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牛阿榮和芋仔冰城
「朝會後，二年十三班留下來做服裝儀容檢查。」
該死的教官竟然發動突襲，同學們怨聲四起，「幹，這穩死！」有人抱怨那個掛著兩顆梅花的，怎麼老是跟我們這班過不去，但陸軍找碴還不夠，一旁身穿藍色軍便服的少校教官也在旁監視，我們稱這個空軍少爺官是「一翦梅」。
陸空夾擊，逃都逃不掉。兩顆梅花彷彿在做部隊高裝檢般逐一巡視，穿白襪、沒繫銅扣腰帶、大盤帽摺得像艘船，一些不合格的同學都被點名出列，兩顆梅花帶著詭異的笑容，如一頭野狼穿梭在待宰羔羊群裡，直到腳步停在阿榮面前。
「你怎麼沒穿內衣？」「報告教官，天氣太熱了，這樣比較通風涼快」，「天氣熱更要穿，才不會長汗疹！」教官皺起眉頭追問，「別人至少還穿白襪，你怎麼連襪子都不穿，不怕得香港腳？」
「報告教官，我有穿襪子啊！」兩顆梅花睜大眼睛往阿榮抬起的左腳細瞧，「你穿絲襪？」「因為今天早上起床找不到襪子，只好跟我媽媽先借來穿。」阿榮一講完，有人噗嗤，有人捧著肚子，就連那個「一翦梅」也忍俊不住。
這不是阿榮頭一回鬧笑話，他是標準的天兵。便當永遠在第三節下課後吃完，每次敲桿一定會凸槌，打麻將時總是拿錯牌當相公。不要說教官沒轍，即使和他做同學的我，也經常被他搞到哭笑不得。
不過，我倒是和阿榮還不錯。剛升高二那年，他是留級生，就坐我旁邊，因為體格魁梧，長得黝黑，動不動就露出碗口大的胳臂和六塊肌，讓我將他跟「鐵牛運功散」裡頭那個打電話跟媽媽報平安的阿榮作聯想。
電視廣告中的阿榮壯得像一頭牛，現實世界裡的阿榮也不遑多讓。但更教人感動的是，阿榮有情有義，有代誌找他從不推卻，有他跟著出生入死，有時還有一種蝙蝠俠與羅賓的錯覺。
我這麼說並不意味著自己是蝙蝠俠，只是每當有麻煩找上門時，他都挽袖相挺，打死不退。
一九八○年的台灣社會，升學主義當道，我的高中生活也像其他人一樣，充滿著許多困惑與不解。那時讀新潮文庫的尼采自傳《瞧！這個人》，讀得滿天全金條，如墜五里迷霧。有一天，和鄰近的省中死黨開講，聊起他們學校最近從台北師大附中來一個轉學生，結拜老夏直言那傢伙臭屁得要命，打算給對方來個下馬威。
苦悶的生命總是需要找尋出路，尤其是在虛無中找到存在的意義。就這樣，那個外地轉來的附中仔，倒楣地成了一群叛逆的在地高中生發洩不滿情緒、展現地盤勢力的祭品。
那天第八堂課結束後，我穿上黑夾克，準備一如往常地前往放學後和死黨們相聚的老地方碰頭。事先獲邀的阿榮，對執行這項「教訓」任務表露忠誠之意，二話不說，揹起書包，與我同行。
傍晚的美芳芋仔冰城早已聚攏一堆好事之徒。「人在哪裡？」、「好像還在補習班裡面」、「那就把他找出來」，五、六個人你一言我一語，七嘴八舌的議論，惟有阿榮保持殺手的緘默，依靠在騎樓底下的摩托車旁，不發一語。
坦白說，我幾乎忘記那個附中轉學生長什麼模樣。印象中他應該有一百八十公分高，臉上帶著一點嬰兒肥，白白胖胖，但最重要的是，他一副吊兒郎當的屌樣，已構成被修理的必要條件。
整個衝突過程，剛開始有點像王家衛電影中的暴力美學。那個附中仔被「請」到冰果室門前，對方才剛報上名字，還來不及反應，我的第一拳就揮向右臉頰，老夏跟著往肚子招呼，連挨數拳的轉學生，一個踉蹌應聲倒地，側身翻轉時，將冰果室的幾張桌椅撞得東倒西歪。
阿榮始終都在旁觀看、沒有出手，他隨後扶起對方，搭著肩問候對方，「你還好吧！這裡要做生意，我們到附近的巷子裡談談。」
後來在暗巷內的對話內容，簡直跟周星馳主演的電影一樣無厘頭。
「幹，你不會站好嗎？」阿榮冷不防給附中仔一拳，對方摀著腹部幽幽地問道，「你們是為了秦小芳而來的嗎？」「誰是小芳？」我和阿榮面面相覷。「我只認得美芳芋仔冰啦！」「喔，那兩位大哥怎麼會找上我？」附中仔繼續哀怨地操著字正腔圓的國語回答。
「靠北，哪ㄟ拄著講北京話？」阿榮很無奈地問附中仔，「你外省不會講台語？還是有聽沒有懂？」「一點點」，那聲音細若蚊飛。「我跟你說，因為咱兄弟很多，雖然沒有要你擺一桌，但下禮拜你要拿一條長壽來陪對」，「一支菸就好？一支怎麼分？」「幹，你聽乎清楚，是一條，有十包那種的，不是一支啦！」
那一晚，我們就在補習街裡「雞同鴨講」。因為從沒用北京話吵過架，我和阿榮聯手應付那個附中仔，顯得渾身不對勁，有時還得做語言翻譯，雙方比手畫腳，就怕弄錯意思。
「碗糕咧，我是遇到外國人嗎？有夠累！」阿榮露出一副頭殼發燒的表情。
暗巷痛扁轉學生，並不是麻煩來找我，而是自己去找麻煩。事隔數日，我被那所省中教官找去談話，還指定我閱讀一篇刊載在當期《讀者文摘》裡的外電報導，文章主題是關於何謂勇氣。
這個素昧平生的省中教官，算是對我手下留情，他諄諄善誘，從「暴虎馮河」、「匹夫之勇」談起，然後要我寫讀後感，並且很客氣地說，「我和你們主任教官很熟，將來你畢業典禮那一天，我會去參加！」
天殺的，他抬出兩顆梅花來威脅，我的高中生涯快變成尼采筆下的「悲劇的誕生」。回家後，我左思右想，不敢怠慢，乖乖地繳了一篇文情並茂的讀書心得「論勇氣」。
那麼阿榮呢？他沒有留級，順利畢業，但從此音訊全無。我最後聽到的訊息是，聽說他騎的那輛野狼機車在警方臨檢時出了事。
三十年後，每回看到「鐵牛運功散」的電視廣告，我總會想起阿榮，還有那間已經消失無蹤的芋仔冰城。
老夏的山東老爹
幽暗的樓梯，稀微的賣場，在昏暗的空間裡亮著幾盞日光燈，那是我對中央市場地下街最初也是最後的畫面。中央市場隔壁的白雪大舞廳，恰巧與之形成鮮明對比，外頭是閃爍迷人的霓虹燈，旋轉門內不斷流竄出妖嬈哀怨的歌聲，和著音樂節拍、搖晃舞步，那是我揹著書包穿越有泊車小弟待命的走廊時唯一的想像。
白雪大舞廳從美軍駐台時就開始營業，是台中至今唯一還領有舞廳牌照的老店。我剛出社會在台中跑新聞時，曾跟著老鳥去「白雪」見識，但我根本不會跳交際舞，坐在沙發上活像個二愣子，這讓我想起讀高中時爆發十大槍擊通緝要犯「美國博」殺警事件，當年他的女友就是白雪大舞廳的紅牌。
然而，我真正懷念的不是五權路上的白雪大舞廳，而是每回開車經過的中央市場，因為我總是想起老夏的父親，他那鎮日埋首在堆積如山的牛仔褲的佝僂身影，一直深藏在我的記憶裡。對我而言，那是我認識的第一個外省老爹印象，也是我最早接觸「芋仔加番薯」的人生經驗。
老夏是我的國中死黨，我們在自由路上那所沒有操場的明星國中同窗三年，他是成績永遠名列前茅的高材生，我則是在前段班裡載浮載沉的平庸之輩。老夏的父親是山東樂陵人，民國三十八年之後跟隨國府遷台，因媒妁之言和來自雲林虎尾的母親結婚。
隻身來台的外省男子娶窮困鄉下的年輕女孩是當年常見的婚姻組合，不過，老夏的父母無論是個性或外表都呈現鮮明的對比，記憶中，夏爸爸個頭瘦小，內向沉默寡言，夏媽媽則是身材高大，外向開朗健談。他們兩個人偶爾會拌嘴，但多數時候，我看到的夏爸爸是背負著人生滄桑和時代憂傷，他經常獨自一人看京劇、喝高粱。老夏告訴我，「父親身子很硬朗，每餐一杯高粱是他唯一的嗜好」，而這個生活習慣持續到八十幾歲離開人世。
對於死黨的追憶，我曾有一種鄉愁滿杯的感懷。少小離家從軍，歷經不斷流離遷徙的部隊生活，最後才落腳台中，我孩提時不解本省人的歷史悲情，對外省人的顛沛生命也似懂非懂，但卻隱約能感受到那老人啜飲烈酒、尋求慰藉的孤寂心境。
那時的中央市場專做平價牛仔褲的批發生意， 我的第一件牛仔褲「Bigstone」就是在那裡買的。此後，我們一家人的牛仔褲都是跟夏爸爸、夏媽媽交關。這也讓兩個背景南轅北轍的家庭有些熟絡，我和老夏不僅談得來，也還有著像哥兒們般的患難交情，而且是可以好到為了解決兄弟的疑難雜症赴湯蹈火、在所不惜。
讀國三那年，老夏就曾掩護我，只是出師未捷，很快陣亡了。
那時十六歲的我，正值青少年叛逆階段，有一天和家人吵架而負氣離家，簡單地打包好隨身衣物，揹起書包、牽著鐵馬，準備出門要去流浪。小我一歲的大弟見狀紅著眼眶攔阻說：「哥，不要這樣嘛！」可我那目不識丁的阿嬤，卻不動聲色，緩緩地走到門口，然後語重心長地告訴她的長孫：「人生啊！一枝草一點露，你永遠要記得，天無絕人之路，擱再怎麼樣艱苦，都不要放棄！」
「朝會後，二年十三班留下來做服裝儀容檢查。」
該死的教官竟然發動突襲，同學們怨聲四起，「幹，這穩死！」有人抱怨那個掛著兩顆梅花的，怎麼老是跟我們這班過不去，但陸軍找碴還不夠，一旁身穿藍色軍便服的少校教官也在旁監視，我們稱這個空軍少爺官是「一翦梅」。
陸空夾擊，逃都逃不掉。兩顆梅花彷彿在做部隊高裝檢般逐一巡視，穿白襪、沒繫銅扣腰帶、大盤帽摺得像艘船，一些不合格的同學都被點名出列，兩顆梅花帶著詭異的笑容，如一頭野狼穿梭在待宰羔羊群裡，直到腳步停在阿榮面前。
「你怎麼沒穿內衣？」「報告教官，天氣太熱了，這樣比較通風涼快」，「天氣熱更要穿，才不會長汗疹！」教官皺起眉頭追問，「別人至少還穿白襪，你怎麼連襪子都不穿，不怕得香港腳？」
「報告教官，我有穿襪子啊！」兩顆梅花睜大眼睛往阿榮抬起的左腳細瞧，「你穿絲襪？」「因為今天早上起床找不到襪子，只好跟我媽媽先借來穿。」阿榮一講完，有人噗嗤，有人捧著肚子，就連那個「一翦梅」也忍俊不住。
這不是阿榮頭一回鬧笑話，他是標準的天兵。便當永遠在第三節下課後吃完，每次敲桿一定會凸槌，打麻將時總是拿錯牌當相公。不要說教官沒轍，即使和他做同學的我，也經常被他搞到哭笑不得。
不過，我倒是和阿榮還不錯。剛升高二那年，他是留級生，就坐我旁邊，因為體格魁梧，長得黝黑，動不動就露出碗口大的胳臂和六塊肌，讓我將他跟「鐵牛運功散」裡頭那個打電話跟媽媽報平安的阿榮作聯想。
電視廣告中的阿榮壯得像一頭牛，現實世界裡的阿榮也不遑多讓。但更教人感動的是，阿榮有情有義，有代誌找他從不推卻，有他跟著出生入死，有時還有一種蝙蝠俠與羅賓的錯覺。
我這麼說並不意味著自己是蝙蝠俠，只是每當有麻煩找上門時，他都挽袖相挺，打死不退。
一九八○年的台灣社會，升學主義當道，我的高中生活也像其他人一樣，充滿著許多困惑與不解。那時讀新潮文庫的尼采自傳《瞧！這個人》，讀得滿天全金條，如墜五里迷霧。有一天，和鄰近的省中死黨開講，聊起他們學校最近從台北師大附中來一個轉學生，結拜老夏直言那傢伙臭屁得要命，打算給對方來個下馬威。
苦悶的生命總是需要找尋出路，尤其是在虛無中找到存在的意義。就這樣，那個外地轉來的附中仔，倒楣地成了一群叛逆的在地高中生發洩不滿情緒、展現地盤勢力的祭品。
那天第八堂課結束後，我穿上黑夾克，準備一如往常地前往放學後和死黨們相聚的老地方碰頭。事先獲邀的阿榮，對執行這項「教訓」任務表露忠誠之意，二話不說，揹起書包，與我同行。
傍晚的美芳芋仔冰城早已聚攏一堆好事之徒。「人在哪裡？」、「好像還在補習班裡面」、「那就把他找出來」，五、六個人你一言我一語，七嘴八舌的議論，惟有阿榮保持殺手的緘默，依靠在騎樓底下的摩托車旁，不發一語。
坦白說，我幾乎忘記那個附中轉學生長什麼模樣。印象中他應該有一百八十公分高，臉上帶著一點嬰兒肥，白白胖胖，但最重要的是，他一副吊兒郎當的屌樣，已構成被修理的必要條件。
整個衝突過程，剛開始有點像王家衛電影中的暴力美學。那個附中仔被「請」到冰果室門前，對方才剛報上名字，還來不及反應，我的第一拳就揮向右臉頰，老夏跟著往肚子招呼，連挨數拳的轉學生，一個踉蹌應聲倒地，側身翻轉時，將冰果室的幾張桌椅撞得東倒西歪。
阿榮始終都在旁觀看、沒有出手，他隨後扶起對方，搭著肩問候對方，「你還好吧！這裡要做生意，我們到附近的巷子裡談談。」
後來在暗巷內的對話內容，簡直跟周星馳主演的電影一樣無厘頭。
「幹，你不會站好嗎？」阿榮冷不防給附中仔一拳，對方摀著腹部幽幽地問道，「你們是為了秦小芳而來的嗎？」「誰是小芳？」我和阿榮面面相覷。「我只認得美芳芋仔冰啦！」「喔，那兩位大哥怎麼會找上我？」附中仔繼續哀怨地操著字正腔圓的國語回答。
「靠北，哪ㄟ拄著講北京話？」阿榮很無奈地問附中仔，「你外省不會講台語？還是有聽沒有懂？」「一點點」，那聲音細若蚊飛。「我跟你說，因為咱兄弟很多，雖然沒有要你擺一桌，但下禮拜你要拿一條長壽來陪對」，「一支菸就好？一支怎麼分？」「幹，你聽乎清楚，是一條，有十包那種的，不是一支啦！」
那一晚，我們就在補習街裡「雞同鴨講」。因為從沒用北京話吵過架，我和阿榮聯手應付那個附中仔，顯得渾身不對勁，有時還得做語言翻譯，雙方比手畫腳，就怕弄錯意思。
「碗糕咧，我是遇到外國人嗎？有夠累！」阿榮露出一副頭殼發燒的表情。
暗巷痛扁轉學生，並不是麻煩來找我，而是自己去找麻煩。事隔數日，我被那所省中教官找去談話，還指定我閱讀一篇刊載在當期《讀者文摘》裡的外電報導，文章主題是關於何謂勇氣。
這個素昧平生的省中教官，算是對我手下留情，他諄諄善誘，從「暴虎馮河」、「匹夫之勇」談起，然後要我寫讀後感，並且很客氣地說，「我和你們主任教官很熟，將來你畢業典禮那一天，我會去參加！」
天殺的，他抬出兩顆梅花來威脅，我的高中生涯快變成尼采筆下的「悲劇的誕生」。回家後，我左思右想，不敢怠慢，乖乖地繳了一篇文情並茂的讀書心得「論勇氣」。
那麼阿榮呢？他沒有留級，順利畢業，但從此音訊全無。我最後聽到的訊息是，聽說他騎的那輛野狼機車在警方臨檢時出了事。
三十年後，每回看到「鐵牛運功散」的電視廣告，我總會想起阿榮，還有那間已經消失無蹤的芋仔冰城。
老夏的山東老爹
幽暗的樓梯，稀微的賣場，在昏暗的空間裡亮著幾盞日光燈，那是我對中央市場地下街最初也是最後的畫面。中央市場隔壁的白雪大舞廳，恰巧與之形成鮮明對比，外頭是閃爍迷人的霓虹燈，旋轉門內不斷流竄出妖嬈哀怨的歌聲，和著音樂節拍、搖晃舞步，那是我揹著書包穿越有泊車小弟待命的走廊時唯一的想像。
白雪大舞廳從美軍駐台時就開始營業，是台中至今唯一還領有舞廳牌照的老店。我剛出社會在台中跑新聞時，曾跟著老鳥去「白雪」見識，但我根本不會跳交際舞，坐在沙發上活像個二愣子，這讓我想起讀高中時爆發十大槍擊通緝要犯「美國博」殺警事件，當年他的女友就是白雪大舞廳的紅牌。
然而，我真正懷念的不是五權路上的白雪大舞廳，而是每回開車經過的中央市場，因為我總是想起老夏的父親，他那鎮日埋首在堆積如山的牛仔褲的佝僂身影，一直深藏在我的記憶裡。對我而言，那是我認識的第一個外省老爹印象，也是我最早接觸「芋仔加番薯」的人生經驗。
老夏是我的國中死黨，我們在自由路上那所沒有操場的明星國中同窗三年，他是成績永遠名列前茅的高材生，我則是在前段班裡載浮載沉的平庸之輩。老夏的父親是山東樂陵人，民國三十八年之後跟隨國府遷台，因媒妁之言和來自雲林虎尾的母親結婚。
隻身來台的外省男子娶窮困鄉下的年輕女孩是當年常見的婚姻組合，不過，老夏的父母無論是個性或外表都呈現鮮明的對比，記憶中，夏爸爸個頭瘦小，內向沉默寡言，夏媽媽則是身材高大，外向開朗健談。他們兩個人偶爾會拌嘴，但多數時候，我看到的夏爸爸是背負著人生滄桑和時代憂傷，他經常獨自一人看京劇、喝高粱。老夏告訴我，「父親身子很硬朗，每餐一杯高粱是他唯一的嗜好」，而這個生活習慣持續到八十幾歲離開人世。
對於死黨的追憶，我曾有一種鄉愁滿杯的感懷。少小離家從軍，歷經不斷流離遷徙的部隊生活，最後才落腳台中，我孩提時不解本省人的歷史悲情，對外省人的顛沛生命也似懂非懂，但卻隱約能感受到那老人啜飲烈酒、尋求慰藉的孤寂心境。
那時的中央市場專做平價牛仔褲的批發生意， 我的第一件牛仔褲「Bigstone」就是在那裡買的。此後，我們一家人的牛仔褲都是跟夏爸爸、夏媽媽交關。這也讓兩個背景南轅北轍的家庭有些熟絡，我和老夏不僅談得來，也還有著像哥兒們般的患難交情，而且是可以好到為了解決兄弟的疑難雜症赴湯蹈火、在所不惜。
讀國三那年，老夏就曾掩護我，只是出師未捷，很快陣亡了。
那時十六歲的我，正值青少年叛逆階段，有一天和家人吵架而負氣離家，簡單地打包好隨身衣物，揹起書包、牽著鐵馬，準備出門要去流浪。小我一歲的大弟見狀紅著眼眶攔阻說：「哥，不要這樣嘛！」可我那目不識丁的阿嬤，卻不動聲色，緩緩地走到門口，然後語重心長地告訴她的長孫：「人生啊！一枝草一點露，你永遠要記得，天無絕人之路，擱再怎麼樣艱苦，都不要放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