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完之路：在這十年間，這些書寫怎麼長成的？｛節選｝
阿公當時沒有接到上頭指示要逃，但阿公的幾位朋友們逃亡了，那個世代的他們，逃離的對象是國家威權，那媽媽呢？
父母離婚，爸爸跑路，媽媽帶我們倉皇逃離父系家族的老家。彷彿黑色幽默般，某種程度也算種逃亡吧。
「幫我看著後面有沒有什麼車跟著我們……」
「我們要躲到一個沒有人知道的地方。」
「不可以讓新同學知道我們家電話、我們家地址。」
我們住到外婆娘家的老祖厝。那個幾乎只剩老人跟小孩的沒落小村落，晚上七點後街上便沒什麼人，只剩家家戶戶半掩的紗門裡頭，那音量轉到最大的《意難忘》配樂，過晚上八點，便只剩漫漫寂夜跟路邊土狗。大大的院埕，夏天有結實累累的芒果跟龍眼，卻有抓不完的跳蚤，彷彿埋藏在屋裡最深處的痂，怎麼掃、怎麼清，也無法剝除，蔓延成一整季的過敏。
紅磚屋瓦的一條龍格局，正廳是神明廳兼作客廳、飯廳及我們的書房，吃完晚餐後的飯桌便是書桌，我和二姊寫完作業，同個位置再換哥哥、大姊繼續寫。外曾祖父才剛過世不到百日，左邊大房是他生前的房間，裡頭的衣櫃、擺設都還不能移動，右邊二房才是我們五人的通鋪臥室。一條龍後面另有增建的三間房間跟廚房、浴廁，但那三間房間因年久失修，屋頂、牆壁早已破了幾個大洞，雨季時，滿滿的臉盆、水桶容器擺滿水泥地上，淹成一整個暑假的記憶。那三個房間，彷彿耽溺了幾十年的灰塵，黑洞一般吸納進所有光源，是我們小孩平時怎麼也不會想接近的地方。
好像是從那時開始，媽媽的心裡也長出好多新的櫃子、新的恐懼。
我曾經在一篇投稿裡寫道，「對外公而言，自由的日子同時也意味著不斷流離與移動，當然回不去原本穩定的鄉公所的工作了，於是只能在一份份的臨時工作、一間間的工廠之間輪轉，從北到南，曾經是當時鄉下的名校嘉農出身的外公只能到處打著零工，輾轉從基隆暖暖、瑞芳一帶的煤炭公司、土城的瀝青工廠、枝仔冰攤販、民雄的頭橋工業區到屏東的鴨蛋行，流離，像自此之後注定要嵌進他的身體。」
兩個世代，兩場逃離，那麼到了我這第三代，我在逃嗎？我在逃什麼？從巨塔逃離？從深淵逃離？從母親身邊逃離？抑或是從這家族中逃離？
流離，像自此之後注定要嵌進這家族的身體。
斷裂
二○一九年，辦休學的那一陣子，我去剃了個大光頭，作為自己休學的儀式。
剪刀比想像中的重與銳利，長長一刀劃下，我感覺到剪刀的刀片貼著自己肌膚遊走的些許冰冷、些許刺扎感，閉上眼睛，零和零點一永遠都不會一樣。零是種回歸，行了一圈回歸最原初的地方。
當然這件事情又再次令媽媽憤怒，她不能理解什麼叫最原初的地方？什麼叫重生？她不能理解為什麼我不能像其他女生一樣，留個大長髮，也許偶爾染個奇異的泡泡染也沒關係──總之至少跟大部分人一樣。
那次回家，也是休學後、出國離家前最後一次回家。媽媽的憤怒凝結成一頓沉重的晚餐，以及無聲的餐桌。那晚，我們沒有交談，各自在各自地就寢時間，躺在同一張床上，然而夜半時分，她卻突然摸了一下我的大光頭、然後握握我的手，像撫慰初生的嬰孩般，像想透過這樣的觸摸，對我說些什麼。
那瞬間，我彷彿仍是那個她初生的孩子。
二○一九年年底，還在休學期間，從國外繞了一圈回來後，我做了另一個震驚朋友們的決定──我決定趁休學的空檔回家兩個月，這大概也是我離開家後第一次回家那麼長的時間。
這決定也的確嚇傻了大家，其實當初休學，「回家」本來就在選項當中，即便回家這件事對許多人來講也許是件稀鬆平常的事，甚至對許多人來講，休學後「回家」是件「浪費」的事，是件會被覺得難以置信、甚至鄙視的米蟲決定，會覺得休學就該嘗試點具有挑戰性一點的事啊。
但是天曉得回家這件事對我來講多麼具有挑戰性。
不管其他人怎麼講，當時我很清楚知道，那兩個月回家，不是漫無目的地為找個地方窩著而回家，而是仍舊試圖想釐清些斷裂、甚至試圖想重新連結些什麼。
回家的那段時間，時間流得太慢，彷彿凝結，沒有在高雄就學的日子那樣慌張忙碌，也因為一切停擺，與母親之間暫時沒什麼差異與衝突被彰顯。像極了離家以前的國高中生活，每日和諧地吃早餐、一起出門，傍晚一起回家、吃晚餐，夜裡共睡一張床，然後她很自然地摸摸我的頭、握握我的手，像逗弄初生的嬰孩般，又像在彌補些什麼，我們之間，在這靜止的時空，彼此小心翼翼，彷彿想挽回這四年多的撕裂與冰冷。
但這和諧有時不禁又讓自己懷疑，像是個危險平衡，我嚷嚷的什麼自由再多一點、她高漲的什麼控制欲再多一些，彼此又會瞬間破碎。
回家的那兩個月，關於阿公的訪談其實已經到一個段落，也是在那時，我開始漸漸意識到媽媽是我無法繞過的議題。兩個月的回家生活結束後，我依舊不確定是否重新再創造、連結了什麼，但好像又多了一些些理解，好像又看見多一些些母親曾經有過的樣貌。看見母親童年時的勞動，少女時期在異地當女工，以及後來離婚一人養大我們四個小孩時經濟的困窘。甚至看見母親的母親，母親的父親，像是一趟母系家族的尋根之旅，我想追尋的是，母親如何成為這樣一個母親。
也是在那一陣子才得知，在阿公開始衰老、不太能出遠門找朋友，開始對很多事情提不起勁時，媽媽為了提振阿公的心情，會定期幫他撥電話給「老同學」們，再把聽筒給阿公，讓阿公跟他們講講話、聊聊天。她曾問過我好幾次，為什麼要不斷讓阿公想起傷心的過往？我知道媽媽會幫阿公打電話這件事情後，才意識到，也許創傷並不是只有一種處理方式。其實她對阿公並不是絕口不提白色恐怖，也並不是試圖否認那段過去──那一次又一次撥通、遞過去的聽筒，正是她幫他處理創傷的一種方式。
那不是漫無目的地回家。之於上一個世代的差異，我想做的，從來就不是如此單一面向的反抗，而是再更進一步，去理解，去創造，去連結。
還記得，當時正值二○二○年總統大選及公投期間。我在日記寫下，什麼世代溝通，不是選前一兩天來個溫情喊話就有用。當時回家一個多月，累積了足夠的「信任指數」後，才敢稍稍開口、欲擒故縱地和媽媽聊起這個話題，不帶著讚揚或批評，只是在那過程中帶她抽絲剝繭，釐清事情。
我想做的，從來不只是簡單歸因，而是我真的想問，「斷裂」究竟何以形成？真的可以如此籠統、同質化、一網打盡所有的「世代差異」嗎？我想看清這些斷裂與差異究竟是什麼。不，遠遠不只這些，也更遠遠不只我們對於那次投票的差異，遠遠不只──斷裂總是裂進壁瓦最深處，你無從層層剝離，也無從用單一事件、時期、因素去解釋。
也許這正是我想寫下前面那些關於我與母親的愛恨糾葛，理性上看起來好像跟阿公的白色恐怖沒有相關的事情。
也許斷裂之所以難解，正是因為它不單單只是世代差異，不單只是受難經驗，不只是經濟因素，它位移過、它變形過，它隨著時間增減過。
有時你根本認不出它的原形與樣貌，它就這麼裂至記憶的最深處，它無所不在。
（未完）
阿公當時沒有接到上頭指示要逃，但阿公的幾位朋友們逃亡了，那個世代的他們，逃離的對象是國家威權，那媽媽呢？
父母離婚，爸爸跑路，媽媽帶我們倉皇逃離父系家族的老家。彷彿黑色幽默般，某種程度也算種逃亡吧。
「幫我看著後面有沒有什麼車跟著我們……」
「我們要躲到一個沒有人知道的地方。」
「不可以讓新同學知道我們家電話、我們家地址。」
我們住到外婆娘家的老祖厝。那個幾乎只剩老人跟小孩的沒落小村落，晚上七點後街上便沒什麼人，只剩家家戶戶半掩的紗門裡頭，那音量轉到最大的《意難忘》配樂，過晚上八點，便只剩漫漫寂夜跟路邊土狗。大大的院埕，夏天有結實累累的芒果跟龍眼，卻有抓不完的跳蚤，彷彿埋藏在屋裡最深處的痂，怎麼掃、怎麼清，也無法剝除，蔓延成一整季的過敏。
紅磚屋瓦的一條龍格局，正廳是神明廳兼作客廳、飯廳及我們的書房，吃完晚餐後的飯桌便是書桌，我和二姊寫完作業，同個位置再換哥哥、大姊繼續寫。外曾祖父才剛過世不到百日，左邊大房是他生前的房間，裡頭的衣櫃、擺設都還不能移動，右邊二房才是我們五人的通鋪臥室。一條龍後面另有增建的三間房間跟廚房、浴廁，但那三間房間因年久失修，屋頂、牆壁早已破了幾個大洞，雨季時，滿滿的臉盆、水桶容器擺滿水泥地上，淹成一整個暑假的記憶。那三個房間，彷彿耽溺了幾十年的灰塵，黑洞一般吸納進所有光源，是我們小孩平時怎麼也不會想接近的地方。
好像是從那時開始，媽媽的心裡也長出好多新的櫃子、新的恐懼。
我曾經在一篇投稿裡寫道，「對外公而言，自由的日子同時也意味著不斷流離與移動，當然回不去原本穩定的鄉公所的工作了，於是只能在一份份的臨時工作、一間間的工廠之間輪轉，從北到南，曾經是當時鄉下的名校嘉農出身的外公只能到處打著零工，輾轉從基隆暖暖、瑞芳一帶的煤炭公司、土城的瀝青工廠、枝仔冰攤販、民雄的頭橋工業區到屏東的鴨蛋行，流離，像自此之後注定要嵌進他的身體。」
兩個世代，兩場逃離，那麼到了我這第三代，我在逃嗎？我在逃什麼？從巨塔逃離？從深淵逃離？從母親身邊逃離？抑或是從這家族中逃離？
流離，像自此之後注定要嵌進這家族的身體。
斷裂
二○一九年，辦休學的那一陣子，我去剃了個大光頭，作為自己休學的儀式。
剪刀比想像中的重與銳利，長長一刀劃下，我感覺到剪刀的刀片貼著自己肌膚遊走的些許冰冷、些許刺扎感，閉上眼睛，零和零點一永遠都不會一樣。零是種回歸，行了一圈回歸最原初的地方。
當然這件事情又再次令媽媽憤怒，她不能理解什麼叫最原初的地方？什麼叫重生？她不能理解為什麼我不能像其他女生一樣，留個大長髮，也許偶爾染個奇異的泡泡染也沒關係──總之至少跟大部分人一樣。
那次回家，也是休學後、出國離家前最後一次回家。媽媽的憤怒凝結成一頓沉重的晚餐，以及無聲的餐桌。那晚，我們沒有交談，各自在各自地就寢時間，躺在同一張床上，然而夜半時分，她卻突然摸了一下我的大光頭、然後握握我的手，像撫慰初生的嬰孩般，像想透過這樣的觸摸，對我說些什麼。
那瞬間，我彷彿仍是那個她初生的孩子。
二○一九年年底，還在休學期間，從國外繞了一圈回來後，我做了另一個震驚朋友們的決定──我決定趁休學的空檔回家兩個月，這大概也是我離開家後第一次回家那麼長的時間。
這決定也的確嚇傻了大家，其實當初休學，「回家」本來就在選項當中，即便回家這件事對許多人來講也許是件稀鬆平常的事，甚至對許多人來講，休學後「回家」是件「浪費」的事，是件會被覺得難以置信、甚至鄙視的米蟲決定，會覺得休學就該嘗試點具有挑戰性一點的事啊。
但是天曉得回家這件事對我來講多麼具有挑戰性。
不管其他人怎麼講，當時我很清楚知道，那兩個月回家，不是漫無目的地為找個地方窩著而回家，而是仍舊試圖想釐清些斷裂、甚至試圖想重新連結些什麼。
回家的那段時間，時間流得太慢，彷彿凝結，沒有在高雄就學的日子那樣慌張忙碌，也因為一切停擺，與母親之間暫時沒什麼差異與衝突被彰顯。像極了離家以前的國高中生活，每日和諧地吃早餐、一起出門，傍晚一起回家、吃晚餐，夜裡共睡一張床，然後她很自然地摸摸我的頭、握握我的手，像逗弄初生的嬰孩般，又像在彌補些什麼，我們之間，在這靜止的時空，彼此小心翼翼，彷彿想挽回這四年多的撕裂與冰冷。
但這和諧有時不禁又讓自己懷疑，像是個危險平衡，我嚷嚷的什麼自由再多一點、她高漲的什麼控制欲再多一些，彼此又會瞬間破碎。
回家的那兩個月，關於阿公的訪談其實已經到一個段落，也是在那時，我開始漸漸意識到媽媽是我無法繞過的議題。兩個月的回家生活結束後，我依舊不確定是否重新再創造、連結了什麼，但好像又多了一些些理解，好像又看見多一些些母親曾經有過的樣貌。看見母親童年時的勞動，少女時期在異地當女工，以及後來離婚一人養大我們四個小孩時經濟的困窘。甚至看見母親的母親，母親的父親，像是一趟母系家族的尋根之旅，我想追尋的是，母親如何成為這樣一個母親。
也是在那一陣子才得知，在阿公開始衰老、不太能出遠門找朋友，開始對很多事情提不起勁時，媽媽為了提振阿公的心情，會定期幫他撥電話給「老同學」們，再把聽筒給阿公，讓阿公跟他們講講話、聊聊天。她曾問過我好幾次，為什麼要不斷讓阿公想起傷心的過往？我知道媽媽會幫阿公打電話這件事情後，才意識到，也許創傷並不是只有一種處理方式。其實她對阿公並不是絕口不提白色恐怖，也並不是試圖否認那段過去──那一次又一次撥通、遞過去的聽筒，正是她幫他處理創傷的一種方式。
那不是漫無目的地回家。之於上一個世代的差異，我想做的，從來就不是如此單一面向的反抗，而是再更進一步，去理解，去創造，去連結。
還記得，當時正值二○二○年總統大選及公投期間。我在日記寫下，什麼世代溝通，不是選前一兩天來個溫情喊話就有用。當時回家一個多月，累積了足夠的「信任指數」後，才敢稍稍開口、欲擒故縱地和媽媽聊起這個話題，不帶著讚揚或批評，只是在那過程中帶她抽絲剝繭，釐清事情。
我想做的，從來不只是簡單歸因，而是我真的想問，「斷裂」究竟何以形成？真的可以如此籠統、同質化、一網打盡所有的「世代差異」嗎？我想看清這些斷裂與差異究竟是什麼。不，遠遠不只這些，也更遠遠不只我們對於那次投票的差異，遠遠不只──斷裂總是裂進壁瓦最深處，你無從層層剝離，也無從用單一事件、時期、因素去解釋。
也許這正是我想寫下前面那些關於我與母親的愛恨糾葛，理性上看起來好像跟阿公的白色恐怖沒有相關的事情。
也許斷裂之所以難解，正是因為它不單單只是世代差異，不單只是受難經驗，不只是經濟因素，它位移過、它變形過，它隨著時間增減過。
有時你根本認不出它的原形與樣貌，它就這麼裂至記憶的最深處，它無所不在。
（未完）
