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警告的跡象十分明顯。早從一九三二年初春，烏克蘭的農民就開始挨餓。來自蘇聯各地糧食產區的祕密警察報告和信件——北高加索、伏爾加地區、西伯利亞西部——都提到了兒童因飢餓而身體浮腫；無數家庭靠吃草和橡子維生；農民逃離家園尋找食物。三月，一個醫療委員會發現敖德薩附近的一個村莊裡，出現死人曝屍街頭的驚駭景象。沒有人有力氣去埋葬他們。在另一個村莊，地方當局試圖向外人隱瞞死亡人數。即使事實就擺在訪客眼前，他們也矢口否認。
有些人直接寫信給克里姆林宮，要求解釋：
尊敬的史達林同志，有任何一條蘇維埃政府的法律規定村民必須挨餓嗎？我們這些集體農莊的工人，從一月一日以來沒有吃過一片麵包……眼看就要餓死，而還有四個月才收割莊稼，我們怎麼能建設一個社會主義人民經濟呢？我們在戰場上奮勇殺敵，難道就是為了回來挨餓，眼睜睜看著我們的孩子們餓死嗎？
其他人則無法相信蘇聯政府會負起責任：
每一天，村裡都有十到二十個家庭死於飢餓，兒童紛紛出逃，火車站擠滿了逃難的村民。鄉下已經沒有馬匹或牲畜了……資產階級在這裡製造了真正的飢荒，這是資本主義計畫的一部分，目的是讓整個農民階級與蘇聯政府對抗。
但資產階級並未造成飢荒。蘇聯強迫農民放棄土地、加入集體農莊的災難性決定，以及將「富農」（較富裕的農民）驅離家園，隨之而來的種種混亂——所有這些導致了農村地區瀕臨飢餓邊緣的政策，最終都應歸咎於蘇聯共產黨總書記約瑟夫‧史達林。整個一九三二年春季和夏季，史達林的許多同事從蘇聯各地向他發送了緊急信息，描述了這場飢餓危機。烏克蘭共產黨領導幹部尤感絕望，其中幾位寫了長信給他，懇求他提供援助。
一九三二年夏末，這些領導幹部中有許多人仍然相信，只要有所作為，還是可以避免更大的悲劇發生。蘇聯政府本可以像一九二一年的饑荒一樣，尋求國際援助。中央本也可以下令停止穀物出口，或是全面停止強制性的糧食徵收政策。政府原本可以向飢荒地區的農民提供援助——儘管政府確實提供了一些援助，但遠遠不夠。
相反地，一九三二年秋天，蘇聯政治局（蘇聯共產黨的菁英領導層）做出了一系列決策，這些決策不僅擴大並惡化了烏克蘭農村的饑荒，同時也阻止農民離開共和國尋找食物。在饑荒最嚴重的時候，在飢餓、恐懼、十年來的仇恨和陰謀言論的驅動下，有組織的警察和黨積極分子組成的工作隊伍進入農民家中，將所有可食用的東西搜刮一空：馬鈴薯、甜菜、南瓜、豆類、豌豆、烤爐和櫥櫃裡的任何東西，還有農場牲畜，甚至是寵物。
這場飢荒是一場災難：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間，整個蘇聯至少有五百萬人死於飢餓。其中超過三百九十萬人是烏克蘭人。有鑑於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年間這場饑荒的嚴重程度，在當時和後來，在流散世界各地的烏克蘭人發行的出版物中將其稱為「Holodomor」（烏克蘭大飢荒），這個詞源於烏克蘭語中的飢餓「holod」與滅絕「mor」。
但饑荒只是故事的一半。當農民在鄉下死去之際，蘇聯祕密警察同時展開了對烏克蘭知識分子和政治菁英的迫害。隨著饑荒蔓延，一場針對烏克蘭知識分子、教授、博物館策展人、作家、藝術家、神父、神學家、公務員和官僚的汙衊和鎮壓運動也隨之展開。任何與短暫存過在的烏克蘭人民共和國（一九一七年六月成立後曾存在數月）有關的人，任何推動烏克蘭語或烏克蘭歷史的人，任何擁有獨立文學或藝術生涯的人，都可能面臨被公開詆毀、入獄、被送往勞改營或處決的命運。無法忍受目睹的這一切，烏克蘭共產黨最著名的領導人之一尼古拉‧斯克里普尼克於一九三三年自戕。而他並非孤例。
總之，這兩項政策：一九三三年冬春的烏克蘭大饑荒，以及隨後幾個月裡對烏克蘭知識分子和政治菁英的迫害，導致了烏克蘭的蘇維埃化，摧毀了烏克蘭民族意識，並消弭了烏克蘭對蘇聯統一政策的任何挑戰。拉斐爾‧萊姆金，這位首創「種族滅絕」（genocide）一詞的波蘭裔猶太律師，將當時的烏克蘭視為其「種族滅絕」概念的「經典案例」，認為：「這不僅是對個人的毀滅，更是對一種文化和一個民族的毀滅。」自萊姆金提出「種族滅絕」一詞後，其定義日趨狹隘，更具法律色彩。同時，「種族滅絕」也成為一個充滿爭議的試金石，被俄羅斯人、烏克蘭人以及烏克蘭內部不同團體用於政治論述。對於將烏克蘭大饑荒定調為「種族滅絕」，以及對萊姆金與烏克蘭的淵源和影響，將在本書後記中單獨深入探討。
本書的核心議題主要聚焦於：烏克蘭在一九一七至一九三四年間究竟經歷了什麼事？特別是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年的秋、冬、春三季，究竟發生了哪些事件？是什麼樣的連鎖事件和心態導致了慘絕人寰的大饑荒？誰應為這場悲劇負責？這場浩劫是如何與更廣泛的烏克蘭歷史和烏克蘭民族運動的歷史交織在一起？
同樣重要的是，後來發生了什麼事？烏克蘭的蘇維埃化並非始於饑荒，也並未隨著饑荒而結束。烏克蘭知識分子和領導人遭到逮捕，這種情況在整個一九三○年代持續不斷。此後五十多年，歷任蘇聯領導人強力打壓任何形式的烏克蘭民族主義，無論是戰後的反抗還是一九八○年代不滿於蘇聯的聲音，都遭到無情的鎮壓。在那些年裡，蘇維埃化經常以俄羅斯化形式出現：烏克蘭語的地位被大幅貶低，學校不教授烏克蘭歷史。
最重要的是，一九三二至三三年間的大饑荒歷史刻意被隱瞞，學校被禁止教授這段歷史。蘇聯政府堅決否認在一九三二至三三年間發生過饑荒，甚至不惜銷毀地方檔案，刻意抹去任何因飢餓死亡的紀錄，甚至竄改了已公開的人口普查數據以掩蓋真相。只要蘇聯政權還存在，就無法寫出佐證文獻充分的相關歷史著述，得以完整揭露關於這場大饑荒與伴隨而來的殘酷鎮壓的歷史。
然而，一九九一年，史達林最擔心的情況終於發生了。烏克蘭宣布獨立。蘇聯最終解體，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烏克蘭決定脫離蘇聯。史上第一個主權獨立的烏克蘭國家誕生，新一代的烏克蘭歷史學家、檔案館館員、記者和出版商隨之出現。在他們的努力下，一九三二至三三年大饑荒的真相現在得以完整揭露。
本書的討論始於一九一七年，以烏克蘭革命和一九三二至三三年間遭鎮壓而瓦解的烏克蘭民族運動拉開序幕，並以探討當代烏克蘭的記憶政治為終章。本書聚焦於烏克蘭的饑荒，雖然是蘇聯大饑荒的一部分，但其成因與特性獨樹一幟。歷史學家安德烈‧格拉齊奧西指出，沒有人會將概括「納粹暴行」的歷史與希特勒針對猶太人和吉普賽人的特定迫害混為一談。同樣的邏輯，本書探討一九三○年至一九三四年間蘇聯境內的饑荒——這也導致了高死亡率，尤其是在哈薩克和俄羅斯的一些特定省分——但更多直接聚焦於烏克蘭的慘劇。
本書呈現了近二十五年來對烏克蘭的學術研究成果。在一九八○年代初，羅伯特‧康奎斯特收集了當時所有關於大饑荒的公開資料，並於一九八六年出版了《悲傷的收穫》一書，至今仍被視為研究蘇聯歷史的里程碑之作。但自從蘇聯解體、烏克蘭獨立後的三十年裡，全國各地展開了大規模的口述歷史採集工作，收集到了數千份珍貴的第一手口述歷史和回憶錄。與此同時，基輔的檔案館與莫斯科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變得更加開放且容易使用。烏克蘭解密檔案的比例在歐洲名列前茅。在政府的支持下，學者們紛紛出版了大量文獻集，為研究工作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警告的跡象十分明顯。早從一九三二年初春，烏克蘭的農民就開始挨餓。來自蘇聯各地糧食產區的祕密警察報告和信件——北高加索、伏爾加地區、西伯利亞西部——都提到了兒童因飢餓而身體浮腫；無數家庭靠吃草和橡子維生；農民逃離家園尋找食物。三月，一個醫療委員會發現敖德薩附近的一個村莊裡，出現死人曝屍街頭的驚駭景象。沒有人有力氣去埋葬他們。在另一個村莊，地方當局試圖向外人隱瞞死亡人數。即使事實就擺在訪客眼前，他們也矢口否認。
有些人直接寫信給克里姆林宮，要求解釋：
尊敬的史達林同志，有任何一條蘇維埃政府的法律規定村民必須挨餓嗎？我們這些集體農莊的工人，從一月一日以來沒有吃過一片麵包……眼看就要餓死，而還有四個月才收割莊稼，我們怎麼能建設一個社會主義人民經濟呢？我們在戰場上奮勇殺敵，難道就是為了回來挨餓，眼睜睜看著我們的孩子們餓死嗎？
其他人則無法相信蘇聯政府會負起責任：
每一天，村裡都有十到二十個家庭死於飢餓，兒童紛紛出逃，火車站擠滿了逃難的村民。鄉下已經沒有馬匹或牲畜了……資產階級在這裡製造了真正的飢荒，這是資本主義計畫的一部分，目的是讓整個農民階級與蘇聯政府對抗。
但資產階級並未造成飢荒。蘇聯強迫農民放棄土地、加入集體農莊的災難性決定，以及將「富農」（較富裕的農民）驅離家園，隨之而來的種種混亂——所有這些導致了農村地區瀕臨飢餓邊緣的政策，最終都應歸咎於蘇聯共產黨總書記約瑟夫‧史達林。整個一九三二年春季和夏季，史達林的許多同事從蘇聯各地向他發送了緊急信息，描述了這場飢餓危機。烏克蘭共產黨領導幹部尤感絕望，其中幾位寫了長信給他，懇求他提供援助。
一九三二年夏末，這些領導幹部中有許多人仍然相信，只要有所作為，還是可以避免更大的悲劇發生。蘇聯政府本可以像一九二一年的饑荒一樣，尋求國際援助。中央本也可以下令停止穀物出口，或是全面停止強制性的糧食徵收政策。政府原本可以向飢荒地區的農民提供援助——儘管政府確實提供了一些援助，但遠遠不夠。
相反地，一九三二年秋天，蘇聯政治局（蘇聯共產黨的菁英領導層）做出了一系列決策，這些決策不僅擴大並惡化了烏克蘭農村的饑荒，同時也阻止農民離開共和國尋找食物。在饑荒最嚴重的時候，在飢餓、恐懼、十年來的仇恨和陰謀言論的驅動下，有組織的警察和黨積極分子組成的工作隊伍進入農民家中，將所有可食用的東西搜刮一空：馬鈴薯、甜菜、南瓜、豆類、豌豆、烤爐和櫥櫃裡的任何東西，還有農場牲畜，甚至是寵物。
這場飢荒是一場災難：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間，整個蘇聯至少有五百萬人死於飢餓。其中超過三百九十萬人是烏克蘭人。有鑑於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年間這場饑荒的嚴重程度，在當時和後來，在流散世界各地的烏克蘭人發行的出版物中將其稱為「Holodomor」（烏克蘭大飢荒），這個詞源於烏克蘭語中的飢餓「holod」與滅絕「mor」。
但饑荒只是故事的一半。當農民在鄉下死去之際，蘇聯祕密警察同時展開了對烏克蘭知識分子和政治菁英的迫害。隨著饑荒蔓延，一場針對烏克蘭知識分子、教授、博物館策展人、作家、藝術家、神父、神學家、公務員和官僚的汙衊和鎮壓運動也隨之展開。任何與短暫存過在的烏克蘭人民共和國（一九一七年六月成立後曾存在數月）有關的人，任何推動烏克蘭語或烏克蘭歷史的人，任何擁有獨立文學或藝術生涯的人，都可能面臨被公開詆毀、入獄、被送往勞改營或處決的命運。無法忍受目睹的這一切，烏克蘭共產黨最著名的領導人之一尼古拉‧斯克里普尼克於一九三三年自戕。而他並非孤例。
總之，這兩項政策：一九三三年冬春的烏克蘭大饑荒，以及隨後幾個月裡對烏克蘭知識分子和政治菁英的迫害，導致了烏克蘭的蘇維埃化，摧毀了烏克蘭民族意識，並消弭了烏克蘭對蘇聯統一政策的任何挑戰。拉斐爾‧萊姆金，這位首創「種族滅絕」（genocide）一詞的波蘭裔猶太律師，將當時的烏克蘭視為其「種族滅絕」概念的「經典案例」，認為：「這不僅是對個人的毀滅，更是對一種文化和一個民族的毀滅。」自萊姆金提出「種族滅絕」一詞後，其定義日趨狹隘，更具法律色彩。同時，「種族滅絕」也成為一個充滿爭議的試金石，被俄羅斯人、烏克蘭人以及烏克蘭內部不同團體用於政治論述。對於將烏克蘭大饑荒定調為「種族滅絕」，以及對萊姆金與烏克蘭的淵源和影響，將在本書後記中單獨深入探討。
本書的核心議題主要聚焦於：烏克蘭在一九一七至一九三四年間究竟經歷了什麼事？特別是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年的秋、冬、春三季，究竟發生了哪些事件？是什麼樣的連鎖事件和心態導致了慘絕人寰的大饑荒？誰應為這場悲劇負責？這場浩劫是如何與更廣泛的烏克蘭歷史和烏克蘭民族運動的歷史交織在一起？
同樣重要的是，後來發生了什麼事？烏克蘭的蘇維埃化並非始於饑荒，也並未隨著饑荒而結束。烏克蘭知識分子和領導人遭到逮捕，這種情況在整個一九三○年代持續不斷。此後五十多年，歷任蘇聯領導人強力打壓任何形式的烏克蘭民族主義，無論是戰後的反抗還是一九八○年代不滿於蘇聯的聲音，都遭到無情的鎮壓。在那些年裡，蘇維埃化經常以俄羅斯化形式出現：烏克蘭語的地位被大幅貶低，學校不教授烏克蘭歷史。
最重要的是，一九三二至三三年間的大饑荒歷史刻意被隱瞞，學校被禁止教授這段歷史。蘇聯政府堅決否認在一九三二至三三年間發生過饑荒，甚至不惜銷毀地方檔案，刻意抹去任何因飢餓死亡的紀錄，甚至竄改了已公開的人口普查數據以掩蓋真相。只要蘇聯政權還存在，就無法寫出佐證文獻充分的相關歷史著述，得以完整揭露關於這場大饑荒與伴隨而來的殘酷鎮壓的歷史。
然而，一九九一年，史達林最擔心的情況終於發生了。烏克蘭宣布獨立。蘇聯最終解體，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烏克蘭決定脫離蘇聯。史上第一個主權獨立的烏克蘭國家誕生，新一代的烏克蘭歷史學家、檔案館館員、記者和出版商隨之出現。在他們的努力下，一九三二至三三年大饑荒的真相現在得以完整揭露。
本書的討論始於一九一七年，以烏克蘭革命和一九三二至三三年間遭鎮壓而瓦解的烏克蘭民族運動拉開序幕，並以探討當代烏克蘭的記憶政治為終章。本書聚焦於烏克蘭的饑荒，雖然是蘇聯大饑荒的一部分，但其成因與特性獨樹一幟。歷史學家安德烈‧格拉齊奧西指出，沒有人會將概括「納粹暴行」的歷史與希特勒針對猶太人和吉普賽人的特定迫害混為一談。同樣的邏輯，本書探討一九三○年至一九三四年間蘇聯境內的饑荒——這也導致了高死亡率，尤其是在哈薩克和俄羅斯的一些特定省分——但更多直接聚焦於烏克蘭的慘劇。
本書呈現了近二十五年來對烏克蘭的學術研究成果。在一九八○年代初，羅伯特‧康奎斯特收集了當時所有關於大饑荒的公開資料，並於一九八六年出版了《悲傷的收穫》一書，至今仍被視為研究蘇聯歷史的里程碑之作。但自從蘇聯解體、烏克蘭獨立後的三十年裡，全國各地展開了大規模的口述歷史採集工作，收集到了數千份珍貴的第一手口述歷史和回憶錄。與此同時，基輔的檔案館與莫斯科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變得更加開放且容易使用。烏克蘭解密檔案的比例在歐洲名列前茅。在政府的支持下，學者們紛紛出版了大量文獻集，為研究工作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