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後蒙古時期的中華新秩序形成與下西洋
前言
眾所周知，鄭和從一四○五年至一四三三年間，七度率領龐大的艦隊，展開了由東南亞經印度洋到中近東、東非一帶的大航海事業。彼時，葡萄牙在一四一五年到達了西北非的休達（Ceuta），成為大航海時代的先驅。瓦斯科．達伽馬（Vasco da Gama）繞過了好望角到達古里（Calicut）已是一四九八年。因此，鄭和下西洋的時間早於歐洲人向亞洲的進出。鄭和所效力的明朝（一三六八─一六四四年）是漢民族所創建的中華王朝。漢民族以農耕營生，這樣的政權下會發動如此規模的航海事業，實屬空前。不過，由於之後明朝並未繼續發展海洋政策，鄭和下西洋給人一種突然開始、又戛然而止的印象，因此引起了很多臆測，這一事業究竟背後有什麼目的，至今依然為人們所討論。如今，中國將鄭和第一次下西洋的一四○五年七月十一日訂為「航海節」，大航海的事蹟仍被傳承著。在當代中國海洋迅速發展的背景下，鄭和做為和平使者的身分事蹟再次受到關注。大航海事業本質上是當時政權的一項政策，因此必須把鄭和置身於明朝的歷史情境中，才能思考這一行動所具有的意涵。
遺漏的紀錄與眾說紛紜的下西洋
要追溯鄭和的事蹟，最大的難關是相關史料太少。鄭和下西洋即便只是建造艦隊都是必須投入巨資的浩大工程，但在官修史書中留下的紀錄卻少得令人驚訝，線索僅剩殘留在各地的碑文，或是隨同下西洋的官員留下的一些紀錄而已。鄭和既奉當時皇帝之命下西洋，理所當然地，每次返國時應當提出詳盡的報告書。這些報告中包含大量過去未知且珍貴的見聞，並由朝廷加以保管。但這些紀錄究竟散佚在何處？有一說是成化年間（一四六五─一四八七年），時任兵部郎中的劉大夏，因擔心重啟耗費巨資、犧牲數以萬計人員的大航海事業，於是將海路圖在內的紀錄加以銷毀。由於劉大夏也被認為曾將遠征安南的紀錄隱匿起來，所以這一說法或許真有其事。一六二一年刊行茅元儀（一五九四─一六四○年）的《武備志》，書中收錄了一幅由海圖及星圖構成的鄭和「航海圖」。該圖不僅標示了航路，還記載了沿岸航行時結合羅盤使用的航行方式。可以研判這幅「航海圖」是宮中處分史料時的漏網之魚，流傳到民間。不過被推測為與鄭和相關的報告書的部分史料，也僅此而已。正因史料留存稀少，反而引發人們對鄭和下西洋的目的為何，以及隨之而來的各種事件有諸多說法。主要包括：
（一）為了搜尋在靖難之役中敗陣、逃往海外的建文帝之下落。
（二）為了牽制於一四○四年自撒馬爾罕東征的帖木兒（→第一章）之後方。
（三）一四○四年，鄭和在下西洋之前，曾被派往足利義滿（→第三章）處，要求其取締倭寇。
（四）為了向海外諸國呼籲與明朝進行通商貿易。
（五）也被稱作「南海大遠征」，實際目的在於軍事征服。
（六）一四二一年第六次下西洋，分遣艦隊繞行全球，發現了美洲大陸。
有關鄭和下西洋，至今累積了許多研究成果，包括其進行的時期、規模、航海範圍等事業整體架構，幾乎已成定說。至於鄭和下西洋的目的，也多一致認為，是隨著永樂帝即位，廣向海外諸國呼籲對明朝進行朝貢。這個被視為「定說」的見解與其他諸多說法之間，差異又是什麼呢？
宦官擔任艦隊司令官的不可思議
首先必須注意的是，鄭和是一名宦官。洪武帝建立明朝（太祖→第五章），為防止中國歷代反覆出現的宦官禍國，在政治上極度避免任用宦官。但是在永樂年間（一四○三─一四二四年），有很多宦官被派遣到海外，鄭和也是其中一人。宦官原在內廷後宮，為專管皇帝起居的特殊官僚。永樂帝積極起用這些宦官。更何況，任命鄭和為下西洋這般重大事業的艦隊司令長官，這在永樂政權以前是很難想像的人事安排，這也正是永樂政權的特質。因此，鄭和的事蹟必須置於當時的歷史脈絡中加以思考。永樂帝起用宦官的做法，雖為後世所詬病，但在當時的史料中卻不見有批評的記述。不過關於鄭和下西洋的紀錄本身極為稀少，顯示明朝後期並無意表彰宦官所參與的事業。官僚社會的深層之中，對宦官參與政治始終存在一種強烈的排斥感。
將鄭和的一生加以分期
鄭和的一生大致可劃分為兩個時期。第一期，是做為戰俘被帶到南京的馬和，侍奉燕王（之後的永樂帝）直到燕王經歷靖難之役後登上皇位為止；第二期，因在靖難之役時立下功績被賜姓為「鄭」，出任內官監太監，並以鄭和之名下西洋的時期。第一期是受盡屈辱與苦難、一步步攀上權力階梯的階段； 第二期則是成為皇帝的親信，為了完成使命而奔走的階段。關鍵就在於權力，鄭和一生所經歷的苦難與榮光，都是權力造成的結果。撼動鄭和命運的真正力量，正是「後蒙古」的時代背景。「十四世紀危機」使蒙古治世（Pax Mongolica）崩解之後，莫斯科大公國、帖木兒帝國、鄂圖曼帝國，以及稍後成立的蒙兀兒王朝等幾個受蒙古影響的大國開始在各地分立，明朝也是其一。鄭和活躍的時期，正是後蒙古秩序未定的激盪時期，明朝的政治體制也極不穩定。洪武帝為因應嚴峻的國際情勢與生態環境，推行國際貿易對象分散與農業復興的同時，也強化權力向皇帝的集中。但是過度的權力集中，會要求皇帝具備超乎常人的能力，因此洪武帝所建立的體制，實際上只有洪武帝本人才能運作。隨著洪武帝去世，體制內部的矛盾逐漸暴露，最終爆發了內亂靖難之役，結果便是永樂政權的成立。永樂帝以洪武帝留下的政治遺產為跳板，以至高的地位，開始致力於在國內外建立新的秩序。於是，朝廷中形成以皇帝為颱風眼的劇烈漩渦，而鄭和就在這樣的漩渦中，為建構國際秩序殫心竭慮。永樂政權明顯與永樂帝的個人特質緊密相連，在制度上仍處於搖籃期，真正形成能夠輔弼皇帝、使政治體制趨於穩定的制度，還要再過一段時間。
前言
眾所周知，鄭和從一四○五年至一四三三年間，七度率領龐大的艦隊，展開了由東南亞經印度洋到中近東、東非一帶的大航海事業。彼時，葡萄牙在一四一五年到達了西北非的休達（Ceuta），成為大航海時代的先驅。瓦斯科．達伽馬（Vasco da Gama）繞過了好望角到達古里（Calicut）已是一四九八年。因此，鄭和下西洋的時間早於歐洲人向亞洲的進出。鄭和所效力的明朝（一三六八─一六四四年）是漢民族所創建的中華王朝。漢民族以農耕營生，這樣的政權下會發動如此規模的航海事業，實屬空前。不過，由於之後明朝並未繼續發展海洋政策，鄭和下西洋給人一種突然開始、又戛然而止的印象，因此引起了很多臆測，這一事業究竟背後有什麼目的，至今依然為人們所討論。如今，中國將鄭和第一次下西洋的一四○五年七月十一日訂為「航海節」，大航海的事蹟仍被傳承著。在當代中國海洋迅速發展的背景下，鄭和做為和平使者的身分事蹟再次受到關注。大航海事業本質上是當時政權的一項政策，因此必須把鄭和置身於明朝的歷史情境中，才能思考這一行動所具有的意涵。
遺漏的紀錄與眾說紛紜的下西洋
要追溯鄭和的事蹟，最大的難關是相關史料太少。鄭和下西洋即便只是建造艦隊都是必須投入巨資的浩大工程，但在官修史書中留下的紀錄卻少得令人驚訝，線索僅剩殘留在各地的碑文，或是隨同下西洋的官員留下的一些紀錄而已。鄭和既奉當時皇帝之命下西洋，理所當然地，每次返國時應當提出詳盡的報告書。這些報告中包含大量過去未知且珍貴的見聞，並由朝廷加以保管。但這些紀錄究竟散佚在何處？有一說是成化年間（一四六五─一四八七年），時任兵部郎中的劉大夏，因擔心重啟耗費巨資、犧牲數以萬計人員的大航海事業，於是將海路圖在內的紀錄加以銷毀。由於劉大夏也被認為曾將遠征安南的紀錄隱匿起來，所以這一說法或許真有其事。一六二一年刊行茅元儀（一五九四─一六四○年）的《武備志》，書中收錄了一幅由海圖及星圖構成的鄭和「航海圖」。該圖不僅標示了航路，還記載了沿岸航行時結合羅盤使用的航行方式。可以研判這幅「航海圖」是宮中處分史料時的漏網之魚，流傳到民間。不過被推測為與鄭和相關的報告書的部分史料，也僅此而已。正因史料留存稀少，反而引發人們對鄭和下西洋的目的為何，以及隨之而來的各種事件有諸多說法。主要包括：
（一）為了搜尋在靖難之役中敗陣、逃往海外的建文帝之下落。
（二）為了牽制於一四○四年自撒馬爾罕東征的帖木兒（→第一章）之後方。
（三）一四○四年，鄭和在下西洋之前，曾被派往足利義滿（→第三章）處，要求其取締倭寇。
（四）為了向海外諸國呼籲與明朝進行通商貿易。
（五）也被稱作「南海大遠征」，實際目的在於軍事征服。
（六）一四二一年第六次下西洋，分遣艦隊繞行全球，發現了美洲大陸。
有關鄭和下西洋，至今累積了許多研究成果，包括其進行的時期、規模、航海範圍等事業整體架構，幾乎已成定說。至於鄭和下西洋的目的，也多一致認為，是隨著永樂帝即位，廣向海外諸國呼籲對明朝進行朝貢。這個被視為「定說」的見解與其他諸多說法之間，差異又是什麼呢？
宦官擔任艦隊司令官的不可思議
首先必須注意的是，鄭和是一名宦官。洪武帝建立明朝（太祖→第五章），為防止中國歷代反覆出現的宦官禍國，在政治上極度避免任用宦官。但是在永樂年間（一四○三─一四二四年），有很多宦官被派遣到海外，鄭和也是其中一人。宦官原在內廷後宮，為專管皇帝起居的特殊官僚。永樂帝積極起用這些宦官。更何況，任命鄭和為下西洋這般重大事業的艦隊司令長官，這在永樂政權以前是很難想像的人事安排，這也正是永樂政權的特質。因此，鄭和的事蹟必須置於當時的歷史脈絡中加以思考。永樂帝起用宦官的做法，雖為後世所詬病，但在當時的史料中卻不見有批評的記述。不過關於鄭和下西洋的紀錄本身極為稀少，顯示明朝後期並無意表彰宦官所參與的事業。官僚社會的深層之中，對宦官參與政治始終存在一種強烈的排斥感。
將鄭和的一生加以分期
鄭和的一生大致可劃分為兩個時期。第一期，是做為戰俘被帶到南京的馬和，侍奉燕王（之後的永樂帝）直到燕王經歷靖難之役後登上皇位為止；第二期，因在靖難之役時立下功績被賜姓為「鄭」，出任內官監太監，並以鄭和之名下西洋的時期。第一期是受盡屈辱與苦難、一步步攀上權力階梯的階段； 第二期則是成為皇帝的親信，為了完成使命而奔走的階段。關鍵就在於權力，鄭和一生所經歷的苦難與榮光，都是權力造成的結果。撼動鄭和命運的真正力量，正是「後蒙古」的時代背景。「十四世紀危機」使蒙古治世（Pax Mongolica）崩解之後，莫斯科大公國、帖木兒帝國、鄂圖曼帝國，以及稍後成立的蒙兀兒王朝等幾個受蒙古影響的大國開始在各地分立，明朝也是其一。鄭和活躍的時期，正是後蒙古秩序未定的激盪時期，明朝的政治體制也極不穩定。洪武帝為因應嚴峻的國際情勢與生態環境，推行國際貿易對象分散與農業復興的同時，也強化權力向皇帝的集中。但是過度的權力集中，會要求皇帝具備超乎常人的能力，因此洪武帝所建立的體制，實際上只有洪武帝本人才能運作。隨著洪武帝去世，體制內部的矛盾逐漸暴露，最終爆發了內亂靖難之役，結果便是永樂政權的成立。永樂帝以洪武帝留下的政治遺產為跳板，以至高的地位，開始致力於在國內外建立新的秩序。於是，朝廷中形成以皇帝為颱風眼的劇烈漩渦，而鄭和就在這樣的漩渦中，為建構國際秩序殫心竭慮。永樂政權明顯與永樂帝的個人特質緊密相連，在制度上仍處於搖籃期，真正形成能夠輔弼皇帝、使政治體制趨於穩定的制度，還要再過一段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