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前言
三分縱橫話孫權
一
東吳神鳳元年（即曹魏嘉平四年，蜀漢延熙十五年，西元二五二年）初夏四月，吳大帝孫權病逝於建業（今江蘇南京市）宮中。引人注目的是，這位史稱其「有勾踐之奇，英人之傑」的吳大帝，是三國時代享國最長的開國之主。從他繼承父兄之業，於東漢末獻帝建安五年（二○○年）出掌江東算起到他逝世為止的五十餘年間，姑且不論他後期的治績如何，就拿他在前期開國創業、撫定江東、抗衡中原的種種活動來看，無論就其對歷史的貢獻或所起的作用來說，與其他兩位同時代的開國之主｜曹操和劉備相比，並不顯得怎麼遜色。毋庸諱言，孫權在三國時代龍爭虎鬥的歷史舞臺上，不失為一位舉足輕重的傑出歷史人物。
值得一提的是，諸葛亮在隆中為劉備謀取天下而提出的著名〈隆中對策〉中，有兩處提到孫權：一處是說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一處是從「跨有荊、益」的戰略出發，提出「外結好孫權」的策略方針。很明顯，前者無疑是諸葛亮對孫權繼父兄執掌江東以來，經過七、八年間治理所開創的興旺局面的讚賞。這個在當時被諸葛亮稱之為「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的江東政局，絕不是〈隆中對策〉中的空泛之議。以諸葛亮當時身處隆中、近在荊州已達十年之久，而他的兄長諸葛瑾又在孫權幕中用事多年，應該說，他當時對孫氏這個「已歷三世」的江東政權是很了解的，他所下的這個評語是很可靠的。唯其如此，後者正是諸葛亮在把孫權和劉表、劉璋、張魯這些周圍的割據勢力加以比較之後，為劉備爭衡中原制定了「跨有荊、益」及「外結好孫權」的一整套戰略和策略。
後世論三分之爭，多從諸葛亮的〈隆中對策〉中得到啟示，認為曹操佔天時，孫權佔地利，劉備佔人和。其實，就曹、孫、劉三家各自的具體情況來看，無論天時、地利或人和，都不是絕對孤立地各自依存於一方，而是在不同的程度上都為三方兼而有之。試想，曹操收定中原，進而統一北方，佔據天下三分之二，軍合肥，守襄樊，據關隴，帳下謀臣如雲，武將如雨，能說他「挾天子而令諸侯」，只佔天時，而沒有地利與人和的因素嗎？
再說，孫權固然憑藉長江天塹，一再挫敗曹操，佔有地利方面的巨大優勢是事實。但自他父兄孫堅、孫策相繼起兵以來，他們都是順應時勢，趁漢末天下大亂，先後收聚英雄，久經戰陣而成了氣候的。到孫權手上，更出現了如諸葛亮所讚賞的「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的興旺局面。這恐怕也不能說這個孫氏三傑所創建的江東政權，只有地利而無天時、人和方面的因素吧？
至於「帝室之胄」的劉備，他深得民心，寬厚待人，曹操早就視他為「天下英雄」，諸葛亮又稱讚他「信義著於四海」。他在佔領益州之後，憑藉「益州險塞，沃野千里」的地理自然條件，進而奪佔漢中，稱王稱帝，更是因天時、地利、人和三者兼備而取得成功的。由此可見，拿天時、地利、人和來品論漢末因群雄爭鬥而出現的三分鼎峙之局，一般說來各有側重也還不錯，但具體分析起來又未免過於簡單了。複雜的歷史現象用簡單、孤立的概念來解釋，顯然是很難說得清楚的。
引人思索的是，歷來談論三國人物，縱談曹操、劉備方面的居多，褒貶不一，議論橫生；而談論孫權方面的卻甚少，即便論及也不過附驥而已。其所以如此，是由於長期以來，人們在認識三國這段盛衰興亡的歷史時，受到某些偏見的影響所致。仔細探討起來，不外有以下兩種看法：
一是單純地把孫權作為守成之主來看待，認為孫權承父兄之業，坐領江東，僅止於守成而已，沒有曹操、劉備那麼多創業艱辛的苦難經歷。這顯然是在宏觀上，對三國這段歷史的認識不足，也把孫權繼父兄之志而建立的江東霸業，與曹魏、劉蜀鼎峙三分的歷史地位看低了。要是談三國歷史，只談曹、劉而避開孫權，這種認識實在失之偏頗。
二是把孫權置於曹、劉兩家對立之間的中間物看待，認為孫權首鼠兩端，行為狡詐，充分利用了曹、劉爭鬥的機會從中漁利，甚至不惜出賣盟友而襲取荊州，其行為之不堪，不值一提。其實在漢末風雲變幻的歷史舞臺上，三家爭鬥，行權尚詐，莫不以其自利為取捨來爭衡天下，三方皆是如此，何斥之於孫權？顯然這樣責備孫權是不夠公平的。
倒是《三國志》作者陳壽頗有見地，他認為孫權能「屈身忍辱」，有「勾踐之奇」。是說孫權為了保守江東，不惜向曹魏稱臣，屈身居下，忍辱負重，類似春秋末年越王勾踐臥薪嚐膽、滅吳興霸之奇舉。不難看出，在陳壽眼裡，三國虎爭，行險用詐是無可厚非的。唯因孫權在這方面並不比曹操或劉備遜色，所以他評論孫權善於「任才尚計」，是一位「英人之傑」，對孫權的卓智不凡還十分讚許。
固然，孫權在後世沒有取得人們對諸葛亮的那種待遇，受到眾多的讚揚和稱頌。究其根源，這顯然與自東晉以來，從習鑿齒著《漢晉春秋》開始，提出「帝蜀黜魏」的觀點，宣揚所謂以蜀漢為「正統」的意識直接有關。歷經東晉、南朝直至宋、元、明、清，在這種觀點的影響下，不獨曹魏首當其衝，深遭貶抑，即便孫吳也或多或少沾了邊，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一些波及。
最明顯不過的是，根據宋代民間「說三分」的故事，後來整理出版於元代至治年間（一三二一年～一三二三年）的《三國志平話》中，竟把首開孫氏之基、起兵創業、討伐董卓戰爭中「大破卓軍，梟其都督華雄」立下赫赫戰功的孫權父親孫堅也加以是非顛倒，不僅把他描寫成董卓手下的敗將，而且還把他力斬華雄的戰功也偷樑換柱地讓給了身後殊榮、當作「忠義」化身來宣揚的蜀漢英雄關羽。更有甚者，在反映討董戰爭的元人雜劇《三戰呂布》這齣戲裡，劇作者為了襯托關羽的神勇及張飛的粗豪，還把孫堅描繪成一個毫無本事而又俗不可耐的小丑，他一上場亮相的那段獨白就令人忍俊不禁，為之捧腹。這確實把歷史上這位驅逐董卓、收復洛陽、史稱其「勇摯剛毅」而有「忠壯之烈」的孤膽英雄糟蹋夠了。常言說，不看僧面看佛面，這豈止是對孫堅的一臉抹黑？簡直是對吳大帝孫權的大不敬了！
儘管後來羅貫中在《三國演義》中為孫堅多少恢復了一些歷史的本來面目，寫了他怒斥董卓的忠壯之言，也寫了他親冒矢石、深入險地的驍勇善戰，但羅貫中仍從推尊蜀漢的正統觀念出發，使孫堅的形象也並不怎麼理想。最明顯的是，羅氏《演義》仍然把歷史上孫堅斬華雄的功勞記在關羽身上，並著力渲染而成為人盡皆知的「溫酒斬華雄」的動人故事。固然小說並不等於歷史，創造和虛構都是正常的，但作為歷史小說來說，這麼明顯的歷史事實，卻也張冠李戴，實在有點說不過去，令人感到遺憾！
據史而論，孫權之能建立吳國，鼎峙三分，不僅和他父親孫堅起事有關，更和他的兄長孫策在孫堅死後收定江東直接相關。孫策平定江東，這是漢末群雄紛爭中的一件大事。可是這位歷史上開創江東基業的「首事之君」，長期以來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也並不怎麼光輝，不用說這和羅氏《演義》的渲染頗有直接的關係。羅貫中在《演義》中不惜筆墨，用了整整半回書來寫所謂「小霸王怒斬于吉」，對孫策之死於急躁暴烈，不納忠諫，甚至連母親吳太夫人的勸誡也不聽，極盡其誇張之能事。顯然羅貫中是根據《三國志》裴注引〈江表傳〉及《搜神記》中的相關材料加工創造而成的。不過應該指出，孫策殺道士于吉這件事與孫策之死於許貢家人的暗算這件史實是很難牽扯在一起的，而〈江表傳〉與《搜神記》所載又事各有異，全不相同，連注《三國志》的裴松之亦認為「未詳孰是」，打了個問號。無怪孫策因殺于吉而死的這個記載原本虛妄，既不為陳壽史傳所取，亦不被司馬光《通鑑》所採。羅氏之所以在《演義》中著力渲染此事，顯然是有其深意的，他既以推尊蜀漢為主旨，又怎麼會把江東孫氏三傑中這位首事之君寫得很出色呢？
三分縱橫話孫權
一
東吳神鳳元年（即曹魏嘉平四年，蜀漢延熙十五年，西元二五二年）初夏四月，吳大帝孫權病逝於建業（今江蘇南京市）宮中。引人注目的是，這位史稱其「有勾踐之奇，英人之傑」的吳大帝，是三國時代享國最長的開國之主。從他繼承父兄之業，於東漢末獻帝建安五年（二○○年）出掌江東算起到他逝世為止的五十餘年間，姑且不論他後期的治績如何，就拿他在前期開國創業、撫定江東、抗衡中原的種種活動來看，無論就其對歷史的貢獻或所起的作用來說，與其他兩位同時代的開國之主｜曹操和劉備相比，並不顯得怎麼遜色。毋庸諱言，孫權在三國時代龍爭虎鬥的歷史舞臺上，不失為一位舉足輕重的傑出歷史人物。
值得一提的是，諸葛亮在隆中為劉備謀取天下而提出的著名〈隆中對策〉中，有兩處提到孫權：一處是說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一處是從「跨有荊、益」的戰略出發，提出「外結好孫權」的策略方針。很明顯，前者無疑是諸葛亮對孫權繼父兄執掌江東以來，經過七、八年間治理所開創的興旺局面的讚賞。這個在當時被諸葛亮稱之為「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的江東政局，絕不是〈隆中對策〉中的空泛之議。以諸葛亮當時身處隆中、近在荊州已達十年之久，而他的兄長諸葛瑾又在孫權幕中用事多年，應該說，他當時對孫氏這個「已歷三世」的江東政權是很了解的，他所下的這個評語是很可靠的。唯其如此，後者正是諸葛亮在把孫權和劉表、劉璋、張魯這些周圍的割據勢力加以比較之後，為劉備爭衡中原制定了「跨有荊、益」及「外結好孫權」的一整套戰略和策略。
後世論三分之爭，多從諸葛亮的〈隆中對策〉中得到啟示，認為曹操佔天時，孫權佔地利，劉備佔人和。其實，就曹、孫、劉三家各自的具體情況來看，無論天時、地利或人和，都不是絕對孤立地各自依存於一方，而是在不同的程度上都為三方兼而有之。試想，曹操收定中原，進而統一北方，佔據天下三分之二，軍合肥，守襄樊，據關隴，帳下謀臣如雲，武將如雨，能說他「挾天子而令諸侯」，只佔天時，而沒有地利與人和的因素嗎？
再說，孫權固然憑藉長江天塹，一再挫敗曹操，佔有地利方面的巨大優勢是事實。但自他父兄孫堅、孫策相繼起兵以來，他們都是順應時勢，趁漢末天下大亂，先後收聚英雄，久經戰陣而成了氣候的。到孫權手上，更出現了如諸葛亮所讚賞的「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的興旺局面。這恐怕也不能說這個孫氏三傑所創建的江東政權，只有地利而無天時、人和方面的因素吧？
至於「帝室之胄」的劉備，他深得民心，寬厚待人，曹操早就視他為「天下英雄」，諸葛亮又稱讚他「信義著於四海」。他在佔領益州之後，憑藉「益州險塞，沃野千里」的地理自然條件，進而奪佔漢中，稱王稱帝，更是因天時、地利、人和三者兼備而取得成功的。由此可見，拿天時、地利、人和來品論漢末因群雄爭鬥而出現的三分鼎峙之局，一般說來各有側重也還不錯，但具體分析起來又未免過於簡單了。複雜的歷史現象用簡單、孤立的概念來解釋，顯然是很難說得清楚的。
引人思索的是，歷來談論三國人物，縱談曹操、劉備方面的居多，褒貶不一，議論橫生；而談論孫權方面的卻甚少，即便論及也不過附驥而已。其所以如此，是由於長期以來，人們在認識三國這段盛衰興亡的歷史時，受到某些偏見的影響所致。仔細探討起來，不外有以下兩種看法：
一是單純地把孫權作為守成之主來看待，認為孫權承父兄之業，坐領江東，僅止於守成而已，沒有曹操、劉備那麼多創業艱辛的苦難經歷。這顯然是在宏觀上，對三國這段歷史的認識不足，也把孫權繼父兄之志而建立的江東霸業，與曹魏、劉蜀鼎峙三分的歷史地位看低了。要是談三國歷史，只談曹、劉而避開孫權，這種認識實在失之偏頗。
二是把孫權置於曹、劉兩家對立之間的中間物看待，認為孫權首鼠兩端，行為狡詐，充分利用了曹、劉爭鬥的機會從中漁利，甚至不惜出賣盟友而襲取荊州，其行為之不堪，不值一提。其實在漢末風雲變幻的歷史舞臺上，三家爭鬥，行權尚詐，莫不以其自利為取捨來爭衡天下，三方皆是如此，何斥之於孫權？顯然這樣責備孫權是不夠公平的。
倒是《三國志》作者陳壽頗有見地，他認為孫權能「屈身忍辱」，有「勾踐之奇」。是說孫權為了保守江東，不惜向曹魏稱臣，屈身居下，忍辱負重，類似春秋末年越王勾踐臥薪嚐膽、滅吳興霸之奇舉。不難看出，在陳壽眼裡，三國虎爭，行險用詐是無可厚非的。唯因孫權在這方面並不比曹操或劉備遜色，所以他評論孫權善於「任才尚計」，是一位「英人之傑」，對孫權的卓智不凡還十分讚許。
固然，孫權在後世沒有取得人們對諸葛亮的那種待遇，受到眾多的讚揚和稱頌。究其根源，這顯然與自東晉以來，從習鑿齒著《漢晉春秋》開始，提出「帝蜀黜魏」的觀點，宣揚所謂以蜀漢為「正統」的意識直接有關。歷經東晉、南朝直至宋、元、明、清，在這種觀點的影響下，不獨曹魏首當其衝，深遭貶抑，即便孫吳也或多或少沾了邊，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一些波及。
最明顯不過的是，根據宋代民間「說三分」的故事，後來整理出版於元代至治年間（一三二一年～一三二三年）的《三國志平話》中，竟把首開孫氏之基、起兵創業、討伐董卓戰爭中「大破卓軍，梟其都督華雄」立下赫赫戰功的孫權父親孫堅也加以是非顛倒，不僅把他描寫成董卓手下的敗將，而且還把他力斬華雄的戰功也偷樑換柱地讓給了身後殊榮、當作「忠義」化身來宣揚的蜀漢英雄關羽。更有甚者，在反映討董戰爭的元人雜劇《三戰呂布》這齣戲裡，劇作者為了襯托關羽的神勇及張飛的粗豪，還把孫堅描繪成一個毫無本事而又俗不可耐的小丑，他一上場亮相的那段獨白就令人忍俊不禁，為之捧腹。這確實把歷史上這位驅逐董卓、收復洛陽、史稱其「勇摯剛毅」而有「忠壯之烈」的孤膽英雄糟蹋夠了。常言說，不看僧面看佛面，這豈止是對孫堅的一臉抹黑？簡直是對吳大帝孫權的大不敬了！
儘管後來羅貫中在《三國演義》中為孫堅多少恢復了一些歷史的本來面目，寫了他怒斥董卓的忠壯之言，也寫了他親冒矢石、深入險地的驍勇善戰，但羅貫中仍從推尊蜀漢的正統觀念出發，使孫堅的形象也並不怎麼理想。最明顯的是，羅氏《演義》仍然把歷史上孫堅斬華雄的功勞記在關羽身上，並著力渲染而成為人盡皆知的「溫酒斬華雄」的動人故事。固然小說並不等於歷史，創造和虛構都是正常的，但作為歷史小說來說，這麼明顯的歷史事實，卻也張冠李戴，實在有點說不過去，令人感到遺憾！
據史而論，孫權之能建立吳國，鼎峙三分，不僅和他父親孫堅起事有關，更和他的兄長孫策在孫堅死後收定江東直接相關。孫策平定江東，這是漢末群雄紛爭中的一件大事。可是這位歷史上開創江東基業的「首事之君」，長期以來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也並不怎麼光輝，不用說這和羅氏《演義》的渲染頗有直接的關係。羅貫中在《演義》中不惜筆墨，用了整整半回書來寫所謂「小霸王怒斬于吉」，對孫策之死於急躁暴烈，不納忠諫，甚至連母親吳太夫人的勸誡也不聽，極盡其誇張之能事。顯然羅貫中是根據《三國志》裴注引〈江表傳〉及《搜神記》中的相關材料加工創造而成的。不過應該指出，孫策殺道士于吉這件事與孫策之死於許貢家人的暗算這件史實是很難牽扯在一起的，而〈江表傳〉與《搜神記》所載又事各有異，全不相同，連注《三國志》的裴松之亦認為「未詳孰是」，打了個問號。無怪孫策因殺于吉而死的這個記載原本虛妄，既不為陳壽史傳所取，亦不被司馬光《通鑑》所採。羅氏之所以在《演義》中著力渲染此事，顯然是有其深意的，他既以推尊蜀漢為主旨，又怎麼會把江東孫氏三傑中這位首事之君寫得很出色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