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於一九三九年，是東北九一八事變的第了解「滿洲國」的體制，但我知道當時東北是在日本統治之下，像所有東北人一樣，從小就有反日情懷。
二、父親抗日，投奔西安
一九四二年底，家父在農業大學參加一個祕密抗日組織—「反滿抗日救國會」。不幸事機洩漏，日本憲兵隊大肆抓人。父親決定逃離東北，但不敢將實情告知祖父母及母親，以免他們擔心，託詞要前往關內辦事，翌年春節即可返家。父親單身離家，留下媽媽和我。父親（一九一九─一九九七）在去世前，曾留一未出版的回憶錄手稿—《我的一生》，內中提及他離家時和我的一段對話：
當時行色匆匆、心神不定。這時銘兒約四歲，他愣愣望著我，我一時衝動將他抱在懷中，淚流滿面，銘兒問我：「爸爸您要去哪裡？什麼時候回來？」我說：「過年的時候回來……」銘兒又說：「那您為什麼哭了呢？」此話一出，家人哭成一團。
父親離家後，第一站先去河南省開封市，拜望當時曾在哈爾濱農業大學教書的張姓老師。父親一直在東北長大，到了開封，才對抗戰大局及國共關係有較深了解。父親因自小景仰國父孫中山先生，決定投靠國民政府，參加抗戰行列。由於河南屬汪精衛的偽南京維新政府管轄，日軍又出沒無常，父親決定前往由國民政府控制的陝西省西安市。
到了西安，父親已是人窮財盡。當時正巧中央警官學校正科班招生，該校校長為蔣中正委員長兼任。父親為了求學，也為了將來就業，決定報考。同榜學生兩百餘人，多為淪陷區各大專流亡學生，父親以第二名錄取，於一九四五年四月入學。
三、母子萬里尋親
父親在赴西安前，寫信給祖父母及我母親，表示將進入後方，但並未說明確定去處。母親收到此信後，喜極而泣。
母親也出身地主之家，親母去世後，由後娘帶大，頗遭歧視，不給她念書。後母為其親生子女，僱一私塾老師在書房授課，不外念些《百家姓》、《千家詩》等書籍。當後母兄妹還未會背誦課文時，母親在隔壁偷聽，用心加上決心，已能朗朗上口，這更使其後母對她忌恨，時常遭受打罵。所以，對母親而言，二十一歲嫁給父親—既是家鄉首富之子，又是大學生，是她一生幸福之所寄。如今突然接到父親來信，說是將去大後方，母親認定應是重慶地區，便本著「出嫁從夫」的傳統觀念，決定萬里尋夫。但祖父母因為考慮到時局動盪，對一個未受過教育的婦道人家帶著幼子長途跋涉，堅決反對。然母親心意已決，祖父母只好退而求其次，要求將孫子留在家裡，母親不同意，執意要攜子尋夫，祖父甚至以不給盤纏為要脅，但母親不為所動。
最後，在母親堅持下，祖母心軟，大概也怕她孫子旅途中無錢吃苦，偷偷塞了一份頗豐的盤纏給了母親。於是母子兩人，於一九四五年一月，開始了為期四個月的萬里尋親之旅，母親時年三十，我六歲。
母親知道父親有位張老師住在開封，開封就成了第一站。我倆先從哈爾濱坐火車到山海關，再從山海關坐火車到開封。但一到開封車站，該站因有日軍軍車經過，已遭陳納德將軍所率領之飛虎隊轟炸，死傷慘重，屍體狼藉四處，百姓驚慌逃難、互相推擠，母親和我必須抓緊車站之鐵絲網，以防跌倒。
到了開封，母親找到張老師，在他家住了一個月。在開封又聯絡上父親在哈爾濱農大同學劉裕庭，他們夫婦此時也想到大後方追隨政府抗戰，經過他們的規畫，決定先到西安再往重慶。
由於此時隴海鐵路已被炸毀，我們從開封到西安只能先步行到陝西省潼關，共六百多公里，然後從潼關坐火車到西安。為了躲避日軍及皇協軍（由日本華北方面軍組成的偽軍），決定走鄉間小路。從開封先到鄭州，再經過十八盤等地，進入潼關。沿路若無汽車可坐時，就得坐板車、或騎驢、或步行。此時河南地區為不同部隊所控制，除日軍、皇協軍外，尚有中央政府軍、中共之新四軍，甚至地方土匪。母親必須一一因應，遇到地方土匪，有時還得交付「買路錢」。當時各地使用不同幣制，母親在東北時是用偽滿國幣，到了華北則用冀東政府儲備券，在中央政府控制地區則用法幣或關金券。她將各種錢幣藏在大衣內層，以免被沒收。
旅途中，旅館小又貴，有時無房間時，只能睡在旅館走道上，但也要付錢。路上有時找不到飯店，就只能用白水煮麵條，加點鹽巴或辣椒粉果腹。
走路對母親是很大的折磨，她有雙「解放腳」（即裹腳後又放開者），不良於行，一路疼痛不堪。加上環境衛生差，有時得喝河水，所以她在路上開始打擺子（即瘧疾），飽受忽冷忽熱、上吐下瀉的煎熬，她仍咬緊牙根，白天雞鳴即起趕路，天黑投宿。
沿途經過十八盤鄉時，旅程開始更加艱難，一路上除了上山就是下山，最高海拔達一千多米，素有「九山三水十八彎」之稱，境內大小山頭有一百多座。我年小走不動，母親只得僱一驢子，把我放在驢背上，如遇山勢過陡，就由驢伕抱我而行，母親則和劉太太相互扶持前進。由於母親打擺子，時好時壞，有一次她實在走不動了，自認大限已到，懇求劉氏夫婦將我帶到西安，她就死而無憾了。但劉氏夫婦堅決表示既然同行，生死同命，母親只得作罷，休息了一、兩天後，重新上路。我想母親最後有毅力走完全程，一是她對父親的熱愛，二是她一定要將我交給父親，以盡到做妻子的責任。
一行四人終於在三個月後抵達潼關，進入國軍控制地區。母親此時已身無分文，只好賣了兩件衣服，才能買火車票前往西安。母親到西安時，人瘦了一大圈。由於一路打擺子，加上喝的都是河水，以後一生再無月事，無法懷孕，這也注定我一生為獨子的命運。
在這漫長的旅程途中，時而遇到政府軍與日本軍作戰，或政府軍與八路軍開火。耳邊的槍聲、路邊的屍首、成串的難民，我雖只六歲，迄今仍難忘記。日後我陪父親參加東北同鄉聚會，大家總愛唱「流亡三部曲」，每當唱第一曲「松花江上」時，我就會想到這段流浪的經歷，不禁熱淚盈眶，不能自已。「松花江上」遂成為我生命中的第一首歌，那歌詞的每個字我都記得，像刻在心上一樣：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裡有森林煤礦，
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裡有我的同胞，
還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
從那個悲慘的時候；
九一八，九一八，
從那個悲慘的時候，
脫離了我的家鄉，
拋棄那無盡的寶藏。
流浪，流浪，
整日留在關內流浪，
哪年哪月才能夠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
哪年哪月才能夠收回我那無盡的寶藏，
爹娘啊！爹娘啊！爹娘啊！
什麼時候才能歡聚一堂？
從哈爾濱到西安，可說是我「流亡」的第一部曲。
到了西安以後，劉叔叔（裕庭）有好幾天看到有位邵再新先生在《華北新聞》寫了一系列有關日本掌控偽滿洲國及其一路逃亡遭遇的文章，頗引起西安地區讀者注意。劉叔叔讀後，猜想是父親所寫，到報社打聽到父親地址，即來警校找尋父親。
好友異地重逢，當然是欣喜萬分，但令父親更驚訝的是我們母子已到西安。三人一見，抱頭痛哭，母子終於完成了尋夫與尋父之心願。
然而，在西安見到父親，並不是困厄的結束，而是另一段苦日子的開始。
父親在警校靠公費，只能自足，母親和我馬上面臨生活的問題。幸好有位同鄉徐景新營長，係胡宗南將軍部屬，願意僱我母親為管家。但母親不方便帶我上班，不得已將我寄託在西安市兒童教養院。該院由國民黨元老于右任先生創辦，收容軍眷兒童及貧苦孤兒。我原是想與父親團聚，才跋山涉水而來，不料現在竟連母親也無法陪在身邊，有如孤兒，只在週日才得和父母團聚。
教養院的生活非常清苦，孩子們穿的衣服是軍人的舊衣服或兒童織布自製的衣服。平時每天兩餐，以玉米、小麥、麩皮為主，有時不得不吃發了霉的高粱米和帶有沙粒的大米。居住的是草棚，遇到颳風下雨或寒冬大雪天氣，就淒苦不堪。還記得教養院衛生環境很差，很多院童都患有寄生蟲的毛病，而我第一次在茅坑看到蛔蟲時，嚇得魂都沒了。院內兒童除了上課學習外，還要從事生產勞動，學習謀生技能。
由於全家經濟困頓，父親必須常在《華北新聞》副刊寫些雜文或短篇小說，賺取稿費養家。當時在該報寫文章的還有名作家無名氏，他的名著《塔裡的女人》正在該報發表，非常轟動，父親得以相識。記得星期假日時，父親會用稿費買些牛、羊肉，而我同母親則到王寶釧苦守的寒窯附近野地摘些薺菜，一家人和父親的幾個同學一齊包餃子，算是吃頓團圓飯。但第二天我又得回到教養院，眼巴巴期盼下一個週日的到來。由於這個經驗，我一生對薺菜餃子情有獨鍾。
在教養院過了一年後，由於父親稿費增多，加上母親靠針線手工，做鞋賣錢，我才能進入西安一所小學念一年級及二年級。
四、返鄉東北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戰勝利，父親尚未完成學業，迄一九四七年六月父親終於畢業，由於政府正進行接收東北工作，全部同學均被派往東北各省市實習。
從西安到東北途中發生了一件驚險萬分的趣事。當時搭的火車是運貨的板車，其中有塊木板掉了，留了一道很寬的縫隙，我身旁一位家父的杜姓同學，平躺其上倒還無妨，一翻身不小心竟掉到火車輪下。幸好他瘦骨嶙峋，僅受點擦傷，待車輪駛過才又緊追車廂而上，大家一面為他捏把冷汗、一面也慶幸他大難不死，此人後來在台灣位居高級文官，果有「後福」。
父親到瀋陽後，奉派遼寧省開原縣警察局實習，一家人借住瀋陽市鐵西區啤酒廠宿舍，我進小學念三年級。這時國軍與共軍為爭地盤已爆發許多軍事衝突。我九歲，對國共恩怨之歷史並不清楚，令我不解的是，國共共同抵抗日本，是天經地義之事，但為何在抗戰之後，同是炎黃子孫也要殺得你死我活？有時爸爸給我講解，我似懂非懂，從未想到這個疑問跟隨了我一生。
在瀋陽時期，有幾件事讓我深深體驗到戰亂的災難與人性的險惡。
第一件事，有關住家附近啤酒廠的故事。該啤酒廠原是附近小朋友利用酒廠機器隙縫玩捉迷藏遊戲的地方。但在蘇聯軍隊占領期間（蘇聯於一九四五年八月進入東北，一九四六年五月始撤軍），將機器搜刮一空，整個廠房空空蕩蕩，所以到我去時，鄰居小孩再也無法玩捉迷藏了。當小朋友告訴我此事時，使我仇日之外，又多了個蘇聯。
第二件事，是一位開雜貨店老先生性侵幼童之事。我的一位同學常去那家店玩，每次總會帶幾個糖球回來，讓我好生羨慕。他在拗不過我對他的盤問後，終於告訴我：「只要你讓那老頭『為所欲為』，你也可以同我一樣有糖球吃。」當時我年幼，不懂何謂「讓那老頭『為所欲為』」，有天便傻呼呼地跟著去了。老頭給我糖球後，沒多久，就開始對我毛手毛腳，嚇得我拔腿就跑。戰亂期間，小孩子無錢買糖，這一位老人居然利用孩童弱點來滿足他的獸慾。
第三件事，是在戰亂中，不單是老人，連青少年也展現出人性的醜陋面。家父為了籌措逃難旅費，叫我在家門口擺地攤變賣家中藏書。擺了一天，眼看太陽西下，一本也沒賣出去。這時跑來一個十幾歲的男孩，和我搭訕，對我先表示同情，然後說附近冰河對岸有人要買書，可以帶我去。我當然喜出望外，對這位大哥感激得不得了，馬上找個布袋把書都裝起來。這位大哥說怕我扛不動，就熱心地替我背著布袋，我就尾隨他走過冰河。孰料，才一過河，他拔腿就跑，我在後面拚命追，不僅未追上，連鞋子都跑掉了。最後，天黑回家，一方面害怕挨罵，一方面又充滿委屈和憤慨，不禁擁抱父母嚎啕大哭起來。
二、父親抗日，投奔西安
一九四二年底，家父在農業大學參加一個祕密抗日組織—「反滿抗日救國會」。不幸事機洩漏，日本憲兵隊大肆抓人。父親決定逃離東北，但不敢將實情告知祖父母及母親，以免他們擔心，託詞要前往關內辦事，翌年春節即可返家。父親單身離家，留下媽媽和我。父親（一九一九─一九九七）在去世前，曾留一未出版的回憶錄手稿—《我的一生》，內中提及他離家時和我的一段對話：
當時行色匆匆、心神不定。這時銘兒約四歲，他愣愣望著我，我一時衝動將他抱在懷中，淚流滿面，銘兒問我：「爸爸您要去哪裡？什麼時候回來？」我說：「過年的時候回來……」銘兒又說：「那您為什麼哭了呢？」此話一出，家人哭成一團。
父親離家後，第一站先去河南省開封市，拜望當時曾在哈爾濱農業大學教書的張姓老師。父親一直在東北長大，到了開封，才對抗戰大局及國共關係有較深了解。父親因自小景仰國父孫中山先生，決定投靠國民政府，參加抗戰行列。由於河南屬汪精衛的偽南京維新政府管轄，日軍又出沒無常，父親決定前往由國民政府控制的陝西省西安市。
到了西安，父親已是人窮財盡。當時正巧中央警官學校正科班招生，該校校長為蔣中正委員長兼任。父親為了求學，也為了將來就業，決定報考。同榜學生兩百餘人，多為淪陷區各大專流亡學生，父親以第二名錄取，於一九四五年四月入學。
三、母子萬里尋親
父親在赴西安前，寫信給祖父母及我母親，表示將進入後方，但並未說明確定去處。母親收到此信後，喜極而泣。
母親也出身地主之家，親母去世後，由後娘帶大，頗遭歧視，不給她念書。後母為其親生子女，僱一私塾老師在書房授課，不外念些《百家姓》、《千家詩》等書籍。當後母兄妹還未會背誦課文時，母親在隔壁偷聽，用心加上決心，已能朗朗上口，這更使其後母對她忌恨，時常遭受打罵。所以，對母親而言，二十一歲嫁給父親—既是家鄉首富之子，又是大學生，是她一生幸福之所寄。如今突然接到父親來信，說是將去大後方，母親認定應是重慶地區，便本著「出嫁從夫」的傳統觀念，決定萬里尋夫。但祖父母因為考慮到時局動盪，對一個未受過教育的婦道人家帶著幼子長途跋涉，堅決反對。然母親心意已決，祖父母只好退而求其次，要求將孫子留在家裡，母親不同意，執意要攜子尋夫，祖父甚至以不給盤纏為要脅，但母親不為所動。
最後，在母親堅持下，祖母心軟，大概也怕她孫子旅途中無錢吃苦，偷偷塞了一份頗豐的盤纏給了母親。於是母子兩人，於一九四五年一月，開始了為期四個月的萬里尋親之旅，母親時年三十，我六歲。
母親知道父親有位張老師住在開封，開封就成了第一站。我倆先從哈爾濱坐火車到山海關，再從山海關坐火車到開封。但一到開封車站，該站因有日軍軍車經過，已遭陳納德將軍所率領之飛虎隊轟炸，死傷慘重，屍體狼藉四處，百姓驚慌逃難、互相推擠，母親和我必須抓緊車站之鐵絲網，以防跌倒。
到了開封，母親找到張老師，在他家住了一個月。在開封又聯絡上父親在哈爾濱農大同學劉裕庭，他們夫婦此時也想到大後方追隨政府抗戰，經過他們的規畫，決定先到西安再往重慶。
由於此時隴海鐵路已被炸毀，我們從開封到西安只能先步行到陝西省潼關，共六百多公里，然後從潼關坐火車到西安。為了躲避日軍及皇協軍（由日本華北方面軍組成的偽軍），決定走鄉間小路。從開封先到鄭州，再經過十八盤等地，進入潼關。沿路若無汽車可坐時，就得坐板車、或騎驢、或步行。此時河南地區為不同部隊所控制，除日軍、皇協軍外，尚有中央政府軍、中共之新四軍，甚至地方土匪。母親必須一一因應，遇到地方土匪，有時還得交付「買路錢」。當時各地使用不同幣制，母親在東北時是用偽滿國幣，到了華北則用冀東政府儲備券，在中央政府控制地區則用法幣或關金券。她將各種錢幣藏在大衣內層，以免被沒收。
旅途中，旅館小又貴，有時無房間時，只能睡在旅館走道上，但也要付錢。路上有時找不到飯店，就只能用白水煮麵條，加點鹽巴或辣椒粉果腹。
走路對母親是很大的折磨，她有雙「解放腳」（即裹腳後又放開者），不良於行，一路疼痛不堪。加上環境衛生差，有時得喝河水，所以她在路上開始打擺子（即瘧疾），飽受忽冷忽熱、上吐下瀉的煎熬，她仍咬緊牙根，白天雞鳴即起趕路，天黑投宿。
沿途經過十八盤鄉時，旅程開始更加艱難，一路上除了上山就是下山，最高海拔達一千多米，素有「九山三水十八彎」之稱，境內大小山頭有一百多座。我年小走不動，母親只得僱一驢子，把我放在驢背上，如遇山勢過陡，就由驢伕抱我而行，母親則和劉太太相互扶持前進。由於母親打擺子，時好時壞，有一次她實在走不動了，自認大限已到，懇求劉氏夫婦將我帶到西安，她就死而無憾了。但劉氏夫婦堅決表示既然同行，生死同命，母親只得作罷，休息了一、兩天後，重新上路。我想母親最後有毅力走完全程，一是她對父親的熱愛，二是她一定要將我交給父親，以盡到做妻子的責任。
一行四人終於在三個月後抵達潼關，進入國軍控制地區。母親此時已身無分文，只好賣了兩件衣服，才能買火車票前往西安。母親到西安時，人瘦了一大圈。由於一路打擺子，加上喝的都是河水，以後一生再無月事，無法懷孕，這也注定我一生為獨子的命運。
在這漫長的旅程途中，時而遇到政府軍與日本軍作戰，或政府軍與八路軍開火。耳邊的槍聲、路邊的屍首、成串的難民，我雖只六歲，迄今仍難忘記。日後我陪父親參加東北同鄉聚會，大家總愛唱「流亡三部曲」，每當唱第一曲「松花江上」時，我就會想到這段流浪的經歷，不禁熱淚盈眶，不能自已。「松花江上」遂成為我生命中的第一首歌，那歌詞的每個字我都記得，像刻在心上一樣：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裡有森林煤礦，
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裡有我的同胞，
還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
從那個悲慘的時候；
九一八，九一八，
從那個悲慘的時候，
脫離了我的家鄉，
拋棄那無盡的寶藏。
流浪，流浪，
整日留在關內流浪，
哪年哪月才能夠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
哪年哪月才能夠收回我那無盡的寶藏，
爹娘啊！爹娘啊！爹娘啊！
什麼時候才能歡聚一堂？
從哈爾濱到西安，可說是我「流亡」的第一部曲。
到了西安以後，劉叔叔（裕庭）有好幾天看到有位邵再新先生在《華北新聞》寫了一系列有關日本掌控偽滿洲國及其一路逃亡遭遇的文章，頗引起西安地區讀者注意。劉叔叔讀後，猜想是父親所寫，到報社打聽到父親地址，即來警校找尋父親。
好友異地重逢，當然是欣喜萬分，但令父親更驚訝的是我們母子已到西安。三人一見，抱頭痛哭，母子終於完成了尋夫與尋父之心願。
然而，在西安見到父親，並不是困厄的結束，而是另一段苦日子的開始。
父親在警校靠公費，只能自足，母親和我馬上面臨生活的問題。幸好有位同鄉徐景新營長，係胡宗南將軍部屬，願意僱我母親為管家。但母親不方便帶我上班，不得已將我寄託在西安市兒童教養院。該院由國民黨元老于右任先生創辦，收容軍眷兒童及貧苦孤兒。我原是想與父親團聚，才跋山涉水而來，不料現在竟連母親也無法陪在身邊，有如孤兒，只在週日才得和父母團聚。
教養院的生活非常清苦，孩子們穿的衣服是軍人的舊衣服或兒童織布自製的衣服。平時每天兩餐，以玉米、小麥、麩皮為主，有時不得不吃發了霉的高粱米和帶有沙粒的大米。居住的是草棚，遇到颳風下雨或寒冬大雪天氣，就淒苦不堪。還記得教養院衛生環境很差，很多院童都患有寄生蟲的毛病，而我第一次在茅坑看到蛔蟲時，嚇得魂都沒了。院內兒童除了上課學習外，還要從事生產勞動，學習謀生技能。
由於全家經濟困頓，父親必須常在《華北新聞》副刊寫些雜文或短篇小說，賺取稿費養家。當時在該報寫文章的還有名作家無名氏，他的名著《塔裡的女人》正在該報發表，非常轟動，父親得以相識。記得星期假日時，父親會用稿費買些牛、羊肉，而我同母親則到王寶釧苦守的寒窯附近野地摘些薺菜，一家人和父親的幾個同學一齊包餃子，算是吃頓團圓飯。但第二天我又得回到教養院，眼巴巴期盼下一個週日的到來。由於這個經驗，我一生對薺菜餃子情有獨鍾。
在教養院過了一年後，由於父親稿費增多，加上母親靠針線手工，做鞋賣錢，我才能進入西安一所小學念一年級及二年級。
四、返鄉東北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戰勝利，父親尚未完成學業，迄一九四七年六月父親終於畢業，由於政府正進行接收東北工作，全部同學均被派往東北各省市實習。
從西安到東北途中發生了一件驚險萬分的趣事。當時搭的火車是運貨的板車，其中有塊木板掉了，留了一道很寬的縫隙，我身旁一位家父的杜姓同學，平躺其上倒還無妨，一翻身不小心竟掉到火車輪下。幸好他瘦骨嶙峋，僅受點擦傷，待車輪駛過才又緊追車廂而上，大家一面為他捏把冷汗、一面也慶幸他大難不死，此人後來在台灣位居高級文官，果有「後福」。
父親到瀋陽後，奉派遼寧省開原縣警察局實習，一家人借住瀋陽市鐵西區啤酒廠宿舍，我進小學念三年級。這時國軍與共軍為爭地盤已爆發許多軍事衝突。我九歲，對國共恩怨之歷史並不清楚，令我不解的是，國共共同抵抗日本，是天經地義之事，但為何在抗戰之後，同是炎黃子孫也要殺得你死我活？有時爸爸給我講解，我似懂非懂，從未想到這個疑問跟隨了我一生。
在瀋陽時期，有幾件事讓我深深體驗到戰亂的災難與人性的險惡。
第一件事，有關住家附近啤酒廠的故事。該啤酒廠原是附近小朋友利用酒廠機器隙縫玩捉迷藏遊戲的地方。但在蘇聯軍隊占領期間（蘇聯於一九四五年八月進入東北，一九四六年五月始撤軍），將機器搜刮一空，整個廠房空空蕩蕩，所以到我去時，鄰居小孩再也無法玩捉迷藏了。當小朋友告訴我此事時，使我仇日之外，又多了個蘇聯。
第二件事，是一位開雜貨店老先生性侵幼童之事。我的一位同學常去那家店玩，每次總會帶幾個糖球回來，讓我好生羨慕。他在拗不過我對他的盤問後，終於告訴我：「只要你讓那老頭『為所欲為』，你也可以同我一樣有糖球吃。」當時我年幼，不懂何謂「讓那老頭『為所欲為』」，有天便傻呼呼地跟著去了。老頭給我糖球後，沒多久，就開始對我毛手毛腳，嚇得我拔腿就跑。戰亂期間，小孩子無錢買糖，這一位老人居然利用孩童弱點來滿足他的獸慾。
第三件事，是在戰亂中，不單是老人，連青少年也展現出人性的醜陋面。家父為了籌措逃難旅費，叫我在家門口擺地攤變賣家中藏書。擺了一天，眼看太陽西下，一本也沒賣出去。這時跑來一個十幾歲的男孩，和我搭訕，對我先表示同情，然後說附近冰河對岸有人要買書，可以帶我去。我當然喜出望外，對這位大哥感激得不得了，馬上找個布袋把書都裝起來。這位大哥說怕我扛不動，就熱心地替我背著布袋，我就尾隨他走過冰河。孰料，才一過河，他拔腿就跑，我在後面拚命追，不僅未追上，連鞋子都跑掉了。最後，天黑回家，一方面害怕挨罵，一方面又充滿委屈和憤慨，不禁擁抱父母嚎啕大哭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