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籍，靜好歲月
一九六一年，張愛玲踏上臺灣島，打算採訪軟禁中的張學良和趙四小姐，雄心勃勃地啟程，但是命運卻很吝嗇。這個行程，成為了傷心之旅。
也許，她在上海，已經用完了她所有的運氣。
整部《詩經》，張愛玲獨鍾愛這幾句：「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在網上預定了這家酒店，因為張愛玲的舊居就在附近——布希街（Bush Street）六四五號公寓。一棟二戰前的紅磚房子。
一九五九年春天，張愛玲和賴雅搬入這套公寓。
張愛玲漫天歡喜，繫上圍裙，用細細的胳膊，爬上爬下，奮力打掃，她不能忍受前任房客留下的些微痕跡。
為了給張愛玲一個安靜的寫作環境，賴雅在附近租了一個小辦公室，開始了停頓許久的劇本寫作。
張愛玲接受了委託，把《荻村笨伯》（Fools in the Read）改寫成電影，每本一千五百美金；透過宋淇夫婦和麥卡錫（Richard M. McCarthy）的幫助，繼續為美國新聞處做翻譯。
張愛玲的作息晨昏顛倒。
賴雅憐香惜玉，每天一早出門去自己的小辦公室坐一坐，整理以前的文稿。
中午時分，他在麵包店裡買了食物回到公寓，煮咖啡，做義大利麵，然後喚張愛玲起床。下午，他們或去散步，或去看電影。晚上，張愛玲伏案寫作。賴雅便是她的第一個讀者。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四日，第三個結婚紀念日。
他們決定慶祝。
下午，他們步行至唐人街，選購中國點心，又在義大利區買了乳酪和咖啡。
回家，他們細細地品嘗中外食品，品嘗婚姻生活的溫馨平和。
隨後，他們穿上正規的服裝，去看電影《桃色凶案》（Anatomy of a Murder）。
電影散場後，他們在 Tony’s 咖啡館以咖啡和蛋糕結束了這個紀念日。
執子之手，喚起了彼此人生的親切和安穩。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張愛玲收到了入籍通知。
這是一個複雜的過程。這個過程耗費了八個月。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張愛玲收到經紀人的來信。信中告知張愛玲，《粉淚》未被出版商接受。
讀此信，張愛玲當場淚崩。她的表現，如同一隻雨夜被人拋棄的小貓。
如此沮喪的情緒，一直延續到了耶誕節。
一九六○年七月，張愛玲取得了美國公民身分。
這是這個婚姻給她的福利。
他們外出，享用了一頓豐盛的午餐，還買了鮮花，插在客廳的花瓶裡。
在賴雅的說服下，這一年，張愛玲投了甘迺迪一票。
這一年，在張愛玲生日的那天，張愛玲要求賴雅陪她去看脫衣舞。她看得津津有味。賴雅揣測，她是為寫作在尋找靈感。
在這棟公寓裡，他們還招待了德國著名的劇作家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
張愛玲在《重訪邊城》一書中提及在舊金山的日子。文章中說，公寓樓下就是布希街，走兩個街區就是唐人街。她經常與賴雅去唐人街買豆腐、醬油，約了美國女友在小花園聊天吃甜品。有時，一個人，在廣東人的館子裡喝茶發呆。
二○一四年九月，我在唐人街閒逛，滿街都是廣東話和穿著拖鞋的老華僑，中秋了，有人在老字號糕餅店門前排隊買月餅。
我加入了買月餅的隊伍；我一再回頭，在熙熙攘攘的俗世裡尋找張愛玲的舊影。
九月的舊金山，夜裡，也還是冷。
酒店臥房的壁爐前，地毯上，喝 Napa 的紅酒，奶油黃的壁紙上，倒映著我的剪影，鮑威爾街（Powell Street）上的有軌電車，叮叮噹噹，從我的窗下、從張愛玲的窗下駛過，身後的鐵軌，如兩條冰冷的銀蛇彎彎曲曲—
賴雅的女兒回憶說，賴雅狂熱地愛著張愛玲。
這是張愛玲最溫暖的一段日子。
惘惘中，張愛玲並不篤信白頭偕老。她在《傾城之戀》裡說：「死生契闊，我們自己哪兒做得了主？」
《粉淚》被出版社退稿後，她意識到了她的題材不符合美國人的口味。她希望尋找新的寫作資源。在她的心裡，有一個故事漸露分明：張學良和趙四小姐。
她決定去臺灣採訪軟禁中的張學良和趙四小姐，然後去香港，創作《紅樓夢》電影劇本。
瞞著賴雅，她預訂了機票。
一九六○年七月十二日，張愛玲在美國舊金山宣誓成為美國公民。
拿到美國公民身分之後，她宣布了她的行程。
賴雅是一個單純的人。張愛玲的舉動對賴雅的打擊，遠遠超出了張愛玲的預料。賴雅覺得被拋棄了。
賴雅決定搬到女兒的城市。
搬家途中，賴雅中風。
賴雅的身體狀況至此走下坡路。
管不了許多了。文學成功是要務，除此，她別無所長。
一九六一年秋天，張愛玲踏上臺灣島。
她在臺灣的擁躉者無數。
採訪張學良未果。但並不影響張愛玲的興致。
在臺灣花蓮采風途中，張愛玲接到賴雅中風的消息，心中不免慌亂。待知道賴雅病情平穩，便仍按原計劃去香港寫電影劇本。香港的劇本創作並不順利，甚至差點葬送了她和宋淇夫婦的友情。
雄心勃勃的啟程，但是命運卻很吝嗇。這個行程，成了傷心之旅。
也許，她在上海，已經用完了她所有的運氣。
一九六三年三月，張愛玲根據訪問臺灣、香港的經歷寫了英文遊記〈A Return to The Frontierer〉，發表於美國雜誌《記者》（The Reporter），在臺灣文學界引起了極大的迴響。但是她準備拿來重新進軍美國文壇的《少帥》（The Young Marshal），卻不如願。她越瞭解張學良，便越是不喜歡這個人，連同趙四小姐，她亦是不喜。筆澀，如同上海的黃梅天氣，她不得不放棄了。
波士頓寡婦，《紅樓夢》，華爾騰湖
一九六七年，賴雅死了。
那一年，張愛玲四十七歲，急景凋年，一連串的蒙太奇。
歲月如殺豬刀，刀刀見痕，毫不手軟。
但她用一抿嘴的微笑，挽住了荒蕪。
張愛玲和賴雅，結婚後維持著最低限度的生活。
張愛玲對左翼思想毫無興趣，賴雅卻是激進的社會主義者；兩人的共同點只有一個：都沒有固定收入。他們經濟拮据到連買床單窗簾都成了奢望。但他們卻始終相依為命，一直持續到一九六七年賴雅去世。賴雅癱瘓在床時，各種生理失禁，張愛玲努力伺候。那個患有嚴重潔癖的貴族小姐已經去向不明。
困頓沉重的日子，磨損了天才的生命和激情，張愛玲的創作銳減。英文作品無處發表。
她只能尋求學院研究經費。
一九六七年四月，張愛玲以翻譯晚清小說《海上花列傳》的項目獲得美國波士頓劍橋瑞德克里夫學院（Radcliffe College）駐校作家的位置。她帶著癱瘓的賴雅一同上路。
同年十月八日，賴雅去世，得年七十六歲。
時隔四十八年，也是十月，我從新奧爾良機場出發，去波士頓。
中午時分到達波士頓機場。
哈佛大學中國中心的副主任宗蔚冰小姐早已等候多時了。
草草吃了漢堡，便驅車去哈佛大學。
哈佛大學，關於張愛玲的檔案如斯：
「賴雅太太一九四一年在港大的教育被戰事中斷，從此譯述不斷，有兩個短篇小說集和散文等無數中文作品，《赤地之戀》及《秧歌》兩部英文小說完成於一九五五年，現致力英譯十九世紀的《海上花列傳》，她與她的作家先生賴雅（Fedinand Reyher）居於劍橋。」
一九六七年四月，張愛玲來到哈佛大學的姊妹學校瑞德克里夫學院做獨立研究。聘約一年。
住址是美國劍橋布拉圖街八三號四三室公寓，署名愛玲．張．賴雅。
不遠處是詩人朗費羅（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的故居。
這一年，她的《怨女》英文版《北地胭脂》（The Rouge of the North，原名《粉淚》）在英國出版。
反響不佳。
從投稿、找出版商，間隔了十年。
十年一覺，張愛玲已從喧嘩歸於平淡。
張愛玲沒有大學文憑。在美國，靠寫作難以維持生計。先後在幾所大學任職，因不喜交際也不擅做研究，均以離職收場。張愛玲數度在信中提到自己和周圍同事的不融洽。
一九六九年一月三日，她在信中告訴夏志清教授在學院的狀況：「我又不太會做人，接觸雖少，已經是非很多，不但不給介紹什麼教授，即使有人問及也代回掉，說我忙。」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她只宣讀了一篇《中國翻譯作為文化影響的橋梁》為題的英文論文，並未交出英譯稿《海上花列傳》。
張愛玲在〈天才夢〉一文自剖：「在待人接物方面，顯露驚人的愚笨」。鹿橋教授則認為她是把握了出世和不出世的尺度和時機。
賴雅過世不久，一九六八年七月，一個有雨的夜晚，向來不輕易見人的張愛玲，接受了臺灣記者殷允芃的訪問。我猜，這是她生命的一個安排——她要有一個新的開始。一九四七年，在上海，她與胡蘭成離婚之後，很少出世的她，也是四處運作，有過一番非同尋常的出世舉動。
那天晚上，雨勢稍歇。
殷允芃和同伴王青雲撐著傘，心中惴惴然，因為「張愛玲是向來不輕易見人的」。
進得門，但見起居室，一個小小的書架，擺著半壁英文書，右邊一本《紅樓夢》，窗旁的書桌上，散亂著剪報，一本翻開的《紅樓夢》，一張所得稅的表格。
張愛玲說：「我喜歡紐約，大都市，因為像上海。郊外的風景使我覺得淒哀。坐在車上，行過曠野，杳無人煙，給我的感觸也是一種荒涼。我還是喜歡走在人多的地方。」
「她認為人生的結局總是一個悲劇，但有了生命，就要活下去。人生，是在追求一種滿足，雖然往往是樂不抵苦的。」
寫作對於張愛玲或許也是一種救贖。
她對兩個仰慕她的女生說，「只要我活著，就要不停地寫，我寫得很慢。寫的時候，全心全意地浸在裡面，像個懷胎的婦人，走到哪兒就帶到哪兒。即使不去想它，它也還在那裡。但是寫完後，我就不大留意了。」
她看的第一本英文小說，是蕭伯納的。那時她十三歲。從此她開始接觸到西洋文學。
她又認為世界時時刻刻在改變，人的看法也隨時會變。因而她的小說，只有在剛完成時，她才覺得滿意，過久了，再看看，就又不喜歡了。
「以前在上海時，」她笑著回憶，「每寫完一篇小說，我總興高采烈地告訴炎櫻（她的錫蘭女友）這篇最好。其實她又是看不懂中文的，聽我說著，總覺得奇怪——怎麼這篇又是最好的啊？」
一個作家，如果一味模仿自己早期成名時的作品，是件很悲哀的事。譬如海明威的晚年作品，她說，漫畫似的，竟像是對以前的一種諷刺。
她認為最重要的，寫小說，是要對所寫的事物有了真感情，然後才下筆寫。
她對一般所謂的研究工作，不太有信心，也多少是因隔了一層，較難引起作者自發的情感。寫《秧歌》前，她曾在鄉下住了三四個月。那時是冬天。「這也是我的膽子小，寫的時候就擔心著，如果故事發展到了春天可要怎麼寫啊？」
《秧歌》的故事，在冬天就結束了。
許多人都認為純小說已經消失了。
她說，現代的小說或是趨向於平白直述的歷史記錄，或是抽象難懂的詩。她認為，如果可能的話，小說應避免過分的晦澀和抽象。作者是應該盡一份努力，使讀者明白他所要表現的。而且一個小說的故事性，也仍然需要保留。
「好的作品是深入而淺出的，」她說，「使人在有興趣地往下看時，自然而然地要停下來深思。」
她說她看書沒有一定的系統或計畫，唯一的標準，是要能把她帶入一個新的境界，見識新的事物或環境。因而她的閱讀範圍很廣，無論是勞倫斯、亨利．詹姆斯、老舍或張恨水，只要能引起她興趣的，她都一視同仁地看，沒有興趣的，即使是公認的鉅著，她也不去勉強。
她坦然說：「像一些通俗的、感傷的社會言情小說，我也喜歡看的。」她最近的長篇小說《半生緣》，就是她在看了許多張恨水的小說後的產物。像是還債似的，她說，覺得寫出來一吐為快。「但是我寫《半生緣》的時候也很認真，我寫不來遊戲文章，就算當時寫得高興，寫完後就覺得不對，又得改。」
「我是孤獨慣了的。」
她說，「以前在大學裡的時候，同學們常會說，我們聽不懂你在說些什麼。我也不在乎。我覺得如果必須要講，還是要講出來的。我和一般人不太一樣，但是我也不一定要要求和別人一樣。」
「我常常覺得我像是一個島。」說著，習慣性地微揚著頭。斜斜地看去，額上映出的單純與平靜，彷彿使人覺得，她是在歲月之外的。她是最最自由的人。
那天，她穿一件無袖的寶藍短旗袍。她的語態，緩慢優雅，若有所思。
她自己說她的動作是很笨拙的。可是她起身時，會小心地整理下襬，行動起來丰姿綽約。
那天，她很熱心地走出走進，為兩個女生張羅茶點。煮了濃咖啡，搬出核桃派、花生米，還上了兩杯白葡萄酒，可是卻找不到咖啡勺。
她抱歉道：「真對不起，湯匙都還放在箱子裡沒打開。反正也在這兒住不長久的，搬來搬去，嫌麻煩。」
那時她在劍橋已經住了快半年。《海上花列傳》已經翻譯完了二十回，約全書的三分之一。
她認為，以現代的眼光來看，《海上花》也仍然是一部很好的中國小說。那是第一部用上海話寫成的小說，出版於一八九四年。但她也不確定，西方讀者們是否能接受這本曾經兩度被中國讀者摒棄的書。
「可是，」她加了一句，「做哪一件事不是冒險的呢？」
她也正在寫著一篇有關《紅樓夢》的文章。同時她還打算把十年前就已開始著手的一個長篇，重新整理一番，繼續寫完。
後來，這個關於《紅樓夢》文章寫成了一本書：《紅樓夢魘》，那個長篇很可能就是自傳體小說《小團圓》。
遇到對的人，她健談，滔滔不絕，天南地北。
出得張愛玲的公寓，已是午夜。兩個女孩子激動得不行，因為見到了女神。她們一路跑著跳著地趕上了最後一班開往波士頓市中心的地下鐵。
二○一四年九月二十三日的黃昏，我披著羊毛圍巾，穿著在聖路易斯買的跑步鞋，經過哈佛大學法學院的草地，經過百年的橡樹，越過馬路，來到瑞德克里夫學院，單只是看見矮牆上的那塊牌子，就已經狂喜不已，先就站在院門口拍照，有一種擔心失去的不安。
學院裡清一色英國建築，清水紅磚裡，鑲嵌著白色的線條。小小的院落，修了一個噴泉，四周安置著長椅，很容易令人想起《小婦人》這類書的場景。引路的宗蔚冰，長著一副小巧玲瓏的身材和五官，她順勢長椅上一靠，道：「張愛玲很幸運，她走了沒多久，女子學院就合併了，沒有了。」
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張愛玲到美國劍橋才幾個月，就在哈佛大學為賴雅送終。哈佛年薪也由五千美元再減少為三千美元。一九六八年八月底，張愛玲從四五室公寓搬到「同宅較小的」四三室公寓。所謂「一間房的公寓」，可能是為了節省開支。
無法揣度張愛玲是如何處理面對這樣悲傷、手足無措的時刻的。
張愛玲常說：「我是孤獨慣了的。」
我四下裡張望，似乎要找出賴雅和張愛玲在這個院子的蛛絲馬跡——她會把賴雅葬在橡樹下面嗎？還是把他藏在一個中國的青花瓷瓶裡了？
賴雅死後，張愛玲拍過一張照片。齊耳的短髮，光潔的額頭，一縷碎髮在頸背。
那一年，她四十七歲，急景凋年，一連串的蒙太奇。
歲月如殺豬刀，刀刀見痕，毫不手軟。
但她用一抿嘴的微笑，挽住了荒蕪。
張愛玲小說中已早有預言：「人生是殘酷的。看到我們縮小又縮小的，怯怯的願望，我總覺得有無限的慘傷。」
暮靄四合，剛下過雨，小徑上濕漉漉的。這個美麗精緻的小院子裡，滿目都是她的孤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