊利姆斯克的思想家拉季舍夫，在寫給首都朋友的信中就如此形容西伯利亞：「這是塊資源何等豐富，卻又是何等的魁偉的地域。（要開發這裡）勢必要花上幾個世紀。不過，只要一旦有人居住下來，總有一天，它將會在世界的歷史記載上扮演著重要角色。」
當時，貝加爾湖南方的恰克圖裡，設有一處俄羅斯與中國之間的國境貿易所。俄羅斯方的負責人為伊爾庫茨克商人，基本上是負責俄羅斯的毛皮製品與中國木棉之間的以物易物式貿易。後來，俄羅斯轉以引進茶為主；茶之中存在著諸多種類，在一八六○年時，俄羅斯自中國引進的茶，主要都是紅茶，而被稱作「薩摩瓦爾（Samovar）」的金屬製茶壺，亦是於此時普及。俄羅斯的飲茶習慣，就是在如此演變中所固定下來。靠著國境貿易而富有起來的伊爾庫茨克商人，也開始了與美國商人做起交易。例如在一七九九年，一名叫作舍利霍夫的商人，在與他的生意夥伴一同設立了「俄美公司」後，他們的交易圈就不僅到了阿拉斯加，甚至遍及加利福尼亞。
一八一九年，西伯利亞在行政上被一分為二。俄羅斯在西伯利亞的西邊和東邊分別設置了托博爾斯克總督區與伊爾庫茨克總督區。就如同本章所述，俄羅斯政府對貝加爾湖以東的東西伯利亞地區的興趣，亦於此時漸漸浮上檯面。一八四七年，尼古拉一世任命尼古拉‧穆拉維約夫擔任東西伯利亞總督。當年，穆拉維約夫三十八歲，皇帝之所以會選他當作總督，是因為他在高加索戰爭中，在面對車臣人及其他山岳民族時所展現出的手腕，獲得了皇帝對他的讚賞。
後來，穆拉維約夫也未辜負皇帝的期待。希望以軍事、經濟來主張俄羅斯於東亞存在的穆拉維約夫表示，要從虛弱下來的中國獲得利益，就必須在歐洲大國動作之前先下手。為了這個目的，穆拉維約夫甚至編制了自己的哥薩克部隊。後來，穆拉維約夫的名號與他所受贈的「阿穆爾伯爵」的稱號合而為一，形成「穆拉維約夫─阿穆爾斯基」的雙姓。他底下有位海軍上校涅維爾斯科伊，當時實施阿穆爾河口探勘及尼古拉耶夫斯克城（該城的俄文意為阿穆爾河畔尼古拉城；中文稱為廟街）建設的就是這號人物。此外，薩哈林（庫頁島）是一座島嶼的事實，亦是在此時所確認。
對於俄羅斯如此的大動作，中國方面當然是無法認可。然而在經過鴉片戰爭、亞羅號事件後，國力衰退狀態顯露無遺的中國早已無回天之力。一八五八年，俄羅斯獲得了阿穆爾河與烏蘇里江的航行權，並更進一步地於兩年後的《北京條約》中得到了烏蘇里江以東的地區。一八六○年，俄羅斯在此處建立了意味著「東方的支配者」的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中文稱為海參崴）。在作為俄羅斯於北太平洋的據點上，海參崴擁有著格外重要的意義。
夢寐以求的橫貫西伯利亞鐵路
其實早在十九世紀中葉的「鐵道熱潮」時代開始，俄羅斯就已在討論要在西伯利亞建設鐵路的議題。然而要在腹地廣大、人口稀少的地區裡鋪設數千公里的鐵路，確實只會被人說是癡人說夢。但在西歐列強的勢力逐漸進入遠東地區後，俄羅斯便產生了危機意識。對於西歐列強的行動，俄羅斯有許多人強力提倡，在戰略意義上，自己必須占住亞洲地區的優勢地位，於是開始投入競逐。就連認為西伯利亞鐵路未來勢必會在東西貿易上占有主軸地位，並積極推動鐵路建設的財政部長謝爾蓋‧維特，也明言當初的政策，其出發點乃是基於「軍事及政治」的考量。
當時，世界的制海權掌握在大英帝國手上，英國海軍靠著掌握歐洲至亞洲間的海上交通路線，維持著他們的「不列顛治世（Pax Britannica）」。不過，自一八七三年發生了大恐慌（Panic of 1873）之後，即使是昂揚一時的「世界工廠」也不免露出倦容，遭到德國、美利堅合眾國追趕而上。然而即便如此，英國在世界的海上霸權地位，卻也不因這事實產生過動搖。
對於處在這種狀況的大英帝國來說，俄羅斯想開通橫貫歐亞大陸鐵路的想法，可不是個能夠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問題；若是鐵路開通，就表示俄羅斯將能夠在短時間內動員大量陸軍至海參崴，甚至遠及東亞。而英國最強勢的海軍力量，面對其動員將可能是束手無策。此外，這同時也將可能推翻英國於中國的通商權益以及外交優勢，以及讓海參崴至香港之間的制海權全落入俄羅斯手裡。西伯利亞鐵路的出現，將動搖歐洲列強中的英國主導權、為英國在印度的統治投下變數，在改寫亞洲中的既有權益與勢力地圖的意義上，亦能造成國際情勢一道有力的衝擊。以上的推測對於英國來說，無非是最糟糕的發展。雖然不曉得俄羅斯的政治家是否已經看到這麼遠的地方，但英國至少肯定，這件事絕不能坐視不管。
「偉大的冒險事業」
當時的西伯利亞與高加索和中亞不同，並不能稱其為俄羅斯的「殖民地」。一八五○年時，西伯利亞的人口男女合計為兩百一十七萬四千人，俄羅斯人占了其中兩百萬。有些「地域主義者」擔憂鐵路建設可能會讓「悠久而美好的」西伯利亞就此消失，因此多少出現了擔憂、反對的聲音，然而，他們的意見並沒有讓俄羅斯政府心軟。一八九一年，亞歷山大三世與部長會議決議結果的出爐──西伯利亞的橫貫鐵路必須「盡早」開工。
鐵路的鋪設工程，從西邊的車里雅賓斯克與東邊的海參崴同時進行。海參崴的動土典禮，由從東方旅行歸國途中的皇太子尼古拉在五月舉行。工程中，冬天的酷寒、茂密的森林、數不清的峽谷與斷崖、幾處的大河及湖泊，加上濕地與「永久凍土」之類的自然障礙比比皆是。在這種環境下，可想而知建設材料的運送及勞工的調動會有多麼困難。俄羅斯帝國碰到的問題，怎麼講也講不完。不過經過了五年，一八九六年十月，俄羅斯就完成了車里雅賓斯克至鄂畢河之間的西伯利亞西部鐵路，並在一八九九年一月又開通了鄂畢河至伊爾庫茨克的路段，東部鐵路的進度同樣也很順利。
工程中最大的難關，就在於如何通過比比利時還大的貝加爾湖。若要在湖岸上鋪設鐵軌，則需要在溪谷中架設兩百座橋，並在岩山上鑿出三十二條隧道才行。認為時間成本太高的維特，決定先使用「蒸氣渡船」來暫時解決這路段的問題。於是由英國造船公司打造，外型如同倉庫、全長九十公尺、總重四千兩百噸的「貝加爾號」便連結起了湖的東西岸。一九○一年十月，這條從莫斯科至海參崴之間總旅程共十三天的西伯利亞大鐵路宣告開通，不過真正全線通車，則是在數年後的事。此外，繞過貝加爾湖的南岸線路，亦在日俄戰爭後完工。就這樣，這「偉大的冒險事業」，就在幾乎完全照著計畫日程下完成，讓世上不少「厭惡俄羅斯」的人瞠目結舌。部分的列車裝有皮革椅、備有各種俄文書籍的圖書館，讓有錢人一定能夠有一段舒適的旅程，不過至於要前往西伯利亞的俄羅斯移民，大多因為身無長物，所以只能選擇乘坐票價便宜的加蓋貨車。
移居西伯利亞
一八六一年的農奴解放，標誌著前往西伯利亞的移民潮。雖然農奴解放無償給予了農民「人格的自由」，但他們並無法立刻就變成「近代的個體」。儘管要離開村落，他們也必須獲得「公社」的許可，不過制度上的障礙終究在後來受到排除。就像過去農民前往南部豐饒、不屬於任何人的地方一樣，想在烏拉爾另一邊展開新生活的「富有進取心的農民」亦不斷朝著那裡出發。為了達到這樣的目的，他們不惜承擔一定的風險，然而並非所有人都能順利圓夢。也有些移民因為身上沒有應付緊急狀況時用的現金，因此被迫破產。畫家謝爾蓋‧伊萬諾夫的作品《在路上。遷徙民之死》（一八八九）中，雖然並非直接描繪西伯利亞的移民生態，但還是能從中知道移民大約十人中，就會有一人在開始經營新人生之前，就因為各式各樣原因死亡的現實；且據說死者之中，孩子的數量比成人要來得多，然而這樣的現象也無法抵擋住這股移民潮。
一八八○年代後，移民活動成長為數萬人的大規模行動。光是一八八九年，就有將近三萬人越過了烏拉爾，且移民人數更在兩年後成長一倍。在亞歷山大三世的統治時期（一八八一─一八九四）中，就總共有四十萬人移民到了西伯利亞，其中的百分之五，也就是近兩萬人是所謂的「海路移民」；也就是說，大多數的移民都是藉由「陸路」跨越烏拉爾遠道而來。移民們主要的目的地是以西西伯利亞南部的肥沃地區為中心，雖然東西伯利亞或濱海邊疆州亦有不少的肥沃地區，但移居潮要推至那麼遠的地方還是力有未逮。也因此，政府決定運用「海路」，雖然這對當時的美國來說是個很平常的作法，不過對俄羅斯來說可是一件頗奇特的方法。而這個計畫的來龍去脈，詳見下段所述：
一八六一年三月，也就是農奴解放令發布後，政府發布了阿穆爾州與濱海邊疆州的移民規定。內容表示所有俄羅斯人與外國移民者，每個家庭都能享有最高一百俄畝的土地使用權及二十年免稅的福利。然而在這樣的優待措施下，自願移居的人依舊不多，甚至隨著時間過去變得愈來愈少。於是在一八八二年一月，政府制定了新規定，再追加了十年的免稅期限，並同時自六月開始的三年間招募每年兩百五十個家庭的「海路移民」，移動成本全額由政府負擔。會讓政府採取如此作法的原因，在於俄羅斯去年已開通了敖德薩到海參崴之間的定期航路。這條航路自一八六九年開通了蘇伊士運河後，便可從敖德薩出發，經地中海、紅海、印度洋、南海、東海、日本海前往海參崴。
然而移民們處在狹窄、拘束的船艙中，因此也有部分移民因為熱氣而生病。不過，這趟航程「只需短短」四十天，若自三月至四月中旬之間從敖德薩出發的話，大約在六月就能夠到達殖民地，這比起選擇利用遙遠且頗負惡名的西伯利亞幹道，移動時間以及成本都已節省許多。一八八三年，自敖德薩出發的第一波農業移民，有一千六百人到達海參崴，進入了南部的烏蘇里江地區；這個數字在十年後增加到一萬六千人，直到一九○二年止，共約有五萬七千名的「海路移民」到達了該處。然而，由國庫負擔的移民方式受到批判，因此在政策實施三年後便改為由個人負擔。另一方面，由於航程的出發點在敖德薩，因此移民幾乎都是烏克蘭的農民，特別是切爾尼戈夫省的人。經由這種方式來到殖民地的「海路移民」，在直到西伯利亞大鐵路完成前，皆為遠東地區的開拓上有了一定程度的貢獻。
十九世紀末，移民大潮襲捲了西伯利亞。一八九六年，因為移居手續簡單化、內政部成立了遷徙民管理局後，當年的「陸路移民」人數來到了約十八萬人。伴隨這股移民潮，都市也有了顯著的成長。在一八九七年的階段中，西伯利亞地區人口超過五萬人的都市只有伊爾庫茨克與托木斯克，不過沒過多久，海參崴與鄂木斯克就也達到了這個數字；海參崴的人口從一八九七年時的兩萬九千人，成長到了一九一一年的八萬五千人。俄羅斯在托木斯克成立了西伯利亞第一間大學，其餘還有三十間以上的中等、技術學校，人稱「西伯利亞的巴黎」的伊爾庫茨克，也蓋出了雄偉的旅館與劇院。這些發展，漸漸讓過去來自歐俄地區各地的移民後代，開始自豪起來，視自己為「西伯利亞之子」。
勒拿黃金與射殺事件
世上流傳一段故事，是這樣敘說人們在西伯利亞發現黃金過程的：十九世紀初的某個夏天，一位伊爾庫茨克商人出門前往附近的定期市場，他可以拿穀物或日用品在這裡與原住民交換毛皮，然而，這時他注意到一位通古斯族的獵人身上，戴著黃金做的裝飾品。
人們從很久以前就知道這裡有著黃金，但原住民們不將這訊息透露出來，是因為害怕外來人士會破壞這個地方，然而那樣的和平時代終究宣告結束。到一八四○年以前，人們以勒拿河、維京河流域為中心開始採掘黃金。「勒拿黃金」的消息在短時間內就傳遍各地，讓「淘金熱」瞬間衝擊到了東西伯利亞。
一八五三年，隨著伊爾庫茨克商人巴斯寧等三人設立了「勒拿黃金產業公司」後，淘金活動宣告正規化。亦可取每字字首發音，稱呼其為「連佐洛特（勒拿黃金之意）」的這間公司，在一夕之間迅速擴大。十九世紀末，西伯利亞占有俄羅斯全部黃金產量的百分之七十五，而其中的百分之二十五，全是「連佐洛特」所貢獻。外資們──特別是從「世界工廠」轉變為「世界銀行」的英國，很快就注意到了這趨勢。順帶一提，南非金礦亦是在這時期中的一八八六年被人們發現。二十世紀初，屬於英國的金礦山，在全世界共有八百六十七座，其黃金產量占了全世界的一半以上。一九○八年，「連佐洛特」被英國資本「勒拿金礦股份有限公司（Lena Goldfields）」合併，就時期的事件來看，很可能是因為俄羅斯與英國於中亞展開的「大博弈（The Great Game）」因為前年的《英俄條約》而中止，因此能讓工作更為有利所致。此外，尼古拉皇帝的母親瑪麗亞‧費奧多羅芙娜以及前財政部長維什涅格拉德斯基都有投資這間公司。
一九一二年四月，這件公司發生了一件大事。在已成長到六千餘人的員工中，超過半數的礦工開始要求工時改為八小時、薪資提升三成、廢止罰金制度、提高食品品質以及改善住宅狀況而發動了罷工。雖然這間公司給的薪水比起歐俄地區的勞工都還高，不過他們的工時卻相當地長；勞工在夏季要工作十四小時，冬季則是十一小時。薪水多為實物，或是公司的「臨時證券」，公司對於勞工衣、食、住的品質並不重視，令勞工無法抵禦冬天的寒冷。勞資雙方雖曾試著調停，但仍無法獲得預期的成果。最後，軍隊接受了公司請求，對示威者進行射擊。鎮壓下的死傷並無確切數據，死者數量從八十三人到兩百七十人都有，傷者則是兩百五十人。「勒拿大屠殺事件」很快就傳到了歐俄地區，引起各地組織起了抗議示威活動，參加者達三十萬人，政府亦組織了調查委員會前往勒拿。革命家列寧對這件事，則是給予了「引起新革命抬頭」的高度評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