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是真虎，必有風」
北大名動華夏，中研院名垂史冊，蔡元培是厥功至偉的。沒有他的當機立斷、大刀闊斧，中國教育哪能輕易掙脫鏽跡斑斑的千年枷鎖，煥發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機？沒有他的運籌帷幄、折衝樽俎，新文化運動哪能勢如破竹、風起雲湧？
陳獨秀與胡適是新文化運動的核心人物，但如果沒有蔡元培為他倆提供北大這個舞臺，兩人縱有百般武藝，也難以呼風喚雨，大顯身手。
陳、胡攻城拔寨時，當時任教於北大的周氏兄弟、錢玄同、高一涵等搖旗吶喊，也功不可沒。這幫人的因緣際會，不能不歸功於蔡元培。梁漱溟的評價十分公道：「聚攏起來而且使其各得發抒，這畢竟是蔡先生獨有的偉大。從而近二三十年中國新機運亦就不能不說蔡先生實開之了。」
篤厚誠摯
蔡元培的種種識見與行為，無不源自他篤厚誠摯善良的天性。
清代儒林中，蔡元培崇敬黃梨洲、章實齋、戴東原和俞理初四位先生。黃、章、戴赫赫有名，自不必說，俞理初為何也躋身其間？在一篇文章中，蔡元培道出自己崇敬俞理初在於兩點：一、男女平權；二、時代標準。關於前者，蔡元培說：男女「種種不平，從未有出面糾正之者。俞先生從各方面為下公平之判斷」。關於後者，蔡元培認為：「人類之推理與想像，無不隨時代而進步。後人所認為常識，而古人未之見及者，正復不少。後人以崇拜古人之故，認古人為無所不知，好以新說為古人附會，而古人之言反為之隱晦。俞先生認一時代有一時代之見解與推想，分別觀之，有證明天算及聲韻者。」
正因為有一顆善心，蔡元培才會認同、理解並欣賞俞理初從各方面為男女「下公平之判斷」；又因為有一雙慧眼，蔡元培才會認同、理解並欣賞俞理初「一時代有一時代之見解與推想」之高論。
蔡元培對法國革命時期的口號「自由、平等、博愛」一見傾心，想必也是因了天性之醇厚。他還為這口號找到了儒學的淵源。他認為「博愛」就是孔子所說的「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平等」就是孔子所謂的「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自由」則是孟子那句話：「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封建社會的統治者為維護其統治，推出等級森嚴的「三綱」論，蔡元培則認為，必須結合「五倫」來施行「三綱」，他說：「綱者，目之對，三綱，為治事言之也。國有君主，則君為綱，而臣為目；家有戶主，則夫、父綱而婦、子為目。此為統一事權起見，與彼此互相待遇之道無關也。互相待遇之道，則有五倫。故君仁，臣忠，非謂臣當忠而君可以不仁也。父慈，子孝，非謂子當孝而父可以不慈也。夫義，婦順，非謂婦當順而夫可以不義也。晏子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孔子曰：『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若如俗所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不特不合於五倫，亦不合於三綱也。」
「三綱」本來是強者控制弱者、尊者駕馭卑者的法則，而蔡元培卻把它施諸強者、尊者。
生性狡獪者會利用一切機會攫取名利，天性醇厚者則習慣為弱者撐腰，替他人著想。蔡元培屬於後者。
1940年代歐洲有一種廢除財產與婚姻的說法，蔡元培在自己主編的《警鐘》中也加以介紹。一些別有用心者竟利用這種理論滿足私欲，他們認為，既然取消了私有財產，別人的財產也可為我所用；既然取消了婚姻，別人的妻子我也可隨意勾搭了。蔡元培聽了這種怪論，當即加以斥責：「必有一介不取之義，而後可以言共產；必有坐懷不亂之操，而後可以言廢婚姻。」
「自由、平等、博愛」，對蔡元培來說不是空談的口號，一旦有機會，他就將其付諸實踐。20世紀初，他就積極支持愛國女校，執掌北大後，他又開放女禁，在中國首次實行了男女同校。此舉在當時影響甚巨。王世傑對此大加讚賞，說：「男女同校制普遍實行以後，所謂教育機會平等的主張，便得著了一個廣大的基礎。這是蔡先生所領導的一種思想革命所給予全國婦女界的一種實惠。」王世傑感慨：「這是何等的實惠！」當時的日本，男女在教育上都未做到平等，一位日本女士聞知此事後，流淚向羅家倫夫人說：「日本沒有賢明的人作同樣的提倡，使我傷心。」
男尊女卑的觀念盤踞中國多年，蔡元培敢為人先開放女禁，足見他有一顆關愛弱者的善心。
妻子病逝後，很多人勸其續娶。蔡元培在擇偶條件中特別提出一條，男死後女可以再嫁。在整個社會都提倡女子守節的時代，蔡元培此舉充分表明了他對女子的深深同情。
既然主張平等，有人認為，責己重者責人也可重，責己輕者責人也可輕。但蔡元培卻堅持「躬自厚薄責於人」。他的理由是，自己犯錯，透過反省可找到原因：「其受前定的遺傳、習慣和教育所馴致的應如何加以矯正？其受環境和感情所逼成的應如何加以調節？操縱之權全在我自己。而於他人呢，則其馴致和迫成的原因，我絕不會完全明瞭的；假使我僅僅憑了隨便推得的一個原因，就去嚴重的責備他，哪裡會確當呢？況且他自己自然有重責的機會，我又何必越俎代謀？」所以，他的結論是：「責己重而責人輕，乃不失平等之真意，否則跡若平而轉為不平之尤矣。」只有處處為他人著想，才會這麼看問題，才會堅持「躬自厚薄責於人」。
善假於物
蔡元培在北大校長任上，確立「思想自由，相容並包」為北大的辦學方針。循此方針，激進如陳獨秀、胡適，保守如黃侃、劉師培等均被其收至麾下。在他看來，凡教師，只要學問高深，至於觀點相異、思想相左，均可被北大「相容」：「無論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運命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
蔡元培提出「思想自由，相容並包」，不是靈機一動，更非空穴來風，而是他「依各國大學通例」，理性地吸收西方價值觀的結果。此前，蔡元培在歐洲遊學多年，「思想自由，相容並包」正是他對歐洲各國教育理念的吸收與借鑑。
「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蔡元培就是這樣的君子。他的成功也得益於此。
蔡元培善於聽取別人的意見。不管對方是誰，只要建議合理，他會立即採納。虛懷若谷，禮賢下士，蔡元培有這樣的風度。
蔡元培擔任教育總長時，王雲五正在臨時大總統府任祕書。因為對教育有一些積久欲吐的意見，王雲五寫了一封關於教育的建議書給蔡元培。核心內容有三條：一、提升中等學校程度，在大學附設預科，預科畢業者升入大學；二、大學不限於國立，准許私立；三、各省設專門學校，注重實用。
王雲五沒受過高等教育，他的這些建議不過是一些大膽的設想，蔡元培對此卻極為重視，十天後親筆答覆王雲五，稱讚他的意見很中肯，並熱誠邀請王雲五來教育部「相助為理」。
胡適很喜歡這樣一句話：「有聰明而不與別人比聰明，這是做領袖的智慧。」蔡元培的智慧在於他的勤問與善聽。當他結束在歐洲的遊學回國執掌北大時，對中國的教育界並不很熟悉。但他虛心求教，接受了湯爾和的建議，啟用陳獨秀為文科學長，才開啟了新局面，尋到了新路徑。新文化的大幕這才徐徐拉開。
蔡元培從不自以為是，也不固執己見，相反，他習慣不恥下問、博採眾長。
出任北大校長後，蔡元培和老友沈尹默有過一次長談。談話中，沈提醒蔡元培，在北大，改革一件事要拿得穩，否則一旦反覆，情況會更糟。蔡元培答：「你的話對，你的意見是我該怎麼辦？」沈說：「我建議您向政府提出三點要求：第一，北大經費要有保障；第二，北大的章程上規定教師組織評議會，而教育部始終不許成立。中國有句古話：百足之蟲，死而不僵，與其集大權於一身，不如把大權交給教授，教授治校，這樣，將來即使您走了，學校也不會亂。因此我主張您力爭根據章程，成立評議會；第三，規定每隔一定年限，派教員和學生到外國留學。」
最終，蔡元培完全採納了沈尹默的建議，讓北大的發展步入正確的軌道。
蔡元培任北大校長時，顧頡剛正在北大讀書。身為一名學生，他向校長提出：北大的「中國哲學系」應改為「哲學系」，以便包括世界各國的哲學。蔡元培沒有因為對方的學生身分而置之不理，相反，他從善如流接受了顧頡剛的建議，北大從此成立了「哲學系」，講授中國以及世界各國的哲學史和哲學流派。
蔡元培人品高潔，辦事認真，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對他頗為倚重，讓他承擔多種職務。身兼數職的蔡元培，一方面疲於奔命，焦頭爛額；另一方面則左支右絀，顧此失彼。胡適便勸他對自己的工作要有一番通盤籌劃，把精力放在「性之所近而力之所勉」的教育事業中，全力以赴，然後才會有所作為。
蔡元培採納了胡適的建議，向南京政府遞上辭呈，辭去政治會議委員、大學院院長及其他各項兼職事。
倘若我們都能像蔡元培這樣有著寬廣的胸懷，虛心聽取別人的意見或建議，即使偶或步入失誤或歧途，也能幡然悔悟，迷途知返。
北大名動華夏，中研院名垂史冊，蔡元培是厥功至偉的。沒有他的當機立斷、大刀闊斧，中國教育哪能輕易掙脫鏽跡斑斑的千年枷鎖，煥發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機？沒有他的運籌帷幄、折衝樽俎，新文化運動哪能勢如破竹、風起雲湧？
陳獨秀與胡適是新文化運動的核心人物，但如果沒有蔡元培為他倆提供北大這個舞臺，兩人縱有百般武藝，也難以呼風喚雨，大顯身手。
陳、胡攻城拔寨時，當時任教於北大的周氏兄弟、錢玄同、高一涵等搖旗吶喊，也功不可沒。這幫人的因緣際會，不能不歸功於蔡元培。梁漱溟的評價十分公道：「聚攏起來而且使其各得發抒，這畢竟是蔡先生獨有的偉大。從而近二三十年中國新機運亦就不能不說蔡先生實開之了。」
篤厚誠摯
蔡元培的種種識見與行為，無不源自他篤厚誠摯善良的天性。
清代儒林中，蔡元培崇敬黃梨洲、章實齋、戴東原和俞理初四位先生。黃、章、戴赫赫有名，自不必說，俞理初為何也躋身其間？在一篇文章中，蔡元培道出自己崇敬俞理初在於兩點：一、男女平權；二、時代標準。關於前者，蔡元培說：男女「種種不平，從未有出面糾正之者。俞先生從各方面為下公平之判斷」。關於後者，蔡元培認為：「人類之推理與想像，無不隨時代而進步。後人所認為常識，而古人未之見及者，正復不少。後人以崇拜古人之故，認古人為無所不知，好以新說為古人附會，而古人之言反為之隱晦。俞先生認一時代有一時代之見解與推想，分別觀之，有證明天算及聲韻者。」
正因為有一顆善心，蔡元培才會認同、理解並欣賞俞理初從各方面為男女「下公平之判斷」；又因為有一雙慧眼，蔡元培才會認同、理解並欣賞俞理初「一時代有一時代之見解與推想」之高論。
蔡元培對法國革命時期的口號「自由、平等、博愛」一見傾心，想必也是因了天性之醇厚。他還為這口號找到了儒學的淵源。他認為「博愛」就是孔子所說的「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平等」就是孔子所謂的「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自由」則是孟子那句話：「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封建社會的統治者為維護其統治，推出等級森嚴的「三綱」論，蔡元培則認為，必須結合「五倫」來施行「三綱」，他說：「綱者，目之對，三綱，為治事言之也。國有君主，則君為綱，而臣為目；家有戶主，則夫、父綱而婦、子為目。此為統一事權起見，與彼此互相待遇之道無關也。互相待遇之道，則有五倫。故君仁，臣忠，非謂臣當忠而君可以不仁也。父慈，子孝，非謂子當孝而父可以不慈也。夫義，婦順，非謂婦當順而夫可以不義也。晏子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孔子曰：『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若如俗所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不特不合於五倫，亦不合於三綱也。」
「三綱」本來是強者控制弱者、尊者駕馭卑者的法則，而蔡元培卻把它施諸強者、尊者。
生性狡獪者會利用一切機會攫取名利，天性醇厚者則習慣為弱者撐腰，替他人著想。蔡元培屬於後者。
1940年代歐洲有一種廢除財產與婚姻的說法，蔡元培在自己主編的《警鐘》中也加以介紹。一些別有用心者竟利用這種理論滿足私欲，他們認為，既然取消了私有財產，別人的財產也可為我所用；既然取消了婚姻，別人的妻子我也可隨意勾搭了。蔡元培聽了這種怪論，當即加以斥責：「必有一介不取之義，而後可以言共產；必有坐懷不亂之操，而後可以言廢婚姻。」
「自由、平等、博愛」，對蔡元培來說不是空談的口號，一旦有機會，他就將其付諸實踐。20世紀初，他就積極支持愛國女校，執掌北大後，他又開放女禁，在中國首次實行了男女同校。此舉在當時影響甚巨。王世傑對此大加讚賞，說：「男女同校制普遍實行以後，所謂教育機會平等的主張，便得著了一個廣大的基礎。這是蔡先生所領導的一種思想革命所給予全國婦女界的一種實惠。」王世傑感慨：「這是何等的實惠！」當時的日本，男女在教育上都未做到平等，一位日本女士聞知此事後，流淚向羅家倫夫人說：「日本沒有賢明的人作同樣的提倡，使我傷心。」
男尊女卑的觀念盤踞中國多年，蔡元培敢為人先開放女禁，足見他有一顆關愛弱者的善心。
妻子病逝後，很多人勸其續娶。蔡元培在擇偶條件中特別提出一條，男死後女可以再嫁。在整個社會都提倡女子守節的時代，蔡元培此舉充分表明了他對女子的深深同情。
既然主張平等，有人認為，責己重者責人也可重，責己輕者責人也可輕。但蔡元培卻堅持「躬自厚薄責於人」。他的理由是，自己犯錯，透過反省可找到原因：「其受前定的遺傳、習慣和教育所馴致的應如何加以矯正？其受環境和感情所逼成的應如何加以調節？操縱之權全在我自己。而於他人呢，則其馴致和迫成的原因，我絕不會完全明瞭的；假使我僅僅憑了隨便推得的一個原因，就去嚴重的責備他，哪裡會確當呢？況且他自己自然有重責的機會，我又何必越俎代謀？」所以，他的結論是：「責己重而責人輕，乃不失平等之真意，否則跡若平而轉為不平之尤矣。」只有處處為他人著想，才會這麼看問題，才會堅持「躬自厚薄責於人」。
善假於物
蔡元培在北大校長任上，確立「思想自由，相容並包」為北大的辦學方針。循此方針，激進如陳獨秀、胡適，保守如黃侃、劉師培等均被其收至麾下。在他看來，凡教師，只要學問高深，至於觀點相異、思想相左，均可被北大「相容」：「無論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運命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
蔡元培提出「思想自由，相容並包」，不是靈機一動，更非空穴來風，而是他「依各國大學通例」，理性地吸收西方價值觀的結果。此前，蔡元培在歐洲遊學多年，「思想自由，相容並包」正是他對歐洲各國教育理念的吸收與借鑑。
「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蔡元培就是這樣的君子。他的成功也得益於此。
蔡元培善於聽取別人的意見。不管對方是誰，只要建議合理，他會立即採納。虛懷若谷，禮賢下士，蔡元培有這樣的風度。
蔡元培擔任教育總長時，王雲五正在臨時大總統府任祕書。因為對教育有一些積久欲吐的意見，王雲五寫了一封關於教育的建議書給蔡元培。核心內容有三條：一、提升中等學校程度，在大學附設預科，預科畢業者升入大學；二、大學不限於國立，准許私立；三、各省設專門學校，注重實用。
王雲五沒受過高等教育，他的這些建議不過是一些大膽的設想，蔡元培對此卻極為重視，十天後親筆答覆王雲五，稱讚他的意見很中肯，並熱誠邀請王雲五來教育部「相助為理」。
胡適很喜歡這樣一句話：「有聰明而不與別人比聰明，這是做領袖的智慧。」蔡元培的智慧在於他的勤問與善聽。當他結束在歐洲的遊學回國執掌北大時，對中國的教育界並不很熟悉。但他虛心求教，接受了湯爾和的建議，啟用陳獨秀為文科學長，才開啟了新局面，尋到了新路徑。新文化的大幕這才徐徐拉開。
蔡元培從不自以為是，也不固執己見，相反，他習慣不恥下問、博採眾長。
出任北大校長後，蔡元培和老友沈尹默有過一次長談。談話中，沈提醒蔡元培，在北大，改革一件事要拿得穩，否則一旦反覆，情況會更糟。蔡元培答：「你的話對，你的意見是我該怎麼辦？」沈說：「我建議您向政府提出三點要求：第一，北大經費要有保障；第二，北大的章程上規定教師組織評議會，而教育部始終不許成立。中國有句古話：百足之蟲，死而不僵，與其集大權於一身，不如把大權交給教授，教授治校，這樣，將來即使您走了，學校也不會亂。因此我主張您力爭根據章程，成立評議會；第三，規定每隔一定年限，派教員和學生到外國留學。」
最終，蔡元培完全採納了沈尹默的建議，讓北大的發展步入正確的軌道。
蔡元培任北大校長時，顧頡剛正在北大讀書。身為一名學生，他向校長提出：北大的「中國哲學系」應改為「哲學系」，以便包括世界各國的哲學。蔡元培沒有因為對方的學生身分而置之不理，相反，他從善如流接受了顧頡剛的建議，北大從此成立了「哲學系」，講授中國以及世界各國的哲學史和哲學流派。
蔡元培人品高潔，辦事認真，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對他頗為倚重，讓他承擔多種職務。身兼數職的蔡元培，一方面疲於奔命，焦頭爛額；另一方面則左支右絀，顧此失彼。胡適便勸他對自己的工作要有一番通盤籌劃，把精力放在「性之所近而力之所勉」的教育事業中，全力以赴，然後才會有所作為。
蔡元培採納了胡適的建議，向南京政府遞上辭呈，辭去政治會議委員、大學院院長及其他各項兼職事。
倘若我們都能像蔡元培這樣有著寬廣的胸懷，虛心聽取別人的意見或建議，即使偶或步入失誤或歧途，也能幡然悔悟，迷途知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