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陳唐山
我叫陳唐山，昭和十年（一九三五年）出生在台南州新營郡塩水街的岸內庄，現今為台南市鹽水區岸內里。
身為畢生追求台灣人當家作主的台獨運動者，很多人難免對我的名字感到好奇。二○○二年阿扁總統的台灣正名運動，正如火如荼的推動，當時行政院長蘇貞昌曾促狹式的問我：「要不要順便改名字？」我一笑置之。
我的幕僚對此也相當困擾，早期選舉時，習慣將候選人名字嵌入文宣標語中。我的名字叫「唐山」，所以很難運用。直到一九九七年爭取縣長連任時，為了回應當時國民黨對手洪玉欽陣營的負面文宣，所以幕僚推出保護陳唐山、防堵洪玉欽的「保山防洪」行動，我的名字才勉強被植入文宣當中。另外陳唐山與台語「等凍蒜」發音相近，所以選舉時，同黨同志會藉此來挖苦我一番。
對於名字的由來，我雖沒親口問過父親，但父親愛看《三國志》、《隋唐演義》等章回小說，頗具漢學基礎，對中國史地更瞭若指掌，所以把我取名「唐山」，我認為和他的學識經驗有關。我的弟弟叫陳燕南，也頗有古代俠者的況味。
父親那個時代的台灣人對日本的殖民統治並非百依百順，會把對日本人的反感投射到未曾謀面的中國，進一步對祖先來的地方產生烏托邦式的想像，就如「倒在血泊中的筆耕者鍾理和」在〈白薯的悲哀〉文章中所描繪，台灣人夾處在日本人與中國人之間的無奈。當時日本把台灣人視為中國的棄民，中國則把台灣人看成日本的走狗。
絕大多數的台灣人，直到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後，才真正體會中國也是另一個殖民政權。所以父親在日治時代幫我取名「唐山」，他的思維我完全可以理解。
每個人的名字都是父母基於某種特殊經驗或認知所賦予，對我而言，名字是子女與雙親之間永遠的連結，所以別人對我的名字感到好奇，我總是一笑置之。
黑名單與奧克拉荷馬同學會
為追求台灣住民享有自由民主的生活，台灣必先獨立，這是當時台灣知識分子共有的信念。在這種信念下，我開始著手邀集奧克拉荷馬大學的台灣留學生成立台灣同學會，除了聯繫感情，同時宣揚台灣人所共同追求的理想。我們的會員其實只有二十人左右，但我被選為會長後，開始遭受奧大中國同學會的攻擊，以及休斯頓（Houston）中華民國領事館的威脅恐嚇。
既然已被國民黨政府盯上，也就沒有害怕與否的問題，我進一步放膽去參加各種讀書會和串連台灣同鄉會。當時諾曼校區來自台灣的留學生已組成親國民黨政權的中國同學會，以外省人居多；我和陳榮成另組台灣同學會，當然引來側目，我是會長，自然成為首要目標。
二年後的一九六六年，因護照到期，我便把護照寄往休斯頓領事館辦理延期加簽，那時國民黨統治當局已認定我是台獨分子，並將我列為黑名單，所以直接沒收我的護照。走到這步，已無退路，我只能繼續向前。
護照被沒收後，我變成無國籍的人，因為還要繼續完成學業，內人與小孩也剛到美國團聚，不能讓他們成為失根的浮萍。當時有人建議我去申請美國的永久居留證（Permanent Residence），我想除此之外也別無他途，只好姑且一試。在沒有律師和他人幫助下，填完表格就去申請，沒想到很快就拿到美國永久居留證。
當時我的想法很單純，台灣人在海外談自己家鄉的文化歷史與國家的未來是天經地義的事，政府卻認為這就是台獨、不法分子。我的人生就像台語說的「潦落去」一樣，從護照被沒收那一刻起，就註定走上反對運動這條不歸路。後來擔任世界台灣同鄉會和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會長，不但自己回不了台灣，就連家人也無法赴美。
山派 海派 唐山派
台南縣國民黨的地方派系有山派和海派之分，兩派輪流執政，互爭主導權，民進黨雖先後有陳水扁和李宗藩出面挑戰，但還是難以撼動國民黨長期把持的政權。
直到一九九三年，我打敗國民黨候選人黃秀孟，讓台南縣易幟，完成民進黨企盼多年的政黨輪替。雖拿下執政權，但國民黨的地方派系和樁腳組織依舊盤根錯節，稍一不慎，執政權可能再度失守。為了守住成果，我必須開創新局讓縣民耳目一新外，更要漸進式的改變台南縣的政治生態，來穩固民進黨在台南縣永續發展的基礎。
台南縣的海派，以北門地區為根據地，當地以魚塭、水產居多；北門地區古稱鹽分地帶，文風鼎盛，吳新榮、吳三連、吳修齊、高清愿等都是鹽分地帶的名人，出過高文瑞、劉博文、李雅樵多位縣長。山派則以新化為據點，主要產業為農產品和水果運銷；山派始祖是胡龍寶，旗下有張文獻、高育仁、楊寶發、蘇火燈、李宗仁、郭俊次等要角，其中胡龍寶、高育仁、楊寶發都曾擔任過縣長。其中高育仁於一九七三年擔任第七屆縣長後，另行成立「高派」。
地方派系雖有不同，但有一個共通點，他們都是國民黨卵翼下的政治利益集團，對國民黨而言，不論哪個派系勝出，台南縣依舊是自家地盤；從黨外到民進黨建黨初期，這種政治結構幾乎牢不可破。但我執政八年，施政以全體縣民利益為依歸，我不結幫拉派，所以派系利益不在我的思考範疇；時日一久，台南縣派系力量自然逐漸式微。有一日，國民黨大老吳修齊和張文獻語重心長的告訴我：「唐山仔，佇汝執政之下，台南縣已經無山派，也無海派，只剩一個唐山派！」
談到吳修齊，他是台南幫的商界聞人，本來與我並無淵源，但我們之間卻有一段奇妙的因緣。當選縣長後，吳修齊和吳尊賢昆仲到縣長宿舍來找我，向我提起，聽說我的競選經費拮据，他們願意贊助五百萬，來支付我選舉期間尚未結清的花費。我心想，競選總部已完成結算，收入尚足以支付開銷，所以就誠實的告訴吳修齊昆仲，經費已經足夠，感謝他們的好意，算是委婉地拒絕了他們。
一九九四年台灣尚未有《政治獻金法》。以當時的政治人物來說，有人贊助，當然多多益善，所以我的回應讓吳修齊非常訝異，竟然有人會拒絕政治捐獻？或許因為我的誠實，讓吳先生留下深刻印象，日後只要是縣府舉辦的活動，都會看到吳老先生拄著拐杖、風塵僕僕前來參加，表達對我的支持。
不論山派、海派，我贏得吳修齊先生的信任，讓台南縣國民黨派系的瓦解跨出了第一步。
太陽花學運
馬英九就任後，兩岸關係發展異常迅速，遠遠超越李登輝和陳水扁時代。以兩岸簽署的各項協議為例，從一九九○年的金門協議迄今，兩岸總共簽署三十四項協議，馬英九執政時期就包辦其中二十八項，可謂成果斐然。
在馬英九與中國簽署的協議中，爭議最大的就是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的《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馬英九視ECFA為拯救台灣經濟的萬靈丹，他的作法引發國內強烈質疑，加上雙方以中文簽署生效，簽訂數月後，文本仍遲未送交世界貿易組織，美國遂於二○一○年十一月要求台灣與中國將ECFA通報送交WTO，外界更痛批馬政府搞黑箱。
再者，就是引爆太陽花學運的《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國人擔心這項協議將對台灣中小型企業造成衝擊，社運團體更批評談判過程缺乏透明度，不完善的經濟制度讓台灣喪失經濟主體性，更加依賴中國。基於審慎研議原則，立法院在二○一三年六月二十五日經朝野協商後，同意該案須經逐條審查及表決，未經實質審查通過前，不得自動生效。
然而，馬英九卻多次表示服貿協議攸關台灣經濟發展，更不惜將手伸進立法院，讓立法院國民黨黨團備受壓力。二○一四年三月十七日下午二時三十分，民進黨籍立法委員包圍內政委員會主席台，身兼國民黨黨團副書記長與內政委員會召集人的張慶忠則在國民黨立委盧嘉辰、廖國棟等人保護下步入內政委員會會議室，接著在會議室後方透過無線麥克風趁亂宣布：「開會！服貿協議案送院會存查。」隨即宣布散會。
張慶忠在三十秒內完成開會及散會的動作，不但自己被冠上「半分鐘」諢號，更激怒社會大眾。三月十八日，民進黨立委開始占領主席台，蕭美琴、吳秉叡與吳宜臻三位立委宣布展開七十小時禁食。社運團體則在立法院外聚集抗議，到了下班時間，反黑箱服貿行動聯盟、黑色島國青年陣線和台灣守護民主平台等五十個公民團體在群賢樓外舉辦「服貿協議粗暴闖關，守護民主之夜」晚會，群眾越聚越多，我和辦公室助理也都前往關心，但當時卻沒有意識到一場撼動國民黨政權、對兩岸關係產生深遠影響的學生運動即將展開。晚上九點多，林飛帆與陳為廷領導包括黑色島國青年陣線的一些年輕人，趁著警衛反應不及衝入立法院議場，引爆台灣史無前例的占領國會運動。
面對這場突如其來的政治行動，時任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和幾位立委先到議場入口保護學生，避免警方強制驅離釀成流血事件；接下來，民進黨和台聯立委分工合作，採取二十四小時排班的方式，議場每個出入口配置一位立委和一位助理負責看守，一來避免警方強行闖入，二來做為學生對外聯繫的窗口。
沒有例外，我也被排進輪值表中；但黨團幹部體恤我較為年長，儘量讓我避開大夜班時段。從三月十八日到四月十日，立法院停擺，讓立法委員、學生和全體國人能沉澱下來共同思考台灣的國會制度應該如何運作？和中國應該建構什麼樣的關係？台灣經濟發展的前景在哪裡？
我常拎著書報到議場幫學生顧門，坐在那裡閱讀或沉思；有時站起身來，進入議場看看學生的動態，聽聽他們對國家社會的看法。這段時間，立法院周遭，彷彿成為一座大型的民主政治實驗室。無法進入議場的年輕人就聚集在青島東路和濟南路上，發表肥皂箱式的即席演講。一些大學教授，也轉移授課地點，在立法院旁露天為學生上課。一群群的學生和社會人士齊聚，一起接受這場民主政治的洗禮。
我從年輕時代即投身政治工作，參與過無數政治運動，這場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動，不僅讓我重燃年少熱情，更一掃陰霾，對當代青年漠視時局的看法全面改觀。
三月二十日這天，我循著平日上班的路線，從捷運台大醫院站下車，沿著中山南路右轉濟南路，由立法院的側門進入立法院。不料當天，群賢樓旁鐵門早已拉下，鐵柵門不但緊緊關閉，還用大鎖鎖上。我表明立法委員的身分，要求警察開門，警察卻回應，遵照上級命令不得開門。溝通了老半天，我痛斥他們竟敢阻擋立法委員進入國會，難不成還在搞戒嚴？但警察還是不動如山。盛怒之下，我乾脆一腳蹬上鐵門橫桿，直接翻越了兩公尺高的鐵柵門，我的舉動著實讓警察和現場民眾嚇了一大跳。我生性如此，只要認為合理正當，任何人都無權阻擋。立法委員被阻止進入國會，是民主的倒退，國會議員的尊嚴我必須捍衛。
三月二十三日當晚，我在立法院辦公室閱讀文件，突然聽見騷動的聲音，我步出辦公室，循著聲音的方向走去，發現原本聚集在立法院附近的部分群眾已轉移陣地，步行到行政院，當時因警力不足，群眾便直接從柵門和矮牆翻進行政院。不久後，大批警力集結，更在深夜時刻進行強制驅離，造成流血事件。媒體上，學生頭破血流的畫面怵目驚心、不忍卒睹，穿著立委背心的台聯周倪安委員也被一群警察打倒在地，此事直到第八屆立委任期屆滿，警政署還是沒給周倪安一個交代。
三月二十六日內政委員會要求警政相關單位就「三二三行政院流血事件」進行說明。我走進會議場準備發言，卻一眼瞧見主掌警政事務的內政部長陳威仁坐在不遠處，想起他下令警察鎖門，不讓立法委員進入國會，復又想起他讓學生濺血，一時盛怒難遏，快步衝到官員席前叫陳威仁去吃屎，當時我漲紅著臉，突然迸出這句話，引發在場立委、官員及媒體極大的關注。
太陽花學運，學生集結的地點就在青島東路，我的立法院辦公室樓下，我每天目睹窗外奇蹟不斷上演。議場內新聞組即時翻譯各種外文，快速將訊息傳送到世界各地。場外學生也自發性分工，組成糾察隊維持秩序，管理物資彙集發放，部分學生還自願擔任清潔人員，隨時保持現場環境清潔。宣布退場時，他們在一個晚上就把立法院和青島東路、濟南路上所有的海報、塗鴉、垃圾清除乾淨。這群網路世代，從快速集結到分工，細膩且井然有序，所展現出的效率與紀律，隱然已有小政府的運作模式。
在太陽花占領國會的行動中，我們看到新政治力對舊政治勢力的挑戰和破壞。特別是台南子弟林飛帆，三月三十日在凱達格蘭大道，當著五十萬群眾，不卑不亢對馬英九的兩岸政策提出挑戰，他的膽識尤勝於黑名單時代的我們。我認為台灣的命運雖多舛，但每到關鍵時刻，總會有一群年輕學子挺身而出。二二八事件如此，黑名單時期亦復如是，近期的野百合與太陽花學運，更是一脈相傳，讓台灣的民主自由人權生生不息，至今屹立不搖。
學生撤離後，四月十七日我在臉書上寫下這段文字：
四一○學生撤離，但拒馬與警察仍在。立法院少了青春的熱情，卻多了戒嚴時期的肅冷。的確，統治者已取回所謂的「秩序」，但這場翻越統治高牆、解構馬英九「中國夢」的太陽花學運已難在台灣的歷史被抹滅。
二十多天來與立法院同仁輪班守護議場，始有機會近距離見證這場奇蹟般的學運。學生人數，從三一八衝入議場的涓涓細流，匯集為三三○湧上凱道的五十萬民主黑潮。對此，王丹形容：「彷彿整個世代，一夜之間換上一張臉。」我的感覺像是整片草莓園，轉眼間綻放出滿滿的太陽花。
最後謹向在這場學運中唸的出名字及叫不出名字的所有學生致上最大敬意。揆諸歷史，台灣體制外所創造的民主成就遠大於體制內，重要的歷史更往往由各階段統治者口中的「暴民」所書寫。當馬英九仍汲汲營營他的歷史定位時，你們早已成為台灣歷史的重要篇章。
由衷謝謝所有的年輕學子，願你們像太陽花般永遠迎向陽光，讓台灣的命運因此翻轉。
我叫陳唐山，昭和十年（一九三五年）出生在台南州新營郡塩水街的岸內庄，現今為台南市鹽水區岸內里。
身為畢生追求台灣人當家作主的台獨運動者，很多人難免對我的名字感到好奇。二○○二年阿扁總統的台灣正名運動，正如火如荼的推動，當時行政院長蘇貞昌曾促狹式的問我：「要不要順便改名字？」我一笑置之。
我的幕僚對此也相當困擾，早期選舉時，習慣將候選人名字嵌入文宣標語中。我的名字叫「唐山」，所以很難運用。直到一九九七年爭取縣長連任時，為了回應當時國民黨對手洪玉欽陣營的負面文宣，所以幕僚推出保護陳唐山、防堵洪玉欽的「保山防洪」行動，我的名字才勉強被植入文宣當中。另外陳唐山與台語「等凍蒜」發音相近，所以選舉時，同黨同志會藉此來挖苦我一番。
對於名字的由來，我雖沒親口問過父親，但父親愛看《三國志》、《隋唐演義》等章回小說，頗具漢學基礎，對中國史地更瞭若指掌，所以把我取名「唐山」，我認為和他的學識經驗有關。我的弟弟叫陳燕南，也頗有古代俠者的況味。
父親那個時代的台灣人對日本的殖民統治並非百依百順，會把對日本人的反感投射到未曾謀面的中國，進一步對祖先來的地方產生烏托邦式的想像，就如「倒在血泊中的筆耕者鍾理和」在〈白薯的悲哀〉文章中所描繪，台灣人夾處在日本人與中國人之間的無奈。當時日本把台灣人視為中國的棄民，中國則把台灣人看成日本的走狗。
絕大多數的台灣人，直到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後，才真正體會中國也是另一個殖民政權。所以父親在日治時代幫我取名「唐山」，他的思維我完全可以理解。
每個人的名字都是父母基於某種特殊經驗或認知所賦予，對我而言，名字是子女與雙親之間永遠的連結，所以別人對我的名字感到好奇，我總是一笑置之。
黑名單與奧克拉荷馬同學會
為追求台灣住民享有自由民主的生活，台灣必先獨立，這是當時台灣知識分子共有的信念。在這種信念下，我開始著手邀集奧克拉荷馬大學的台灣留學生成立台灣同學會，除了聯繫感情，同時宣揚台灣人所共同追求的理想。我們的會員其實只有二十人左右，但我被選為會長後，開始遭受奧大中國同學會的攻擊，以及休斯頓（Houston）中華民國領事館的威脅恐嚇。
既然已被國民黨政府盯上，也就沒有害怕與否的問題，我進一步放膽去參加各種讀書會和串連台灣同鄉會。當時諾曼校區來自台灣的留學生已組成親國民黨政權的中國同學會，以外省人居多；我和陳榮成另組台灣同學會，當然引來側目，我是會長，自然成為首要目標。
二年後的一九六六年，因護照到期，我便把護照寄往休斯頓領事館辦理延期加簽，那時國民黨統治當局已認定我是台獨分子，並將我列為黑名單，所以直接沒收我的護照。走到這步，已無退路，我只能繼續向前。
護照被沒收後，我變成無國籍的人，因為還要繼續完成學業，內人與小孩也剛到美國團聚，不能讓他們成為失根的浮萍。當時有人建議我去申請美國的永久居留證（Permanent Residence），我想除此之外也別無他途，只好姑且一試。在沒有律師和他人幫助下，填完表格就去申請，沒想到很快就拿到美國永久居留證。
當時我的想法很單純，台灣人在海外談自己家鄉的文化歷史與國家的未來是天經地義的事，政府卻認為這就是台獨、不法分子。我的人生就像台語說的「潦落去」一樣，從護照被沒收那一刻起，就註定走上反對運動這條不歸路。後來擔任世界台灣同鄉會和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會長，不但自己回不了台灣，就連家人也無法赴美。
山派 海派 唐山派
台南縣國民黨的地方派系有山派和海派之分，兩派輪流執政，互爭主導權，民進黨雖先後有陳水扁和李宗藩出面挑戰，但還是難以撼動國民黨長期把持的政權。
直到一九九三年，我打敗國民黨候選人黃秀孟，讓台南縣易幟，完成民進黨企盼多年的政黨輪替。雖拿下執政權，但國民黨的地方派系和樁腳組織依舊盤根錯節，稍一不慎，執政權可能再度失守。為了守住成果，我必須開創新局讓縣民耳目一新外，更要漸進式的改變台南縣的政治生態，來穩固民進黨在台南縣永續發展的基礎。
台南縣的海派，以北門地區為根據地，當地以魚塭、水產居多；北門地區古稱鹽分地帶，文風鼎盛，吳新榮、吳三連、吳修齊、高清愿等都是鹽分地帶的名人，出過高文瑞、劉博文、李雅樵多位縣長。山派則以新化為據點，主要產業為農產品和水果運銷；山派始祖是胡龍寶，旗下有張文獻、高育仁、楊寶發、蘇火燈、李宗仁、郭俊次等要角，其中胡龍寶、高育仁、楊寶發都曾擔任過縣長。其中高育仁於一九七三年擔任第七屆縣長後，另行成立「高派」。
地方派系雖有不同，但有一個共通點，他們都是國民黨卵翼下的政治利益集團，對國民黨而言，不論哪個派系勝出，台南縣依舊是自家地盤；從黨外到民進黨建黨初期，這種政治結構幾乎牢不可破。但我執政八年，施政以全體縣民利益為依歸，我不結幫拉派，所以派系利益不在我的思考範疇；時日一久，台南縣派系力量自然逐漸式微。有一日，國民黨大老吳修齊和張文獻語重心長的告訴我：「唐山仔，佇汝執政之下，台南縣已經無山派，也無海派，只剩一個唐山派！」
談到吳修齊，他是台南幫的商界聞人，本來與我並無淵源，但我們之間卻有一段奇妙的因緣。當選縣長後，吳修齊和吳尊賢昆仲到縣長宿舍來找我，向我提起，聽說我的競選經費拮据，他們願意贊助五百萬，來支付我選舉期間尚未結清的花費。我心想，競選總部已完成結算，收入尚足以支付開銷，所以就誠實的告訴吳修齊昆仲，經費已經足夠，感謝他們的好意，算是委婉地拒絕了他們。
一九九四年台灣尚未有《政治獻金法》。以當時的政治人物來說，有人贊助，當然多多益善，所以我的回應讓吳修齊非常訝異，竟然有人會拒絕政治捐獻？或許因為我的誠實，讓吳先生留下深刻印象，日後只要是縣府舉辦的活動，都會看到吳老先生拄著拐杖、風塵僕僕前來參加，表達對我的支持。
不論山派、海派，我贏得吳修齊先生的信任，讓台南縣國民黨派系的瓦解跨出了第一步。
太陽花學運
馬英九就任後，兩岸關係發展異常迅速，遠遠超越李登輝和陳水扁時代。以兩岸簽署的各項協議為例，從一九九○年的金門協議迄今，兩岸總共簽署三十四項協議，馬英九執政時期就包辦其中二十八項，可謂成果斐然。
在馬英九與中國簽署的協議中，爭議最大的就是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的《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馬英九視ECFA為拯救台灣經濟的萬靈丹，他的作法引發國內強烈質疑，加上雙方以中文簽署生效，簽訂數月後，文本仍遲未送交世界貿易組織，美國遂於二○一○年十一月要求台灣與中國將ECFA通報送交WTO，外界更痛批馬政府搞黑箱。
再者，就是引爆太陽花學運的《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國人擔心這項協議將對台灣中小型企業造成衝擊，社運團體更批評談判過程缺乏透明度，不完善的經濟制度讓台灣喪失經濟主體性，更加依賴中國。基於審慎研議原則，立法院在二○一三年六月二十五日經朝野協商後，同意該案須經逐條審查及表決，未經實質審查通過前，不得自動生效。
然而，馬英九卻多次表示服貿協議攸關台灣經濟發展，更不惜將手伸進立法院，讓立法院國民黨黨團備受壓力。二○一四年三月十七日下午二時三十分，民進黨籍立法委員包圍內政委員會主席台，身兼國民黨黨團副書記長與內政委員會召集人的張慶忠則在國民黨立委盧嘉辰、廖國棟等人保護下步入內政委員會會議室，接著在會議室後方透過無線麥克風趁亂宣布：「開會！服貿協議案送院會存查。」隨即宣布散會。
張慶忠在三十秒內完成開會及散會的動作，不但自己被冠上「半分鐘」諢號，更激怒社會大眾。三月十八日，民進黨立委開始占領主席台，蕭美琴、吳秉叡與吳宜臻三位立委宣布展開七十小時禁食。社運團體則在立法院外聚集抗議，到了下班時間，反黑箱服貿行動聯盟、黑色島國青年陣線和台灣守護民主平台等五十個公民團體在群賢樓外舉辦「服貿協議粗暴闖關，守護民主之夜」晚會，群眾越聚越多，我和辦公室助理也都前往關心，但當時卻沒有意識到一場撼動國民黨政權、對兩岸關係產生深遠影響的學生運動即將展開。晚上九點多，林飛帆與陳為廷領導包括黑色島國青年陣線的一些年輕人，趁著警衛反應不及衝入立法院議場，引爆台灣史無前例的占領國會運動。
面對這場突如其來的政治行動，時任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和幾位立委先到議場入口保護學生，避免警方強制驅離釀成流血事件；接下來，民進黨和台聯立委分工合作，採取二十四小時排班的方式，議場每個出入口配置一位立委和一位助理負責看守，一來避免警方強行闖入，二來做為學生對外聯繫的窗口。
沒有例外，我也被排進輪值表中；但黨團幹部體恤我較為年長，儘量讓我避開大夜班時段。從三月十八日到四月十日，立法院停擺，讓立法委員、學生和全體國人能沉澱下來共同思考台灣的國會制度應該如何運作？和中國應該建構什麼樣的關係？台灣經濟發展的前景在哪裡？
我常拎著書報到議場幫學生顧門，坐在那裡閱讀或沉思；有時站起身來，進入議場看看學生的動態，聽聽他們對國家社會的看法。這段時間，立法院周遭，彷彿成為一座大型的民主政治實驗室。無法進入議場的年輕人就聚集在青島東路和濟南路上，發表肥皂箱式的即席演講。一些大學教授，也轉移授課地點，在立法院旁露天為學生上課。一群群的學生和社會人士齊聚，一起接受這場民主政治的洗禮。
我從年輕時代即投身政治工作，參與過無數政治運動，這場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動，不僅讓我重燃年少熱情，更一掃陰霾，對當代青年漠視時局的看法全面改觀。
三月二十日這天，我循著平日上班的路線，從捷運台大醫院站下車，沿著中山南路右轉濟南路，由立法院的側門進入立法院。不料當天，群賢樓旁鐵門早已拉下，鐵柵門不但緊緊關閉，還用大鎖鎖上。我表明立法委員的身分，要求警察開門，警察卻回應，遵照上級命令不得開門。溝通了老半天，我痛斥他們竟敢阻擋立法委員進入國會，難不成還在搞戒嚴？但警察還是不動如山。盛怒之下，我乾脆一腳蹬上鐵門橫桿，直接翻越了兩公尺高的鐵柵門，我的舉動著實讓警察和現場民眾嚇了一大跳。我生性如此，只要認為合理正當，任何人都無權阻擋。立法委員被阻止進入國會，是民主的倒退，國會議員的尊嚴我必須捍衛。
三月二十三日當晚，我在立法院辦公室閱讀文件，突然聽見騷動的聲音，我步出辦公室，循著聲音的方向走去，發現原本聚集在立法院附近的部分群眾已轉移陣地，步行到行政院，當時因警力不足，群眾便直接從柵門和矮牆翻進行政院。不久後，大批警力集結，更在深夜時刻進行強制驅離，造成流血事件。媒體上，學生頭破血流的畫面怵目驚心、不忍卒睹，穿著立委背心的台聯周倪安委員也被一群警察打倒在地，此事直到第八屆立委任期屆滿，警政署還是沒給周倪安一個交代。
三月二十六日內政委員會要求警政相關單位就「三二三行政院流血事件」進行說明。我走進會議場準備發言，卻一眼瞧見主掌警政事務的內政部長陳威仁坐在不遠處，想起他下令警察鎖門，不讓立法委員進入國會，復又想起他讓學生濺血，一時盛怒難遏，快步衝到官員席前叫陳威仁去吃屎，當時我漲紅著臉，突然迸出這句話，引發在場立委、官員及媒體極大的關注。
太陽花學運，學生集結的地點就在青島東路，我的立法院辦公室樓下，我每天目睹窗外奇蹟不斷上演。議場內新聞組即時翻譯各種外文，快速將訊息傳送到世界各地。場外學生也自發性分工，組成糾察隊維持秩序，管理物資彙集發放，部分學生還自願擔任清潔人員，隨時保持現場環境清潔。宣布退場時，他們在一個晚上就把立法院和青島東路、濟南路上所有的海報、塗鴉、垃圾清除乾淨。這群網路世代，從快速集結到分工，細膩且井然有序，所展現出的效率與紀律，隱然已有小政府的運作模式。
在太陽花占領國會的行動中，我們看到新政治力對舊政治勢力的挑戰和破壞。特別是台南子弟林飛帆，三月三十日在凱達格蘭大道，當著五十萬群眾，不卑不亢對馬英九的兩岸政策提出挑戰，他的膽識尤勝於黑名單時代的我們。我認為台灣的命運雖多舛，但每到關鍵時刻，總會有一群年輕學子挺身而出。二二八事件如此，黑名單時期亦復如是，近期的野百合與太陽花學運，更是一脈相傳，讓台灣的民主自由人權生生不息，至今屹立不搖。
學生撤離後，四月十七日我在臉書上寫下這段文字：
四一○學生撤離，但拒馬與警察仍在。立法院少了青春的熱情，卻多了戒嚴時期的肅冷。的確，統治者已取回所謂的「秩序」，但這場翻越統治高牆、解構馬英九「中國夢」的太陽花學運已難在台灣的歷史被抹滅。
二十多天來與立法院同仁輪班守護議場，始有機會近距離見證這場奇蹟般的學運。學生人數，從三一八衝入議場的涓涓細流，匯集為三三○湧上凱道的五十萬民主黑潮。對此，王丹形容：「彷彿整個世代，一夜之間換上一張臉。」我的感覺像是整片草莓園，轉眼間綻放出滿滿的太陽花。
最後謹向在這場學運中唸的出名字及叫不出名字的所有學生致上最大敬意。揆諸歷史，台灣體制外所創造的民主成就遠大於體制內，重要的歷史更往往由各階段統治者口中的「暴民」所書寫。當馬英九仍汲汲營營他的歷史定位時，你們早已成為台灣歷史的重要篇章。
由衷謝謝所有的年輕學子，願你們像太陽花般永遠迎向陽光，讓台灣的命運因此翻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