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序
從「盧溝橋事變」到珍珠港事件爆發，不少美國公民在此期間曾以個人身份向中國提供過援助。其中包括了頗具傳奇色彩的飛虎隊-這些美國志願飛行隊成員在日軍的圍追堵截之下，開闢了一條至關重要的空中生命補給線。許多傳教士也在慈善團體的支持下，除了採購並向中國人民輸送了大量糧食和醫療物資之外，還開設專門的電台廣播，向全世界揭露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暴行。
美國記者們同樣發揮了不容忽視的作用。他們當中的很多人不僅被源遠流長的中國文化所吸引，同時也對這片正在飽受蹂躪的土地產生了深深的同情。埃德加·斯諾就曾說過，「在西方世界找不出任何一部作品，能像自我克制和追求平衡感的中國文學那樣優雅和美麗。」他在1936年對毛澤東所做的採訪後來成為了解中國革命的經典之作《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向世人展示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風采與革命精神。又比如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她曾六次來到中國，一生當中有三分之一的時間是在中國度過的。她熱愛中國，堅持用正義之筆為中國人民的反法西斯事業奔走呼號。在《人類的五分之一》（One Fifth of Mankind: China Fights for Freedom）中，斯特朗寫道：「當中國人團結組織起來，把侵略者清除出去，並讓他們的土地重獲自由時，他們取得的勝利的迴響，將在亞洲打破更多奴役的枷鎖」（1938:9）。
在這些關心和支援中國抗戰的美國公民中，《人生大道：朱德傳》（The Great Road: The Life and Times of Chu Teh）的作者艾格尼絲·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 1892-1950）無疑投入了最多的熱情。在熬過了飽受貧窮折磨的童年之後，史沫特萊投身於美國左翼社會運動，不久又對延安的革命思想產生了濃厚的興趣。1928年末來到中國後，這位不受教條約束的左翼記者始終不知疲倦地四處奔波，想要親眼看一看中國的革命和中國人民的生活。等到1937年7月日本全面挑起侵華戰爭後，她的人生和中國的命運更是緊緊地聯繫在了一起。在抗戰初期，她堅持留在中國，採訪並記錄戰爭的進程和革命根據地的發展情況。直到1941年春天，健康原因迫使她不得不選擇離開。後來在《中國駐地記者》（China Correspondent）中談及這段經歷對她產生的影響，史沫特萊表示「根本無法想像自己將在中國之外的地方度過自己的餘生」，並且還不無苦澀地補充說，「我經常會忘記自己並非中國人這個事實」（1943:95, 349）。
在密蘇里北部出生的史沫特萊，父親是在全美國四處攬活的礦工，母親則是有錢人家的住家傭人兼廚子。她自幼生活在洛克菲勒的「採礦區」，用她自己的話說，科羅拉多燃料和鋼鐵公司在那裏擁有「除了空氣之外的一切」。或許是因為幼年時的耳濡目染，甚至連小學教育都沒有完成的她後來寫下了這樣的話：「我此生只忠誠於一件事，也只懷有一種信仰，那就是致力於窮苦人民和受壓迫者的解放。正因為如此，眼前所見的中國革命便是我現在的信仰」（Battle Hymn of China, 1943）。要用短短幾句話來還原史沫特萊傳奇的一生，無疑是十分困難的。但通過她生平的部分經歷，或許能讓我們稍稍了解這位畢生追求社會公正的工人階級鬥士為何會堅定地做出上述宣言。
輟學後的幾年裏，史沫特萊先後做過捲煙工、速記員和女招待，然後在二十多歲的時候離開西南部前往紐約。她在紐約為印度民族主義團體工作過，還被指控是「德國間諜」，並於1918年遭到逮捕和單獨監禁。這段經歷進一步加深了史沫特萊對資本主義體制的憎恨。等到1919年末指控最終被撤銷後，史沫特萊登上了駛往歐洲的輪船。她在柏林尋找那份讓她身陷囹圄的印度流亡者創辦的報紙，並遇到了革命領袖維倫德納拉特·查托帕迪亞（Virendranath Chattopadhyaya）。在與他共同生活的八年中，史沫特萊接觸並研究了印度和中國的歷史。在柏林，她在瑪格麗特．桑格的資助下，和一群懷?進步思想的醫生共同建立了第一家國立計劃生育診所。德意志共和國政府隨後接管了這家診所，並仿照其模式，開設了另外幾家類似的機構。可納粹上台後，婦女「被勒令回到臥室去」，計劃生育診所成了極右派的眼中釘。面對希特拉的威脅，維倫德納拉特離開德國前往列寧格勒科學院，而史沫特萊則於1928年在《法蘭克福日報》（Frankfurter Zeitung）得到了一份派駐中國的特約通訊記者的工作。
從蘇聯和中國接壤的東北（即當時的「滿洲」地區）進入中國時，史沫特萊感覺自己彷彿回到了中世紀。她當即下了決心：「我之後的生活不能遠離中國人民，要想了解他們和他們的國家，唯有融入他們。不然我在這裏所做的一切，都將失去意義。」在東北，史沫特萊很快意識到日本在鐵路、政府機構、工廠和土地投資等領域所擁有的經濟控制力與政治權力。她為此撰寫了一系列記錄日本在東北活動的文章，可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這些文章才得以刊發並為世人所知（詳見Jan MacKinnon & Steve Mackinnon,"Agnes Smedley: A Working Introduction",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5 Jul., 2019）。
當時的外國媒體和中國本土媒體一樣，要麼被金錢收買了，要麼被迫保持沉默。史沫特萊了解到，代表英國官方的路透社和國民黨政府達成了秘密協議，核心內容是確保該新聞社每月可以獲得一萬美金的傭金，而作為交換，路透社必須發表對國民政府有利的宣傳報道。美國的新聞機構也和國民黨有類似的協議，這在當年早就是人盡皆知的「秘密」。從1929年土地革命戰爭初期到抗日戰爭期間，外國媒體不斷地為國民黨政府所取得的「成果」高唱讚歌。可與此同時，史沫特萊卻在報道中國進步人士（甚至包括了那些同情左翼進步力量的國民黨黨員）遭到監禁的情況，他們中的很多人僅僅因為是工會成員或左翼知識分子，就被公開處決。由於史沫特萊堅持獨立公正地報道，英國秘密情報組織聲稱她是英國公民，嫁給了印度分裂主義分子，並且涉嫌使用了「偽造」的護照。直到經過多方努力，「後知後覺」的美國領事館才想起自己還有保護本國公民免受英國特勤機構騷擾的義務。
史沫特萊將上海作為自己的辦事處，揭露了與日本在東北公然沆瀣一氣的國民黨官員的腐敗和叛國行為。她還意識到，在全中國四億五千萬人口中，國民黨員不過三萬九千人。因此換句話說，它已經淪為了「一家由政府官員及其下屬組成的小型封閉公司」......
從「盧溝橋事變」到珍珠港事件爆發，不少美國公民在此期間曾以個人身份向中國提供過援助。其中包括了頗具傳奇色彩的飛虎隊-這些美國志願飛行隊成員在日軍的圍追堵截之下，開闢了一條至關重要的空中生命補給線。許多傳教士也在慈善團體的支持下，除了採購並向中國人民輸送了大量糧食和醫療物資之外，還開設專門的電台廣播，向全世界揭露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暴行。
美國記者們同樣發揮了不容忽視的作用。他們當中的很多人不僅被源遠流長的中國文化所吸引，同時也對這片正在飽受蹂躪的土地產生了深深的同情。埃德加·斯諾就曾說過，「在西方世界找不出任何一部作品，能像自我克制和追求平衡感的中國文學那樣優雅和美麗。」他在1936年對毛澤東所做的採訪後來成為了解中國革命的經典之作《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向世人展示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風采與革命精神。又比如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她曾六次來到中國，一生當中有三分之一的時間是在中國度過的。她熱愛中國，堅持用正義之筆為中國人民的反法西斯事業奔走呼號。在《人類的五分之一》（One Fifth of Mankind: China Fights for Freedom）中，斯特朗寫道：「當中國人團結組織起來，把侵略者清除出去，並讓他們的土地重獲自由時，他們取得的勝利的迴響，將在亞洲打破更多奴役的枷鎖」（1938:9）。
在這些關心和支援中國抗戰的美國公民中，《人生大道：朱德傳》（The Great Road: The Life and Times of Chu Teh）的作者艾格尼絲·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 1892-1950）無疑投入了最多的熱情。在熬過了飽受貧窮折磨的童年之後，史沫特萊投身於美國左翼社會運動，不久又對延安的革命思想產生了濃厚的興趣。1928年末來到中國後，這位不受教條約束的左翼記者始終不知疲倦地四處奔波，想要親眼看一看中國的革命和中國人民的生活。等到1937年7月日本全面挑起侵華戰爭後，她的人生和中國的命運更是緊緊地聯繫在了一起。在抗戰初期，她堅持留在中國，採訪並記錄戰爭的進程和革命根據地的發展情況。直到1941年春天，健康原因迫使她不得不選擇離開。後來在《中國駐地記者》（China Correspondent）中談及這段經歷對她產生的影響，史沫特萊表示「根本無法想像自己將在中國之外的地方度過自己的餘生」，並且還不無苦澀地補充說，「我經常會忘記自己並非中國人這個事實」（1943:95, 349）。
在密蘇里北部出生的史沫特萊，父親是在全美國四處攬活的礦工，母親則是有錢人家的住家傭人兼廚子。她自幼生活在洛克菲勒的「採礦區」，用她自己的話說，科羅拉多燃料和鋼鐵公司在那裏擁有「除了空氣之外的一切」。或許是因為幼年時的耳濡目染，甚至連小學教育都沒有完成的她後來寫下了這樣的話：「我此生只忠誠於一件事，也只懷有一種信仰，那就是致力於窮苦人民和受壓迫者的解放。正因為如此，眼前所見的中國革命便是我現在的信仰」（Battle Hymn of China, 1943）。要用短短幾句話來還原史沫特萊傳奇的一生，無疑是十分困難的。但通過她生平的部分經歷，或許能讓我們稍稍了解這位畢生追求社會公正的工人階級鬥士為何會堅定地做出上述宣言。
輟學後的幾年裏，史沫特萊先後做過捲煙工、速記員和女招待，然後在二十多歲的時候離開西南部前往紐約。她在紐約為印度民族主義團體工作過，還被指控是「德國間諜」，並於1918年遭到逮捕和單獨監禁。這段經歷進一步加深了史沫特萊對資本主義體制的憎恨。等到1919年末指控最終被撤銷後，史沫特萊登上了駛往歐洲的輪船。她在柏林尋找那份讓她身陷囹圄的印度流亡者創辦的報紙，並遇到了革命領袖維倫德納拉特·查托帕迪亞（Virendranath Chattopadhyaya）。在與他共同生活的八年中，史沫特萊接觸並研究了印度和中國的歷史。在柏林，她在瑪格麗特．桑格的資助下，和一群懷?進步思想的醫生共同建立了第一家國立計劃生育診所。德意志共和國政府隨後接管了這家診所，並仿照其模式，開設了另外幾家類似的機構。可納粹上台後，婦女「被勒令回到臥室去」，計劃生育診所成了極右派的眼中釘。面對希特拉的威脅，維倫德納拉特離開德國前往列寧格勒科學院，而史沫特萊則於1928年在《法蘭克福日報》（Frankfurter Zeitung）得到了一份派駐中國的特約通訊記者的工作。
從蘇聯和中國接壤的東北（即當時的「滿洲」地區）進入中國時，史沫特萊感覺自己彷彿回到了中世紀。她當即下了決心：「我之後的生活不能遠離中國人民，要想了解他們和他們的國家，唯有融入他們。不然我在這裏所做的一切，都將失去意義。」在東北，史沫特萊很快意識到日本在鐵路、政府機構、工廠和土地投資等領域所擁有的經濟控制力與政治權力。她為此撰寫了一系列記錄日本在東北活動的文章，可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這些文章才得以刊發並為世人所知（詳見Jan MacKinnon & Steve Mackinnon,"Agnes Smedley: A Working Introduction",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5 Jul., 2019）。
當時的外國媒體和中國本土媒體一樣，要麼被金錢收買了，要麼被迫保持沉默。史沫特萊了解到，代表英國官方的路透社和國民黨政府達成了秘密協議，核心內容是確保該新聞社每月可以獲得一萬美金的傭金，而作為交換，路透社必須發表對國民政府有利的宣傳報道。美國的新聞機構也和國民黨有類似的協議，這在當年早就是人盡皆知的「秘密」。從1929年土地革命戰爭初期到抗日戰爭期間，外國媒體不斷地為國民黨政府所取得的「成果」高唱讚歌。可與此同時，史沫特萊卻在報道中國進步人士（甚至包括了那些同情左翼進步力量的國民黨黨員）遭到監禁的情況，他們中的很多人僅僅因為是工會成員或左翼知識分子，就被公開處決。由於史沫特萊堅持獨立公正地報道，英國秘密情報組織聲稱她是英國公民，嫁給了印度分裂主義分子，並且涉嫌使用了「偽造」的護照。直到經過多方努力，「後知後覺」的美國領事館才想起自己還有保護本國公民免受英國特勤機構騷擾的義務。
史沫特萊將上海作為自己的辦事處，揭露了與日本在東北公然沆瀣一氣的國民黨官員的腐敗和叛國行為。她還意識到，在全中國四億五千萬人口中，國民黨員不過三萬九千人。因此換句話說，它已經淪為了「一家由政府官員及其下屬組成的小型封閉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