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他參政的知識分子不太一樣，在李泌的從政智慧中，道士風貌、道教精神尤為突出。他對於道教的信奉，由於儒教政治的制約，不得不轉而成為他政治活動中的智慧和技巧。也正因為如此，李泌踐履儒教主義時所可能產生的困頓與苦惱，已被這道教出世修身求道的信仰以及以此為基礎而轉化的政治智慧所沖淡、所掩抑。
綿延數百年之久的大唐王朝，表面上是儒、釋、道三教並行，但在主要的和本質的方面，則是崇道抑佛國策的大力推行，並遙尊春秋老子李耳作為李唐皇室的始祖。所以，唐朝歷代皇帝大都迷信道教，希冀道教法術帶來百世長命並延長國祚。李泌作為一個具有道士精神風骨、常持黃老鬼神說的學人，是比較容易在這樣的政治宗教環境中獲取仕進之階的。
李泌尊事的四位唐皇帝，無不信奉道教。玄宗每每於中夜夙興頂禮焚香，經常詔見道士，親受法籙而拜官賜物；肅宗於祠禱求請甚為殷勤，曾差遣公卿百僚悉往道觀設醮講論，縱容信任各方道士；代宗則剛一即位，便幸寵道士李國禎等，召入禁中，待召翰林；德宗本來厭惡巫祝怪誕之士，後來則漸漸為其迷住心竅。他重用李泌，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因久聞李泌長於鬼道的大名才有意自外徵還，以至大用的。李泌能與唐德宗簽訂「契約」，互守君臣之責，以及唐德宗能夠接受李泌以死所進之言，不廢太子，除個人感情外，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了這一共同的信仰。
李泌出於官場，以智免禍的從政智慧，亦無一不與道德對世俗政治的信念和態度有關。道教的政治信念，是國政猶身，治國如養生。主張和強調的是順物自然、心地無私，天下國家才可以大治大理。「無為政治」由此成為道教的最高政治理想和最完美的政治手段。為此，從政也和治身一樣，無為則高，順事自然而不強從人意，絕不執著於個人的情感意志而遭致人為的損失與迫害。倘政治無為，從政者也可以無為，最終收到社會清平、個人神清志和並不傷貴體的雙重效應。
與儒教的教義比較，同樣也有個人修身養性與社會治理的內容，但道教更為冷靜，更講究個人的政治手段和處世方法。政治無為，大都是一種形式；但道教並不因此而看破而改變初衷，而是因此產生視治大國若烹小鮮的灑脫。具體的表現是，雖不能灑脫到治大國若烹小鮮的境界，但也應該以道自居，持卑處下處事無為，處君皇猶與道友，明哲保身以術免災，始終不悖養生長命、求道求仙的道教宗旨。
李泌無疑是深諳這一道教宗旨的。一方面，他已盡力為之，死而後已，曾經希望賢君明主能夠中興大唐王朝；另一方面，他也稟持著道教的政治主張，參政處事時無欲無私，以保證；治國不能如意，但求治身還能遂願。對於前者，後人也許可以苛求、可加品評，可以贊揚他或者是譏評他；可是對於後者，人們表現得更多的是關注和興趣，同時也是驚訝和不解。
這也就是說，按照儒教的規定，李泌功名不就，不入聖賢之列，可是，李泌得益於道教信仰而形成的從政事君的經驗以及官場上進退自如的技巧，後人則是不敢小看的。
唐肅宗時候，李泌與肅宗是出則聯轡、寢則對榻，可說是親密無間。但李泌執意不受肅宗所給予他的官職，寧願以賓客的身分為其效勞。對此，李泌的回答是非常巧妙的。他說，陛下以朋友待我，那麼，我的地位則要比宰相還高貴。因為在李泌看來，沒有官職，憑藉與肅宗的情誼，所做之事大都能做成；身纏官職，則易遭小人嫉恨，反而是進退為難。果然，李泌後來受到奸臣李輔國的誣陷。為保證自己生存不致於受到威脅，李泌請求肅宗允許他遠離朝廷。
唐肅宗當然對李泌的請求大惑不解。天下能獲天子寵遇者能有幾年！但李泌可不這樣想。他以為，他的作為已報答了唐肅宗對他的知遇之恩，這已符合儒教規定的臣下名分。士為知己者死。可是，死在奸臣小人手裏，這則是與其信奉的道教宗旨所違背的。再說，無道則隱，獨善其身，也是儒教為參政知識分子預設的一條美好退路。縱使李泌智謀過人，他也清醒地認識到，肅宗已對他寵之太深，任之太重，他自己也功太高，跡太奇，足以為奸臣所忌。此時繼續待在朝廷，不等於束手待斃嗎？
總算是獲得了肅宗的恩准，李泌可以隱居於湖南衡山，過他的「神仙」日子。那裏環境靜謐，風景優美，李泌為自己築有一所「端居室」（後人稱為「鄴侯書屋」），廣藏書卷，求仙學道，不問政事，遊山讀書，儼然一副神仙風骨。
這樣，李泌躲過了一場他無力阻止的宮廷廝殺。張良娣為皇后，李輔國任兵部尚書。肅宗病危，張、李二人爭權奪利，劇烈衝突。先是張良娣被李輔國聯合宦官魚朝恩合謀處死，緊接著是唐代宗即位，李輔國被殺。
唐代宗期間，官場風雲更為險惡。李泌同樣應詔出山，離開了衡嶽「端居室」。後因宦官魚朝恩作奸和元載權臣的攻訐，李泌又服從唐代宗的安排，出任地方官，避開險惡風頭。這時，李泌沒有向代宗請求，再回山裏隱居，有可能就是他心懷中的儒教主義在起著某些作用，促使他捺住性子，以圖日後大業。至於道教徒的信仰，正好也與他的儒教
綿延數百年之久的大唐王朝，表面上是儒、釋、道三教並行，但在主要的和本質的方面，則是崇道抑佛國策的大力推行，並遙尊春秋老子李耳作為李唐皇室的始祖。所以，唐朝歷代皇帝大都迷信道教，希冀道教法術帶來百世長命並延長國祚。李泌作為一個具有道士精神風骨、常持黃老鬼神說的學人，是比較容易在這樣的政治宗教環境中獲取仕進之階的。
李泌尊事的四位唐皇帝，無不信奉道教。玄宗每每於中夜夙興頂禮焚香，經常詔見道士，親受法籙而拜官賜物；肅宗於祠禱求請甚為殷勤，曾差遣公卿百僚悉往道觀設醮講論，縱容信任各方道士；代宗則剛一即位，便幸寵道士李國禎等，召入禁中，待召翰林；德宗本來厭惡巫祝怪誕之士，後來則漸漸為其迷住心竅。他重用李泌，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因久聞李泌長於鬼道的大名才有意自外徵還，以至大用的。李泌能與唐德宗簽訂「契約」，互守君臣之責，以及唐德宗能夠接受李泌以死所進之言，不廢太子，除個人感情外，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了這一共同的信仰。
李泌出於官場，以智免禍的從政智慧，亦無一不與道德對世俗政治的信念和態度有關。道教的政治信念，是國政猶身，治國如養生。主張和強調的是順物自然、心地無私，天下國家才可以大治大理。「無為政治」由此成為道教的最高政治理想和最完美的政治手段。為此，從政也和治身一樣，無為則高，順事自然而不強從人意，絕不執著於個人的情感意志而遭致人為的損失與迫害。倘政治無為，從政者也可以無為，最終收到社會清平、個人神清志和並不傷貴體的雙重效應。
與儒教的教義比較，同樣也有個人修身養性與社會治理的內容，但道教更為冷靜，更講究個人的政治手段和處世方法。政治無為，大都是一種形式；但道教並不因此而看破而改變初衷，而是因此產生視治大國若烹小鮮的灑脫。具體的表現是，雖不能灑脫到治大國若烹小鮮的境界，但也應該以道自居，持卑處下處事無為，處君皇猶與道友，明哲保身以術免災，始終不悖養生長命、求道求仙的道教宗旨。
李泌無疑是深諳這一道教宗旨的。一方面，他已盡力為之，死而後已，曾經希望賢君明主能夠中興大唐王朝；另一方面，他也稟持著道教的政治主張，參政處事時無欲無私，以保證；治國不能如意，但求治身還能遂願。對於前者，後人也許可以苛求、可加品評，可以贊揚他或者是譏評他；可是對於後者，人們表現得更多的是關注和興趣，同時也是驚訝和不解。
這也就是說，按照儒教的規定，李泌功名不就，不入聖賢之列，可是，李泌得益於道教信仰而形成的從政事君的經驗以及官場上進退自如的技巧，後人則是不敢小看的。
唐肅宗時候，李泌與肅宗是出則聯轡、寢則對榻，可說是親密無間。但李泌執意不受肅宗所給予他的官職，寧願以賓客的身分為其效勞。對此，李泌的回答是非常巧妙的。他說，陛下以朋友待我，那麼，我的地位則要比宰相還高貴。因為在李泌看來，沒有官職，憑藉與肅宗的情誼，所做之事大都能做成；身纏官職，則易遭小人嫉恨，反而是進退為難。果然，李泌後來受到奸臣李輔國的誣陷。為保證自己生存不致於受到威脅，李泌請求肅宗允許他遠離朝廷。
唐肅宗當然對李泌的請求大惑不解。天下能獲天子寵遇者能有幾年！但李泌可不這樣想。他以為，他的作為已報答了唐肅宗對他的知遇之恩，這已符合儒教規定的臣下名分。士為知己者死。可是，死在奸臣小人手裏，這則是與其信奉的道教宗旨所違背的。再說，無道則隱，獨善其身，也是儒教為參政知識分子預設的一條美好退路。縱使李泌智謀過人，他也清醒地認識到，肅宗已對他寵之太深，任之太重，他自己也功太高，跡太奇，足以為奸臣所忌。此時繼續待在朝廷，不等於束手待斃嗎？
總算是獲得了肅宗的恩准，李泌可以隱居於湖南衡山，過他的「神仙」日子。那裏環境靜謐，風景優美，李泌為自己築有一所「端居室」（後人稱為「鄴侯書屋」），廣藏書卷，求仙學道，不問政事，遊山讀書，儼然一副神仙風骨。
這樣，李泌躲過了一場他無力阻止的宮廷廝殺。張良娣為皇后，李輔國任兵部尚書。肅宗病危，張、李二人爭權奪利，劇烈衝突。先是張良娣被李輔國聯合宦官魚朝恩合謀處死，緊接著是唐代宗即位，李輔國被殺。
唐代宗期間，官場風雲更為險惡。李泌同樣應詔出山，離開了衡嶽「端居室」。後因宦官魚朝恩作奸和元載權臣的攻訐，李泌又服從唐代宗的安排，出任地方官，避開險惡風頭。這時，李泌沒有向代宗請求，再回山裏隱居，有可能就是他心懷中的儒教主義在起著某些作用，促使他捺住性子，以圖日後大業。至於道教徒的信仰，正好也與他的儒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