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回到台灣
「為了台灣，先把臭頭仔搞掉再說！」此時我的心胸裡，心驚膽跳的講出：「我這條命必將奉送給我的台灣!!」
一、青島坐船到基隆
說沒有入境證怎麼上岸（在青島上船時，想說到台灣再說），於是問一個湖南軍人能不能幫忙，他馬上回答：「你跳吧！跳就解決了吧！」（這點就是中國人
靈巧的「敏感性」，笨拙的台灣人幾乎是不能馬上想到的）我們一看，船正在卸貨，岸邊的麻袋、布袋一層層往上堆，把船沿和地面的落差縮短了一大半，說時遲那時快，平賀膽子不小，說跳她馬上跳，我也跟著跳下去，果然沒事，袋子是軟的。腳一著地，我就馬上拉著平賀逃離現場，往火車站一直跑。
在基隆岸上，我記得看到一個中國警察拖拉著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孩，旁邊的人替孩子求情：「你原諒他吧！你原諒他小孩兒吧！」很多人都注意到那邊，那個穿著台灣日治時代黑色警察制服的一、青島坐船到基隆從青島到基隆，我記得船走了四、五天，船上坐了滿滿的國民黨軍人與難民，那些難民都穿著軍
服，帶著大包小包。我和平賀睡在甲板上，但即使是甲板上，貨物也堆積如山，很多布袋裡裝著麥子和小米。他們問我：「你哪裡啊？」我回答台灣，大家一聽到就親切起來，圍著我問東問西，譬如台灣最大的都市在哪裡？住在哪裡最好？等等，我當然就和他們吹噓台灣有多便利、多好多好。但遊子歸鄉，心情總是起伏不定。
等船到了基隆港，直接靠在岸壁上一看，碼頭四處皆由憲警站立監督。我們正在猶豫不定，想人卻說：「你們不知道，他跟共產黨有關……」台灣已經與中國一樣，我聽了感到非常可悲，接著我們就坐上火車，回到士林的家了。
二、「回來就好，回來就好！」
總歸是回到台灣了。到家裡已是下午三、四點，家人看到我們，都嚇了一
跳。我一進門就馬上爬上樓，那是阿嬤在拜佛祖的所在，當時阿嬤在後面，她因為是綁腳後流腳，穿著皮鞋腳步很重，踏踏踏地走過來。她說：「回來就好，
阿暉仔，回來就好了。」我忽然用雙手擁抱著阿嬤的腰，淚如泉湧，無所適從。老祖母還拍拍平賀的肩膀表示慰問。
倒是我母親比較生氣，她跟上樓來，罵得很大聲：「你這個死囝仔，家裡最要緊的時候，你不知去向，現在沒處去，你又回來幹嘛？又娶一個日本婆仔回來。」我那時真是垂頭喪氣，當下我一句話都沒辦法說出來，後來光說「對不起」也無法收場。等晚上父親回家，看見我們，他連聲說：「回來了，加在（有幸），加在！安全，安全了。」並且以日語向平賀說：「ごくろさま（妳辛苦了）！」
因為平賀沒有戶口，為她找戶口是回來後第一件事。當時我們都得拿「良民證」，這是蔣家國民黨沿用二次大戰時，日本在佔領中國地區，強制中國人用的殖民地性「良民證」，不叫「身份證」。
我的戶口沒有問題，但是平賀有問題。不過，平賀會講北京話，而且講得比我還好，經過與阿嬤等人商量，我帶她去內雙溪山內一個做保正的親戚那裡辦良民證。雖然當時國民黨軍佔領台灣已經五年，但是完全掌握的區域卻很有限，像是山溝裡或鎮公所裡，都是台灣人在管事；從親戚那裡，平賀才拿到一個證明她來自山東的良民證。三、半夜裡，特務警察踹門查戶口
當時沒有良民證，連行動都有困難，因為公路有公路警察，鐵路有鐵路警察（因為日本時代沒有這種警察，所以大家都感到很憋氣，悶在心中而不吭聲），三不五時就要查看每個人的證件。依據國民黨戒嚴時期的規定，任何人要到外地去住，必須先到住地的警察機關報備，如果碰到查戶口，被發現是外地人而沒有報備，會立刻被抓去警察局，直到查清楚這個人確實在某地有戶口，才會放人（這些事在日本時代都未曾有過）。我是一九四九年五月回台灣的，同時期，蔣介石也撤到台灣，宋美齡也隨後來到。起先是蔣介石住到草山（陽明山），宋美齡住在士林農藝試驗所，所以芝山岩一帶都被戴笠（已故）的特務系統佔據，到處都有穿著褐色制服的特務在站衛兵。
有一天半夜，來了二十幾個人，前面是憲兵，後頭跟著警察和便衣特務，對著我們家的木門猛踹，來查戶口了。他們踹門時，已經弄得大家心驚膽跳了，一進門，就翻箱倒櫃，把每個抽屜都拉開，裡面的東西全部甩出來，連床下都用槍上的刺刀去探一探，看是不是有人躲在裡面，然後要家裡人都集合起來，一個個核對戶口。當時，嫁到苗栗的玉英姑的養女阿滿剛好來家裡，沒有先報備，立刻被帶到警察支廳，因為我阿嬤是戶主，只好跟著去了，那麼我當然也得跟著阿嬤去。
在警察支廳裡，一屋子上百個都是碰到同樣情形的人，我們在那裡整整待了三天兩夜，吃的東西由家裡送來，梳洗、如廁都有困難，直到警察局電話去問，證明玉英姑的養女確實在苗栗有戶口，我們才可以回家。這種情況在日本時代都沒有碰過。大家都恐懼的憋在心中，而悶聲不響。
四、苦悶的日子
那是一段相當鬱悶的日子。我走過的台北街道，「城內區」大致上熱鬧如昔，日治時代的官舍都被國民黨人佔住，也就是說，中國官僚代替日本官僚來管台灣人。很多人告誡我不要去那一帶的「世界戲院」看電影，說是他們不像日本人那麼和平，很橫暴，為了搶座位，常把台灣人趕出戲院。
我身邊的台灣人都充滿警戒，譬如我母親，就深怕人家知道我是從共產黨解放區回來的，錢也不給我，而我除了一些特殊的情況外，也盡量不讓別人知道。
有一次，我在路上看見一個中國人拿了水果不付錢，水果攤的老闆抱住這人的大腿哀求說：「拜託啊，阮是散赤（sàn-chhiah貧乏）人。」不料這人轉身就把水果攤整個打翻。另外一次，我坐公路局的巴士，看見一個中國人軍官坐車不給票，年輕的車掌小姐客氣的要他補票，他竟眾目睽睽下，一回頭就給了車掌小姐一個巴掌，她也不肯認輸的回罵軍官：「你這個吃賁（phun餿水）仔。」意思是罵他「豬」，但是罵豬軍官可能聽得懂，罵「吃賁仔」或「咬柑仔」，對方就聽不懂。日本時代並沒有這種情形，我當時感覺到，國民黨這麼橫暴，簡直和中共沒什麼兩樣嘛！原來，蔣介石（中國國民黨）、毛澤東（中國共產黨）都是孫中山培養出來的個人獨裁主義者。
另外，我從家裡的磚坪仔頂，常常看到貨車載著犯人遊街，通常是年輕人，被打得臉腫腫、面青青，手綁在背後，胳臂中插著一支告示牌，說他什麼罪刑重大、將押去槍斃，貨車開得很慢，要路人都看個清楚，俗語所說的「殺雞儆猴」，大概就是這樣。這是怎樣!!比起日本時代，台灣為什麼變得這麼快又壞？過了一個多月，阿嬤才對我說：「阿暉仔，二二八時節，阿山這些死人，從台灣頭殺到台灣尾，台北的圓山運動場，殺了好幾百的台灣少年人，都被丟到糞埽車（pùn-sò-chhia卡車），一車又一車，經過士林車頭前的道路，都送到淡水海棄入海底。士林河（基隆河）都是裝著死人的布袋（pòo-tē麻布袋），浮來浮去，海水都變成紅色了。士林草山的溪溝，滿布被阿山仔打死的一大堆屍體，屍體腐爛，看咱的病的施江南醫生也被打死，你老父的朋友被殺了很多人，士林大西街的某人、某人等也被打死，也有許多青年人都被抓去沒回家。看你的性格，如果在台灣也會打死吧，咱的祖公仔也是有保庇（pó-pì）的。」
我在蘇州認識的朋友陳寶川，在我回台灣不久，就跑來找我，很驚訝地問我：「你怎麼回來的？」他當時在做彰化銀行的襄理，很久以後我才知道他和特務有關係。我把在中共解放區的經歷告訴他，結論是中國這樣下去會有問題的，他便幫我介紹高理文（高素明），高理文也很驚訝我能夠從中共解放區逃出來，問了我很多細節。從談話中我聽得出來，當年他和蔣經國離開蘇聯時，也曾看出一些蘇聯的問題，譬如斯大林的個人獨裁等等，所以對於我的出逃，他連說「幸好！幸好！」高理文是中央信託局的最高顧問，他常請我吃飯，問我有關於中共的事情。從他的談話，我知道他和中共的一些高幹都是同學，而他和蔣經國的關係，更是非比尋常。
五、成立「台灣獨立革命武裝隊」，先搞掉臭頭仔，做地下工作
一九五○年春天我母親過世後，有一個叫做周慶安的人來找我。二二八事件以後，他曾參加過廖文毅的「台灣再解放同盟」，在香港有三、四十個台灣青年，原打算和廖文毅做一番工作，但是看廖文毅的生活日趨變化，周慶安就回到台灣，透過林呈祿的兒子林益謙，才找到我這裡來。他住在大正街五條通，我常去找他聊天，總會有些青年人在他那裡，他也沒跟我多做介紹，只是告訴我：「這些人都是會拚命的。」（後來我有給他們講習地下戰）我這裡也有些親戚朋友等等二十來人，雙方常商議：「為了台灣，先把臭頭仔（指蔣介石）搞掉再說！」
此時我的心胸裡，心驚膽跳的講出：「我這條命必將奉送給我的台灣!!」「台灣獨立革命武裝隊」就是這樣創立的。我已和學生時期不一樣，不必多說什麼，就自然而然走上這條革命的路線。大家做地下工作，分成他跟我的兩條線，分別帶開，各自行動。
日治時代遺留下來的槍很多，尤其是三八槍，我們各自蒐集了三、四十支槍，由我做頭，帶他們去草山的菁礐，我阿嬤在那裡有塊六十甲的共有地，平常的農戶不會注意，我們把槍埋藏在一個山上的雨寮裡頭。同時，由於我阿舅的朋友以前在草山公學校教書，我自小對那裡的環境很熟，和學校的老師們也認識，就向他們租了一間宿舍，在那裡住兩個同志，就近觀察蔣介石搭乘座車出入的情況。
當時蔣介石住在草山的貴賓樓，這是日治時代招待日本皇族的宅邸，從貴賓樓有一條柏油路可以直通台北總統府，這條路在日本統治台灣的初期就有了，是日本官員為了到草山洗溫泉鋪設的。日治時代，從榮町的街道起站，一天有五、六班次叫做「巴士（トモエバス）」去到草山的公共浴池，有一家公共的「聚樂園」，普通人也能去洗溫泉及遊玩等，一人二角五分，可以泡湯一整天。我以前常和朋友一起從士林爬上草山，到公共浴池玩，沿路有吃不完的多尼仔（一種小果子），可以採來吃，還有我家的祖墳也在草山附近的菁礐，每年都得去掃墓。
我們經過一段日子的觀察，發覺蔣介石的七、八部座車隊實在開得太快了，用步槍沒辦法刺殺他，決定另想辦法。
這時候，剛好周慶安弄來一張地圖，說是日治時代日軍的參謀本部流出來的，上面畫著苗栗大湖與南庄之間，藏著很多重機槍。但是那地方屬於深山地區，入山要辦入山證，於是我去拜託高理文，弄到一張文件，說是我在幫中央信託局蒐集香茅油；當時，全世界百分之四十的香茅油是從台灣出口的，用來做肥皂、薄荷油，高理文還很好意地問我：「你大學畢業，做這種工作，適合得來嗎？」，我答：「不一定做得來，但為了台灣一定要做。」六、大進大退，逃亡日本
我阿嬤弟弟的女兒阿彩姨仔嫁到苗栗，所以我去苗栗時，就住這個黃家。在苗栗也得到三個親戚朋友，協助參加我搜山。從苗栗市坐巴士到大湖，再從大湖走到南庄，那一帶就都是雜樹繁茂的深山了。地圖上雖然有目標和地名，但我找起來像在大海裡撈針。我的親戚還找來兩個客家人，我們從一九五○年年尾開始找，很耐心的一直找到一九五一年年尾，機關槍還是沒找到。然而那時，藏在菁礐的槍卻不幸被發現，才放棄找尋。這段期間，我帶苗栗的親戚及朋友去山裡蒐集香茅油，每個月有三個禮拜會住在苗栗，從山中用方型的汽油桶把香茅油以手提方式運下山，交給中央信託局的苗栗集油站，還賺了點錢。但是日子過得很快，去苗栗也將近一年。
大湖、南庄那一帶的山，原來都是有非常高大的樟樹，以前我們親戚來士林家裡，常帶樟腦油來。其實，製煉樟腦油的方法，和製煉香茅油的方式差不多；國民黨來台灣以後，把日本時代禁止開採的樟腦樹，當做木材賣到國外賺大錢，所以，那一帶的人沒辦法生活，才開始種起香茅油草。
一九五一年年底的某一天，我從苗栗回到士林，天氣很冷，正想回到家裡避避寒，還沒進家門，就看見亭仔腳的磚柱旁，有一個中國人的老婆仔在賣花生，她和顧客講話時，用的話不是北京話，也不是閩南話，我就感覺怪怪的，進門爬到磚坪仔上去看，沒想到對面也搬來一個中國年輕人，問了家人，說是這幾天才搬來的。由於我過去做過地下工作，所以警惕心比較高，馬上到阿嬤的眠床邊，抓起一把金條與美金，就跑出來了。然後我走到士林圓環鎮公所，還沒進門，就被熟識的公所職員何仔義推出來，他說：「你！幹嘛你？憲兵正在圍你的厝，你不知道？」我一聽，趕忙坐巴士往台北跑。
那時是下午三、四點，我遵守「危險時要大進大退」的原則，到台北後馬上坐火車下台中，第二天去高雄，第三天回到新竹，第四天又往屏東跑……，這樣反覆來去。因為警察局是早上九點上班，上班後會到旅館拿前一晚的住宿名單，所以我通常都是近午夜十二點進旅館開房間，四、五點就退房，趕第一班車到另一個地方。
高雄有個鹽埕區，我當時常常去那裡一間便宜旅館開房間。一九五二年三月，我剛好有個機會，在基隆港做了「海蟑螂」（都是港口的貧窮人的職業）。所謂「海蟑螂」（hái-ka-tsua﹣h），就是拿著日常用品，上船賣給那些沒有辦法上岸的船員，如果想多賺點錢，就從那些船上的人手上接一點貨，上陸之後再轉賣出去。後來，我轉做卸香蕉的工人，花了五兩金子，換到那頂卸貨的紅帽子，再找機會混上一艘開往日本神戶的船，逃離了台灣。
第十八章 政治亡命日本
從那時起，我就把身上所穿的衣服，在上衣的衣角內裡，縫上兩片刮鬍刀片，以防萬一。可是我覺得會到這種最後的情況，是很不可思議的，心裡一點也不悲觀，也不覺得失望，只是天天都摸摸那兩片刀片，時時刻刻在等著事件的結果。
一、偷坐香蕉船，逃亡日本
一九五一年年底，我遭蔣家殖民政權特務警察，以叛亂罪名追查，既激憤也很緊張。但我就像在中國衝破凶險、過五關斬六將回到台灣那樣，精神冷靜，不驚慌，也不害怕，愈遭殃心志反倒愈堅強，從台灣頭到台灣尾，天天都是躲躲藏藏的東奔西走。
到翌年一九五二年二月，我前往基隆，在朋友（𨑨迌人）的介紹下，做「海蟑螂」，到停泊在基隆的外國船裡賣日用品或是台灣的特產品。不過幾天，很幸運的與基隆港的卸貨工頭做朋友，他叫做「打手的」（phah-chhiú-ê），經過一些日子的喝酒聊天或𨑨迌之後，等到互相熟悉了，見機拿出五兩重的金條送他，希望他借給我能夠自由上下船的一頂紅帽子（監視船隻的蔣家特務，都以這頂紅帽子為記號，才讓人出入香蕉船）。工頭接過金條，頓時吃了一驚，這五兩重的金條對他來說是頂大的一筆錢，當下馬上就對我千謝萬謝，隨即去拿一頂紅帽子來給我（他心裡當然知道我是要做什麼的）。
在基隆港口每次裝香蕉，都是從下午一直作業到隔天透早，由香蕉工人扛香蕉簍，從陸地裝卸到船艙裡。香蕉都用竹篾交叉編織而成的簍子裝著，一簍大約三十餘公斤，那時我年紀尚輕，還扛得起香蕉簍，一簍一簍扛上船，卸到船艙裡。通常是卸到夜半二、三點，工作才告一段落。
於是，我選在五月初，天氣不冷（當時還沒有暖氣設備），扛香蕉簍上船後，就把紅帽子托其他同伴的工人夥伴交回去給工頭交差，因為特務警察是以點紅帽子算人頭，只要帽子數量足夠，就算是工人都有上岸，他們就不會看人。
香蕉船艙底的上方有出入口，香蕉裝完後，出入口都以厚木板壓著，再以帆布蓋上去，所以我躲在船艙底，就好像躲在黑漆漆的棺材裡頭一樣。
無論如何，我要逃亡日本的計劃已付諸實行了，內心很澎湃，也很清楚，我要為革命、為獨立、為自由打拚的一生，已走到不可回頭的這一步了。
我在船艙底選擇了一個位置，是出入口對角的角落，我把三、四個香蕉簍子堆疊三層，擺放在我的四周，人就藏在簍子所圍成的高牆裡面，稍微可以伸腳躺下的狹隘空間裡。我在裡頭昏昏欲睡時，也感慨萬千的想到：「為何我一世人都在逃亡跑路!?」但只要船早點開動，我就會再次離開台灣了。
然而過一會兒，在黑暗中，忽然一絲光線穿過竹簍子照進來，偶然抬頭一看，很驚惶的發現，有個穿著藍布衣服的船員，從打開的出入口樓梯下到船艙裡，更奇怪的是，他一直朝我所躲藏的這角落緩緩的爬過來。他在爬到離我僅有一公尺左右的地方，忽然推一推我周圍所疊好的香蕉簍，簍子稍微晃動一下，他說了一句：「可危險啊！」同時在甲板上又有另一個人大聲喊：「好了！」我在一旁是拚命閉氣，忍耐著必死的一瞬間。
後來才知道，原來是在我頭上有個通風口，從甲板上穿過通風口放下一條線，上頭綁著一隻溫度表，就是要測量艙底的溫度，那個溫度表卻卡在我疊好的香蕉簍子邊而不能上下，他是要下來撿溫度表的，也因為下艙的這個人搖動了香蕉簍子，使得溫度表往上動，所以甲板上的船員才喊好了。那時，在艙裡的船員也立即回頭就爬回去，同時將厚木板蓋回原位，艙內又恢復如同棺材裡的黑暗。天啊!!如果簍子被他震動得倒向我的角落來，那一瞬間我就會被發現，到時，就什麼都完了。此時，我始終都閉著氣且不敢隨意亂動的等待著，實在是很危險。人生事就是那麼危機四伏，多一分少一秒，事情就會有很大的變化。三點鐘後，船終於開動了，此時我心想著：很好的出發，這次一定會跑成功!!
這天是一九五二年五月六日。
二、天山輪晚到神戶，被日警扣押
事後，很多人都在說，既然周圍都是香蕉，那麼吃香蕉就可以活了麼！他們不知道香蕉都是生的，根本不能吃。所以我在船艙底都沒吃沒喝，也沒有屎尿，一直到第三天，腦筋裡開始出現幻覺，睡覺時一直做夢，夢到了神戶，一定要大吃神戶牛肉、牛排，喝蘇打水的大夢。
通常台北到神戶的船，是繞過下關（門司），再通過瀨戶內海，三天二夜就會到達神戶。當時，我搭的這艘「天山輪」，是在戰時運送蔣家國府的物資船，是中國招商局的五千噸美國貨船（LST），坐到第四天還沒到下關，我就開始煩惱這艘船說不定會開到中國去（當時有不少國民黨的船，會開到中國去投降中國共產黨），如果是這樣，就真的完了。後來才知道，船為了躲避戰時留下來的魚雷，繞道四國的外海（太平洋），所以行程才會多花兩天。
五月十一日，船終於到達神戶港，靠岸後，日本的起貨工人就下艙來準備卸貨。他們有六個人，分成兩排坐著，其中一個工人就坐在我前面，根本沒想到我在他後面，我立刻採取行動，迅速舉起左手摀住他的嘴巴，不讓他出聲，再以右手塞一兩金子到他的手裡，然後在他的耳朵邊輕聲的以日語說：「我是從台灣來的，我很愛住日本，拜託你幫我一下。」戰後日本人的生活物資相當缺乏，老百姓都很苦，一兩金子對他們而言，是很大的價值，他立刻說：「オ‧ゴクロウサマ！」（啊！辛苦了！）我要求他與我換穿衣服，他也隨即答應。換穿衣服後，他先爬到艙口看沒有警察後，才帶我出船艙。在戰後，大概這種類似的偷渡案例不少，所以他的同伴工人看到我，也當成沒看見一樣。
上岸後，我拜託這個工人帶我到神戶市的東亞道路，他隨即幫我僱了部計程車，還熱心的說：「我跟你去！」說著就馬上跟著坐進計程車內。東亞道路原來是神戶市一條有名的大馬路，當時街道被美軍轟炸得近乎面目全非，我要找的地點已經認不出來了。
此時我在心裡想著：「這個人雖是我的恩人，但是跟著我一起這麼長的時間，對我的事情知道的太多了，豈不麻煩？」於是，我突然叫司機把計程車繞到一條車子無法進入的小巷弄前，車一停，我馬上再拿出一兩金子丟給工人，說聲：「ありがとう！さよなら！」（感謝！再見！）轉瞬間，我急忙跳下計程車，同時將車門關上，轉身拔腿就往巷弄裡跑，如此就把他甩掉（事後回想起來，真是過意不去）。
三、以不法入國，遭神戶警察逮捕
之後，我在小巷弄附近東繞西繞，越繞越不對勁，剛好走到一戶人家的庭園門口，大門正好開著，於是我就走進去問路，裡面的女人一聽，就回答說：「你要找的公寓離這裡只有二十來公尺。」我一聽，就安心下來，給她回個禮就走出庭園，沒想到一出門就碰到兩個日本警察在巡邏。那天是五月十一日，兩個禮拜前的四月二十八日是「舊金山對日和約」的生效日，日本人獲得政治獨立，聯軍總司令麥帥將統治權還給日本，所以日本警察從二十八日起就恢復日本的治安權（聯軍佔領日本以來，日本警察一點權力都沒有），所以能出來巡察。
當時我滿臉鬍髭，渾身髒髒的，又穿著破爛的工人服，在這住宅區很突兀，警察一看就走近來，其中一個對我查問說：「你來你來，你在幹嘛？」我回說在找朋友，他又問：「你從哪裡來？」我一時愣住，只好說是從下關來（因為從台灣來日本時，船都會停靠在下關），沒想到這個警察又說：「我也是下關人，你是下關哪裡？」因我有去過下關很有名的円山公園，所以我脫口而出，說是從円山那裡來的，那個很意外的警察又說：「那麼巧，我也是円山公園那兒的人，你這樣不行，趕快去整理一下儀容，換換服裝，不然會被別的警察捉去。」
兩個警察話說完就走了。然而，沒想到他們倆走沒幾步，其中一個警察又突然轉過頭來問我：「喂，你從下關怎麼來的？」我答說是坐火車來的，他接著問：「火車票多少錢？」當時，我剛到日本，並不知道什麼價格，內心想日本通貨膨脹厲害，就回答千餘円，這樣就壞了事，其實只要幾百円，警察一聽到我這麼說，兩人馬上走回來，開始搜索我的口袋，發現裡面又有金條又有美金，在這最後關頭我無法自圓其說，不得不向他們坦白說出：「對不起，我是台灣人，從台灣來的。」
他們馬上把我帶到神戶的「生田警察署」，以非法入國的罪名，將我拘留起來。我說我是因為從事台灣獨立運動，被蔣家國府追捕才非法入國，警察方面對我還算不錯，馬上通知我在神戶的朋友（平賀的哥哥，以及許炎亭、施隆一），施氏等隨即買衣服來看我。我在拘留所裡被關了二個多禮拜，七、八個人關在一起，其中有一個是「監獄主」，他在監獄裡相當凶惡，但他聽說我是台灣人政治犯，卻對我很好，一下子買這買那要我吃，但是我很謹慎，因為六、七天沒吃東西，所以剛開始兩天光喝水，不吃東西，後來，慢慢的把一個便當吃五分之一，漸漸增加，後來才恢復正常。拘留十幾天後，受檢事官審問時，我向他說在台灣因為受到政治迫害，不得已才偷渡到日本。檢事官卻說：「這樣我們可以同情，但是你沒有任何證據可考，法律上我們無法知道你是不是因為殺人放火，才跑到日本來。﹂被拘留了二十幾天後，日本法院決定起訴我，就先讓我假釋，把我沒收的一些金條、美鈔也都還給我，這對我是相當好意的。
我出了拘留所，看到朋友們來接我。一直到十月，法院開庭審理，一庭結審，判四個月徒刑，三年緩刑。我非常開心，以為這樣就可以在日本住下來。但是我還是太天真，問題沒那麼簡單，我料想不到，以上是司法判決，然後還有行政管轄的問題，必須要經過法務省「出入國管理局」的處理，所以我一踏出法庭，「日本法務省出入國管理局」的官員，就等著將我送到神戶管理局收容所，繼續扣留，我才明瞭有可能從日本被送回台灣。
當初，在我要走出基隆時，就有做最壞的決死的覺悟，萬一事跡敗露時，就必須自盡身亡。不然，若被送回台灣，會遭蔣家國民黨的殘酷刑求，這是人所不能忍耐的，結果會吐出許多實情，獨立運動及同志們定受連累。所以，從那時起，我就把身上所穿的衣服（當時美軍將校所穿的軍衣給染成黑色），在上衣的衣角內裡，縫上兩片刮鬍刀片，以防萬一。可是我覺得會到這種最後的情況，是很不可思議的，心裡一點也不悲觀，也不覺得失望，只是天天都摸摸那兩片刀片，時時刻刻在等著事件的結果。
在十一月的某天，出入國管理處處長差管理員來叫著：「施朝暉，出來，處長叫你去參見！」我一聽到，覺得事情終於來了，要被送回台灣了，精神有些緊張，把衣服一捆帶著，默默的跟他出去。但是，真沒想到，我一進入處長室，處長一見到我反而站起來，很溫和的伸出手來握我的手，對我說：「おめでとう，おめでとう（恭喜恭喜）。」一時之間我被搞得一頭霧水，聽處長說明後才知道：「蔣介石中華民國政府警備總司令部，經過外交途徑蔣家大阪領事館，向日本政府提出施朝暉逮捕令狀，說是叛亂反國民黨政府第一司令，要求日本政府把施朝暉政治犯遣送回台灣。」這卻證明我真的是政治犯，因此我才能得到日本政府的政治庇護。這種天堂地獄似的大變化救了我，終於可以住在日本了，真使我感慨萬千。其後，出入國神戶管理局把我送到橫濱出入國管理所，一個禮拜後辦理手續，遂釋放我於東京。
我在人生強壯佼好、春秋正富的時代，歷盡種種險惡，多次險遭不測，如此的磨練，終使我所抱的抽象革命意識，一步步成長為具體的革命行動
「為了台灣，先把臭頭仔搞掉再說！」此時我的心胸裡，心驚膽跳的講出：「我這條命必將奉送給我的台灣!!」
一、青島坐船到基隆
說沒有入境證怎麼上岸（在青島上船時，想說到台灣再說），於是問一個湖南軍人能不能幫忙，他馬上回答：「你跳吧！跳就解決了吧！」（這點就是中國人
靈巧的「敏感性」，笨拙的台灣人幾乎是不能馬上想到的）我們一看，船正在卸貨，岸邊的麻袋、布袋一層層往上堆，把船沿和地面的落差縮短了一大半，說時遲那時快，平賀膽子不小，說跳她馬上跳，我也跟著跳下去，果然沒事，袋子是軟的。腳一著地，我就馬上拉著平賀逃離現場，往火車站一直跑。
在基隆岸上，我記得看到一個中國警察拖拉著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孩，旁邊的人替孩子求情：「你原諒他吧！你原諒他小孩兒吧！」很多人都注意到那邊，那個穿著台灣日治時代黑色警察制服的一、青島坐船到基隆從青島到基隆，我記得船走了四、五天，船上坐了滿滿的國民黨軍人與難民，那些難民都穿著軍
服，帶著大包小包。我和平賀睡在甲板上，但即使是甲板上，貨物也堆積如山，很多布袋裡裝著麥子和小米。他們問我：「你哪裡啊？」我回答台灣，大家一聽到就親切起來，圍著我問東問西，譬如台灣最大的都市在哪裡？住在哪裡最好？等等，我當然就和他們吹噓台灣有多便利、多好多好。但遊子歸鄉，心情總是起伏不定。
等船到了基隆港，直接靠在岸壁上一看，碼頭四處皆由憲警站立監督。我們正在猶豫不定，想人卻說：「你們不知道，他跟共產黨有關……」台灣已經與中國一樣，我聽了感到非常可悲，接著我們就坐上火車，回到士林的家了。
二、「回來就好，回來就好！」
總歸是回到台灣了。到家裡已是下午三、四點，家人看到我們，都嚇了一
跳。我一進門就馬上爬上樓，那是阿嬤在拜佛祖的所在，當時阿嬤在後面，她因為是綁腳後流腳，穿著皮鞋腳步很重，踏踏踏地走過來。她說：「回來就好，
阿暉仔，回來就好了。」我忽然用雙手擁抱著阿嬤的腰，淚如泉湧，無所適從。老祖母還拍拍平賀的肩膀表示慰問。
倒是我母親比較生氣，她跟上樓來，罵得很大聲：「你這個死囝仔，家裡最要緊的時候，你不知去向，現在沒處去，你又回來幹嘛？又娶一個日本婆仔回來。」我那時真是垂頭喪氣，當下我一句話都沒辦法說出來，後來光說「對不起」也無法收場。等晚上父親回家，看見我們，他連聲說：「回來了，加在（有幸），加在！安全，安全了。」並且以日語向平賀說：「ごくろさま（妳辛苦了）！」
因為平賀沒有戶口，為她找戶口是回來後第一件事。當時我們都得拿「良民證」，這是蔣家國民黨沿用二次大戰時，日本在佔領中國地區，強制中國人用的殖民地性「良民證」，不叫「身份證」。
我的戶口沒有問題，但是平賀有問題。不過，平賀會講北京話，而且講得比我還好，經過與阿嬤等人商量，我帶她去內雙溪山內一個做保正的親戚那裡辦良民證。雖然當時國民黨軍佔領台灣已經五年，但是完全掌握的區域卻很有限，像是山溝裡或鎮公所裡，都是台灣人在管事；從親戚那裡，平賀才拿到一個證明她來自山東的良民證。三、半夜裡，特務警察踹門查戶口
當時沒有良民證，連行動都有困難，因為公路有公路警察，鐵路有鐵路警察（因為日本時代沒有這種警察，所以大家都感到很憋氣，悶在心中而不吭聲），三不五時就要查看每個人的證件。依據國民黨戒嚴時期的規定，任何人要到外地去住，必須先到住地的警察機關報備，如果碰到查戶口，被發現是外地人而沒有報備，會立刻被抓去警察局，直到查清楚這個人確實在某地有戶口，才會放人（這些事在日本時代都未曾有過）。我是一九四九年五月回台灣的，同時期，蔣介石也撤到台灣，宋美齡也隨後來到。起先是蔣介石住到草山（陽明山），宋美齡住在士林農藝試驗所，所以芝山岩一帶都被戴笠（已故）的特務系統佔據，到處都有穿著褐色制服的特務在站衛兵。
有一天半夜，來了二十幾個人，前面是憲兵，後頭跟著警察和便衣特務，對著我們家的木門猛踹，來查戶口了。他們踹門時，已經弄得大家心驚膽跳了，一進門，就翻箱倒櫃，把每個抽屜都拉開，裡面的東西全部甩出來，連床下都用槍上的刺刀去探一探，看是不是有人躲在裡面，然後要家裡人都集合起來，一個個核對戶口。當時，嫁到苗栗的玉英姑的養女阿滿剛好來家裡，沒有先報備，立刻被帶到警察支廳，因為我阿嬤是戶主，只好跟著去了，那麼我當然也得跟著阿嬤去。
在警察支廳裡，一屋子上百個都是碰到同樣情形的人，我們在那裡整整待了三天兩夜，吃的東西由家裡送來，梳洗、如廁都有困難，直到警察局電話去問，證明玉英姑的養女確實在苗栗有戶口，我們才可以回家。這種情況在日本時代都沒有碰過。大家都恐懼的憋在心中，而悶聲不響。
四、苦悶的日子
那是一段相當鬱悶的日子。我走過的台北街道，「城內區」大致上熱鬧如昔，日治時代的官舍都被國民黨人佔住，也就是說，中國官僚代替日本官僚來管台灣人。很多人告誡我不要去那一帶的「世界戲院」看電影，說是他們不像日本人那麼和平，很橫暴，為了搶座位，常把台灣人趕出戲院。
我身邊的台灣人都充滿警戒，譬如我母親，就深怕人家知道我是從共產黨解放區回來的，錢也不給我，而我除了一些特殊的情況外，也盡量不讓別人知道。
有一次，我在路上看見一個中國人拿了水果不付錢，水果攤的老闆抱住這人的大腿哀求說：「拜託啊，阮是散赤（sàn-chhiah貧乏）人。」不料這人轉身就把水果攤整個打翻。另外一次，我坐公路局的巴士，看見一個中國人軍官坐車不給票，年輕的車掌小姐客氣的要他補票，他竟眾目睽睽下，一回頭就給了車掌小姐一個巴掌，她也不肯認輸的回罵軍官：「你這個吃賁（phun餿水）仔。」意思是罵他「豬」，但是罵豬軍官可能聽得懂，罵「吃賁仔」或「咬柑仔」，對方就聽不懂。日本時代並沒有這種情形，我當時感覺到，國民黨這麼橫暴，簡直和中共沒什麼兩樣嘛！原來，蔣介石（中國國民黨）、毛澤東（中國共產黨）都是孫中山培養出來的個人獨裁主義者。
另外，我從家裡的磚坪仔頂，常常看到貨車載著犯人遊街，通常是年輕人，被打得臉腫腫、面青青，手綁在背後，胳臂中插著一支告示牌，說他什麼罪刑重大、將押去槍斃，貨車開得很慢，要路人都看個清楚，俗語所說的「殺雞儆猴」，大概就是這樣。這是怎樣!!比起日本時代，台灣為什麼變得這麼快又壞？過了一個多月，阿嬤才對我說：「阿暉仔，二二八時節，阿山這些死人，從台灣頭殺到台灣尾，台北的圓山運動場，殺了好幾百的台灣少年人，都被丟到糞埽車（pùn-sò-chhia卡車），一車又一車，經過士林車頭前的道路，都送到淡水海棄入海底。士林河（基隆河）都是裝著死人的布袋（pòo-tē麻布袋），浮來浮去，海水都變成紅色了。士林草山的溪溝，滿布被阿山仔打死的一大堆屍體，屍體腐爛，看咱的病的施江南醫生也被打死，你老父的朋友被殺了很多人，士林大西街的某人、某人等也被打死，也有許多青年人都被抓去沒回家。看你的性格，如果在台灣也會打死吧，咱的祖公仔也是有保庇（pó-pì）的。」
我在蘇州認識的朋友陳寶川，在我回台灣不久，就跑來找我，很驚訝地問我：「你怎麼回來的？」他當時在做彰化銀行的襄理，很久以後我才知道他和特務有關係。我把在中共解放區的經歷告訴他，結論是中國這樣下去會有問題的，他便幫我介紹高理文（高素明），高理文也很驚訝我能夠從中共解放區逃出來，問了我很多細節。從談話中我聽得出來，當年他和蔣經國離開蘇聯時，也曾看出一些蘇聯的問題，譬如斯大林的個人獨裁等等，所以對於我的出逃，他連說「幸好！幸好！」高理文是中央信託局的最高顧問，他常請我吃飯，問我有關於中共的事情。從他的談話，我知道他和中共的一些高幹都是同學，而他和蔣經國的關係，更是非比尋常。
五、成立「台灣獨立革命武裝隊」，先搞掉臭頭仔，做地下工作
一九五○年春天我母親過世後，有一個叫做周慶安的人來找我。二二八事件以後，他曾參加過廖文毅的「台灣再解放同盟」，在香港有三、四十個台灣青年，原打算和廖文毅做一番工作，但是看廖文毅的生活日趨變化，周慶安就回到台灣，透過林呈祿的兒子林益謙，才找到我這裡來。他住在大正街五條通，我常去找他聊天，總會有些青年人在他那裡，他也沒跟我多做介紹，只是告訴我：「這些人都是會拚命的。」（後來我有給他們講習地下戰）我這裡也有些親戚朋友等等二十來人，雙方常商議：「為了台灣，先把臭頭仔（指蔣介石）搞掉再說！」
此時我的心胸裡，心驚膽跳的講出：「我這條命必將奉送給我的台灣!!」「台灣獨立革命武裝隊」就是這樣創立的。我已和學生時期不一樣，不必多說什麼，就自然而然走上這條革命的路線。大家做地下工作，分成他跟我的兩條線，分別帶開，各自行動。
日治時代遺留下來的槍很多，尤其是三八槍，我們各自蒐集了三、四十支槍，由我做頭，帶他們去草山的菁礐，我阿嬤在那裡有塊六十甲的共有地，平常的農戶不會注意，我們把槍埋藏在一個山上的雨寮裡頭。同時，由於我阿舅的朋友以前在草山公學校教書，我自小對那裡的環境很熟，和學校的老師們也認識，就向他們租了一間宿舍，在那裡住兩個同志，就近觀察蔣介石搭乘座車出入的情況。
當時蔣介石住在草山的貴賓樓，這是日治時代招待日本皇族的宅邸，從貴賓樓有一條柏油路可以直通台北總統府，這條路在日本統治台灣的初期就有了，是日本官員為了到草山洗溫泉鋪設的。日治時代，從榮町的街道起站，一天有五、六班次叫做「巴士（トモエバス）」去到草山的公共浴池，有一家公共的「聚樂園」，普通人也能去洗溫泉及遊玩等，一人二角五分，可以泡湯一整天。我以前常和朋友一起從士林爬上草山，到公共浴池玩，沿路有吃不完的多尼仔（一種小果子），可以採來吃，還有我家的祖墳也在草山附近的菁礐，每年都得去掃墓。
我們經過一段日子的觀察，發覺蔣介石的七、八部座車隊實在開得太快了，用步槍沒辦法刺殺他，決定另想辦法。
這時候，剛好周慶安弄來一張地圖，說是日治時代日軍的參謀本部流出來的，上面畫著苗栗大湖與南庄之間，藏著很多重機槍。但是那地方屬於深山地區，入山要辦入山證，於是我去拜託高理文，弄到一張文件，說是我在幫中央信託局蒐集香茅油；當時，全世界百分之四十的香茅油是從台灣出口的，用來做肥皂、薄荷油，高理文還很好意地問我：「你大學畢業，做這種工作，適合得來嗎？」，我答：「不一定做得來，但為了台灣一定要做。」六、大進大退，逃亡日本
我阿嬤弟弟的女兒阿彩姨仔嫁到苗栗，所以我去苗栗時，就住這個黃家。在苗栗也得到三個親戚朋友，協助參加我搜山。從苗栗市坐巴士到大湖，再從大湖走到南庄，那一帶就都是雜樹繁茂的深山了。地圖上雖然有目標和地名，但我找起來像在大海裡撈針。我的親戚還找來兩個客家人，我們從一九五○年年尾開始找，很耐心的一直找到一九五一年年尾，機關槍還是沒找到。然而那時，藏在菁礐的槍卻不幸被發現，才放棄找尋。這段期間，我帶苗栗的親戚及朋友去山裡蒐集香茅油，每個月有三個禮拜會住在苗栗，從山中用方型的汽油桶把香茅油以手提方式運下山，交給中央信託局的苗栗集油站，還賺了點錢。但是日子過得很快，去苗栗也將近一年。
大湖、南庄那一帶的山，原來都是有非常高大的樟樹，以前我們親戚來士林家裡，常帶樟腦油來。其實，製煉樟腦油的方法，和製煉香茅油的方式差不多；國民黨來台灣以後，把日本時代禁止開採的樟腦樹，當做木材賣到國外賺大錢，所以，那一帶的人沒辦法生活，才開始種起香茅油草。
一九五一年年底的某一天，我從苗栗回到士林，天氣很冷，正想回到家裡避避寒，還沒進家門，就看見亭仔腳的磚柱旁，有一個中國人的老婆仔在賣花生，她和顧客講話時，用的話不是北京話，也不是閩南話，我就感覺怪怪的，進門爬到磚坪仔上去看，沒想到對面也搬來一個中國年輕人，問了家人，說是這幾天才搬來的。由於我過去做過地下工作，所以警惕心比較高，馬上到阿嬤的眠床邊，抓起一把金條與美金，就跑出來了。然後我走到士林圓環鎮公所，還沒進門，就被熟識的公所職員何仔義推出來，他說：「你！幹嘛你？憲兵正在圍你的厝，你不知道？」我一聽，趕忙坐巴士往台北跑。
那時是下午三、四點，我遵守「危險時要大進大退」的原則，到台北後馬上坐火車下台中，第二天去高雄，第三天回到新竹，第四天又往屏東跑……，這樣反覆來去。因為警察局是早上九點上班，上班後會到旅館拿前一晚的住宿名單，所以我通常都是近午夜十二點進旅館開房間，四、五點就退房，趕第一班車到另一個地方。
高雄有個鹽埕區，我當時常常去那裡一間便宜旅館開房間。一九五二年三月，我剛好有個機會，在基隆港做了「海蟑螂」（都是港口的貧窮人的職業）。所謂「海蟑螂」（hái-ka-tsua﹣h），就是拿著日常用品，上船賣給那些沒有辦法上岸的船員，如果想多賺點錢，就從那些船上的人手上接一點貨，上陸之後再轉賣出去。後來，我轉做卸香蕉的工人，花了五兩金子，換到那頂卸貨的紅帽子，再找機會混上一艘開往日本神戶的船，逃離了台灣。
第十八章 政治亡命日本
從那時起，我就把身上所穿的衣服，在上衣的衣角內裡，縫上兩片刮鬍刀片，以防萬一。可是我覺得會到這種最後的情況，是很不可思議的，心裡一點也不悲觀，也不覺得失望，只是天天都摸摸那兩片刀片，時時刻刻在等著事件的結果。
一、偷坐香蕉船，逃亡日本
一九五一年年底，我遭蔣家殖民政權特務警察，以叛亂罪名追查，既激憤也很緊張。但我就像在中國衝破凶險、過五關斬六將回到台灣那樣，精神冷靜，不驚慌，也不害怕，愈遭殃心志反倒愈堅強，從台灣頭到台灣尾，天天都是躲躲藏藏的東奔西走。
到翌年一九五二年二月，我前往基隆，在朋友（𨑨迌人）的介紹下，做「海蟑螂」，到停泊在基隆的外國船裡賣日用品或是台灣的特產品。不過幾天，很幸運的與基隆港的卸貨工頭做朋友，他叫做「打手的」（phah-chhiú-ê），經過一些日子的喝酒聊天或𨑨迌之後，等到互相熟悉了，見機拿出五兩重的金條送他，希望他借給我能夠自由上下船的一頂紅帽子（監視船隻的蔣家特務，都以這頂紅帽子為記號，才讓人出入香蕉船）。工頭接過金條，頓時吃了一驚，這五兩重的金條對他來說是頂大的一筆錢，當下馬上就對我千謝萬謝，隨即去拿一頂紅帽子來給我（他心裡當然知道我是要做什麼的）。
在基隆港口每次裝香蕉，都是從下午一直作業到隔天透早，由香蕉工人扛香蕉簍，從陸地裝卸到船艙裡。香蕉都用竹篾交叉編織而成的簍子裝著，一簍大約三十餘公斤，那時我年紀尚輕，還扛得起香蕉簍，一簍一簍扛上船，卸到船艙裡。通常是卸到夜半二、三點，工作才告一段落。
於是，我選在五月初，天氣不冷（當時還沒有暖氣設備），扛香蕉簍上船後，就把紅帽子托其他同伴的工人夥伴交回去給工頭交差，因為特務警察是以點紅帽子算人頭，只要帽子數量足夠，就算是工人都有上岸，他們就不會看人。
香蕉船艙底的上方有出入口，香蕉裝完後，出入口都以厚木板壓著，再以帆布蓋上去，所以我躲在船艙底，就好像躲在黑漆漆的棺材裡頭一樣。
無論如何，我要逃亡日本的計劃已付諸實行了，內心很澎湃，也很清楚，我要為革命、為獨立、為自由打拚的一生，已走到不可回頭的這一步了。
我在船艙底選擇了一個位置，是出入口對角的角落，我把三、四個香蕉簍子堆疊三層，擺放在我的四周，人就藏在簍子所圍成的高牆裡面，稍微可以伸腳躺下的狹隘空間裡。我在裡頭昏昏欲睡時，也感慨萬千的想到：「為何我一世人都在逃亡跑路!?」但只要船早點開動，我就會再次離開台灣了。
然而過一會兒，在黑暗中，忽然一絲光線穿過竹簍子照進來，偶然抬頭一看，很驚惶的發現，有個穿著藍布衣服的船員，從打開的出入口樓梯下到船艙裡，更奇怪的是，他一直朝我所躲藏的這角落緩緩的爬過來。他在爬到離我僅有一公尺左右的地方，忽然推一推我周圍所疊好的香蕉簍，簍子稍微晃動一下，他說了一句：「可危險啊！」同時在甲板上又有另一個人大聲喊：「好了！」我在一旁是拚命閉氣，忍耐著必死的一瞬間。
後來才知道，原來是在我頭上有個通風口，從甲板上穿過通風口放下一條線，上頭綁著一隻溫度表，就是要測量艙底的溫度，那個溫度表卻卡在我疊好的香蕉簍子邊而不能上下，他是要下來撿溫度表的，也因為下艙的這個人搖動了香蕉簍子，使得溫度表往上動，所以甲板上的船員才喊好了。那時，在艙裡的船員也立即回頭就爬回去，同時將厚木板蓋回原位，艙內又恢復如同棺材裡的黑暗。天啊!!如果簍子被他震動得倒向我的角落來，那一瞬間我就會被發現，到時，就什麼都完了。此時，我始終都閉著氣且不敢隨意亂動的等待著，實在是很危險。人生事就是那麼危機四伏，多一分少一秒，事情就會有很大的變化。三點鐘後，船終於開動了，此時我心想著：很好的出發，這次一定會跑成功!!
這天是一九五二年五月六日。
二、天山輪晚到神戶，被日警扣押
事後，很多人都在說，既然周圍都是香蕉，那麼吃香蕉就可以活了麼！他們不知道香蕉都是生的，根本不能吃。所以我在船艙底都沒吃沒喝，也沒有屎尿，一直到第三天，腦筋裡開始出現幻覺，睡覺時一直做夢，夢到了神戶，一定要大吃神戶牛肉、牛排，喝蘇打水的大夢。
通常台北到神戶的船，是繞過下關（門司），再通過瀨戶內海，三天二夜就會到達神戶。當時，我搭的這艘「天山輪」，是在戰時運送蔣家國府的物資船，是中國招商局的五千噸美國貨船（LST），坐到第四天還沒到下關，我就開始煩惱這艘船說不定會開到中國去（當時有不少國民黨的船，會開到中國去投降中國共產黨），如果是這樣，就真的完了。後來才知道，船為了躲避戰時留下來的魚雷，繞道四國的外海（太平洋），所以行程才會多花兩天。
五月十一日，船終於到達神戶港，靠岸後，日本的起貨工人就下艙來準備卸貨。他們有六個人，分成兩排坐著，其中一個工人就坐在我前面，根本沒想到我在他後面，我立刻採取行動，迅速舉起左手摀住他的嘴巴，不讓他出聲，再以右手塞一兩金子到他的手裡，然後在他的耳朵邊輕聲的以日語說：「我是從台灣來的，我很愛住日本，拜託你幫我一下。」戰後日本人的生活物資相當缺乏，老百姓都很苦，一兩金子對他們而言，是很大的價值，他立刻說：「オ‧ゴクロウサマ！」（啊！辛苦了！）我要求他與我換穿衣服，他也隨即答應。換穿衣服後，他先爬到艙口看沒有警察後，才帶我出船艙。在戰後，大概這種類似的偷渡案例不少，所以他的同伴工人看到我，也當成沒看見一樣。
上岸後，我拜託這個工人帶我到神戶市的東亞道路，他隨即幫我僱了部計程車，還熱心的說：「我跟你去！」說著就馬上跟著坐進計程車內。東亞道路原來是神戶市一條有名的大馬路，當時街道被美軍轟炸得近乎面目全非，我要找的地點已經認不出來了。
此時我在心裡想著：「這個人雖是我的恩人，但是跟著我一起這麼長的時間，對我的事情知道的太多了，豈不麻煩？」於是，我突然叫司機把計程車繞到一條車子無法進入的小巷弄前，車一停，我馬上再拿出一兩金子丟給工人，說聲：「ありがとう！さよなら！」（感謝！再見！）轉瞬間，我急忙跳下計程車，同時將車門關上，轉身拔腿就往巷弄裡跑，如此就把他甩掉（事後回想起來，真是過意不去）。
三、以不法入國，遭神戶警察逮捕
之後，我在小巷弄附近東繞西繞，越繞越不對勁，剛好走到一戶人家的庭園門口，大門正好開著，於是我就走進去問路，裡面的女人一聽，就回答說：「你要找的公寓離這裡只有二十來公尺。」我一聽，就安心下來，給她回個禮就走出庭園，沒想到一出門就碰到兩個日本警察在巡邏。那天是五月十一日，兩個禮拜前的四月二十八日是「舊金山對日和約」的生效日，日本人獲得政治獨立，聯軍總司令麥帥將統治權還給日本，所以日本警察從二十八日起就恢復日本的治安權（聯軍佔領日本以來，日本警察一點權力都沒有），所以能出來巡察。
當時我滿臉鬍髭，渾身髒髒的，又穿著破爛的工人服，在這住宅區很突兀，警察一看就走近來，其中一個對我查問說：「你來你來，你在幹嘛？」我回說在找朋友，他又問：「你從哪裡來？」我一時愣住，只好說是從下關來（因為從台灣來日本時，船都會停靠在下關），沒想到這個警察又說：「我也是下關人，你是下關哪裡？」因我有去過下關很有名的円山公園，所以我脫口而出，說是從円山那裡來的，那個很意外的警察又說：「那麼巧，我也是円山公園那兒的人，你這樣不行，趕快去整理一下儀容，換換服裝，不然會被別的警察捉去。」
兩個警察話說完就走了。然而，沒想到他們倆走沒幾步，其中一個警察又突然轉過頭來問我：「喂，你從下關怎麼來的？」我答說是坐火車來的，他接著問：「火車票多少錢？」當時，我剛到日本，並不知道什麼價格，內心想日本通貨膨脹厲害，就回答千餘円，這樣就壞了事，其實只要幾百円，警察一聽到我這麼說，兩人馬上走回來，開始搜索我的口袋，發現裡面又有金條又有美金，在這最後關頭我無法自圓其說，不得不向他們坦白說出：「對不起，我是台灣人，從台灣來的。」
他們馬上把我帶到神戶的「生田警察署」，以非法入國的罪名，將我拘留起來。我說我是因為從事台灣獨立運動，被蔣家國府追捕才非法入國，警察方面對我還算不錯，馬上通知我在神戶的朋友（平賀的哥哥，以及許炎亭、施隆一），施氏等隨即買衣服來看我。我在拘留所裡被關了二個多禮拜，七、八個人關在一起，其中有一個是「監獄主」，他在監獄裡相當凶惡，但他聽說我是台灣人政治犯，卻對我很好，一下子買這買那要我吃，但是我很謹慎，因為六、七天沒吃東西，所以剛開始兩天光喝水，不吃東西，後來，慢慢的把一個便當吃五分之一，漸漸增加，後來才恢復正常。拘留十幾天後，受檢事官審問時，我向他說在台灣因為受到政治迫害，不得已才偷渡到日本。檢事官卻說：「這樣我們可以同情，但是你沒有任何證據可考，法律上我們無法知道你是不是因為殺人放火，才跑到日本來。﹂被拘留了二十幾天後，日本法院決定起訴我，就先讓我假釋，把我沒收的一些金條、美鈔也都還給我，這對我是相當好意的。
我出了拘留所，看到朋友們來接我。一直到十月，法院開庭審理，一庭結審，判四個月徒刑，三年緩刑。我非常開心，以為這樣就可以在日本住下來。但是我還是太天真，問題沒那麼簡單，我料想不到，以上是司法判決，然後還有行政管轄的問題，必須要經過法務省「出入國管理局」的處理，所以我一踏出法庭，「日本法務省出入國管理局」的官員，就等著將我送到神戶管理局收容所，繼續扣留，我才明瞭有可能從日本被送回台灣。
當初，在我要走出基隆時，就有做最壞的決死的覺悟，萬一事跡敗露時，就必須自盡身亡。不然，若被送回台灣，會遭蔣家國民黨的殘酷刑求，這是人所不能忍耐的，結果會吐出許多實情，獨立運動及同志們定受連累。所以，從那時起，我就把身上所穿的衣服（當時美軍將校所穿的軍衣給染成黑色），在上衣的衣角內裡，縫上兩片刮鬍刀片，以防萬一。可是我覺得會到這種最後的情況，是很不可思議的，心裡一點也不悲觀，也不覺得失望，只是天天都摸摸那兩片刀片，時時刻刻在等著事件的結果。
在十一月的某天，出入國管理處處長差管理員來叫著：「施朝暉，出來，處長叫你去參見！」我一聽到，覺得事情終於來了，要被送回台灣了，精神有些緊張，把衣服一捆帶著，默默的跟他出去。但是，真沒想到，我一進入處長室，處長一見到我反而站起來，很溫和的伸出手來握我的手，對我說：「おめでとう，おめでとう（恭喜恭喜）。」一時之間我被搞得一頭霧水，聽處長說明後才知道：「蔣介石中華民國政府警備總司令部，經過外交途徑蔣家大阪領事館，向日本政府提出施朝暉逮捕令狀，說是叛亂反國民黨政府第一司令，要求日本政府把施朝暉政治犯遣送回台灣。」這卻證明我真的是政治犯，因此我才能得到日本政府的政治庇護。這種天堂地獄似的大變化救了我，終於可以住在日本了，真使我感慨萬千。其後，出入國神戶管理局把我送到橫濱出入國管理所，一個禮拜後辦理手續，遂釋放我於東京。
我在人生強壯佼好、春秋正富的時代，歷盡種種險惡，多次險遭不測，如此的磨練，終使我所抱的抽象革命意識，一步步成長為具體的革命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