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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之初(上)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上午,在京郊門頭溝領導農村四清運動的中央宣傳部秘書長童大林,召集全體四清工作隊員開緊急會議,傳達中共中央委員會〈五一六通知〉。我這個」特殊隊員」也被通知參加聽傳達。我沒有想到,〈五一六通知〉的打擊目標,正是權傾一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常務書記彭真。〈通知〉宣佈撤銷彭真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彭真、陸定一、康生、周揚、吳冷西),另行設置隸屬於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
正當童大林在唸那份很長的文件時,突然有人從我身後過來,示意我走出會場。他是陳伯達的秘書王保春。他匆匆把我帶到停在村外路邊的一輛小轎車旁,要我坐上車,才遞給我一張信紙,上面是粗黑鉛筆寫的大字:
阮銘同志: 我受江青同志委託,請你立即回京,修改一篇文章。                          陳伯達                          五月二十三日                    
我對王保春說,那我得去向童大林說一聲,請個假啊。王保春說:「不要管他,我們馬上走,他找不到才好呢!」開車的是陳伯達的司機老于。王保春在車上不停地告訴我一些驚人消息:不但彭真不行了,陸定一的妻子嚴慰冰,因寫匿名信攻擊林彪一家被捕,陸定一也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受批判。毛澤東點了中央宣傳部的名,稱「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
車子開進釣魚台一棟樓前停下。後來我才知道,這棟釣魚台十五樓,是文化大革命的前線司令部,「中央文革小組」的辦公樓。陳伯達就住在這裡。住過這個樓的文革小組成員,尹達、關鋒、穆欣,連同陳伯達自己,都先後成為自己參與發動和指揮的這場「革命」的祭品。他們叱?風雲於一時,其實不過是文革這齣大戲之初,在前台跑龍套的。釣魚台的真正主角,文革的「靈魂」和「旗手」,是住在八樓的康生和住在十一樓的江青。
王保春引我進入樓內一間會議室,若瑛也和陳伯達一起來到。我們受到一群陌生人的歡迎,似乎是新設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員:王力、關鋒、戚本禹、尹達、陳亞丁、穆欣(後面三人不久後就消失),還有他們的組長陳伯達。
陳伯達說:「阮銘、阮若瑛評《魯迅全集》一條註釋的文章,寫得很好。江青同志送給主席看了。她從上海來電話要我們一起把文章改好。」
接著,陳亞丁把《解放軍報》社印好的文章清樣交給我們;關鋒拿出一套照片,是有關《魯迅全集》那條註釋製作過程中,周揚、林默涵、邰荃麟、王士菁等人來往的信件和文字稿。陳伯達說:「看看這些照片,把需要的材料用進文章裡去,然後大家討論修改;阮銘不必回門頭溝了,中宣部那裡我們去通知。」
後來又商量到哪裡去改文章。我有點不解,既然不回門頭溝,自然回沙灘家裡了。陳伯達說:「你不明白,現在鬥爭很尖銳,回沙灘中宣部對你不安全。這樣吧,馬列研究院在西郊比較僻靜,你到那裡去住一個禮拜,把文章改好。」
若瑛和我原先寫文章時,並不知道註釋的製作過程,有哪些人參與?看了照片,才知道主導這條註釋的人,是林默涵和邵荃麟。邵荃麟先讓剛剛被劃成右派、受到批判的馮雪峰起草註釋,馮雪峰起草的文字稿清樣只是歷史背景的一般敘述,並沒有指責魯迅。邵荃麟拿去給林默涵看,兩人一起商量後,林默涵勾掉馮雪峰稿中的大段文字,自己親筆寫了一段話,給魯迅加上「他在這篇文章中,對於當時領導左聯工作的一些黨員作家採取了宗派主義的態度」這條罪狀。我們原來的文章,就是針對這條顛倒歷史的「罪狀」,但當時不知道是林默涵編織的。
林默涵加上的那段話,還說魯迅這篇文章是馮雪峰執筆,魯迅在病中不可能對事實進行調查對證等等,暗示魯迅只是被馮雪峰欺騙、利用來「反黨」的工具。為此,若瑛和我到魯迅博物館查對了魯迅的手稿,也拜訪了馮雪峰本人,弄清了事實真相,對文章進行了修改補充,一星期後交給了陳伯達。文章的標題仍是「把歷史的顛倒再顛倒過來」。
五月三十一日,我回到沙灘中宣部大院,陳伯達主管的《紅旗》雜誌社與中宣部在同一座大樓辦公。那晚,大樓裡格外緊張。中宣部收發室工人在《紅旗》雜誌社一些人策動下,貼出了「第一張大字報」。主持中宣部日常工作的常務副部長張子意,在接獲秘書張鏡明報告收發室工人已貼出大字報後,立即緊急部署中宣部各處室連夜趕寫大字報,內容限於中央政治局五月擴大會議上點名的幾個人。接著三小時內,中宣部內貼滿了張子意統一規格下的大字報。
然而,這熱鬧的外表,並不能掩蓋人們心中不安的等待。中宣部等待著一個人,陶鑄;中央已任命他擔任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和中央宣傳部長,取代彭真和陸定一兩人的角色。
我與陶鑄初次見面是一九六六年六月六日,即陶鑄到中央宣傳部上任的那一天。上午,張子意正在教育樓會議室主持中宣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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