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資優生成了加州賣魚少年
七○年代的台灣處在一個不確定的年代，那正是我接受小學教育的時空環境。民國60年，我五歲，那年政府退出聯合國，整個台灣沉浸於恐共和擔心兩岸發生戰爭的氛圍裡，每個有辦法的父母無不設法把孩子送到美國去讀書，藉此沖淡對台灣未來的不確定感。而在彰化開設診所的父母，也被這種政治恐慌所影響。
那時，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院長，大量增加台籍內閣閣員，逐步展開本土化政策。隨後實施十大建設，政府推出一連串在台灣勵精圖治的措施，教育部更開始實施第一階段的資優教育的實驗性研究班（當時也叫天才班）。這項計畫讓我在民生國小一年級時，就因為優異的成績被推選參加資優班的入學考試。當時全台灣設置了九間資優班，其中只有一班在彰化，在四千多名應考人中錄取3 6人。那次考試錄取標準是130分，滿分1 5 8分，我則考了1 5 3分。此外，我喜歡繪畫、拉小提琴、彈鋼琴．．．這樣多才多藝的表現使我成為父母眼中表現突出的資優兒童。在彰化鹿港名畫家許輝煌老師的指導下，還曾報名參加繪畫比賽，所繪「運動會」畫作得到小學組世界第一名，更加深了父母對我的信心。出國留學的風潮受到台灣國際形勢的影響，移民潮一波又一波地興起，美國、紐澳、巴西、加拿大、多明尼加．．．不管是大國小國，投資移民還是技術移民，只要有辦法好像就應該到國外拿個保單。而其中，美國當然是移民風潮中的首選。對開業中的父親來說，舉家移民自然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把孩子送出國卻是不錯的選擇。眼看著親戚、朋友紛紛把孩子送往美國，留日學醫的父親雖然從沒到過美國，但為了孩子的未來，在與母親商量後也動了念頭，想盡各種方法要把我送到美國讀書。
當時，我九歲。
九歲應該還是一個看卡通影片，跟父母撒嬌，跟哥哥耍賴鬥嘴的年齡。而對一個從沒出過國門，A B C一個都不認得的小學三年級生來說，迪士尼就代表著美國，當時的我想著：能到迪士尼去讀書，那是多棒的一件事呀！
跟台灣說再見
依照父母的計畫，我到了美國加州的洛杉磯（L o s A n g e l e s），將跟已經三十來歲，沒有結婚的大姐同住。父親為了讓我們有個安身之所，特別在加州的Alhambra第八街買了一間公寓。至於投資項目，則由負責辦手續的公司幫忙介紹。父親心想，只要能讓孩子順利進入美國中學讀書，不管付出多大的代價也在所不惜！
小學畢業那年，我十二歲，父親帶我坐上飛往美國的班機。當年出國對於彰化人來說是一件大事，全家親戚朋友除了在成功嶺當兵的哥哥不能請假外，全家包下了一台遊覽車，風光的到松山機場送我。看著出國當天自己在機場留下的照片，稚嫩的臉龐寫滿了無憂無慮，完全不知天高地厚。那天，是1 9 7 9年8月2 1日，我成了名副其實的小留學生，美國人叫我們做「降落傘小孩（Parachute Kids ）」。
原來父親不是萬能的
父親和我都是第一次踏上美國的土地，對美國環境十分陌生，他德文強過英文，開起車來也不太順，許多事情一旦沒有大姐協助，我倆就幾乎動彈不得。好在大姐那時已經在美國生活了好一陣子，我們的日常應對在大姐的協助下還不成問題。那是我第一次發現在心目中近乎萬能的父親，原來也有如此軟弱的一面。
父親帶我到Romona Jr. High School初中學校註完冊後，陪我在美國待了一個月左右，那是我跟父親最親近的一段日子。原先對他的畏懼感減少了，我開始敢跟他多講一點話。他也帶我到家裡投資的魚店幫忙。他會一邊在店裡整理漁貨，一邊告訴我：「家裡幾乎把所有的錢都投資到這家店了，一定要成功！」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總是幫人看病的父親，做著跟他的專業差距這麼大的事情。那段日子我天天跟父親睡在同一張床上，空閒時他跟我一起看電視，教我玩跳棋和暗棋，我們常常一起玩到半夜。自從比較不怕他後，我開始問一些稀奇古怪的問題。有一次想起學校同學和老師吃飯時都需要禱告，我問父親：「人到底應該信什麼教比較好？」他說：「宗教都是教人做好事，信什麼教都好！」這樣開放的宗教觀念，讓我牢記在心。
父親在返台前一天把護照交給我，叮嚀著：「護照給你了，不能跑回來喔！」他的叮嚀讓我狐疑，心想：美國是大家眼裡的天堂，既然已經到了天堂，我為什麼會想回台灣？少不更事的我，對自己即將面臨的挑戰一無所知。
到了送父親回台上飛機那一刻，我告訴他我會在機場的一個角落跟他招手，要他記得也跟我揮揮手。站在洛杉磯機場的角落，我看著載著父親回台灣的飛機起飛，飛得越來越高，最後消失在天際線裡。我的臉上，不知不覺地已佈滿了淚水。整整一個禮拜，每天晚上我抱著父親蓋過的棉被哭，哭到睡著。這些，大姐都不知道。
以為到迪士尼留學，結果進了賣魚店
真正的留學生活開始了，現在回想起來，那一年在加州的生活，可以說是我人生中最辛苦的時期之一。
談到那一年的生活，不得不先談到父親為了辦理投資移民，讓我赴美留學的投資項目：賣魚店。這項花掉十四萬美金，約合台幣六百卅萬（卅年前，當時新台幣對美金是1：45）的生意，事後證明是一項被設計的騙局。
原來父親為了讓我出國念書，用了媽媽的名義，在洛杉磯的M o n t e r e y P a r k靠A t l a n t i c大道上，頂下了一家原來由台灣人經營的賣魚店，當時隔壁是非常有名的四川飯店。媽媽和介紹人過來考察時，魚店生意不錯，她就跟父親決定以此做為標的，並進行一切的投資、頂讓、辦證、申請等工作。直到大姐真正接手經營，才知道生意根本不是那麼回事！
當初生意很好的景象，根本是賣方和仲介人合起來進行的一場表演，媽媽看到的客人，其實都是刻意請來的臨時演員，也是當時常說的：「台灣人騙台灣人，老移民騙新移民。」
我開始進入學校上課後，大姐負責經營魚店，她大我二十二歲，是母親嫁父親前就有的女兒。所謂長姐如母，可能因為年紀的差距，我對大姐除了因她長期在美而存在的一絲陌生感，更多的是一種莫名的敬畏。
在台灣完全沒接觸過的事情，一下子全湧到我這個天之驕子面前。無論是幫忙掃地、秤斤、殺魚、整理漁貨、清理已經臭掉的魚．．．所有大姐忙不過來的事，我都要去做。
那時候我實在感到非常納悶，印象中在台灣賣魚應該在菜市場，而我不是要在天堂念書，怎麼變成到菜市場殺魚賣魚？當時心裡的落差實在很大。
在異鄉實實在在的生活內容，帶給我的震驚是不可言喻的。我心中夢想的迪士尼突然變成了賣魚店，在彰化醫生世家養尊處優的資優生，一下子變成了街邊小店的賣魚小弟，和拿著掃把掃地的小可憐。我都不好意思回信給台灣的小學同學，從當初光榮的出國變成去美國賣魚！？我心中的失落感與日俱增。
對於像我這樣一個逐漸面臨青春期的慘綠少年而言，不但要承擔著離開父母、失去兄弟姐妹陪伴的孤單，還要面對著語言和新環境的挑戰，沒有生兒育女經驗的大姐，對我這個大孩子內心的惶恐、無助，了解得相當有限。在她眼中，我是個被父母寵壞的孩子，我所需要的，只有更
多更嚴厲的磨練。
但在我內心所感受到的，卻是無窮無盡的失望和無助感。當時我離開台灣，因為兵役問題，從此十年內都不能回鄉。沒想到到了美國竟然比在台灣還苦還累，回想起來，我真的寧可當兵。我盡力讓自己表現得令大姐滿意，但是觀念的差距，使大姐總認為我不夠聽話又好逸惡勞。
記得剛到加州那一年，不知道什麼原因，我突然變得非常膽小、依賴和怕黑，每天都要開著燈，等到大姐近半夜忙完工作回到家，我才敢睡覺，大姐也因此覺得我很浪費。大姐還沒回來，餓了的我就吃剩菜剩飯跟喝牛奶過日子。每一次爸媽來美國看我，我都非常高興，因為跟爸媽擠在一起睡覺，就再也不用害怕了。
太可憐了！還是帶回台灣吧！
除了生活上的不適應，我在出國前從來沒有學過英文。到了美國，大姐也沒想到要安排英文補習班或請個家教，因此，剛開始到學校上課根本就是「鴨子聽雷」。我只能用模仿來學習語言，試著用猜測和比手劃腳的方法來克服語言溝通的困難。記得有一次，我到肯德基速食店想買雞翅，但就是不知道雞翅該怎麼說，只好努力擺動我的手臂，學著雞撲翅膀的樣子，最後才如願以償。因為語言障礙，在學校幾乎交不到朋友，除了大姐，整天等不到人跟我說話。有時為了讓鄰近的小朋友願意跟我一起玩，我就讓他們對著我丟球，扮演他們丟球的目標。
我想，這樣至少會讓他們願意跟我一起遊戲。還有一次學校老師叫我去升旗， 我拿著旗子就急著往前跑，老師直喊：「Not now！」但我英文聽力太差，只聽得懂「N o w 」，結果越跑越快，最後弄得自己尷尬不已。此外，在美國的生活也是十分刻苦的，買個東西只要超過美金一元，就算是奢侈。腳上的襪子大半是從雜貨店買來、一雙八、九分錢的便宜貨，所以我經常穿著破襪子上學。吃東西更是簡單，經常餓著肚子沒飯吃，只喝牛奶，這跟我原本在台灣的生活有著天壤之別。沒有母親的照顧，生活是粗糙的。
記得有一次，我送貨去隔壁的四川飯店，裡面的廚師看我瘦弱又可憐，就說只要我給他美金三塊錢，就讓我在廚房裡吃喝到飽。天真的我心裡高興的很，想一口氣把好幾個禮拜餓肚子的份都給它吃回來！我待在廚房裡大吃大喝，足足兩個小時才臉色發白地爬回魚店，不明就裡的大姐看到我回來，很不高興地罵我：就只是送貨去隔壁而已，為甚麼兩個小時才回來？此時此刻，回想起當時的情景，真的是既可笑又心酸．．．
又有一次住在天母的五姨來加州玩，看到我狼狽地像流浪狗一樣，心疼得當場哭了起來。她看我一付很久沒吃到牛排，甚至沒吃飽的模樣，於是擦乾眼淚，買了一份牛排給我。我一吃完就趴在廚房的地上睡著了，她怕我著涼，便把她的外套幫我蓋上，等回到台灣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刻叫媽媽趕緊把我帶回家，「俊龍這樣子實在太可憐了！」後來全家陸續知道我的生活狀況，也跟爸媽說：「俊龍太可憐了，還是帶回來吧！」
大姐不能照顧我了
這種情形持續了半年，魚店的生意未見起色，大姐的壓力越來越大。
終於有一天，她告訴爸媽，要忙魚店又要照顧我實在力有未逮。她向父母正式宣布：「我照顧不了俊龍了！讓他回台灣吧！」而我心中，也因為適應不良和想念台灣，老早盤旋著打道回府的念頭。
大姐的決定，馬上讓所有問題浮上檯面，生活進入不穩定狀態。不過大姐也是情有可原。出國前，我和大姐從未見過面，二歲時她就已經在美國獨居，姐弟間其實非常陌生。問題發生後，大姐找到一個台灣朋友願意收留我，在他家我每天要幫忙洗碗、掃地、教他們的小孩中文，可是生活卻極度不如意；他們規定要等他們吃完飯後我才可以吃剩飯，水以外的飲料都不能碰。我開個冰箱，他們就問我要拿什麼，看看窗外，他們也問我要幹什麼，連進廁所都不能超過十分鐘．．．有一次我因為好奇，未經詢問就用了他們的漱口水，結果他們聽到聲音馬上進去檢查，問我：「你是不是用了漱口水？」這種有如受到監視及種種不便的生活讓日子很不好受。
有時候，他們的孩子拿球丟我，要是我躲開了沒被球打到，就會惹他們生氣。當時我很怕孤單，心想只要有地方住、有人陪，要打就給他們打吧．．．但是，心裡總有種寄人籬下的感受。
想到以前在台灣有傭人理家，都是我們吃完飯，傭人才吃。現在我到了「美國天堂」，怎麼反而變成了台灣的傭人？更諷刺的是，傭人還有薪水拿，我卻是付錢當傭人，豈不更等而下之？心中的疑問與日俱增。
不過，這種狀況沒有維持太久，大姐就再度安排我去住另外一個友人家。那個家庭對我倒是不錯，不僅教我煮菜，假日也帶我出去釣魚，每逢週末則幫忙去大賣場賣功夫鞋與太陽眼鏡。但是好景不常，一個月後他又因家有不便，不能繼續收留我。於是我再度打包行李回到大姐家。，有一次我喝了冰箱的牛奶，大姐竟說：「牛奶是給我的朋友喝的，你怎麼可以喝呢？」不過，這也引起父親對大姐的不滿；他認為，在美國用大姐的名字買房子，就是希望她可以好好照顧我，怎麼最後卻讓我到處流浪？問題是不住大姐家也沒有其他親戚願意讓我寄住，怎麼辦呢？
父母花了好幾年的時間和計畫才將我送出國，結果不到一年就出現一大堆問題：魚店生意不好，每天關店時都要丟掉成堆賣不出去的死魚、我在加州適應不良、大姐受不了壓力也無力再照顧我．．．一連串的問題，讓父母越來越操心；而當父母越來越了解我的生活狀況，他們也開始動搖。一方面實在捨不得我生活受苦，二方面更擔心我沒人照顧會變壞。幾經考量，父親終於開口：「要是真的不行，那就回台灣好了！」只是此時反倒是我不願意了。
難道真要因此半途而廢嗎？父母花了那麼多錢投資在我身上，要是不到半年就要放棄，實在太對不起他們，也會讓他們在親友面前抬不起頭。
好勝的我，在心中暗暗決定，我一定不能被環境打敗，我要想辦法撐過去！決心雖然容易下，但生活的不順遂並沒有改善。魚店的生意越來越差，經濟壓力越來越大，每個月父親得從台灣寄來好多費用因應店裡的虧損。後來為了節省開支，大姐甚至把房子一部份分租出去，我沒床可睡，只能打地鋪。有時看著房客買回來好吃的食物，我都好想拿一些來吃，那真是一種看著食物流口水的痛苦經驗。但此時我已經下定決心留在美國，就算日子再苦也不抱怨，也不再向父母提起回台灣的念頭。
年少的我，面對一個沒有父母、沒有兄弟、沒有朋友，缺乏食物、缺乏友誼、缺乏了解的環境，造成了內心很深的創傷！我常常一個人哭泣，但同時也知道怎麼把傷心事往心裡藏，學會怎麼裝出微笑！有一回，因為三姐和四姐相繼要結婚了，可是我連姐姐結婚的對象都沒見過，也不能回去參加她們的婚禮！我寫好祝賀的信和卡片，騎著腳踏車送到郵局，一路上想到親愛的姐姐馬上要嫁到別人家去，變成人家的妻子，以後沒機會再疼我了，自己卻遠在天邊，獨自一人，想到傷心處，不禁邊騎邊哭，久久不能自已。
那時候的經驗，大大影響了我後來建立自己家庭的想法和生養子女的方式！
迪士尼到底在哪兒？
對於未來到底要去哪裡、生活會變得怎麼樣等等問題永遠是我心裡的疑問。我不敢問大姐，也不敢問父母，每天上學放學，都盡量小心不闖禍、不惹人生氣。隨著英文程度的改善，我慢慢有一些朋友，也較能獨立處理一些生活上的事情，在那一段生澀無助的歲月裡，我偶爾還是會
向人問起：「迪士尼在哪裡啊？」那個吸引我決心到美國念書的地方，還儲藏在我心中的底層，不曾遺忘，直到半年後離開加州，還是沒到過這個令人嚮往的樂園。卅年後我才終於實現了童年時的夢想，卻已永遠失去了童年。
七○年代的台灣處在一個不確定的年代，那正是我接受小學教育的時空環境。民國60年，我五歲，那年政府退出聯合國，整個台灣沉浸於恐共和擔心兩岸發生戰爭的氛圍裡，每個有辦法的父母無不設法把孩子送到美國去讀書，藉此沖淡對台灣未來的不確定感。而在彰化開設診所的父母，也被這種政治恐慌所影響。
那時，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院長，大量增加台籍內閣閣員，逐步展開本土化政策。隨後實施十大建設，政府推出一連串在台灣勵精圖治的措施，教育部更開始實施第一階段的資優教育的實驗性研究班（當時也叫天才班）。這項計畫讓我在民生國小一年級時，就因為優異的成績被推選參加資優班的入學考試。當時全台灣設置了九間資優班，其中只有一班在彰化，在四千多名應考人中錄取3 6人。那次考試錄取標準是130分，滿分1 5 8分，我則考了1 5 3分。此外，我喜歡繪畫、拉小提琴、彈鋼琴．．．這樣多才多藝的表現使我成為父母眼中表現突出的資優兒童。在彰化鹿港名畫家許輝煌老師的指導下，還曾報名參加繪畫比賽，所繪「運動會」畫作得到小學組世界第一名，更加深了父母對我的信心。出國留學的風潮受到台灣國際形勢的影響，移民潮一波又一波地興起，美國、紐澳、巴西、加拿大、多明尼加．．．不管是大國小國，投資移民還是技術移民，只要有辦法好像就應該到國外拿個保單。而其中，美國當然是移民風潮中的首選。對開業中的父親來說，舉家移民自然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把孩子送出國卻是不錯的選擇。眼看著親戚、朋友紛紛把孩子送往美國，留日學醫的父親雖然從沒到過美國，但為了孩子的未來，在與母親商量後也動了念頭，想盡各種方法要把我送到美國讀書。
當時，我九歲。
九歲應該還是一個看卡通影片，跟父母撒嬌，跟哥哥耍賴鬥嘴的年齡。而對一個從沒出過國門，A B C一個都不認得的小學三年級生來說，迪士尼就代表著美國，當時的我想著：能到迪士尼去讀書，那是多棒的一件事呀！
跟台灣說再見
依照父母的計畫，我到了美國加州的洛杉磯（L o s A n g e l e s），將跟已經三十來歲，沒有結婚的大姐同住。父親為了讓我們有個安身之所，特別在加州的Alhambra第八街買了一間公寓。至於投資項目，則由負責辦手續的公司幫忙介紹。父親心想，只要能讓孩子順利進入美國中學讀書，不管付出多大的代價也在所不惜！
小學畢業那年，我十二歲，父親帶我坐上飛往美國的班機。當年出國對於彰化人來說是一件大事，全家親戚朋友除了在成功嶺當兵的哥哥不能請假外，全家包下了一台遊覽車，風光的到松山機場送我。看著出國當天自己在機場留下的照片，稚嫩的臉龐寫滿了無憂無慮，完全不知天高地厚。那天，是1 9 7 9年8月2 1日，我成了名副其實的小留學生，美國人叫我們做「降落傘小孩（Parachute Kids ）」。
原來父親不是萬能的
父親和我都是第一次踏上美國的土地，對美國環境十分陌生，他德文強過英文，開起車來也不太順，許多事情一旦沒有大姐協助，我倆就幾乎動彈不得。好在大姐那時已經在美國生活了好一陣子，我們的日常應對在大姐的協助下還不成問題。那是我第一次發現在心目中近乎萬能的父親，原來也有如此軟弱的一面。
父親帶我到Romona Jr. High School初中學校註完冊後，陪我在美國待了一個月左右，那是我跟父親最親近的一段日子。原先對他的畏懼感減少了，我開始敢跟他多講一點話。他也帶我到家裡投資的魚店幫忙。他會一邊在店裡整理漁貨，一邊告訴我：「家裡幾乎把所有的錢都投資到這家店了，一定要成功！」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總是幫人看病的父親，做著跟他的專業差距這麼大的事情。那段日子我天天跟父親睡在同一張床上，空閒時他跟我一起看電視，教我玩跳棋和暗棋，我們常常一起玩到半夜。自從比較不怕他後，我開始問一些稀奇古怪的問題。有一次想起學校同學和老師吃飯時都需要禱告，我問父親：「人到底應該信什麼教比較好？」他說：「宗教都是教人做好事，信什麼教都好！」這樣開放的宗教觀念，讓我牢記在心。
父親在返台前一天把護照交給我，叮嚀著：「護照給你了，不能跑回來喔！」他的叮嚀讓我狐疑，心想：美國是大家眼裡的天堂，既然已經到了天堂，我為什麼會想回台灣？少不更事的我，對自己即將面臨的挑戰一無所知。
到了送父親回台上飛機那一刻，我告訴他我會在機場的一個角落跟他招手，要他記得也跟我揮揮手。站在洛杉磯機場的角落，我看著載著父親回台灣的飛機起飛，飛得越來越高，最後消失在天際線裡。我的臉上，不知不覺地已佈滿了淚水。整整一個禮拜，每天晚上我抱著父親蓋過的棉被哭，哭到睡著。這些，大姐都不知道。
以為到迪士尼留學，結果進了賣魚店
真正的留學生活開始了，現在回想起來，那一年在加州的生活，可以說是我人生中最辛苦的時期之一。
談到那一年的生活，不得不先談到父親為了辦理投資移民，讓我赴美留學的投資項目：賣魚店。這項花掉十四萬美金，約合台幣六百卅萬（卅年前，當時新台幣對美金是1：45）的生意，事後證明是一項被設計的騙局。
原來父親為了讓我出國念書，用了媽媽的名義，在洛杉磯的M o n t e r e y P a r k靠A t l a n t i c大道上，頂下了一家原來由台灣人經營的賣魚店，當時隔壁是非常有名的四川飯店。媽媽和介紹人過來考察時，魚店生意不錯，她就跟父親決定以此做為標的，並進行一切的投資、頂讓、辦證、申請等工作。直到大姐真正接手經營，才知道生意根本不是那麼回事！
當初生意很好的景象，根本是賣方和仲介人合起來進行的一場表演，媽媽看到的客人，其實都是刻意請來的臨時演員，也是當時常說的：「台灣人騙台灣人，老移民騙新移民。」
我開始進入學校上課後，大姐負責經營魚店，她大我二十二歲，是母親嫁父親前就有的女兒。所謂長姐如母，可能因為年紀的差距，我對大姐除了因她長期在美而存在的一絲陌生感，更多的是一種莫名的敬畏。
在台灣完全沒接觸過的事情，一下子全湧到我這個天之驕子面前。無論是幫忙掃地、秤斤、殺魚、整理漁貨、清理已經臭掉的魚．．．所有大姐忙不過來的事，我都要去做。
那時候我實在感到非常納悶，印象中在台灣賣魚應該在菜市場，而我不是要在天堂念書，怎麼變成到菜市場殺魚賣魚？當時心裡的落差實在很大。
在異鄉實實在在的生活內容，帶給我的震驚是不可言喻的。我心中夢想的迪士尼突然變成了賣魚店，在彰化醫生世家養尊處優的資優生，一下子變成了街邊小店的賣魚小弟，和拿著掃把掃地的小可憐。我都不好意思回信給台灣的小學同學，從當初光榮的出國變成去美國賣魚！？我心中的失落感與日俱增。
對於像我這樣一個逐漸面臨青春期的慘綠少年而言，不但要承擔著離開父母、失去兄弟姐妹陪伴的孤單，還要面對著語言和新環境的挑戰，沒有生兒育女經驗的大姐，對我這個大孩子內心的惶恐、無助，了解得相當有限。在她眼中，我是個被父母寵壞的孩子，我所需要的，只有更
多更嚴厲的磨練。
但在我內心所感受到的，卻是無窮無盡的失望和無助感。當時我離開台灣，因為兵役問題，從此十年內都不能回鄉。沒想到到了美國竟然比在台灣還苦還累，回想起來，我真的寧可當兵。我盡力讓自己表現得令大姐滿意，但是觀念的差距，使大姐總認為我不夠聽話又好逸惡勞。
記得剛到加州那一年，不知道什麼原因，我突然變得非常膽小、依賴和怕黑，每天都要開著燈，等到大姐近半夜忙完工作回到家，我才敢睡覺，大姐也因此覺得我很浪費。大姐還沒回來，餓了的我就吃剩菜剩飯跟喝牛奶過日子。每一次爸媽來美國看我，我都非常高興，因為跟爸媽擠在一起睡覺，就再也不用害怕了。
太可憐了！還是帶回台灣吧！
除了生活上的不適應，我在出國前從來沒有學過英文。到了美國，大姐也沒想到要安排英文補習班或請個家教，因此，剛開始到學校上課根本就是「鴨子聽雷」。我只能用模仿來學習語言，試著用猜測和比手劃腳的方法來克服語言溝通的困難。記得有一次，我到肯德基速食店想買雞翅，但就是不知道雞翅該怎麼說，只好努力擺動我的手臂，學著雞撲翅膀的樣子，最後才如願以償。因為語言障礙，在學校幾乎交不到朋友，除了大姐，整天等不到人跟我說話。有時為了讓鄰近的小朋友願意跟我一起玩，我就讓他們對著我丟球，扮演他們丟球的目標。
我想，這樣至少會讓他們願意跟我一起遊戲。還有一次學校老師叫我去升旗， 我拿著旗子就急著往前跑，老師直喊：「Not now！」但我英文聽力太差，只聽得懂「N o w 」，結果越跑越快，最後弄得自己尷尬不已。此外，在美國的生活也是十分刻苦的，買個東西只要超過美金一元，就算是奢侈。腳上的襪子大半是從雜貨店買來、一雙八、九分錢的便宜貨，所以我經常穿著破襪子上學。吃東西更是簡單，經常餓著肚子沒飯吃，只喝牛奶，這跟我原本在台灣的生活有著天壤之別。沒有母親的照顧，生活是粗糙的。
記得有一次，我送貨去隔壁的四川飯店，裡面的廚師看我瘦弱又可憐，就說只要我給他美金三塊錢，就讓我在廚房裡吃喝到飽。天真的我心裡高興的很，想一口氣把好幾個禮拜餓肚子的份都給它吃回來！我待在廚房裡大吃大喝，足足兩個小時才臉色發白地爬回魚店，不明就裡的大姐看到我回來，很不高興地罵我：就只是送貨去隔壁而已，為甚麼兩個小時才回來？此時此刻，回想起當時的情景，真的是既可笑又心酸．．．
又有一次住在天母的五姨來加州玩，看到我狼狽地像流浪狗一樣，心疼得當場哭了起來。她看我一付很久沒吃到牛排，甚至沒吃飽的模樣，於是擦乾眼淚，買了一份牛排給我。我一吃完就趴在廚房的地上睡著了，她怕我著涼，便把她的外套幫我蓋上，等回到台灣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刻叫媽媽趕緊把我帶回家，「俊龍這樣子實在太可憐了！」後來全家陸續知道我的生活狀況，也跟爸媽說：「俊龍太可憐了，還是帶回來吧！」
大姐不能照顧我了
這種情形持續了半年，魚店的生意未見起色，大姐的壓力越來越大。
終於有一天，她告訴爸媽，要忙魚店又要照顧我實在力有未逮。她向父母正式宣布：「我照顧不了俊龍了！讓他回台灣吧！」而我心中，也因為適應不良和想念台灣，老早盤旋著打道回府的念頭。
大姐的決定，馬上讓所有問題浮上檯面，生活進入不穩定狀態。不過大姐也是情有可原。出國前，我和大姐從未見過面，二歲時她就已經在美國獨居，姐弟間其實非常陌生。問題發生後，大姐找到一個台灣朋友願意收留我，在他家我每天要幫忙洗碗、掃地、教他們的小孩中文，可是生活卻極度不如意；他們規定要等他們吃完飯後我才可以吃剩飯，水以外的飲料都不能碰。我開個冰箱，他們就問我要拿什麼，看看窗外，他們也問我要幹什麼，連進廁所都不能超過十分鐘．．．有一次我因為好奇，未經詢問就用了他們的漱口水，結果他們聽到聲音馬上進去檢查，問我：「你是不是用了漱口水？」這種有如受到監視及種種不便的生活讓日子很不好受。
有時候，他們的孩子拿球丟我，要是我躲開了沒被球打到，就會惹他們生氣。當時我很怕孤單，心想只要有地方住、有人陪，要打就給他們打吧．．．但是，心裡總有種寄人籬下的感受。
想到以前在台灣有傭人理家，都是我們吃完飯，傭人才吃。現在我到了「美國天堂」，怎麼反而變成了台灣的傭人？更諷刺的是，傭人還有薪水拿，我卻是付錢當傭人，豈不更等而下之？心中的疑問與日俱增。
不過，這種狀況沒有維持太久，大姐就再度安排我去住另外一個友人家。那個家庭對我倒是不錯，不僅教我煮菜，假日也帶我出去釣魚，每逢週末則幫忙去大賣場賣功夫鞋與太陽眼鏡。但是好景不常，一個月後他又因家有不便，不能繼續收留我。於是我再度打包行李回到大姐家。，有一次我喝了冰箱的牛奶，大姐竟說：「牛奶是給我的朋友喝的，你怎麼可以喝呢？」不過，這也引起父親對大姐的不滿；他認為，在美國用大姐的名字買房子，就是希望她可以好好照顧我，怎麼最後卻讓我到處流浪？問題是不住大姐家也沒有其他親戚願意讓我寄住，怎麼辦呢？
父母花了好幾年的時間和計畫才將我送出國，結果不到一年就出現一大堆問題：魚店生意不好，每天關店時都要丟掉成堆賣不出去的死魚、我在加州適應不良、大姐受不了壓力也無力再照顧我．．．一連串的問題，讓父母越來越操心；而當父母越來越了解我的生活狀況，他們也開始動搖。一方面實在捨不得我生活受苦，二方面更擔心我沒人照顧會變壞。幾經考量，父親終於開口：「要是真的不行，那就回台灣好了！」只是此時反倒是我不願意了。
難道真要因此半途而廢嗎？父母花了那麼多錢投資在我身上，要是不到半年就要放棄，實在太對不起他們，也會讓他們在親友面前抬不起頭。
好勝的我，在心中暗暗決定，我一定不能被環境打敗，我要想辦法撐過去！決心雖然容易下，但生活的不順遂並沒有改善。魚店的生意越來越差，經濟壓力越來越大，每個月父親得從台灣寄來好多費用因應店裡的虧損。後來為了節省開支，大姐甚至把房子一部份分租出去，我沒床可睡，只能打地鋪。有時看著房客買回來好吃的食物，我都好想拿一些來吃，那真是一種看著食物流口水的痛苦經驗。但此時我已經下定決心留在美國，就算日子再苦也不抱怨，也不再向父母提起回台灣的念頭。
年少的我，面對一個沒有父母、沒有兄弟、沒有朋友，缺乏食物、缺乏友誼、缺乏了解的環境，造成了內心很深的創傷！我常常一個人哭泣，但同時也知道怎麼把傷心事往心裡藏，學會怎麼裝出微笑！有一回，因為三姐和四姐相繼要結婚了，可是我連姐姐結婚的對象都沒見過，也不能回去參加她們的婚禮！我寫好祝賀的信和卡片，騎著腳踏車送到郵局，一路上想到親愛的姐姐馬上要嫁到別人家去，變成人家的妻子，以後沒機會再疼我了，自己卻遠在天邊，獨自一人，想到傷心處，不禁邊騎邊哭，久久不能自已。
那時候的經驗，大大影響了我後來建立自己家庭的想法和生養子女的方式！
迪士尼到底在哪兒？
對於未來到底要去哪裡、生活會變得怎麼樣等等問題永遠是我心裡的疑問。我不敢問大姐，也不敢問父母，每天上學放學，都盡量小心不闖禍、不惹人生氣。隨著英文程度的改善，我慢慢有一些朋友，也較能獨立處理一些生活上的事情，在那一段生澀無助的歲月裡，我偶爾還是會
向人問起：「迪士尼在哪裡啊？」那個吸引我決心到美國念書的地方，還儲藏在我心中的底層，不曾遺忘，直到半年後離開加州，還是沒到過這個令人嚮往的樂園。卅年後我才終於實現了童年時的夢想，卻已永遠失去了童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