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史欽泰出生在高雄茄萣鄉，一個尋常家庭。
茄萣鄉，位在台南與高雄的交界。它是一個小漁村，茄萣外海是絕佳魚場，小小的漁村，曾經有80% 的人是漁夫。地名的源起，一說是平埔族語「多魚之地」的音譯，另一說是海邊紅樹林樹種之一的茄萣仔，荷蘭人則在地圖上標示為「漁夫角」。
史欽泰的祖父有小學畢業學歷，在鄉下已經算是很有學問的人，國民政府來台後實施地方自治，找人當議員，他的祖父曾因此當過地方上的議員。在史欽泰的印象中，當時並不了解是什麼意思，只知道很多人來找祖父，好像他是地方上比較公正的人。祖父60幾歲就過世了，從政也未曾是這個家庭的志向。
他的回憶裡：
茄萣是窮得不得了的地方，大部分的人都是住茅屋，地面是泥土，只要一下雨都是滑滑的。 那時候晚上非常暗，沒有電，不太有人會在晚上做什麼重要的事，多半悠閒在外面乘涼、看星星⋯。
那時代物資少，沒有鞋子上學，鄉下都是這樣。一方面是窮，一方面鄉下也就是這樣。我記得第一年小學的書包是我媽媽縫的，因為她去學裁縫，所以，很多東西都是母親自己做的。
茄萣小狀元
因著父親工作關係，小學階段，史欽泰整整唸過三所不同的學校。
史欽泰的父親學農，在台糖工作，被派駐到偏僻的農場種甘蔗，因為必須巡看蔗田，就和蔗田、蔗農生活在一起。農場通常只有三四戶人家，對外交通只有倚賴載送甘蔗的小火車，而且，也只有在運送甘蔗的時候，小火車才會開進農場。
如此一來，上學就成了一件困難的事。由於茄萣的老家離小學比較近，父親自顧不暇，史欽泰在小學一、二年級階段，就跟著阿嬤生活、上學。童年回憶裡，陪阿嬤回娘家的路如此清晰：
我阿嬤的娘家在湖內，茄萣到湖內之間有公墓，遇節慶陪我阿嬤回去，走路要走將近一個鐘頭才回得到家裡。湖內那邊是使用井水。
後來有人幫農場那幾戶人家做零星的工作，每天運用台車（一塊木板加四個輪子的交通工具)出入，也順便買菜帶回來給太太們。雖然交通仍舊很不方便，小孩子總算可以跟著去上學。
因此，到了三、四年級，他回到家裡，跟著兩個弟弟一起坐台車去唸書。五、六年級時，因為父親又調職，比較接近麻豆糖廠，他轉學到麻豆鎮念文正小學。幾乎每個學校念兩年，很難交朋友，對小學同學也都沒什麼印象。多年後，他參加小學同學會，大家記得的，就是：「那個來一下就走掉的，很厲害！」出生在這個都是漁夫、魚塭的窮漁村，想升學、攻取美國頂尖大學的博士學位，根本是無法想像的事，也完全不在史家的規畫當中。史欽泰說：
父親已經算是那個時代比較好的職業，所以我也沒什麼理由不唸書。三兄弟中我唸書比較好，我是念書很順，並不是父母有特別的計畫。
在鄉下，升學不易。史欽泰就讀文正國小時，每一個年級最多兩班，讀升學班，就到城裡考試，另一班則是不升學的。升學班裡，看起來更有能力的送到台南考試，其他同學就參加縣或鄉鎮的中學、農專、技職學校⋯⋯等的入學考試。
當時老師挑了12個學生到台南去考聯招（當時是初中），12個人都上榜！但是在鄉下唸書，程度其實跟不上，第一年大部份同學都留級，最後只剩下三個人能夠初中準時畢業。
初中三年以後再考高中，史欽泰順利考入台南一中。高中畢業之際，台灣還有保送大學的制度，他正是符合保送大學資格的學生之一。他選擇進入台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大學的選擇，鍾情半導體
他記得當時台南一中前幾位同學都選擇台大醫學系。傳統上，台灣人多半最希望孩子念醫，特別是中南部。史欽泰卻不想：
我基本上不願意當醫生，因為我覺得時間不自由，好像被關在醫院， 覺得蠻無聊的。再者，我想，醫生每天都面對痛苦的事，痛苦的臉。我喜歡到處去看東西，我認為醫生不可能做這樣的事情，所以我排斥，選擇保送到台大電機。
當時他完全不理解這個選擇將帶來的影響，電機系做什麼？他只知道是理工、是科學：
當時我只知道發電機、馬達啊，這些傳統的東西，根本不知道電機將來是什麼樣子，資訊很有限。我的爸媽完全讓我自己選擇。
那個年代，讀書的人，尤其受高教育的人很少。
史欽泰進入大學是1964年，世界局勢仍然十分動盪，美國在越南的戰爭已打了好幾年（1960年開始），而前一年──1963年11月美國甘迺迪總統遇刺身亡。
進入台大，知識領域豁然開朗，除了從老教授學習，最重要的新知識來源是來自海外的訪問學者、客座教授。
1960年代，台灣大學電機系裡，沒有教半導體的專任師資。當時偶而有海外學人願意回國短期講學，每一年台大電機大約會邀請兩、三位訪問學者回來，講授他們正在進行的新領域，可以說，都是當年台灣教授開不出來的課。史欽泰因此有機會聽到積體電路，進而下定決心要走這個領域。他回憶道：大四那一年，我們班基本上是兩個出路，一邊是半導體，一邊是電腦，這兩個方向都有國外回來的客座專家；我雖然兩邊的課都有選，但後來慢慢偏半導體。當時半導體的客座專家就是回台灣的IBM研究員方復先生－他現在是中研院院士，也是工研院早期前瞻科技指導委員會（ARAC，Advanced Research Advisory Committee ） 顧問。我們班上有一半同學後來走半導體，都是因為修了他開的課，像台積電的研發領導：蔣尚義、胡正明，當年和我同班念這門課。
當時大學生，尤其台大電機系，畢業後幾乎沒有人留在國內。但是，想要出國留學，絕大部分人都需要獎學金，很少人能自費留學的，因為幾乎不可能，除非家境真的很好。
那時台大電機系畢業的學生在國內，可以做研究工作的地方只有一個，就是方賢齊（時任電信總局局長）在電信總局以下、剛剛設立不久的電信研究所。這是模仿美國Bell Lab(貝爾實驗室)設立的研究單位。其他比較好的工作機會就是到外商公司，或是到加工出口區。當時李國鼎先生（時任經濟部長）已經在推加工出口區，來台投資的外商都是在那裡做組裝（assembly)。再有，就是留在學校當助教。
史欽泰想要學半導體，出國留學更是必要的選項。
「當時沒有什麼資訊，也不知道如何選擇學校，總是多少是看先前學長的經驗，很幸運的，普林斯敦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錄取了我，同時提供獎學金，因此，我就到美國去了。」史欽泰回想當年的經濟條件，毫無疑問的，如果沒有這筆獎學金，他不可能出國留學。
我大學修了課，覺得半導體蠻好的，也知道了普林斯敦大學有半導體。普林斯敦給我獎學金，一個月大約100多塊美金(大約是180 美金，那時候1美元約是40塊台幣)，再包括免學費，那時候只知道生活沒有問題。到了美國，覺得每樣東西都貴，買不下手，我是窮慣的人，不成問題。後來考過試，奬學金增加，有200多塊，日子就過得比較好。
很多同學必須要先借錢。像我先出去，我就把錢存下來寄給同學當作保證金，要有保證金才能出國，所以我們的錢是彼此在周轉；留學生在美國打工也蠻多的。
回想起來，我去普林斯敦也是很奇妙的緣份。第一，我不認識這個學校，只是有三個台大電機學長在那裡念書。第二，居然有獎學金，學校名字聽起來也不錯。那時候資訊很少，都靠前人的線索。打造台灣半導體產業的第一批先鋒當中：楊丁元、史欽泰、章青駒，這三位台大電機系前後期學長弟，也是美國普林斯敦大學前後期學長弟。他們正是當年回國短期教學的方復先生，播下的種子！
茄萣鄉，位在台南與高雄的交界。它是一個小漁村，茄萣外海是絕佳魚場，小小的漁村，曾經有80% 的人是漁夫。地名的源起，一說是平埔族語「多魚之地」的音譯，另一說是海邊紅樹林樹種之一的茄萣仔，荷蘭人則在地圖上標示為「漁夫角」。
史欽泰的祖父有小學畢業學歷，在鄉下已經算是很有學問的人，國民政府來台後實施地方自治，找人當議員，他的祖父曾因此當過地方上的議員。在史欽泰的印象中，當時並不了解是什麼意思，只知道很多人來找祖父，好像他是地方上比較公正的人。祖父60幾歲就過世了，從政也未曾是這個家庭的志向。
他的回憶裡：
茄萣是窮得不得了的地方，大部分的人都是住茅屋，地面是泥土，只要一下雨都是滑滑的。 那時候晚上非常暗，沒有電，不太有人會在晚上做什麼重要的事，多半悠閒在外面乘涼、看星星⋯。
那時代物資少，沒有鞋子上學，鄉下都是這樣。一方面是窮，一方面鄉下也就是這樣。我記得第一年小學的書包是我媽媽縫的，因為她去學裁縫，所以，很多東西都是母親自己做的。
茄萣小狀元
因著父親工作關係，小學階段，史欽泰整整唸過三所不同的學校。
史欽泰的父親學農，在台糖工作，被派駐到偏僻的農場種甘蔗，因為必須巡看蔗田，就和蔗田、蔗農生活在一起。農場通常只有三四戶人家，對外交通只有倚賴載送甘蔗的小火車，而且，也只有在運送甘蔗的時候，小火車才會開進農場。
如此一來，上學就成了一件困難的事。由於茄萣的老家離小學比較近，父親自顧不暇，史欽泰在小學一、二年級階段，就跟著阿嬤生活、上學。童年回憶裡，陪阿嬤回娘家的路如此清晰：
我阿嬤的娘家在湖內，茄萣到湖內之間有公墓，遇節慶陪我阿嬤回去，走路要走將近一個鐘頭才回得到家裡。湖內那邊是使用井水。
後來有人幫農場那幾戶人家做零星的工作，每天運用台車（一塊木板加四個輪子的交通工具)出入，也順便買菜帶回來給太太們。雖然交通仍舊很不方便，小孩子總算可以跟著去上學。
因此，到了三、四年級，他回到家裡，跟著兩個弟弟一起坐台車去唸書。五、六年級時，因為父親又調職，比較接近麻豆糖廠，他轉學到麻豆鎮念文正小學。幾乎每個學校念兩年，很難交朋友，對小學同學也都沒什麼印象。多年後，他參加小學同學會，大家記得的，就是：「那個來一下就走掉的，很厲害！」出生在這個都是漁夫、魚塭的窮漁村，想升學、攻取美國頂尖大學的博士學位，根本是無法想像的事，也完全不在史家的規畫當中。史欽泰說：
父親已經算是那個時代比較好的職業，所以我也沒什麼理由不唸書。三兄弟中我唸書比較好，我是念書很順，並不是父母有特別的計畫。
在鄉下，升學不易。史欽泰就讀文正國小時，每一個年級最多兩班，讀升學班，就到城裡考試，另一班則是不升學的。升學班裡，看起來更有能力的送到台南考試，其他同學就參加縣或鄉鎮的中學、農專、技職學校⋯⋯等的入學考試。
當時老師挑了12個學生到台南去考聯招（當時是初中），12個人都上榜！但是在鄉下唸書，程度其實跟不上，第一年大部份同學都留級，最後只剩下三個人能夠初中準時畢業。
初中三年以後再考高中，史欽泰順利考入台南一中。高中畢業之際，台灣還有保送大學的制度，他正是符合保送大學資格的學生之一。他選擇進入台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大學的選擇，鍾情半導體
他記得當時台南一中前幾位同學都選擇台大醫學系。傳統上，台灣人多半最希望孩子念醫，特別是中南部。史欽泰卻不想：
我基本上不願意當醫生，因為我覺得時間不自由，好像被關在醫院， 覺得蠻無聊的。再者，我想，醫生每天都面對痛苦的事，痛苦的臉。我喜歡到處去看東西，我認為醫生不可能做這樣的事情，所以我排斥，選擇保送到台大電機。
當時他完全不理解這個選擇將帶來的影響，電機系做什麼？他只知道是理工、是科學：
當時我只知道發電機、馬達啊，這些傳統的東西，根本不知道電機將來是什麼樣子，資訊很有限。我的爸媽完全讓我自己選擇。
那個年代，讀書的人，尤其受高教育的人很少。
史欽泰進入大學是1964年，世界局勢仍然十分動盪，美國在越南的戰爭已打了好幾年（1960年開始），而前一年──1963年11月美國甘迺迪總統遇刺身亡。
進入台大，知識領域豁然開朗，除了從老教授學習，最重要的新知識來源是來自海外的訪問學者、客座教授。
1960年代，台灣大學電機系裡，沒有教半導體的專任師資。當時偶而有海外學人願意回國短期講學，每一年台大電機大約會邀請兩、三位訪問學者回來，講授他們正在進行的新領域，可以說，都是當年台灣教授開不出來的課。史欽泰因此有機會聽到積體電路，進而下定決心要走這個領域。他回憶道：大四那一年，我們班基本上是兩個出路，一邊是半導體，一邊是電腦，這兩個方向都有國外回來的客座專家；我雖然兩邊的課都有選，但後來慢慢偏半導體。當時半導體的客座專家就是回台灣的IBM研究員方復先生－他現在是中研院院士，也是工研院早期前瞻科技指導委員會（ARAC，Advanced Research Advisory Committee ） 顧問。我們班上有一半同學後來走半導體，都是因為修了他開的課，像台積電的研發領導：蔣尚義、胡正明，當年和我同班念這門課。
當時大學生，尤其台大電機系，畢業後幾乎沒有人留在國內。但是，想要出國留學，絕大部分人都需要獎學金，很少人能自費留學的，因為幾乎不可能，除非家境真的很好。
那時台大電機系畢業的學生在國內，可以做研究工作的地方只有一個，就是方賢齊（時任電信總局局長）在電信總局以下、剛剛設立不久的電信研究所。這是模仿美國Bell Lab(貝爾實驗室)設立的研究單位。其他比較好的工作機會就是到外商公司，或是到加工出口區。當時李國鼎先生（時任經濟部長）已經在推加工出口區，來台投資的外商都是在那裡做組裝（assembly)。再有，就是留在學校當助教。
史欽泰想要學半導體，出國留學更是必要的選項。
「當時沒有什麼資訊，也不知道如何選擇學校，總是多少是看先前學長的經驗，很幸運的，普林斯敦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錄取了我，同時提供獎學金，因此，我就到美國去了。」史欽泰回想當年的經濟條件，毫無疑問的，如果沒有這筆獎學金，他不可能出國留學。
我大學修了課，覺得半導體蠻好的，也知道了普林斯敦大學有半導體。普林斯敦給我獎學金，一個月大約100多塊美金(大約是180 美金，那時候1美元約是40塊台幣)，再包括免學費，那時候只知道生活沒有問題。到了美國，覺得每樣東西都貴，買不下手，我是窮慣的人，不成問題。後來考過試，奬學金增加，有200多塊，日子就過得比較好。
很多同學必須要先借錢。像我先出去，我就把錢存下來寄給同學當作保證金，要有保證金才能出國，所以我們的錢是彼此在周轉；留學生在美國打工也蠻多的。
回想起來，我去普林斯敦也是很奇妙的緣份。第一，我不認識這個學校，只是有三個台大電機學長在那裡念書。第二，居然有獎學金，學校名字聽起來也不錯。那時候資訊很少，都靠前人的線索。打造台灣半導體產業的第一批先鋒當中：楊丁元、史欽泰、章青駒，這三位台大電機系前後期學長弟，也是美國普林斯敦大學前後期學長弟。他們正是當年回國短期教學的方復先生，播下的種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