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 墓穴還沒填滿

在遊記中，盧安達被稱作「千山之國」，深處在非洲中央的奇美之國，有著令人讚嘆的風景和澄澈的湖泊，猶如熱帶版的瑞士。在西北部，剛果河與尼羅河的分水嶺上，座落著維龍加（Virunga）山脈海拔超過四千二百公尺的高峰。維龍加山脈是火山山脈，林木蓊鬱，因美國靈長目動物學家黛安．佛西（Dian Fossey）的研究和其著作《霧中大猩猩》（Gorillas in the Mist）而聞名於世的山地大猩猩，就棲息在這裡。外國觀光客湧入盧安達，提供了重要的收入來源。

盧安達人（Banyarwanda）以勤奮、守秩序著稱。人口密度高，能取得的可耕地幾乎全都成為耕地。香蕉園、桉樹林和咖啡農場遍布各地。大部分盧安達人（超過四分之三）信基督教。上教堂的人口比例很高。教會組織成為日常生活裡重要的一環，經營學校和診所。

治理體制層級分明。全國分為十一個省（préfecture），一百四十五個市鎮（commune），一千六百個區（secteur），數萬個小區（sous-secteur），每個小區由數戶人家組成。省長叫préfet，市長叫bourgmestre，區長叫conseiller。在每個層級，盧安達人都極尊重公權力。幾乎沒有犯罪，賣淫不盛。

政府的經濟管理被視為成就斐然。一九六五至一九八九年，國內生產總值每年成長將近五％；通膨低；人口成長率高，達到一年三．七％，但入學率和醫療有進步。約三分之二的鄉村人家從事咖啡生產，咖啡是盧安達出口收益的主要來源。西方捐助者欣賞盧安達政府盡心盡力發展鄉村和維持法律、秩序，慷慨金援。前殖民強權比利時是主要捐助者；瑞士把盧安達列為首要援助對象；法國提供技術援助和軍事訓練。外援在國民收入所占比重日增，從一九七三年的五％成長為一九九一年的二二％。

但盧安達政治有個敗筆。自一九五○年代胡圖人應獨攬大權之說大行其道起，胡圖族政治人物就把占少數的圖西族說成處心積慮欲重新掌控盧安達的「敵人」。有一不符事實的說法，構成他們所打造之意識形態的重要成分：圖西人是在殖民時期之前就占據盧安達並奴役胡圖人的入侵者，是外來族群，因而在國內沒有合法地位。這一不實說法源自十九世紀歐洲旅人的記述。那些記述把屬於統治階級的圖西族說成「含米特」（Hamitic）人種的後代，有著明顯優越於本土胡圖人文化的文化，並說他們從衣索匹亞高原或非洲之角之類遙遠地方移來。這一「含米特人種假設」也被用在大湖區的其他王國上，例如今日烏干達境內的安科列（Ankole）、布紐羅（Bunyoro）、拖羅（Toro）三王國。它符合十九世紀流行的「古種族」觀。但在盧安達，它未式微，用史學家尚—皮耶．克雷蒂昂（Jean-Pierre Chrétien）的話說，反倒成為「人種歷史學的福音」，成為一個被納入史書且被胡圖族政治人物拿來遂行其宣傳目的的迷思。一九五九年，胡圖族領袖格雷古瓦．凱伊班達（Grégoire Kayibanda）把盧安達說成，「單一國家兩個民族……那兩個民族間沒有往來，沒有契合之處，不知對方的習慣、想法、感受，好似居住在不同區域的人，或居住在不同星球的人。」

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年的胡圖族「革命」使胡圖族掌權，但胡圖族政治人物繼續用仇恨、分化的語言對付圖西人，以合理化他們的迫害行徑。他們也發覺，在胡圖族諸氏族間嚴重失和之際，鼓動反圖西人的敵意，有利於強化他們的地位。一九九○年代初期，掌權的胡圖人小集團面臨日益壯大的政治反對勢力時，挑動胡圖人反制圖西人的威脅，想藉此保住權位。他們激起仇恨和恐懼氣氛，指望靠胡圖人的順從習性讓他們的命令得到遵行，並早早就武裝民兵組織和組建殺手小隊，為攻擊圖西人做準備。接下來發生的種族屠殺，並非肇因於古老的族群對立，而是肇因於搞現代爭權奪財鬥爭的狂熱菁英拿族群對立當主要武器。西方政府明知集體殺害之事已在發生，仍未出手阻止。結果是一場自納粹有計畫撲殺猶太人以來最大規模的屠殺。

這一恐怖暴力在一九六二年獨立後不久就現出端倪。胡圖人「革命」導致約十三萬圖西人逃到鄰國蒲隆地、烏干達、剛果、坦干伊喀。在那些地方的難民營裡，逃亡的圖西人組成數個小型叛亂團體，以恢復圖西族君主政體為目標，自稱「蟑螂」（inyenzi，盧安達語）。他們在盧安達境內發動的邊境突襲大部分徒勞無功。但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一群兩百名男子，配備弓、箭、土製步槍，從蒲隆地跨過邊界，與境內圖西人搭上線，攻擊一處軍營，擄獲武器、車輛，往首都基加利（Kigali）挺進。

這批入侵者不久就遭擊潰，但總統凱伊班達趁機消滅圖西族反對勢力。二十個著名的圖西族政治人物被捕，匆匆處決。基加利電臺一再要人民提防圖西族恐怖分子重掌大權。地方官員奉命組織「自衛」團。在吉孔戈羅（Gikongoro），自行出來維持治安的胡圖人，配備大砍刀、矛、棍，看到圖西人就殺，不分男女小孩；約五千名圖西人遇害。在靠近剛果邊界的席吉拉（Shigira），百餘名圖西族婦女、小孩不願死於胡圖族暴民之手，自沉河中。普世教會協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估計，總共至少一萬名圖西人遇害。還有數萬人逃出境。

「蟑螂」攻擊所產生的政治效應，乃是大大提振了凱伊班達低落的民意支持度。有個盧安達官員向大學教授何內．勒馬尚（René Lemarchand）私下透露，「『蟑螂」攻擊之前，政府已快要垮掉。我們面臨自己人內部嚴重失和的問題。我們不只捱過這些攻擊，這些攻擊還使我們捱過自己內部的不和。」流亡的圖西族行動主義者不久就放棄他們的計畫。但凱伊班達發覺，當他的政權再度碰上政治難題時，重新祭出圖西人威脅很管用。

在鄰國蒲隆地，居少數的圖西人奮力保住了大權，而蒲隆地國內的情勢演變，為凱伊班達提供了機會。自一九六二年獨立起，蒲隆地的情勢就一直比盧安達動盪。頭三位總理有兩位遭暗殺。短時間內經歷了七任政府。一九六五年，胡圖族陸軍與憲兵軍官譁變，導致胡圖族領袖遭到恐怖報復。一九六六年的軍事政變把圖西族軍官米歇爾．米孔貝羅（Michel Micombero）送上臺。他上臺後著手徹底根除「胡圖人威脅」。軍中和政府裡的胡圖人遭肅清。胡圖族的重要政治人物和數十名胡圖軍人遭處決。一九七二年胡圖人造反，米孔貝羅大舉報復，規模為此前獨立非洲所未見。不論受過任何種教育的胡圖人（教師、教會領袖、銀行職員、護士、商人、公務員），都遭軍方逮捕殺害。在後來人稱「選擇性種族滅絕」的運動中，胡圖族菁英遭消滅殆盡。可能有多達二十萬人喪命。另有二十萬人逃到盧安達。

凱伊班達以蒲隆地為例，說明圖西人如何渴求權力，如何為了權力不惜殺人，然後發動另一波鎮壓，冀望胡圖人唯他馬首是瞻。一九七二年出版的一份執政黨小冊子嚴正表示：「圖西人支配是歷來胡圖人所有不幸的禍根。那可以比作一個充斥人間各種酷行的白蟻丘。」針對圖西人在中小學、大學、公務體系和各種行業（包括私人企業）裡所占的比例，凱伊班達規定了九％的上限，然後在所謂的「淨化」運動中，他要民間自行成立的治安維持委員會，務必將圖西人在居民中所占的比例維持在那上限以下。那一上限據說正代表圖西人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在盧安達某些地方，主要在西部，圖西人占的比例達三成。結果就是又一波圖西人大出走。（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