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孔明出山
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
問是誰家墓，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又能絕地圯。
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此謀，相國齊晏子。
－－<梁父吟>
第一章 亂世童年
戰爭對社會所帶來的惡果，土地荒廢，人民妻離子散，農村經濟嚴重破產，善良百姓，被迫拿起刀劍，鍛而走險，從事盜匪生涯。這種悲慘情境，對諸葛亮的人生觀想必有著深遠的影響。
官逼民反，農民起義
東漢王朝後半段的百年間，朝廷裡外戚和宦官急著奪權，地方豪族則忙著兼併土地及累積財富。貧富懸殊嚴重，破產的農民流浪四方，被饑饉及窮困追著四處跑，在以農立國的中國古代社會，農民失去田地，成為浪人，勢必導致社會重大的動亂。
順帝以後的二十年間，無法生存而流亡各地的貧民集團，不得不揭竿起義，爭取最起碼的生存空間。但傳統的史書，例如《後漢書》及《資治通鑑》等，大多以「妖賊」或「盜賊」稱之，其實是非常不公平的。諸葛亮日後大老闆劉備的長期宿敵曹操，在平定兗州後，曾將三十餘萬黃巾黨人收編為「青州軍」，可以說是第一個以同情立場，面對農民起義的政治領袖。
這些農民起義的領導者，大多帶有濃厚宗教色彩，他們分別被稱為「無上將軍」、「黃帝」或「黑帝」，組織龐大而鬆懈，全靠宗教力量結合。在這一系列的民變事件中，以靈帝中平元年（西元一八四年）的黃巾黨人事變規模最大，影響也最深。
黃巾黨人的領袖是鉅鹿人（河北省南部）張角，是位非常有名的民間密醫，以神秘的宗教醫術，醫療患病的農民。張角的治療法，是讓患者先作自我罪行告解，再以符咒浸入飲之。先不問其效果如何，至少可以看出張角的治病是宗教性大於醫療性的。這樣子的治病法，即使二十世紀末的今天仍到處流行著，在醫學不發達的當時，影響力自然更大了。張角的弟子遍佈全國各地，都擅長這種神水醫療術，由於碰到苦難當頭的年代，信仰者急速膨脹，總稱為「太平道」。
據張角自己的說法，曾在深山中，得到仙人傳授的《太平清領書》，囑咐他推展太平道以救世。在數十年間，以青州（現山東省）為中心，遍佈冀、徐、荊、揚、兗、豫等州。擁有數十萬信徒，盤據在十三州中的三分之二江山。
到了光和年間，太平道的影響力，已不止於下階層的農民，不少地主、富豪，甚至於官僚也趨之若騖。依《後漢書》記載，執宦官主流派集團牛耳的大常侍張讓，便與張角有相當密切的來往。
眼見太平道急速膨脹，朝廷有志之士自然產生了危機意識。清流派的楊賜，首先上書主張一方面招撫流民，給予土地耕種，以安定其生活；一方面搜捕太平道在各地的領袖，以削弱其組織力量。劉陶、樂松、袁貴等也聯名上書靈帝，主張逮捕張角，以免事件繼續擴大。
由於親太平道的宦官一再阻止，靈帝在軟硬政策間舉棋不定，終於消息外洩，反而使張角加速強化其組織。不久，張角便將全國信徒分為三十六「方」，大「方」編組萬餘人，小「方」也有六、七千人，每方均由直屬子弟統領指揮。張角自稱「天公將軍」，並封其弟張寶為「地公將軍」，張梁為「人公將軍」，共同統率著三十六萬人馬。
靈帝中平元年，張角向信徒宣佈：「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當年正好是甲子年，是六十年干支歲月的重新開始。張角決定在是年三月五日，散佈各地的三十六萬信徒同時起義。依照中國傳說的五行思想，金、木、水、火、土的循環理論，漢王朝屬火德、剋火者土，因此代替漢王朝者應屬土德。黃土高原和黃土平原的土都是黃色的，所以太平道信徒，均以黃色頭巾為標幟，這也是黃巾黨人的由來。
負責攻打洛陽的大方馬元義，行動不夠謹慎，三月三日未到便陰謀敗露被捕，同行的黨人有數千人遇害。靈帝到此才恍然大悟，發出逮捕張角的通緝令。
迫不得已，張角會同兩位弟弟，提早一個月起義。雖然準備不周，仍有七州二十八郡響應，頭綁黃色頭巾的黨人，攻擊官府，佔領田園，不少郡縣官吏聞風而逃，《後漢書．皇甫嵩傳》記載：「旬日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
黃巾黨人的主要戰場，在洛陽附近的潁川地區，北起冀州西南區，南至南陽一帶。朝廷以何皇后之兄何進為河南尹，負責攻防總指揮，實際負責作戰的是司隸軍區中最精銳的師團，分別由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北中郎將盧植率領。
羅貫中的《三國演義》，第一章回便是劉備在涿郡募集義兵，響應政府號召，共同對抗黃巾黨人民變的情節。劉備在此認識關羽和張飛，留下了「桃園三結義」的千古美談。
戰爭初期，黃巾黨人聲勢浩大，張角和盧植大戰於冀州，盧植軍團寡不敵眾，被迫向南撤退。防守在潁川附近的朱軍團亦遭擊退，南陽太守甚至在會戰中陣亡。
為了保護京城洛陽的安全，皇甫嵩將主力部隊佈防在潁川附近。張角以數萬兵馬層層包圍，皇甫嵩親往前線視察，他看到黃巾黨人均以茅草結營，乃趁夜色掩護，以火攻戰術突擊，張角軍團大亂，佈防在潁川南岸的朱軍團也趁機反攻，洛陽方面前來救援的典軍校尉曹操，率領騎兵部隊及時趕到，三方面夾擊下，黃巾黨人大敗，死傷高達數萬人，這也是朝廷部隊第一次成功阻擋黃巾黨人攻擊的正式記錄。
靈帝中平元年八月，張角病死；十月，人公將軍張梁的軍團在潁川附近中了皇甫嵩埋伏，死傷三萬餘人，張梁本人也在潰敗中遭到擊殺；十一月，地公將軍張寶也戰死在南陽會戰中，黃巾黨人的主力部隊，到此完全殲滅。
但散居各地的黃巾黨人仍遙相呼應。并州的白波軍、冀州的黑山軍、益州和青州的黃巾軍，聲勢浩大，均讓各地方政府頭痛不已。皇甫嵩等雖在洛陽附近獲得絕對勝利，但在數度大規模會戰後，主力部隊也遭到了重創，根本無力再協助各地方政府剿亂。朝廷為了鞏固地方秩序，平定黨人的作亂，也不得不強化北方首長的行政權及軍事權。
中平五年（西元一八八年）三月，朝廷接受江夏太守劉焉建議，擴大部分嚴重動亂地區刺史的權限，並改稱「牧」。劉焉為益州牧，黃琬為豫州牧，劉虞為幽州牧。《資治通鑑》記載：「州任之重，自此而始。」
這些地方州牧，權限逐步擴大，漸漸形成一股獨立的力量，朝廷也慢慢失去了指揮權和控制力，終於釀成了漢末群雄割據的局面，東漢王朝也步入名存實亡的境地了。
動盪社會，流浪孤兒
黃巾黨人起義的那個甲子年二月，諸葛亮正好滿四歲。
諸葛亮的父親諸葛珪，當時出任泰山郡郡丞，泰山郡中的泰山是中國自古以來有名的靈山，諸葛亮便在這附近渡過他最早期的童年。
諸葛亮本籍在瑯琊郡，當時稱為陽都縣，約在今山東省臨沂縣和沂南縣之間，同屬於山東省的西北區。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記載：
泰山之南有魯國，北方則有齊國，瀕山臨海間有塊相當肥沃的平原，或產桑樹和麻類植物，麻、絹等織製品便成了這裡的名產。主要的大城市臨沼位於渤海及泰山間，這裡的人一向思慮較深，並且好作議論，行事從不輕舉妄動，這些人個別能力都很強，但集體作戰力則偏弱，是典型的工商社會，國家的經濟力旺盛而活躍，住民大約可分成士、農、工商、工、坐商等五種職業。
思慮周密，好作議論，絕不輕舉妄動的性格，的確相當明顯地可以在諸葛亮身上發現。
從姜太公在齊地建國以來，這裡一向便是南北貨貿易重心，經濟力量旺盛，因此文明程度也比其他地方為高，東漢到六朝時代，有不少名人皆出身於此，例如協助苻堅建立前秦帝國的王導，不朽的書法家王羲之、王獻之父子，《顏氏家訓》作者顏之推，及唐代書聖顏真卿等，都是當地的名家豪族。
另一個特色是齊國的兵學思想。齊軍一向以怯戰出名，因此更用心於研究戰爭的技巧和方法。姜太公的兵法學是戰爭的原則，也是生意者的策略。一代兵學宗師孫武，也是齊國人，《孫子兵法》中的準備和應變工夫，相信和齊國傳統的處世哲學有關。《鬼谷子兵法》，也是以齊國為其發源地，孫臏、龐涓，甚至於蘇秦、張儀都是在這裡學成的。除了在襄陽地區居住時，和當地的名士學者切磋研習外，諸葛亮的思想、言行及人生觀，顯然也是和齊國傳統的文化有關。
韋昭寫的《吳書》中記載：諸葛亮的先祖原姓葛氏，居住在瑯琊郡諸縣，當時他們整族人不知在什麼原因下，遷往陽都縣。由於陽都縣裡也住有很多葛氏人家，為了有所區別，乃將諸縣遷移過來的葛氏，稱之為諸葛氏。
諸葛亮的祖父諸葛豐曾任東漢王朝的司隸校尉（京城警備總監），他是位負責盡職的官員，個性剛強正直，執起法來，任何權勢都毫不在意。
官位高居侍中的外戚許章，平常假借皇威為非作歹，諸葛豐下令逮捕，許章逃往禁宮，要求皇帝保護。諸葛豐也曾正式上文彈劾許章，並要求嚴厲處分，以免傷害皇權。雖然皇帝有意調節兩人的爭執，但諸葛豐義正詞嚴，皇帝不得已，祇得處分許章。然不久，諸葛豐便被免除司隸校尉之職務，並且廢為庶人，不過諸葛豐這種高風亮節、執法嚴正的個性，顯然也遺傳在諸葛亮的身上。
諸葛亮之父諸葛珪，曾任泰山郡郡丞（主任秘書），其妻章氏。兩人共育有四位子女，諸葛亮排行老三，長兄諸葛瑾，弟弟諸葛均，另有姊姊一人。九歲時母親章氏去世，為了照顧年幼的子女，父親另娶了後母，但三年後父親也去世了。喪失雙親的諸葛兄弟，由於後母無力扶養他們，全靠叔父諸葛玄接濟。長兄諸葛瑾大諸葛亮七歲，母親去世前，曾在洛陽太學府遊學，專攻《毛詩》、《尚書》、《左傳春秋》，成績優異。母親去世時，他為了服喪及照顧弟妹，毅然放棄學業，返回家鄉。
瑯琊郡屬徐州，黃巾黨人起義初期，這裡也備受干擾，但當朝廷派來武夫出身的陶謙為徐州刺史後，動亂總算平息了下來。其後的董卓之亂，關東諸侯勤王起義的戰爭，徐州在陶謙力保中立的政策下，總算未受波及。所以當洛陽一帶陷入戰亂時，不少人「流移東出，多依徐土」。但就在漢獻帝初平四年（西元一九三年）起，雄據兗州的曹操，其父曹嵩在徐州意外被害，曹操乃興兵攻打徐州，陶謙雖奮勇抵抗，但整個徐州立刻陷入兵荒馬亂中，位於徐州北部的瑯琊郡也遭到波及。有些地方甚至「雞犬亦盡，墟色無復行人」。負責一家安危的諸葛玄，不得不設法離開家鄉，暫避戰亂。
隔年，諸葛亮十四歲的時候，諸葛玄被反董卓集團的南區領袖－－揚州軍閥頭子袁術任命為豫章郡太守（今江西南昌附近）。諸葛玄帶著年幼的諸葛亮姊弟們前往赴任。並藉以暫避禍亂。但年紀已二十一歲的諸葛瑾，必須擔負重建家聲的責任，因此他決定另找生路，以免寄人籬下，幾經思索後，和繼母遠赴江東。一家人從此離散，各奔東西。
從徐州北部經由豫州，南下到豫章的路途上，這幾年的兵荒馬亂最為嚴重，曹操及陶謙間數度惡戰、不少農民叛變都發生在這地方。青少年期的諸葛亮親眼目睹戰爭對社會所帶來的惡果，土地荒廢，人民妻離子散，農村經濟嚴重破產，善良百姓被迫拿起刀劍而走險，從事盜匪生涯。這種悲慘情境，對諸葛亮的人生觀想必有著深遠的影響。
更不幸的是，諸葛玄到任後不久，東漢朝廷又派朱皓為豫章太守，使豫章太守的位置鬧了雙胞。不過朱皓上任的時候，由揚州刺史劉鏢處借得大批軍隊，直接向「非正牌」的諸葛玄施壓。諸葛玄方面，袁術雖然聲勢浩大，但正和曹操準備交戰中，自顧不暇，根本無法給諸葛玄任何實質的幫助。何況自己非朝廷命官，名不正言不順，勢單力薄，自然無力抵擋，為了顧全面子及家人安全，祇得匆匆撤離。
家鄉是不願也不可能回去，諸葛玄祇好將諸葛亮一家帶到荊州的襄陽城，去依靠老朋友荊州刺史劉表了。荊州刺史劉表早年也名列「八俊」之一，聲望崇高，是清流派在官場中的主要領袖之一。他不贊成捲入不必要的爭執中，所以一向閉關自守，既未參加董卓和反董卓聯盟間的戰爭，對袁紹、袁術兄弟間的明爭暗鬥，也保持中立，所以荊州內部還算安穩，不太受漢末戰亂的影響，而且文風鼎盛，是個相當不錯的「避難港」。
不過，由山東到江西，再由江西到湖北，輾轉千里之遠，光是逆著長江到荊州，就要有十幾天的舟楫顛簸之苦，對年輕的諸葛亮而言，倒也增長了不少見識，流離之間，也更體念了家園及和平的重要性。
雖然劉表很高興、也頗熱誠地接待了諸葛玄。但丟掉了官職的他，祇得委屈在劉表府裡當幕僚，過著寄人籬下的生活。對於一個高傲又有原則的知識分子，這種打擊幾乎比生活上的困苦還要大，因此一年後，諸葛玄便憂鬱成疾，一病不起了。幸好劉表仍顧念舊情，承擔起諸葛亮一家的物質生活，諸葛玄在這一年內，結交的一些文人名士，給了這個喪失大家長的家庭，不少精神上的鼓勵及支持。
由於劉表的關係，諸葛亮的姊姊嫁給了荊襄名門龐德公的姪兒龐山民，總算了卻一樁心願。十六歲的諸葛亮決定帶領弟弟獨立生活，不再接受荊州襄陽府的「人道援助」。他將叔父僅有的些微財產變賣，直接去晉見劉表，表明自立更生的意願，劉表非常高興，便幫助他們以極少的代價，在襄陽城西二十多里一個叫做隆中的地方，將這兩個年輕的兄弟安頓下來，兩個男的自行耕種，這年正是漢獻帝建安二年（西元一九七年），「流浪兩兄弟」找到了他們的第二故鄉，展開半耕半讀的隱居生涯。
〔陳文德說評〕中國的官場和文人們，一說到法治，總喜歡以自己為正義化身般地高喊「亂世用重典」、「殺一儆百」的口號，當今的行政院長郝柏村便曾公開表示，最看不慣台灣民眾的不守法行為，為了表明對公權力維護的決心，在就任之初，不斷使出強硬的手段，認為嚴刑峻法，便能建立法治的精神，殊不知台灣民眾，甚至可以說整體的中國人，一向缺乏法治觀念的現象，祇是一種結果，並非原因。
中國人缺乏法治觀念，最主要在於缺乏有效的法令制度，這倒不是指中國缺乏白紙黑字的律令，這方面倒有點如司法院長林洋港早年的自詡：「健康的牛，毛比較多。」中國的律令規章一向多如牛毛，甚至多到制定法令的政府官員都懶得執行。
其實，林洋港先生的話倒不見得不對，面對多樣化、多元化的社會，相互關係的規章，自然有必要詳細而清楚。但問題是中國的制法相關人員，一向喜歡規定得嚴厲些，甚至苛薄些，以表示自己的「正義」及「權威」，執法時又以放一馬的態度，表達自己的人情味及慈愛，因此法令雖汗牛充棟，但執法時則千變萬化，空有法令卻又一味的「人治」，哪裡有可能建立「法治」的精神？
誠如立法委員謝長廷先生所說的笑話：「中國人的法律規定，一向是有些人可以作，有些人卻不可以作，有時候可以作，有時候又不可以作。」
制法嚴、執法鬆，缺乏標準，自然要特權橫行；大家有樣看樣，有力量的公開違法，沒有力量的從後門走捷徑。在政府單位走動的「黃牛」，比戲院不知要多出幾十倍，在這樣的情勢下，又如何建立及培養民眾的法治精神？
孟德斯鳩的《法意》一書，主要在限制有權力者的擅用權力，制度的目的，不在統治「老百姓」，而是制衡權力單位的濫權。已故政治學者鄒文海先生，曾有如下名言：「法治不在要求人民守法，而是要求政府守法，因為不論是法治或人治、人民總是被迫要守法。」
如果國家的基本大法，法治政府應有的制衡精神，在權宜及方便的藉口下，被破壞得慘不忍睹，國民黨政府在台灣的四十餘年管理，繳出了一張「亂民」的成績單，其原因何在，應該相當清楚，郝院長似乎也沒有什麼抱怨的「權利」了。
東漢晚年的黃巾黨人民變，其實道理也是一樣的，中國的「老百姓」，幾千年來一直是被欺侮的一群，官員可以耍特權，佔盡一切便宜後，把人民逼得生存下去都很困難了，還反過來指責那些企圖也撈點「特權」來生存的「亂民」及「刁民」。中國數千年來的悲劇，似乎便是一直在這個窠臼裡面「繞圈子」。
我們不怕沒有法律，最怕的是法令根本作不到，或許無法徹底的執行，七折八扣的「講人情」，最後祇能製造一大群特權、及一輩子的混亂而已。
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
問是誰家墓，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又能絕地圯。
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此謀，相國齊晏子。
－－<梁父吟>
第一章 亂世童年
戰爭對社會所帶來的惡果，土地荒廢，人民妻離子散，農村經濟嚴重破產，善良百姓，被迫拿起刀劍，鍛而走險，從事盜匪生涯。這種悲慘情境，對諸葛亮的人生觀想必有著深遠的影響。
官逼民反，農民起義
東漢王朝後半段的百年間，朝廷裡外戚和宦官急著奪權，地方豪族則忙著兼併土地及累積財富。貧富懸殊嚴重，破產的農民流浪四方，被饑饉及窮困追著四處跑，在以農立國的中國古代社會，農民失去田地，成為浪人，勢必導致社會重大的動亂。
順帝以後的二十年間，無法生存而流亡各地的貧民集團，不得不揭竿起義，爭取最起碼的生存空間。但傳統的史書，例如《後漢書》及《資治通鑑》等，大多以「妖賊」或「盜賊」稱之，其實是非常不公平的。諸葛亮日後大老闆劉備的長期宿敵曹操，在平定兗州後，曾將三十餘萬黃巾黨人收編為「青州軍」，可以說是第一個以同情立場，面對農民起義的政治領袖。
這些農民起義的領導者，大多帶有濃厚宗教色彩，他們分別被稱為「無上將軍」、「黃帝」或「黑帝」，組織龐大而鬆懈，全靠宗教力量結合。在這一系列的民變事件中，以靈帝中平元年（西元一八四年）的黃巾黨人事變規模最大，影響也最深。
黃巾黨人的領袖是鉅鹿人（河北省南部）張角，是位非常有名的民間密醫，以神秘的宗教醫術，醫療患病的農民。張角的治療法，是讓患者先作自我罪行告解，再以符咒浸入飲之。先不問其效果如何，至少可以看出張角的治病是宗教性大於醫療性的。這樣子的治病法，即使二十世紀末的今天仍到處流行著，在醫學不發達的當時，影響力自然更大了。張角的弟子遍佈全國各地，都擅長這種神水醫療術，由於碰到苦難當頭的年代，信仰者急速膨脹，總稱為「太平道」。
據張角自己的說法，曾在深山中，得到仙人傳授的《太平清領書》，囑咐他推展太平道以救世。在數十年間，以青州（現山東省）為中心，遍佈冀、徐、荊、揚、兗、豫等州。擁有數十萬信徒，盤據在十三州中的三分之二江山。
到了光和年間，太平道的影響力，已不止於下階層的農民，不少地主、富豪，甚至於官僚也趨之若騖。依《後漢書》記載，執宦官主流派集團牛耳的大常侍張讓，便與張角有相當密切的來往。
眼見太平道急速膨脹，朝廷有志之士自然產生了危機意識。清流派的楊賜，首先上書主張一方面招撫流民，給予土地耕種，以安定其生活；一方面搜捕太平道在各地的領袖，以削弱其組織力量。劉陶、樂松、袁貴等也聯名上書靈帝，主張逮捕張角，以免事件繼續擴大。
由於親太平道的宦官一再阻止，靈帝在軟硬政策間舉棋不定，終於消息外洩，反而使張角加速強化其組織。不久，張角便將全國信徒分為三十六「方」，大「方」編組萬餘人，小「方」也有六、七千人，每方均由直屬子弟統領指揮。張角自稱「天公將軍」，並封其弟張寶為「地公將軍」，張梁為「人公將軍」，共同統率著三十六萬人馬。
靈帝中平元年，張角向信徒宣佈：「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當年正好是甲子年，是六十年干支歲月的重新開始。張角決定在是年三月五日，散佈各地的三十六萬信徒同時起義。依照中國傳說的五行思想，金、木、水、火、土的循環理論，漢王朝屬火德、剋火者土，因此代替漢王朝者應屬土德。黃土高原和黃土平原的土都是黃色的，所以太平道信徒，均以黃色頭巾為標幟，這也是黃巾黨人的由來。
負責攻打洛陽的大方馬元義，行動不夠謹慎，三月三日未到便陰謀敗露被捕，同行的黨人有數千人遇害。靈帝到此才恍然大悟，發出逮捕張角的通緝令。
迫不得已，張角會同兩位弟弟，提早一個月起義。雖然準備不周，仍有七州二十八郡響應，頭綁黃色頭巾的黨人，攻擊官府，佔領田園，不少郡縣官吏聞風而逃，《後漢書．皇甫嵩傳》記載：「旬日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
黃巾黨人的主要戰場，在洛陽附近的潁川地區，北起冀州西南區，南至南陽一帶。朝廷以何皇后之兄何進為河南尹，負責攻防總指揮，實際負責作戰的是司隸軍區中最精銳的師團，分別由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北中郎將盧植率領。
羅貫中的《三國演義》，第一章回便是劉備在涿郡募集義兵，響應政府號召，共同對抗黃巾黨人民變的情節。劉備在此認識關羽和張飛，留下了「桃園三結義」的千古美談。
戰爭初期，黃巾黨人聲勢浩大，張角和盧植大戰於冀州，盧植軍團寡不敵眾，被迫向南撤退。防守在潁川附近的朱軍團亦遭擊退，南陽太守甚至在會戰中陣亡。
為了保護京城洛陽的安全，皇甫嵩將主力部隊佈防在潁川附近。張角以數萬兵馬層層包圍，皇甫嵩親往前線視察，他看到黃巾黨人均以茅草結營，乃趁夜色掩護，以火攻戰術突擊，張角軍團大亂，佈防在潁川南岸的朱軍團也趁機反攻，洛陽方面前來救援的典軍校尉曹操，率領騎兵部隊及時趕到，三方面夾擊下，黃巾黨人大敗，死傷高達數萬人，這也是朝廷部隊第一次成功阻擋黃巾黨人攻擊的正式記錄。
靈帝中平元年八月，張角病死；十月，人公將軍張梁的軍團在潁川附近中了皇甫嵩埋伏，死傷三萬餘人，張梁本人也在潰敗中遭到擊殺；十一月，地公將軍張寶也戰死在南陽會戰中，黃巾黨人的主力部隊，到此完全殲滅。
但散居各地的黃巾黨人仍遙相呼應。并州的白波軍、冀州的黑山軍、益州和青州的黃巾軍，聲勢浩大，均讓各地方政府頭痛不已。皇甫嵩等雖在洛陽附近獲得絕對勝利，但在數度大規模會戰後，主力部隊也遭到了重創，根本無力再協助各地方政府剿亂。朝廷為了鞏固地方秩序，平定黨人的作亂，也不得不強化北方首長的行政權及軍事權。
中平五年（西元一八八年）三月，朝廷接受江夏太守劉焉建議，擴大部分嚴重動亂地區刺史的權限，並改稱「牧」。劉焉為益州牧，黃琬為豫州牧，劉虞為幽州牧。《資治通鑑》記載：「州任之重，自此而始。」
這些地方州牧，權限逐步擴大，漸漸形成一股獨立的力量，朝廷也慢慢失去了指揮權和控制力，終於釀成了漢末群雄割據的局面，東漢王朝也步入名存實亡的境地了。
動盪社會，流浪孤兒
黃巾黨人起義的那個甲子年二月，諸葛亮正好滿四歲。
諸葛亮的父親諸葛珪，當時出任泰山郡郡丞，泰山郡中的泰山是中國自古以來有名的靈山，諸葛亮便在這附近渡過他最早期的童年。
諸葛亮本籍在瑯琊郡，當時稱為陽都縣，約在今山東省臨沂縣和沂南縣之間，同屬於山東省的西北區。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記載：
泰山之南有魯國，北方則有齊國，瀕山臨海間有塊相當肥沃的平原，或產桑樹和麻類植物，麻、絹等織製品便成了這裡的名產。主要的大城市臨沼位於渤海及泰山間，這裡的人一向思慮較深，並且好作議論，行事從不輕舉妄動，這些人個別能力都很強，但集體作戰力則偏弱，是典型的工商社會，國家的經濟力旺盛而活躍，住民大約可分成士、農、工商、工、坐商等五種職業。
思慮周密，好作議論，絕不輕舉妄動的性格，的確相當明顯地可以在諸葛亮身上發現。
從姜太公在齊地建國以來，這裡一向便是南北貨貿易重心，經濟力量旺盛，因此文明程度也比其他地方為高，東漢到六朝時代，有不少名人皆出身於此，例如協助苻堅建立前秦帝國的王導，不朽的書法家王羲之、王獻之父子，《顏氏家訓》作者顏之推，及唐代書聖顏真卿等，都是當地的名家豪族。
另一個特色是齊國的兵學思想。齊軍一向以怯戰出名，因此更用心於研究戰爭的技巧和方法。姜太公的兵法學是戰爭的原則，也是生意者的策略。一代兵學宗師孫武，也是齊國人，《孫子兵法》中的準備和應變工夫，相信和齊國傳統的處世哲學有關。《鬼谷子兵法》，也是以齊國為其發源地，孫臏、龐涓，甚至於蘇秦、張儀都是在這裡學成的。除了在襄陽地區居住時，和當地的名士學者切磋研習外，諸葛亮的思想、言行及人生觀，顯然也是和齊國傳統的文化有關。
韋昭寫的《吳書》中記載：諸葛亮的先祖原姓葛氏，居住在瑯琊郡諸縣，當時他們整族人不知在什麼原因下，遷往陽都縣。由於陽都縣裡也住有很多葛氏人家，為了有所區別，乃將諸縣遷移過來的葛氏，稱之為諸葛氏。
諸葛亮的祖父諸葛豐曾任東漢王朝的司隸校尉（京城警備總監），他是位負責盡職的官員，個性剛強正直，執起法來，任何權勢都毫不在意。
官位高居侍中的外戚許章，平常假借皇威為非作歹，諸葛豐下令逮捕，許章逃往禁宮，要求皇帝保護。諸葛豐也曾正式上文彈劾許章，並要求嚴厲處分，以免傷害皇權。雖然皇帝有意調節兩人的爭執，但諸葛豐義正詞嚴，皇帝不得已，祇得處分許章。然不久，諸葛豐便被免除司隸校尉之職務，並且廢為庶人，不過諸葛豐這種高風亮節、執法嚴正的個性，顯然也遺傳在諸葛亮的身上。
諸葛亮之父諸葛珪，曾任泰山郡郡丞（主任秘書），其妻章氏。兩人共育有四位子女，諸葛亮排行老三，長兄諸葛瑾，弟弟諸葛均，另有姊姊一人。九歲時母親章氏去世，為了照顧年幼的子女，父親另娶了後母，但三年後父親也去世了。喪失雙親的諸葛兄弟，由於後母無力扶養他們，全靠叔父諸葛玄接濟。長兄諸葛瑾大諸葛亮七歲，母親去世前，曾在洛陽太學府遊學，專攻《毛詩》、《尚書》、《左傳春秋》，成績優異。母親去世時，他為了服喪及照顧弟妹，毅然放棄學業，返回家鄉。
瑯琊郡屬徐州，黃巾黨人起義初期，這裡也備受干擾，但當朝廷派來武夫出身的陶謙為徐州刺史後，動亂總算平息了下來。其後的董卓之亂，關東諸侯勤王起義的戰爭，徐州在陶謙力保中立的政策下，總算未受波及。所以當洛陽一帶陷入戰亂時，不少人「流移東出，多依徐土」。但就在漢獻帝初平四年（西元一九三年）起，雄據兗州的曹操，其父曹嵩在徐州意外被害，曹操乃興兵攻打徐州，陶謙雖奮勇抵抗，但整個徐州立刻陷入兵荒馬亂中，位於徐州北部的瑯琊郡也遭到波及。有些地方甚至「雞犬亦盡，墟色無復行人」。負責一家安危的諸葛玄，不得不設法離開家鄉，暫避戰亂。
隔年，諸葛亮十四歲的時候，諸葛玄被反董卓集團的南區領袖－－揚州軍閥頭子袁術任命為豫章郡太守（今江西南昌附近）。諸葛玄帶著年幼的諸葛亮姊弟們前往赴任。並藉以暫避禍亂。但年紀已二十一歲的諸葛瑾，必須擔負重建家聲的責任，因此他決定另找生路，以免寄人籬下，幾經思索後，和繼母遠赴江東。一家人從此離散，各奔東西。
從徐州北部經由豫州，南下到豫章的路途上，這幾年的兵荒馬亂最為嚴重，曹操及陶謙間數度惡戰、不少農民叛變都發生在這地方。青少年期的諸葛亮親眼目睹戰爭對社會所帶來的惡果，土地荒廢，人民妻離子散，農村經濟嚴重破產，善良百姓被迫拿起刀劍而走險，從事盜匪生涯。這種悲慘情境，對諸葛亮的人生觀想必有著深遠的影響。
更不幸的是，諸葛玄到任後不久，東漢朝廷又派朱皓為豫章太守，使豫章太守的位置鬧了雙胞。不過朱皓上任的時候，由揚州刺史劉鏢處借得大批軍隊，直接向「非正牌」的諸葛玄施壓。諸葛玄方面，袁術雖然聲勢浩大，但正和曹操準備交戰中，自顧不暇，根本無法給諸葛玄任何實質的幫助。何況自己非朝廷命官，名不正言不順，勢單力薄，自然無力抵擋，為了顧全面子及家人安全，祇得匆匆撤離。
家鄉是不願也不可能回去，諸葛玄祇好將諸葛亮一家帶到荊州的襄陽城，去依靠老朋友荊州刺史劉表了。荊州刺史劉表早年也名列「八俊」之一，聲望崇高，是清流派在官場中的主要領袖之一。他不贊成捲入不必要的爭執中，所以一向閉關自守，既未參加董卓和反董卓聯盟間的戰爭，對袁紹、袁術兄弟間的明爭暗鬥，也保持中立，所以荊州內部還算安穩，不太受漢末戰亂的影響，而且文風鼎盛，是個相當不錯的「避難港」。
不過，由山東到江西，再由江西到湖北，輾轉千里之遠，光是逆著長江到荊州，就要有十幾天的舟楫顛簸之苦，對年輕的諸葛亮而言，倒也增長了不少見識，流離之間，也更體念了家園及和平的重要性。
雖然劉表很高興、也頗熱誠地接待了諸葛玄。但丟掉了官職的他，祇得委屈在劉表府裡當幕僚，過著寄人籬下的生活。對於一個高傲又有原則的知識分子，這種打擊幾乎比生活上的困苦還要大，因此一年後，諸葛玄便憂鬱成疾，一病不起了。幸好劉表仍顧念舊情，承擔起諸葛亮一家的物質生活，諸葛玄在這一年內，結交的一些文人名士，給了這個喪失大家長的家庭，不少精神上的鼓勵及支持。
由於劉表的關係，諸葛亮的姊姊嫁給了荊襄名門龐德公的姪兒龐山民，總算了卻一樁心願。十六歲的諸葛亮決定帶領弟弟獨立生活，不再接受荊州襄陽府的「人道援助」。他將叔父僅有的些微財產變賣，直接去晉見劉表，表明自立更生的意願，劉表非常高興，便幫助他們以極少的代價，在襄陽城西二十多里一個叫做隆中的地方，將這兩個年輕的兄弟安頓下來，兩個男的自行耕種，這年正是漢獻帝建安二年（西元一九七年），「流浪兩兄弟」找到了他們的第二故鄉，展開半耕半讀的隱居生涯。
〔陳文德說評〕中國的官場和文人們，一說到法治，總喜歡以自己為正義化身般地高喊「亂世用重典」、「殺一儆百」的口號，當今的行政院長郝柏村便曾公開表示，最看不慣台灣民眾的不守法行為，為了表明對公權力維護的決心，在就任之初，不斷使出強硬的手段，認為嚴刑峻法，便能建立法治的精神，殊不知台灣民眾，甚至可以說整體的中國人，一向缺乏法治觀念的現象，祇是一種結果，並非原因。
中國人缺乏法治觀念，最主要在於缺乏有效的法令制度，這倒不是指中國缺乏白紙黑字的律令，這方面倒有點如司法院長林洋港早年的自詡：「健康的牛，毛比較多。」中國的律令規章一向多如牛毛，甚至多到制定法令的政府官員都懶得執行。
其實，林洋港先生的話倒不見得不對，面對多樣化、多元化的社會，相互關係的規章，自然有必要詳細而清楚。但問題是中國的制法相關人員，一向喜歡規定得嚴厲些，甚至苛薄些，以表示自己的「正義」及「權威」，執法時又以放一馬的態度，表達自己的人情味及慈愛，因此法令雖汗牛充棟，但執法時則千變萬化，空有法令卻又一味的「人治」，哪裡有可能建立「法治」的精神？
誠如立法委員謝長廷先生所說的笑話：「中國人的法律規定，一向是有些人可以作，有些人卻不可以作，有時候可以作，有時候又不可以作。」
制法嚴、執法鬆，缺乏標準，自然要特權橫行；大家有樣看樣，有力量的公開違法，沒有力量的從後門走捷徑。在政府單位走動的「黃牛」，比戲院不知要多出幾十倍，在這樣的情勢下，又如何建立及培養民眾的法治精神？
孟德斯鳩的《法意》一書，主要在限制有權力者的擅用權力，制度的目的，不在統治「老百姓」，而是制衡權力單位的濫權。已故政治學者鄒文海先生，曾有如下名言：「法治不在要求人民守法，而是要求政府守法，因為不論是法治或人治、人民總是被迫要守法。」
如果國家的基本大法，法治政府應有的制衡精神，在權宜及方便的藉口下，被破壞得慘不忍睹，國民黨政府在台灣的四十餘年管理，繳出了一張「亂民」的成績單，其原因何在，應該相當清楚，郝院長似乎也沒有什麼抱怨的「權利」了。
東漢晚年的黃巾黨人民變，其實道理也是一樣的，中國的「老百姓」，幾千年來一直是被欺侮的一群，官員可以耍特權，佔盡一切便宜後，把人民逼得生存下去都很困難了，還反過來指責那些企圖也撈點「特權」來生存的「亂民」及「刁民」。中國數千年來的悲劇，似乎便是一直在這個窠臼裡面「繞圈子」。
我們不怕沒有法律，最怕的是法令根本作不到，或許無法徹底的執行，七折八扣的「講人情」，最後祇能製造一大群特權、及一輩子的混亂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